经典赏读 | 贡布里希：严阵以待的人文学科——大学处于危机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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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85年1月，切斯特举行英国北方教育会议，贡布里希参与此会，并发表演说，题为《严阵以待的人文学科——大学处于危机中》。这位当时已退休的资深“古典传统史教授”，试图结合自己的经历来提醒人们注意，包括艺术史在内的人文学科正陷入困境。
这场演说的讲辞后来收录在贡布里希的《我们时代的话题》一书里。恰逢最近北京大学等高校提出，振兴文科，迫在眉睫，本期我们分上下两篇推送这份讲辞的中译文。
贡布里希
严阵以待的人文学科
——大学处于危机中
贡布里希 撰
李本正 译
范景中 校
我要表达的观点是一种偏袒的外行人的观点。我未在英国受过教育，在学院生涯中获得的关于英国教育制度的零星知识也未超过大学的范围。然而，在讨论高等教育的未来的文章中，我觉得有一种观点很少或从未得到充分有力的表达，而这种观点恰巧是我的观点。它不是我的凭空臆想：将近三十年前，当我初次被授予伦敦大学教职的时候，就遇到了这种观点的完美、系统的表达。我在文件夹中找出合同时很高兴，因为在那儿我发现了我的大学所认为的教师的职责。它写道，教师的职责当时是或一直是“尽其所能通过研究和用其他方法促进其学科的进展”。我想，从法律上讲，我一退休，我的这种职责就终止了，但是大学教师的称号也许是教会法中所称的character indelebilis（永久的印迹）；就像得到任命的牧师，他不能完全摆脱自己的角色。因此，我必须试图尽我所能，“通过研究和用其他方法促进我的学科”——艺术史和观念史，换言之，人文学科——“的进展”。如你们注意到的那样，这个职责除研究外，也包含使用其他手段一一例如，我认为，用这个教育会议促进我的学科的进展。
我将尽可能有说服力地表明，大学教师压倒一切的忠诚将是而且必须是对其学科的忠诚。但我要赶快使诸位放心，这未必意味着遁世或隐入象牙之塔。除非我们教这门学科，否则不能声称正尽我们之所能促进我们学科的进展，因为，假如我们去世或退休了，这门学科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我们的忠诚确实要求我们必须十分关心通过向甘心听从我们的人不但传授知识而且传授研究态度来保证这种进展。正是他们将来必须促进我们学科的进展。
我也不会说这种忠诚只到教室门口为止。这门学科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在同事中最终也在更广阔的范围中获得的尊重。著书、举办讲座、写评论、甚至参加公众的讨论，不应被视为自我促进；它们可以服务于我所概括的最高职责，它们可以吸引人们的兴趣，使人们看到这门学科既不可被曲解，也不可牺牲于其他考虑。过去的几年不仅使我充分认识到这个任务的重要，而且使我充分认识到它的艰巨。
不久前，在一次盛大的公共集会上，我受优待与一位内阁大臣相邻而坐。我当然要无保留地倾诉我的忧虑，但是毫无效果。他简短地回答说，他不明白，别人都被要求做出牺牲时，大学为什么就不应这样做。我不再谈下去了。我知道我不能使他明白这是无稽之谈。被要求做出牺牲的不是大学而是上大学受益的那些人。我们都知道摩洛［Moloch］的名字，那些祭品必须被弄死后供于他的祭坛；他叫作“社会”。在时常发生的学潮中，有一次一名妩媚动人、热情洋溢的姑娘为一家学生报纸来采访我；我提到我的大学纸莎草文献学［papyrology］的一个职位险些被冻结，而这种危险幸而避免了，她认真答道：“可是如果社会不需要纸莎草文献学会怎样呢？”究竟会怎样？无可否认，很难想象社会如何表明它在这类事情中的意愿。通过公民表决？通过特拉法加广场的集会还是通过党派宣言？但是怎么才能使投票者看到这门神秘的学科随时会像它以往那样改变我们文化遗产的状况呢？一部关于政治学的书如果没有注意到在纸莎草上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关于雅典宪法的论文，就和关于欧洲喜剧的描述没有讨论最近译解的居于这个传统源头的伟大剧作家米南德［Menander］的断简残篇一样不完全。
