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从《傅雷家书》，漫说民国的文人风骨……
1956年9月，傅雷与傅聪在家中交谈。
站在网络，如是看到朋友发一些刘文典、陈独秀、傅雷等等人的风骨文章，我经常倍感失望，忍不住端起一盆冷水……
几次欲泼，几次歇手，唯有一声叹息。
以刘文典、陈独秀之文章藏私的自负、极端，多说无益。
相比之下，倒是傅雷远远看去的背影，颇为哀婉，颇为遗憾，只得小述一二。
傅雷之悲剧，实属我们日常见过的家常故事。
那是一个街坊家的孩子长大成人，自海外镀金学成归来，一片童心化作一片雄心，有了见识却偏不把自己当作外人，于是，热衷抢跑政治风口，最终用力过猛，酿成大错的故事。
这段故事，说来话长。
傅雷幼年丧父，由寡母养育。
由1912年启蒙，至1927年留学法国，傅雷与母亲这段相依为命的日子，并无书上描述那么岁月静好。
和所有寡母幼子故事完全一样，傅雷母亲极为好强，极为强势，比起如今哄传媒体，号称严格教育子女的虎妈的蔡美儿，可谓国产虎妈先驱。
傅雷母亲望子成龙心切，每逢她认为傅雷学习不够努力，不够上进，便会勃然大怒，满面流泪，臭骂不断。
然后，傅雷母亲将吓作一团的傅雷捆成粽子，拳打脚踢，针刺、鞭挞、以头撞墙尚不解气，甚至经常性狂言威胁，要将傅雷点了天灯，沉了池塘。
如是旁边有人相劝，傅雷母亲又或者作出自戕、投缳等等绝命架势，恫吓年幼的傅雷心惊胆战……
如此往事，何堪回首？
傅雷回忆少年时候的母亲，是“只见愁容，不闻笑声”。
此外，傅雷自己还有一句“十六岁尚夏楚不离身”的陈述，则非常说明问题。
经过多年挨打培养，在强势母亲的威压教育之下，16岁的傅雷和所有强势母亲的儿子们一样，纵算看着牛高马大，身体发育强壮有了反抗力气，然而，等到尊长们的“夏楚”挥来，儿子们还是只能乖乖跪好，默默挨打。
这也算是一种国学精神。
一代一代传承，儿子们就终于有了低眉顺眼服从挨打的素质。
我不是教育专家，本不该奢谈教育问题。
1932年，傅雷和表妹朱梅馥结婚。不过，傅雷同样有被曝光的冶游爱好。
不过，在通常情况之下，为强势母亲威压教育培养的孩子，纵算天赋异禀，不过是在某个具体技术层面的学习、工作显得拔尖。因为受早期畸形、变态教育限制，这类孩子自幼精神就没有独立的培育，要想成为真正的大师，确实很难。
傅雷纵算名气极大，实则亦然。
因而，往往有朋友啧啧称赞傅雷先生风骨、才学，我总会转身望远，假装置身度外，而后暗自叹息。
现在流传的很多民国知识界的所谓的风骨，才子，志士等等，他们往往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虚幻文辞包裹着的真实的悲催、失落的记忆。
和郭沫若、吴晗、老舍、刘文典等等一般，傅雷应该也是典型。
早年，傅雷母亲严格教训傅雷，尽其所能所见识，能够灌输的也不过是市井、功利的出人头地的思想。
因而，长年累月拳打脚踢，不过是碰巧了傅雷恰好该出名的机会，因而傅雷成为了外貌光鲜的翻译界大师。
——这样的早期教育纯属碰巧，毫无借鉴意义。
姑且不说傅雷作为民国至今公认的翻译界大师为中国学子们带回来多少法国空想的主义、激情，仅仅旁观傅雷教育他的孩子们，依旧不过是自幼拳打脚踢，按头撞墙，继续灌输一番出人头地，精致生活的国学思想而已。
受过这类教育的孩子，虽然多了文凭和事业，其根基不过是照搬了传说中西北高原放羊的孩子的理想。
放羊，卖羊，赚钱，娶媳妇，生儿子……
然后，养大儿子，让儿子继续放羊，赚钱，娶媳妇……人生犹如国史，周而复始。
能够想象这样的孩子，会拥有自由的、独立的、进步的思想？
因而，我个人在敬重傅雷翻译才学之外，对于各类流传的傅雷其他才华横溢、人品高洁等等风骨故事，仅是同情、理解而已。
至于市面上主要流行的关于《傅雷家书》的正面的、唯美的传说，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文化的炒作，或者文化与商业的妥协。
