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白丁：20世纪初文化科学的知识环境——瓦尔堡的图书馆及一座大学的诞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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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期推送《20世纪初文化科学的知识环境——瓦尔堡的图书馆及一座大学的诞生》的后半部分，此文以两条线索交叉叙事，一条是汉堡大学如何在瓦尔堡等人的推动下筹办起来，另一条是瓦尔堡图书馆如何发展成公共性质的研究院。1919年汉堡大学建成，随后迎来了卡西尔和潘诺夫斯基等学者，他们汇聚在瓦尔堡图书馆。扎克斯尔和宾在保留图书馆原初特色的前提下，调整了其原有的系统，以满足更多人的需要，这无疑促进了文化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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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文化科学的知识环境

——瓦尔堡的图书馆
及一座大学的诞生

范白丁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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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扎克斯尔回忆，瓦尔堡第一次和他谈起将图书馆变成研究院的事是在前往卡尔米尼［Carmine］看马萨乔湿壁画的路上。瓦尔堡心中总是欢迎所有对知识感兴趣的人，无论是学者还是非专业人士都可以使用他的图书和笔记以及他搜集的图片。在精神失常以前，瓦尔堡做过一些讲座，他的研究及图书馆招来了一批追随者。不过那时汉堡的人文研究风气尚处起步阶段，瓦尔堡在汉堡根本找不到学生。汉堡没有大学，市议会也反对创办一所大学的想法，只是办了一个研究殖民问题的研究院。扎克斯尔清楚地记得1914年4月21日的早上，他们一致同意只有依附于图书馆的学术研究机构才能源源不断地吸引来自德国各地和海外的学者，并且还能募集到部分赞助。这样一来，瓦尔堡就能在图书馆中用自己的方式指导年轻学者了。[27]

瓦尔堡家族在1905年组织了一个叫作Conventiculi[28] 的学习会，聚集了一批知识分子商讨筹建大学的相关事务。[29] 1904年瓦尔堡与太太从佛罗伦萨返回汉堡后，同议员梅勒建立了联系，而梅勒作为校董会主席［Oberschulbehörde］也将创办汉堡大学视为自己毕生的目标。瓦尔堡是梅勒最珍重的学术挚友，在后来的岁月中二人合作亲密无间，为大学的各种活动不遗余力地做了许多工作。梅勒曾于1914年和1917年担任汉堡市副市长，1915年、1918年、1919年担任市长，有这样一位市政府一把手做朋友，为瓦尔堡的各种学术构想提供了极大便利。梅勒看出议员们在建立大学这件事情兴趣不大，于是他把重心放在了爱国会那些独立的学术项目上，组织了一系列讲座，瓦尔堡关于丢勒和莱奥纳尔多的研究就是在这里与世人见面的。有趣的是，虽然此时没有大学校园的实体，可这种学术交流形式似乎成了日后大学正式筹建的前奏，一所地下大学无形中在汉堡生根发芽。[30] 对梅勒与瓦尔堡而言，作为大学核心的教学此时已不成问题，他们鉴于汉堡长久以来的慈善传统，考虑脱离代表政府的参议院管辖，成立一所私立大学，就像汉堡其他的文化机构一样。然而当时德国的私立大学数量极少，因为民间资金很难负担大学庞大的开销，更多的都是由政府出资管辖的州立大学。[31]

1904年瓦尔堡将弟弟马克斯也拉入梅勒任主席的那个校董会中，马克斯通过自己在生意场上的人脉又陆续找来了许多财力雄厚的捐款人，比如老同学阿尔弗雷德·拜特［Alfred Beit，1853—1906］是当时世界闻名的“钻石之王”，身家过亿，出生在汉堡犹太银行家族，为人慷慨，本身也是艺术和文化活动的赞助人。一开始梅勒希望拜特能出两千五百万马克以满足办学需要，经过反复磋商，最后拜特许诺了两百万马克，这笔钱为新成立的汉堡科学基金［Hamburg Wissenschaftliche Stiftung］奠定了基础。1907年4月16日，汉堡科学基金在汉堡市政厅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此时他们已为大学事宜筹集了四百万马克，不过还远远不够。[32] 虽然筹建资金比期望的少了许多，不过他们并没有灰心，因为在汉堡所有的公共事业中，很少会出现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的大额捐款，通常靠积少成多来才能募集到足够的数额。最后科学基金会募集的资金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于犹太人，包括瓦尔堡家族的二十五万马克。可以说犹太人对汉堡文化产业的功劳是不可忽视的，巴林就曾表示犹太人是汉堡发展的福音，这个城市需要更多的犹太人。[33]