要求我们促进我们学科的进展不是没有理由的。无论好坏，人文学科不是前进就是崩溃。它们和自行车一样，不能站立不动。读到可能不得不放弃教学与研究间联系的论点，十分令人震惊。无论有什么东西对其他学科适用，任何人文学科的课程也是不能委托给急于应考者的补习老师的。不能推进这门学科的人绝不应从事高等教育。就像我的朋友波普－亨尼西［Sir John Pope－Hennessy］很简明说过的那样，学生应该学的是事实［facts］与疑问［doubts］。对于事实，他只需背课本；但是疑问只能由工作于新的知识领域，并重新审查过证据——纸莎草文献学的证据或其他证据一一的人来传达和灌输。因此，驻足不前的学科会沉滞和衰退。历史学家清楚在教育变成死记硬背、新思想得不到赞成的社会所发生的情况。如果希望我们能在窒息人文学科的同时而使科学技术不断地发展，那就太天真了。正如科学技术需要实验室和仪器，人文学科离开其最重要的工具一一图书馆——也不能发挥作用，没有图书馆，我们就不能促进我们学科的进展。对图书馆的预算进行任何削减都必然减慢或者妨碍人文学科的进展。减少工作人员很可能缩短开放时间，或者拖长书籍编目、装订和可供使用者借阅所需要的时间。对购书专款的任何缩减都很可能导致无法弥补的损失。一所图书馆如果停止订阅期刊，忽视新的出版物，那它就像一架缺少了一些键或弦的大钢琴，毫无用处，但是，钢琴也许可以修理，而图书馆的空白却未必能弥补，甚至在贫困时期过后也未必能弥补。它不再能满足学术的需要。
波普－亨尼西
无可否认，并非所有出版物都是健康的精神食粮。我自己就偶尔嘲笑过学术工业和大量不必要的出版物；我也意识到，知识时尚的引力会造成日益增多的时髦废话，它们会从内部威胁人文学科。但是，除非我们想任命图书管理员为书刊审查员，否则我们必须使我们自己成为鉴定人。总让别人告诉我们什么对于我们一一或对于国家一一的教授或学习有益，那就放弃了我们的主要职责。
我欣然承认，教育大臣坚定地倡导历史及其教学。但是，除非我们不仅教授事实而且教授有益的疑问，否则课程很快会降到“1066年之类”的水平，或者更糟，把历史滥用为宣传的工具。毕竟我们知道，明达和批评的态度是我们具有的唯一方法，使我们可以防止这样的危险，这种危险一直威胁并继续威胁着整代整代人的合理的观点，让他们受伪造的历史的毒害。由于同样的原因，当我读到教育大臣在公告中这样特别强调政治史时不太愉快。难道政治思想没有历史吗？艺术与科学或就此而言还有教育本身没有历史吗？在上述这些领域中，附加的时间之维能使我们全面、立体而非单方面地看待所面对的学科。
不要认为这种洞察力的增强，其益处只局限于所谓的名流。我们必须相信，而且确实相信，我们教授或书写的东西将进入我们文明的血流并加快它的脉搏。过去的三十年中，通过宣传媒介进行的传播有了极大增强，尽管它也导致废话的传播和更糟的情况，却使千百万人接触到最新进展。在那些主要传播者中，我仅提一个人就够了：请想一想莫蒂默 · 惠勒爵士［Sir Mortimer Wheeler］和他激发人们对他的学科一一考古学一一的兴趣的技巧。
我知道，倘若不必负担费用的话，谁也不想终止这种好事。但是，问题难就难在这里。我听朋友卡尔 · 波普尔爵士说过，有决定权者必须首先提防其政策的无意后果。诸位会同意，这些后果确实令人担忧。基本事实十分简单：政府希望遏制或缩减用于文科教育的费用，他们用人们频繁引用的说法告诉大学补助金委员会，他们切望看到“向着技术、科学和工程课程和向着其他与职业相关的学习形式的转移”。不难看到，鉴于提供资金的限度，这样的转移只有牺牲别的学科，尤其是文科与社会科学才能实行。
对于这种要求，英国学士院和大学教师协会作出了极好的回答。前者提醒政府，我们不仅需要一个在经济上能够生存的英国，而且需要一个文明的英国；后者哀叹“文科与社会科学对国家做出的贡献的连续贬值”，而这是很正确的。但是我在此不想重复这些论点，因为我看不出它们如何能够获胜。
拿我来说，我相信我们所有忠于人文学科的人都去正视危险会更安全些。毕竟，如约翰逊博士［Dr．Johnson］那句众所周知的话所说，“当一个人知道他过两个星期会被绞死时，会极好地使他的思想集中”。由这种观点看，我认为，对我们来说相信即将来临的处决是适宜的，假如在紧急关头从绞索下或更确切地说从利斧下得到缓刑，那么这样做对我们没有任何害处。
听到我说我们到底应把思想集中到什么事情上，你们不会感到惊讶。甚至在财政危机之时，用我前面援引的话来说，我们也必须“尽我之所能通过研究和用其他方法促进我们学科的进展”。只要我们不放弃忠诚，也许不得不摒弃任何不能为此目的做出贡献的东西。并非我渴望看到有什么东西遭到摒弃。我已很赏识英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尽管对它的某些方面不无挑剔，我都不太相信可以轻而易举地改进它。但是人们告诉我们，最新近的也许是弗劳尔勋爵［Lord Flower］告诉我们，大学将必须是灵活的，而灵活性需要仔细思考孰先孰后的问题。当然，正是在这里我们不可避免地必须面临必要牺牲的问题。在许多世纪中，我们的高等教育制度已发展成精细调准了音调的乐器，对它们提出的一切相抵触的要求都进行了仔细的平衡，不可能轻易地去掉甚至加上什么东西而不严重损害整体。因此，这个制度的任何部分受到威胁，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强烈反对。我们已看到，那些切望让纳税人省些钱的人们手持利斧或大剪刀，从各个方面观看那幢宏伟的大厦，对城市理想部分地皮税的费用、很低的学生职员比率的费用、进行研究需用的东西、任期制度、当然还有学生助学金的支出愤愤不已，使我们对坐在教室中的每个学生的人均费用感到不寒而栗。