在诸多文化炒作，或者文化与商业的妥协的傅雷父子很多故事里面，傅聪和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里，少不了傅雷仿效他的母亲，对自己儿子针刺、鞭挞、以头撞墙、拳打脚踢的家教故事。
其实，傅雷父子的关系并没有书上传闻那般有趣，倒是颇似三国的马腾与马超，有着很多难言之隐。
1956年9月，傅雷与傅聪在西湖上坐船游玩。
1954年8月，为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音乐尖子生，傅聪受政府公费派遣波兰学习。1955年在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傅聪获得第三名，成为第一个在国际性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新中国的音乐家。
而后，傅聪由波兰出走英国。
发生在冷战时代和中苏论战大背景下的傅聪出走事件，使得文化名人傅雷必须要为此码字，自证清白。
因而，傅雷有了撰写《傅雷家书》的机会。
可见，《傅雷家书》有着这样极为复杂的背景，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家书，更谈不上是被文人们竞相粉饰的“父母教育孩子，老师和长辈讨论艺术和生活”，以及可以媲美《曾国藩家书》的文卷。
了解这段历史即可发现，金庸评价《傅雷家书》，“是一位中国君子教他的孩子做一个真正的中国君子”，等等如此类似评语，其实不过是文化圈子花花轿子人抬人的传统而已。
至于叶永烈笔下的铁骨傅雷，则更让人恍惚。
看着一度满街流行的《傅雷家书》，甚至摘抄的《傅雷家书》金句，使得这本《傅雷家书》更是有了一种油香油香的心灵鸡汤的滋味……
有的故事，看不得真，更当不得真。
就《傅雷家书》创作动机而言，无非是傅雷在特殊时期，以优美文笔来回叙述着其虚无的情怀，蹒跚抢跑道德高地，而后高高挂起“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的嘹亮的招牌，以图自清、自救而已。
满页都是诚惶诚恐的输诚、讴歌，满页都是对傅聪出走祸及家人的不满、闷怒与警诫。
——真要听了那位文人的推荐，照这本书的金句去学艺术，学人生，无疑是比较尴尬的事情。
《傅雷家书》固然有时代的悲哀，然而，傅雷自己非常清楚，自己撰写家书，未必就是为了和儿子探讨艺术和生活真谛，或者，专门教儿子当一个中国的君子。但是，他还是选择了让文字匍匐，这本身就非常不太“风骨”。
傅雷积极写作《傅雷家书》，无非是积极、主动地寻求一次自清、自救的机会。
傅雷并非关在书房的呆子。
早在1950年代之前，傅雷正是靠着一次又一次的积极、主动自救，这才走出了他所遇到的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泥潭。
傅雷留学法国归来，正逢中国处在抗战前后的思想、文化、教育、新闻等等方面的非常宽松的特定时期，于是，傅雷审时度势，撰写文艺评论。
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传播、打榜、拼点赞、流量的时代。
因而，当时的无论传统字画、美术、文学、电影等等作者们，除却像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等成名成家的少数实力大佬之外，绝大多数艺术家，尤其新新艺术家，都很需要、借势傅雷的评论文章以拉动市场人气。
文艺和文化评论供不应求，傅雷日愈火爆。
客观而言，傅雷撰写这类评论文章，既然以拉动人气为主，自然就侧重于市场和消费，不可能到达现在文人回忆文章描述的那个纯粹的、审美的、艺术的层面。
相传，傅雷为才出道的张爱玲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等到张爱玲红了，二人却为种种现实原因翻脸，多少总有一些小说、小说评论与人气、市场之间充满烟火气息的蹊跷。