在商讨建校方案的过程中，瓦尔堡通常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尽量平衡学术热忱与资金顾虑之间的冲突。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人（大多数都是商人）来捐款，他们不得不将实用性纳入大学的教育方向中，并例举汉堡已有的几个研究所来说明学术也能带来经济利益而且有助于汉堡的国际贸易发展。[34] 结果就是首先建立起来的是殖民研究院，并邀请了经济学教授来讲关于国际贸易历史和海事经济相关的课程，这当然不会是瓦尔堡这些人的初衷。面对这样的状况，大学筹建小组中自然有人感到不满，他们更需要大学里设置文科课程并希望瓦尔堡能将汉堡带到正路上去。瓦尔堡站了出来，他邀请了一些熟识的学者到汉堡讲座。在他给弗朗茨·波尔[35]［Franz Boll，1867—1924］的信中我们得知瓦尔堡已安排好了授课时间表，一切都跟正规大学讲座一样，授课时间为两小时，并可以播放幻灯片。瓦尔堡希望波尔的讲座能改善汉堡的学术氛围，而这种氛围正是他们现在推动建立大学的运动所亟需的，同时他还表示自己也忙于各种讲座。[36] 但殖民研究院的建立实际上并没有缓解学者与商人间的冲突，反而加剧了这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商人们认为学术研究院的目的就是要致力于“实际有用”的东西，并且只能为商业服务。[37] 瓦尔堡打心眼里对这种功利到头的教育理念深恶痛绝，他的理想是营造出自我培养的学习氛围。

从加入爱国会，结识梅勒，找来自己的弟弟，共商议办学方针，就教育理念同汉堡科学基金会中的其他成员争执，说服家人为大学捐款，自己不遗余力地举行各种学术讲座到最后图书馆转变为研究院，瓦尔堡似乎觉得自己对汉堡的文化事业有一份天生的责任。贡布里希提到在1912年一月份时，“四十五岁的瓦尔堡再一次面对是否放弃其独立性的抉择。他被邀请到哈雷大学接替戈德施米特的教授席位，后者去了柏林。然而瓦尔堡以‘汉堡的教育状况’——商议建立一所大学——和汉堡参议院为由拒绝了邀请，这其中当然含有瓦尔堡的爱国情怀。这个职位被早前离开瓦尔堡图书馆——由扎克斯尔接替——的威廉·韦措尔特接受了。”[38] 由于种种原因（主要还是资金方面），一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汉堡大学还是没能正式成立，不少当时的积极分子也各奔东西另谋出路。不过瓦尔堡还是守着自己的老家，大概是为了表示对他忠诚的肯定，汉堡参议院授予他教授荣誉——一座还没有落成的大学。[39] 不久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瓦尔堡精神病发作，筹办大学的计划自然被搁置了。

德国一战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倒成了汉堡大学建立的契机。和历史上常见的那些教人卧薪尝胆的经验教训一样，战败让德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德国人将失败的部分原因归结于对外国缺乏必要的知识，而汉堡也意识到自己在面对新的世界格局时应该打开新的视野采取积极的行动。作为德国一直以来的国际港口，战后的汉堡人希望成立一所德国第一个国际性的大学。原来那些支持办大学的人们现在把汉堡大学定位于满足新的经济与政治需要，并且要紧扣国外主题和外语，那时在汉堡可以学到十四种语言。汉堡大学和当年的柏林大学在某些方面有一些类似，都是产生于国家政治失利后自我觉醒的时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消解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在战争中，德国失去了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大学[40] 的师生不得不大规模转移，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青年士兵需要安置。1919年5月28日[41] 汉堡大学正式开门，分为四个院——数学和自然科学、医学院、哲学院、法学以及政治科学院，这几个学院都是在以前已有研究院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在开学典礼上，市长梅勒表示汉堡现在正处于一个新旧交叉的十字路口，学术与教学都享有充分自由，这种自由再加上前进的动力一定能取得新的发展。[42] 汉堡大学当时这种充满希望的欢乐气氛也是整个德国的缩影。

