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杨虎城囚禁详考
于右任（前排右1）和杨虎城（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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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2日，杨虎城在前西北军资深地下党及西安绥靖公署参谋处少将处长、原第177师副师长王根僧的随同下，按照国民政府军委会命令，抵达汉口。
而后，戴笠亲自陪同杨虎城乘飞机去了南昌。
（本文接杨虎城被捕详考）
到达南昌，杨虎城被安排在二纬路一号戴笠在南昌的办公处所。
王根僧颇有地下工作经验，在旅途及住所留意观察，发现周遭宪兵、便衣密布。
于是，王根僧决意试探，遂携一套换洗衣物及毛巾、肥皂，佯装外出洗浴作为试探。
果然，王根僧走到门口，即被卫兵阻拦。
王根僧即刻将情况报告杨虎城。杨虎城得知自己被软禁，不由长叹一声，默默无语。
当时，正值南京会战期间，一年前与西安事变关联各部如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等，正在整编进入抗战国军序列，各自预备东进抗战。
军队之外，其余政界、学界、传媒界各色人等也忙着抗日救亡，撤退迁徙，谁也没有抽出空来注意到军统在南昌软禁了杨虎城。
现在再看，军统软禁杨虎城，而不是手起刀落直接刺杀方振武，或者军法审判、枪毙吉鸿昌，可见，当时蒋介石和戴笠并没有明确处置杨虎城的设想。
军统之所以软禁杨虎城，大致因为杨虎城在欧洲自作主张，三天两头闹出太大的动静，波及中苏外交、国共合作等等诸多敏感时政。
尤其，杨虎城多次高调宣布访问苏联，声称他对原第17路军的影响，更是让中苏外交人员和接受国军改编的原第17路军将领们颇感为难。
同时，杨虎城被软禁正值淞沪激战，日军跨越制令线进犯南京期间，蒋介石军务之忙、压力之大，必然不可能顾及和亲自部属处置杨虎城事项。
这时杨虎城在南昌二纬路一号戴笠办公处所被软禁，可能真算不上真正意义的软禁，而像是军委会临时对杨虎城的一种约束性控制。
暂时约束，防止杨虎城回国后一如旅欧期间那般乱跑、乱说。
显然，蒋介石和戴笠均无明确的拘禁杨虎城的计划。戴笠本人则在匆忙安排软禁或者约束性控制杨虎城的当日，乘坐飞机离开了南昌。
他留下了军统原定前往敌后工作的李家杰任警卫队队长。
满怀激情，一心准备上战场打鬼子的李家杰，说来还是军统少有的军事专业人员而非特工专业人员，时任军统特警科军事股股长。
让这位军统急需且少有的军事人才临时受命担任警卫队长，显然，戴笠并非有长久囚杨之计。
杨虎城在通电退职出国后。
戴笠明确李家杰职责是，明里警卫，暗里监视。
甚至于这支明明承担监押、看守杨虎城的队伍被称为警卫队，也是颇为考究。
警卫队对外要维持杨虎城闭门思过，随时可以启用的场面。对内实则是防止杨虎城逃跑或自杀，以及保密、不得泄露相关软禁杨虎城的消息。
警卫队由杭州警校特训班毕业生，南京警察厅特警科等单位临时选调人员编成，而非很多史料记载戴笠在之前，军统就已经准备妥善。
暂时软禁，无非控制麻烦。
在最初软禁杨虎城期间，戴笠数次飞抵南昌公务，总会抽空与杨虎城闲聊密谈，涉及话题内容多是西北军政民情。
很多文史资料记载戴笠是诱捕杨虎城的主要策划人。当时，戴笠既要向杨虎城解释军统软禁理由，又为杨虎城解决生活不便，与杨虎城关系维持颇为融洽。
杨虎城出身刀客，属于布衣造反，行伍出身的军阀。
成势之前后，他经验人情，多经风浪，跑遍江湖，不可谓不老道。
回到国内，他尚未来得及返回西北即被软禁，东山再起已成泡影，他也就索性定下心来，接受了现实。
12月20日，南京会战趋于尾声，日军战机开始空袭南昌市区。
这时，戴笠报请蒋介石后，把杨虎城转移到梅岭，住在江西省主席熊式辉的别墅。
内卫依然是李家杰警卫队，外围则增加了宪兵一个排负责警卫。
杨虎城、谢葆贞及其子杨拯中。
宪兵的介入无疑是一个信号。
蒋介石也好，军统也罢，未经正规的军事或者民事的司法程序，在战争的空隙，已经开始着手处理软禁杨虎城这一现实。