傅雷是张爱玲成名的重要推手，等到张爱玲成名，两人交恶，张爱玲索性写了《殷宝滟送花楼会》，除了人物化名，公开了傅雷与成家榴私情，一时八卦哗然。
不过，傅雷毕竟留学巴黎三年，练成了将巴黎风格的文化、文艺批评文稿、翻译文稿及欧洲文化、文艺批评元素融会贯通于国产传统字画、美术、文学、电影等等作品的真功夫。
因而，相比传统老套的评论，傅雷评论文章以文笔独有所见，文风飘洒纵情，文章隐隐散发着醇正的巴黎风情，这对立足市井，却又向往阳春白雪的小资消费者而言，自然是可爱可亲的文章。
——偶尔一想，如是傅雷在今天来写公众号文章，结果如何？
闲话。
傅雷成名以后，相继出版了他的翻译作品《约翰·克里斯朵夫》、《贝多芬传》、《高老头》等等，稿费丰厚又无需缴纳原著者版权费用，大赚纯赚之下，傅雷也就和当时其他左翼文人大佬一样，稳稳当当过上了吃香喝辣的好日子。
做完饱暖之后一个男人应该做的事情，便到了抗战胜利前后。正是这段时间，谙熟欧洲文化、文艺批评的傅雷驾轻就熟，将评论方向由文艺、文化评论转向了时评、政论。
傅雷投身左翼文人写作阵营，满怀激情撰写了较多的各款批评国民政府的政论杂文，并且在1945年12月，同马叙伦、王绍鏊等人联手，发起组建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作为民进组织的创办者和领导者之一，傅雷无疑是事实上的政治人物。
在那个极为特殊的勾心斗角的时代，民进人员主要集中在文化、文艺界、以及出版、教育等方面，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极为特殊的勾心斗角的集群。
混在其间，傅雷靠着长期写文艺品论锻炼出来的犀利文笔，一旦转向政论杂文，全然牛刀杀鸡架势，几篇杂文发表，飙升文坛，名声渐长。
不过，傅雷成名迅速，根底却很单薄，其人脉、人缘、资格等等，终究远远不如民进大佬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等人。
于是，等到民进组织大功告成，傅雷也就顺其自然地被逐渐淡出了民进核心圈层。
傅雷内心如何想法，不得而知。
但是，从傅雷后来坚定拒绝承认自己与民进曾经的关系，以及当时傅雷写的政论杂文频繁与左翼的文人画家们的作品对撞来看，傅雷与民进多多少少还是起了一些波澜。
1947年2月，傅雷终于在左翼文人圈子里激起风暴。
当时，傅雷从国外报纸读到了苏军在抗战胜利后进入东北的相关新闻，又读到了斯诺撰写的访苏见闻《为什么我们不了解俄国》、《俄国人怎样看法》、《史太林需要和平》等三篇主题文章，一时唏嘘，提笔就为斯诺系列文章写了译序。
傅雷写作这篇译序，并没有站在民进组织的政治立场。
傅雷在译序里列举苏联在东北胡来的事实，对苏联的国家主义提出了批评。
同时，傅雷对国内知识界的被苏联和美国对华关系激起的两种极端态度，批评更重：
“到现在还有人觉得中国只能有两种人。
不是亲苏，便是亲美；反苏的必亲美，必近乎反动，甚至就是国民党的尾巴。
正如国民党右派认为亲苏的必反美，必近乎异党奸匪，或竟是共产党的尾巴。
他们都不能想象另一种人，抱住了自己的良心，不问对方是谁，只问客观的事实；既不亲苏也不亲美，既不反苏也不反美，但谁损害了他们的国家的利益就反对。
在这样的左右夹攻之下，真正的舆论就难以建立，而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日子也愈加渺不可期了”。
傅雷与夫人朱梅馥。
在1947年4月24日、25日，傅雷这篇译序以《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为题，连续2日，刊发在上海的《文汇报》。
随即，这篇文章引起了上海的政治、文化、教育界的极大震动。