战争期间瓦尔堡饱受精神病折磨，他不得不离开汉堡到别处求医疗养，但从书信中能够看出他仍旧心挂建校事宜直到战争结束。当学校成立时，有人想起了瓦尔堡的圈子和他组织的Conventiculi为大学建立所做的不懈努力，于是在他返回汉堡后授予他二等荣誉奖，倘若开学时瓦尔堡在场的话，也许就不会只得到这样一个安慰奖。[43] 瓦尔堡就像一位无名英雄，满腔热情地为家乡谋划光明前景，可就在即将成功前归隐山间，在人们举杯相庆时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他的存在。不过瓦尔堡寻求学术独立和自由的信念从未消逝，发展汉堡的学术事业以走出普鲁士大学的阴影是他长久以来的愿望，而这也被他认定为这所年轻大学应该具备的核心素质。

一所大学想要获得声誉，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聘请国际知名的教授。于是，在柏林大学崭露头角却又因为“犹太人天窗”无法取得教授席位的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来到汉堡大学，不仅一来就当上了哲学院教授［Ordentliche Professor］，同时还被指定为哲学研讨会［Direktor des Seminars für Philosophie］的主任。[44] 扎克斯尔在为卡西尔写的回忆文章说尽管德国在战争中失败，但四周却弥漫着希望的空气。物质力量的崩溃换来的是对知识领域强烈并且顺理成章的向往，新落成的汉堡大学正是这种氛围的体现，新的学习机构激发起人们的希望，万众一心地想把这座汉萨城市打造为一个学术中心。[45] 这种意愿付诸行动便是选择了卡西尔，汉堡大学作为一所代表魏玛时代民主进取精神的教育机构，兑现了它在此前所宣称的“学术自由”的承诺，这在许多汉堡犹太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46] 卡西尔凭借自己的学术水平很快在汉堡博得声望，他和同事威廉·施特恩[47]［William Stern，1871—1938］成立了康德学会［Kant Gesellschaft，1920—1926］，并且还在成教学院［Volkshochschule］中服务。卡西尔指导了一批日后颇具影响的学者，如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还有瓦尔堡后来的女助手格特鲁德·宾［Gertrud Bing，1892—1964］以及埃德加·温德［Edgar Wind，1900—1971］——他同样也是潘诺夫斯基的学生。卡西尔的家俨然是文化名流的小沙龙，画家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1847—1935］、指挥家奥托·克伦佩勒［Otto Klemperer，1885—1973］以及钢琴演奏家阿图尔·施纳贝尔［Arthur Shnabel，1882—1951］都是那儿的常客。卡西尔俨然汉堡的文化名人，他的公共讲座如同重要的文化活动，一位见证者说他的讲座比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1883—1969］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要好得多。[48] 卡西尔在汉堡知识圈中的重要地位从汉堡大学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主教学楼中最大的阶梯教室就能得到说明。（图1）

图1  汉堡大学主教学楼，2011年

 学者们的研究院 

随着汉堡大学的建立，汉堡不仅一下子迎来了来自德国各地的学生，同时也迎来了像卡西尔和潘诺夫斯基这样满怀抱负的学者。面对新局面，瓦尔堡图书馆不得不考虑要以怎样的面目来接待这些新来的人。图书馆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在主人不在的情况下发展他留下来的知识遗产以满足新教育体系的需要。瓦尔堡家族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他们信任的扎克斯尔，并继续为图书馆提供资金。另外，瓦尔堡家族在美国亲友也于此时伸出援手，帮助正遭受着德国通货膨胀之苦的图书馆。1920年对于潘诺夫斯基和扎克斯尔来说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前者在一个新地方正式拉开了职业生涯的帷幕，后者肩负着保持传统又要着手变革的重任。