不过，随着南京陷落，蒋先生忙于筹划徐州战事、武汉会战等全面抗战，戴笠则忙于部署军统潜伏及情报工作，两人均不再过问杨虎城案。
抗战初期，局势危急，日军空袭频繁，杨虎城羁押地点也一换再换。
南京会战结束，杨虎城即由宪兵、军统押送，从浙赣铁路乘专车经株州到长沙，先后在长沙东郊朱家花园、益阳桃花坪等地软禁。
彼时，原陕西政府和原17路军调整、整编之后，人事变化很大，更要专注抗战救亡，每次更换羁押地点，杨虎城也就自知获释脱困的希望便熄灭一点。
不仅是杨虎城为此灰心丧气，当时抽调组成的警卫队的年轻人在得知自己原来是警卫杨虎城，人心也开始涣散起来。
警卫队很多人忙着奔走关系，申请调离。
时间不长，这支警卫队由最初的五十人左右，变成十来人。
尤其毕业于中央军校炮科的李家杰，自负学得炮科专业军事，如今却只能眼红同学带兵打仗，自己不疼不痒干着莫名其妙的差事，对于现状更是不满。
1938年1月，戴笠指示将杨虎城羁押点转移到湖南省桃源县城外吴家大屋。
为此，他专门召见李家杰询问杨虎城近况。
李家杰怨声不断，戴笠只好抚慰应许尽快调离李家杰。
1938年3月，李家杰率队按戴笠指示，将杨虎城转移到吴家大屋时。
这次转移，同样早被软禁的杨夫人谢葆贞、儿子杨拯中也由军统转来，和杨虎城团聚。
至此，随杨虎城发起西安事变和旅欧的心腹，如杨明轩、胡希仲、亢维恪、米暂沉、周梵百等人，已经全部散去。
杨虎城后来再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
只是杨虎城没想到的是，这些人追随他身边的心腹，在离开了他之后，后来历经周折，几乎都有了各自的非凡的事业和成就，过上了挺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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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家大屋，远离抗战，也远离中心城市。
在软禁或约束性控制杨虎城数月之后，军政、民间对此状况并无不适，军统索性也就变软禁为拘禁。
这次决定，由戴笠转报蒋先生一纸电文，似乎可以看出倪端：
张杨情况就表现观，杨仍好谈外交及政治；张则兴致所致对政治也多议论，张之情绪较佳，杨不免苦闷，而杨妻近似稍患神经但无妨。
就此，杨虎城与妻儿团聚，却终于迎来了漫长的苦难岁月。
武汉会战后，抗战局势相对稳定，西安事变两个主角也就开始他们各自不同的抗战岁月。
张学良为东北军阀二代，东北军少帅，家大业大，当权时着意结交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失势时也坐享家财和部署孝敬，更是四处打点，宽松环境。
是以，诸多和张学良私交甚好的要员、权贵，宋子文、张群等，甚至包括戴笠，如是方便，经常探望张学良。
何况，张学良被羁押，正好忙着和赵四厮混、逍遥度日。
——青春年少，坐享美好时光，正好摆脱丢东北、丢热河的心理包袱。
是以，张学良虽然生活稍嫌清苦，实则是乐不思蜀的神仙美眷的逍遥日子。
他阔少爷身份，花不完的金钱，出手大方。
军统特务见到张学良无不堆满笑脸，认为看押张学良实为肥缺。
但是，杨虎城的日子确是每况愈下。
当时，杨虎城被秘密羁押的消息已经不是秘密。
让杨虎城倍感失望的是，张、杨二人在西安事变后，多被军政要员、社会名流视为“军阀”，“胡来”。
国内军政、文化、教育等各界舆论对他回国即被政府拘禁，似乎波澜不惊。
失去军队和地盘的军阀，其境况犹如去爪拔牙的老虎。
曾经炙手可热，坐大一方的诸侯，如今，为人忽视，不过草芥。
——杨虎城心里悲苦，可想而知。
杨虎城出身刀客，属于西北道上打闷棍二代，算是草根逆袭，登顶当上的第17路军总指挥、陆军二级上将，陕西省主席。
然而，杨虎城起家以来，数次倒戈西北军教父冯玉祥，背叛疏离西北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权顷一时。
但是，杨虎城除却西安事变得罪民国军政要员以外，对民国军政要员却少有交情积累。
正在对部属训话的杨虎城。