当时，解放军在国共内战已经取得战略性优势，上海的文人情绪高涨，各自抱团革命，组建社团，组织散步，撰写文章，毫不掩饰自己观点，舆论已经到了公开针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各种弊政的程度。
在当时，亲苏反美已经成为上海文人圈子里的共识。
因此，《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发表之后，上海的政治、文化、教育界的诸多左翼组织，以及民进组织等等，都组织了各自的枪手，准备各类诛心杂文，投枪匕首，对傅雷进行反击。
——这一事件即可侧见，上海后来能够变成文革的次中心，确有其深厚文化基础。
左翼文人们反击之激烈，认定了傅雷“亲帝反苏”，民进大佬周建人更是冲锋在前，评论傅雷是“对于苏联用心指摘，对于美国则事事曲谅”……
傅雷见识到左翼文风之剽悍，批判之犀利，不禁胆怯、震惊。
以往，傅雷撰写杂文，由文艺批评转向时政杂文，一直以来都是走的左翼文风，与左翼同好们一起拉风，一起搏名，同气连枝，顺风顺水。
如今，傅雷写了一篇稍微反向批评苏联在东北胡来的杂文，顿然遭遇漫天批评，他自幼为强势母亲塑造的脆弱玻璃心乍遇一片骂声，恍惚间，不免破碎一地。
于是，傅雷自闭书房，放下身段，低眉顺眼写了多篇文章自证清白，积极、主动以满腔真情证明一个事实，实现自救：
“傅雷如是亲帝反苏的反动派，为什么会翻译、介绍亲苏的斯诺的文章？”
然而，胜利在即，绝大多数文人急欲建功，平常难得揪住辫子，因而傅雷反复码字，自证清白之余，除却换来更多辱骂文章，自救效果很不明显。
骂战持续到1948年早春，最终，傅雷心虚胆战，不堪其扰，索性卖了上海市内的房子和南汇乡下的地产，携妇将雏，离开上海，远往昆明定居去了。
新旧中国鼎革之际，傅雷留在了大陆。
等到1950年代再回到上海，早有斗争与运动经验的傅雷再遇“反右”，即能吸取教训，敏锐发觉风向，率先起笔，针对《文汇报》社长兼总编徐铸成，早期地下党及人大教授葛佩琦等等老友、故交，连续写作发表多篇“愤怒揭批”文章。
也正是如此主动参与了反右运动和对老友的揭批，傅雷得到片刻的、苟且的安全。
——这时的傅雷其实和铁骨、风骨等等词汇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然而，反右之后有四清爱国，四清之后有文革，运动连环相接，此起彼伏，如傅雷这样自负才学，自认“铮友”，写家书也不望备注说明自己是与周总关系极好的人，在运动中沦落底层，迷失了方向，纯属非常顺其自然的事情。
抵抗运动，他将被运动碾碎；支持运动，他却投效无门，同样难以幸免于难。
——否则，如果老天会给傅雷一个机会，以当时文人的天赋，傅雷可能同样可以写出相当于郭沫若水平的文字。
无疑，这是最为可悲的想象。
后来，等到更为猛烈的文革到来，本来就四顾茫然的傅雷最后能够选择的道路，也就剩下唯一的不归途了。
1964年，傅雷夫妇在书房。
傅雷夫妇之死，确实非常惨烈。
然而，傅雷夫妇之死除却投射了时代的悲哀的阴影之外，还有更多斑驳、杂乱的影子，同样值得反思。
后来，傅雷次子傅敏回忆，他在北京收到舅舅致电父母双亡的消息，“其实心里面并不很惊讶” ，傅敏极为感慨地说：
“我一直觉得，红卫兵三天三夜的抄家，只是导火线。
最重要的是，他之前已经感到自己没有价值了。”
没有价值了，便是出人头地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无疑，最近多年，文化的商人们将傅雷和《傅雷家书》推到一个“完人”与文化图腾的高度，便是对如今的人们，尤其立足市井，却又向往阳春白雪的小资情调的读者们的一种调侃。
傅雷是一个翻译家。
然而，傅雷确实不是能够为后人留下更多的自由的、独立的思想的大家、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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