图书馆起初本是为了满足瓦尔堡个人的需要，其组成部分也能根据他的兴趣变化而做出调整。然而现在谁也不知道在瑞士接受精神治疗的瓦尔堡何时能够返回，他不在的时间越长就越会让扎克斯尔感到图书馆的现状难以满足需要，必须将瓦尔堡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知识格局发展成为适合公共研究的需要。卡西尔之所以在第一次参观了瓦尔堡图书馆之后就发出“这座图书馆很危险”的感慨正是因为藏书格局太过自我约束［self-restraint］。[49] 任何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跟自己领域相关的材料（例如瓦尔堡对象征表达的关注就与卡西尔的兴趣不谋而合），[50] 这自然让人欣喜，不过也同时让人找不到出去的路，要么你有足够的能力去抗衡这个“怪兽”（甚至连创造它的瓦尔堡本人也无法驯服它），要么老老实实地顺从它。图书馆新进的书刊通常符合整个体系的内在逻辑，但总会有许多在公众看来太过于个人化的多余书籍，而这是一个面向公众的研究院应该要避免的。后来在宾的协助下，扎克斯尔将图书馆原有的系统“正常化”了，新系统相对而言更具有弹性，随时都能不太费事儿地做出调整。1920年时，图书馆藏书大约20000册，但是面向公众的话，显然难以覆盖所有人的兴趣点，一些基础著作和常用的期刊此时也被列入了购书清单。[51] 年轻学子的需求同样被纳入图书馆的考虑之中，当然前提是保证其最初的研究性质。在这方面，大学教师们有着先天的优势，研究哲学的卡西尔、研究艺术史的潘诺夫斯基和保利［Gustav Pauli，1866—1938］，还有研究古典学、拜占庭历史、东方语言等等其他学科的从业人员和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一时间汇聚于此，营造出瓦尔堡当年所期望的学术氛围。在此环境中，瓦尔堡图书馆主编的两套学术期刊——讲座［Vorträge］和研究［Studien］应运而生。[52] 这也标志着从图书馆到研究院的转变在实质上已经完成。然而此时图书馆所有的活动都还是在瓦尔堡1909年购买的老宅中进行，随着读者和图书数量的增加以及缺少讲座厅，对新建筑的需求于是浮出水面。

1926年5月1日新建的图书馆对外开放，毗邻原来的瓦尔堡老宅（老宅是海尔维希大街114号，新馆是116号）（图2a、2b）。现在的图书馆既具有为公众服务的功能，又保持了原来的个人特色。最重要的是通过新藏书室的格局就能清晰地展示出图书馆的系统，并且对旧图书馆熟悉的老读者在新图书馆中还是可以在“老地方”找到自己以前常用的资料。图书馆在参考框架上比原来更大，并且“交叉学科”的特色更加明显，因此约瑟夫·伯尼·特拉普［Joseph Burney Trapp，1925—2005］觉得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图书馆的性质，那就是多样性。[53] 新图书馆与原来的老宅此时共藏书120,000册，新增了阅览室、陈列室、现刊和过刊藏书室、员工办公室、图片收藏部、带浴室的客房、地下还有起居室，当然还有那间著名的讲座厅（图3a、3b、3c），时至今日，它依旧是汉堡大学许多小型讲座和研讨会的举办地。

图2a  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馆，1926年

图2b  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馆，2011年

图3a  瓦尔堡图书馆讲座厅，2011年

图3b  瓦尔堡图书馆楼梯间，2011年

图3c  瓦尔堡图书馆门厅，前方开门处为演讲厅，

2011年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景象：潘诺夫斯基和卡西尔在授课完毕后，相约一同前往位于海尔维希大街上的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馆。进入这座红色砖石盖成的房子后，他们将大衣挂在衣架上，潘诺夫斯基则走进一楼大厅右手边的房间，在那张他专属的桌子（图4）前坐下开始埋头处理昨天遗留的工作；而卡西尔则径直走向大厅后部的楼梯，上到二楼，那里的书籍有关表现的问题和象征的本质，然后继续走到有关人类学和宗教的书架前，旁边则是哲学和科学史的书架。此刻楼下的潘诺夫斯基忽然发现需要核对某条注释中的细节，于是他爬到三楼，在有关艺术表现、理论及其历史的书架中来回翻看着。在他头顶那层是大家都会经常用到的语言和文献书籍，五楼则是有关人类生活的社会形式——历史、法律、民俗等等。据扎克斯尔回忆，一到假期，许许多多这样的学者就会来到图书馆享受阅读的乐趣，[54] 他在写给瓦尔堡的一封信中还提到潘诺夫斯基是来得最勤的一位。[55] 文化科学这时已不仅是瓦尔堡脑海中的一个理念，它通过汉堡大学与图书馆的联动实实在在地融入了这些学者们的生活及其所创建的知识圈中。

图4  潘诺夫斯基在图书馆中的书桌，2011年

[27] Fritz Saxl, “The History of Warburg’s Library”, p. 330.