我并不主张审查这些打算，也无力证明我怀疑它们常常是谬误的就有道理。我相信我们的主计官们是认真的，不过是在这个词的最坏的意义上，无论通过徒劳的示威游行，还是讲道理的请愿，都未必会削弱他们的决心。因此，大学的每个系都不得不确定他们认为可减少他们预算中的哪个项目对教育过程的损害最小。这件事不能抽象地进行。只能通过超出英国的边界看一下其他国家——不要忘记苏格兰——处理事情的方式来估计这种截肢术的后果。
众所周知，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有一个特征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这个特征是在历史悠久的大学中发展起来的。我指的当然是导师制。遗憾的是，它也是我们的制度中最费钱的特征之一，人们曾采取许多措施削弱它。在此我要像我经常做的那样为我自己的学科进行一下辩护，我认为，我们必须把保留个别指导看作具有高度优先性，至少一旦责成学生参与我们的探索时是这样。但是我们也必须讲究现实，必须承认，这种义务未必是对申请职务的那些人的规定。
在讨论这样重大的题目时，我不想听上去有讽刺的意思，但是我认为，可以表明，在大众心灵中我们的大学据以存在的职能之一可以用人类学术语描述为rite de passage（过渡礼仪）的职能。正如全世界的许多部落在少年经受步入成人社会的令人备受折磨的严峻考验［ordeal］（本义为神明裁判，引申为严峻考验、苦难的经验等义一一译者）之前把他们隔离在特别设计的临时营房中一样，我们也建立了我喜欢称作青年营［youth camp］的东西，把社会某些阶层的青年留在那里并提供房屋，经过一段固定的时期，他们就要经受所谓最后考试的严峻考验。
我没有理由怀疑，成年礼仪在部落社会的生活中发挥真正的功能，我们的青年营也同样如此。除教师与被教者具有密切关系的导师制外，终归没有什么比与同等地位者的接触更重要。我们从同学那里学到的至少和从听课学到的一样多，因此不应揶揄建立学习者团体的想法。但是，从我的学科观点看，十分清楚，这种益处是以很高的代价换来的。不仅维持这些有宿舍、食堂、讲堂和娱乐设施的青年营要耗资，而且它们的花费本身又反作用于教学过程：它对招生、教程长度、成绩评定施加了严格的限制。
我把最后考试称为“严峻考验”，不是因为它们必然令人恐惧，而是因为它们和真正的严峻考验一样，也具有仅此一次性。因为，在其原义中，当然，这个词表示一个决定罪与无罪的方法，即对嫌疑犯进行某种充满危险的身体考验，例如把手浸入沸水，在炽热的犁铧上行走，或缚住手足投入池塘。神会留心使无罪者无损，有罪者现出伤痕。我要赶快承认，我本人参加过最后考试的评阅工作，我从未觉得它的残酷无情或不公允。即使如此，我也觉得它们是不合理的，其原因我也曾提到过，十分简单一一它们在特定的时刻检验考生的知识，而它们必须如此，因为一般说来，他领取助学金的时期一结束，是不能允许继续逗留的。当然，按道理说，如果对于伦勃朗的问题某个考生答得很糟，那么他没有理由不会在几周内了解伦勃朗的大量情况。我们当中那些试图促进这门学科进展的人无疑会喜欢测验而不喜欢最后考试，因为测验，无论驾驶测验还是语言测验，仅仅表示应考者是否合格，我无须告诉你们，在这里和美国的许多教育制度中，在何种程度上使用各种不同形式的测验。我不知道取得学位所需要进行的那些测验有多少是可重复的。
［本文原载于《新美术》，2009年第4期，
第17—21页］
（插图为维特鲁威美术史小组所加，
并非原文插图）
（请看本期下篇）
李本正
译者简介：李本正，1947年出生，现为《天津美术学院学报》副编审。曾参与翻译贡布里希的《艺术与错觉》《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里克特的《希腊艺术手册》，卡尔 · 波普尔的《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走向知识的进化论》《开放的宇宙》，范景中主编的《美术史的形状Ｉ：从瓦萨里到20世纪20年代》，以及卡罗琳 · 冯 · 艾克、爱德华 · 温斯特编的《视觉的探讨》等多部名家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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