[28] 这个单词源自拉丁语conventio，字面意思是“人们聚在一起”。该学习会在汉堡各个家族中举行，其中还有人种学博物馆馆长格奥尔格·蒂伦尼乌斯［Georg Thilenius，1868—1937］，他也是一位坚定的大学支持者，后来也是汉堡大学的首任校长。

[29] Emily Jane Levine, Culture, Commerce, and the City: Aby Warburg, Ernst Cassirer, and Erwin Panofsky in Hamburg, 1919-1933, p. 40。此外，瓦尔堡在与爱德华·哈利尔［Eduard Hallier，1866—1959］的通信中还透露在他们的圈子中曾有讲座俱乐部［Gesellige Vereinigung mit Vortagsabenden］的规划，瓦尔堡也是其中一员。哈利尔于1897年成为汉堡爱国会中的一员，在1899年成立的汉堡公共图书馆项目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s, General Correspondence］WIA GC/1645。

[30] 1912年时，这所准大学一共举办了395场讲座，有两百位编外讲师在此讲学。见Werner von Melle, Dreißig Jahre Hamburger Wissenschaft: 1891-1921: Rückblicke und persönliche Erinnerungen, Hamburgische Wissenschafliche Stiftung, 1924; Carl George Heise, Persönliche Erinnerungen on 

Aby Warburg, Eric M. Warburg, 1947。

[31] 关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可参看Charles McClelland, State, Society, and Univeristy in German, 1700-191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32] Emily Jane Levine, Culture, Commerce, and the City: Aby Warburg, Ernst Cassirer, and Erwin Panofsky in Hamburg, 1919-1933, p. 43.

[33] Helga Krohn, Die Juden Hamburg: Die politische, soziale und kulturelle Entwicklung einer jüdischen Grosstadtgemeinde nach der Emanzipation, Hans Christians Verlag, 1974; 还可参看Helga Krohn, Die Juden in Hamburg 1800-1850: Ihre soziale, kuturelle und politische Entwicklung Während der emanzipationszei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67。

[34] 大学支持者们不得不以此作为商人们的切入点来说服他们。比如商业图书馆、航运及热带病研究院、地理研究院、植物学研究院这些机构都是同国际贸易息息相关的“学术”，大学支持者们常用的说辞是：“即便不考虑学生教育这方面，大学也能完成许多满足城市生活的任务。” Wilhelm Weygandt, “Ist die Hamburger Universität ein Wagnis?” in Sonderheft zur Universitätfrage, Die Literarische Gesellschaft, 1918, vol. 4, no. 5。转引自Emily Jane Levine, Culture，第47页。

[35] 波尔是海德堡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他编辑了许多关于克劳迪乌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c. AD 90—c. AD 168］研究及其生平的著作。他同样也是一位占星术研究者，在这一点上与瓦尔堡兴趣一致。著作有《克劳迪乌斯·托勒密研究》［Studien über Claudius Ptolemänus］ (1894)；《天体》［Sphaera］ (1903)；《约翰启示录》［Aus der Offenbarung Johannes］ (1914)；《星穹与占星术：占星术的历史和本质》［Sternglaube und Sterndeutung: Die Geschichte und das Wesen der Astrologie］ (1917)；《文集》［Kleine Schriften］ (1950)。

[36] 瓦尔堡给波尔安排的是一个夏季课程，他还向波尔介绍了扎克斯尔是非常优秀的一名年轻学者。见Aby Warburg to Franz Boll，27/06/1913，WIA GC/5027。

[37] Gustav Schiefler, Eine Hamburgische Kulturgeschichte 1890-1920: Beobachtungen eines Zeitgenossen, Verlag Verein für hamburgische Geschichte, 1985, p. 369。转引自Emily Jane Levine，第49页。

[38] E. H. Gombrich, 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192.

[39] Ibid.

[40] Jürgen Bolland在〈汉堡的大学基础〉［Die Gründung der “Hamburgischen Universität”］一文中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正如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建立会被所有德国人看作是对抗法国的战争中给新帝国最好的奖赏，那么汉堡大学的落成会被看作是在人民在经历了为生活和自由而战后对胜利与和平的庆祝。”收录于Universität Hamburg 1919-1969, Universität Hamburg, 1969, p. 79。

[41] 1919年5月10日举行开学典礼，但是在自由汉萨城市汉堡的官方声明将4月1日定为大学成立的日子。

[42] Emily Jane Levine, Culture, Commerce, and the City: Aby Warburg, Ernst Cassirer, and Erwin Panofsky in Hamburg, 1919-1933, p. 69.

[43] Eric Ziebarth to Aby Warburg，09/08/1919，WIA GC。

[44] 见《汉堡大学授课表》［Hamburgische Universität Verzeichnis 

der Vorlesungen］，Wintersemester 1920/21，第74页。

[45] “It must have been in 1920 that I first met Ernst Cassirer. Although the war had been lost by Germany, the air was full of hope. The collapse of material power had produced a strong and favourable reaction in the intellectual field, and one of the symptims of this was the foundation, in Hamburg – now more anti-mitilitaristic than ever – of a new university. High hopes were entertained for the new institution, which was to be of good standing and to form an intellectual centre for the Hansa city.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was the chair of philosophy, for wich Cassirer had been chosen. The new university elected a man whos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t that time was far greater than the recognition which the older seats of learning had bestowed on him.” Frtiz Saxl, “Ernst Cassirer” in Paul Arthur Schilpp, The Philosophy of Ernst Cassirer,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INC, 1949, p. 47.

[46] 〈汉堡大学〉［Die Universität Hamburg］，收录于Hamburger Familienblatt für die Israelitische Gemeinden Hamburg, Altona, Wandsbeck und Harburg, 31 March, 1919, p. 1。转引自Emily Jane Levine，第91页。但是犹太人在汉堡还是不断地遭受到反闪族主义者的骚扰，详情可参看Emily Jane Levine, Culture, Commerce, and the City: Aby Warburg, Ernst Cassirer, and Erwin Panofsky in Hamburg, 1919-1933, pp. 92-95.

[47] 施特恩是德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性格和智力心理学领域的先锋。他发明了智商［I Intelligenz-Quotient］的概念，后来被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1877—1956］和其他一些研究者发展出了第一个智商测试。

[48] 关于卡西尔在汉堡的生活可参看Max Tau, “Mit Familienanschluss bei Cassirers- Studium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in 

Fremd in der eigenen Stadt: Erinnerungen jüdischer Emigranten aus Hamburg, Junius Verlag GmbH, 1989; Raymond Klibansky, 

Erinnerung an ein Jahrhundert: Gespräche mit Georges Leroux, Insel, 2001。

[49] Frtiz Saxl, “Ernst Cassirer”, p. 48.

[50] 卡西尔发觉瓦尔堡想处理的哲学问题与自己的极其相近，只是他搜集的那些具体的历史材料又实在将人压得喘不过气。卡西尔只在图书馆里参观了一小时，便抓住了瓦尔堡体现在这里的思想精髓。后来当瓦尔堡返回汉堡时，两人像老朋友一般亲密；瓦尔堡佩服卡西尔思路清晰，卡西尔赞叹瓦尔堡对生活和历史的激情。Frtiz Saxl, “Ernst Cassirer”, p. 50。

[51] Fritz Saxl, “The History of Warburg’s Library” in E. H. Gombrich, 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 331.

[52] Dorothea McEwan, “A Tale of One Institute and Two Cities: The Warburg Institute”, p. 29.

[53] Joseph Burney Trapp, “Aby Warburg, His Library, and the Warburg Institute” in Theoretische Geschiedenis, Jaargang 13, nummer 2, 1986, p. 171.

[54] Fritz Saxl, “The History of Warburg’s Library” in E. H. Gombrich, 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 334.

[55] 见Fritz Saxl to Aby Warburg, 18/10/1920，WIA GC/12619。

［原文载于《新美术》，2016年第3期，

第91—98页］

（插图为作者亲摄）

（完）

范白丁

作者简介：范白丁，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史博士，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盖蒂研究中心客座学者，瓦尔堡研究院访问研究员。近来学术关注点为文艺复兴艺术理论、美术史学史以及图像学传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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