随着国共合作抗战和西安事变尘埃落地，当时在西安事变时躲在张学良身后的杨虎城更为清晰地被民国军委会、东北军、原17路军等高级将领们认识。
尤其在西安事变期间，杨虎城既与张学良为善后放蒋发生激烈分歧，在张学良被扣南京之后，杨虎城深度牵涉东北军的"二·二"事件，以及原17路军被改编使得西北军高级将领人心失散，诸多原因，都使得坐困斗室的杨虎城只能独坐囚房，当了孤家寡人。
在旅欧期间，杨虎城另辟蹊径，独断联系欧洲国际组织、莫斯科以及欧美媒体，草率代言民国政府和中国革命，更是把自己推到了中苏友好和国共合作的对立方。
牵涉如此敏感，自然少有人问津。
查看史料可知，杨虎城被拘禁期间，几无故友、旧交造访。
西安事变不到三年，杨虎城已经为人们淡忘。
这时候的羁押并非最初软禁，杨虎城稍微犯规，才上岗小警卫也会大声呵斥，而杨虎城在唯唯诺诺间，将军威仪早已荡然无存。
在转移杨虎城往贵州息烽的前晚，军统曾经枪杀被囚禁的20余人，受密集枪声、惨叫声惊吓，杨虎城一夜无眠，抱着杨拯中哀声不断。
1939年4月，杨虎城羁押点迁至贵州息烽。
这次转移，实为蒋介石和戴笠对羁押杨虎城态度的转折。
息烽集中营是战前南京陆军监狱改建，息烽集中营15公里范围内，修筑有警戒哨所和碉堡，是军委会和军统在战时羁押重要军队犯罪的羁押区。
这里，羁押过比较出名的军人包括叶挺、黄显声等人。
监禁有不少共党要人，包括后来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官兵。以及军统在军内逮捕的国军其他投敌、动摇、违纪人员，等等。
羁押点转移到息烽，给杨虎城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
后来，再得到与戴笠面晤时，杨虎城当即恳请戴笠，要求尽快结案，更要求调离息烽集中营。
戴笠答应了杨虎城的要求。
很快，军统以保密、防空袭为由，专门安排杨虎城一家迁移到息烽更郊外的玄天洞道观。由李家杰警卫队仅有12人担任内卫，宪兵40余人为中层警戒，军委会特务4团派出1个连担任外围警卫。
这时，国共摩擦加剧，可能念及西安事变前因，军统方面对杨虎城态度立转自下。
警卫队更名为特务队。
此刻的杨虎城已经不再是宽松的软禁式羁押了。
玄天洞，是贵州特有的喀斯特地形形成的天然岩洞。风景虽然美妙，但是环境潮湿、阴暗，极不适应人居。
这里远离城市，交通不便，给养难于采办，靠着一台小功率发电机发电，因为缺油，频繁停电。
杨虎城被羁押的玄天洞。
几天风景看完，接下来就得面对现实。
玄天洞生活环境的恶劣，不仅使得杨虎城一家，更使得看押他们，随他们一起迁来的年轻的军统警卫们，心情随之恶劣。
于是，互相刺激、伤害，成为杨虎城一家和军统警卫们借以消磨时光的唯一内容。
杨虎城每次提出散步，几乎都会被李家杰拒绝。
杨虎城见状往往低声叹息，默默走回洞里。而杨夫人谢葆贞性格刚强，总会据理力争，然而每次都是争而无果。
其实，双方的分歧与矛盾，完全局限在鸡毛蒜皮的生活片段。
杨虎城似乎理解了现实，主动提出用随身带的美金投资改善住房、伙食。这才换来李家杰和他的特务队警卫们有了短暂的和气。
狼多肉少，很快，杨虎城少得可怜的美金用得一干二净。
于是，李家杰和他的特务队警卫们随即翻脸，玄天洞短暂的和气又被刻薄、暴戾的气氛替代。
困守贵州息烽山穷水尽的荒郊野外，三年不得家乡消息，不得升迁，生活尤其清苦、不便，李家杰和特务队警卫们甚至自己种菜、养鸡，聊以改善生活。
如此状况，可见不仅是杨虎城一家清苦，李家杰等人牢骚满怀，可想而知。
1939年底，谢葆贞生下儿子杨拯黔，九天后夭亡。
1941年2月，生下女儿杨拯贵，杨夫人体虚多病，杨虎城温言委托，这才求得一个农妇来带养孩子。
当时，驻守息烽的军委会特务张团长，以“长命富贵”银牌贺喜。银牌背面刻着“杨先生女公子双月纪念，张止戈”。
便是这个女孩，后来年方8岁时，即被军统特务残忍杀害。
生活越发困难，杨夫人产后脾气更加暴躁，曾经因为饭菜太差，抄起饭碗连汤带水，劈头盖脸砸了李家杰。
为些许生活上的鸡毛蒜皮，双方矛盾更加激化。
李家杰每每吵架，都是以“陪你们到这里受罪”起头，随时随地和谢葆贞对骂，或者其他内卫也话语刺激谢葆贞，骂战连连。
——双方骂的，实则再无主义，唯有生活点滴、鸡毛蒜皮、柴米油盐。
这时，杨虎城往往只能好言好语，两边劝慰。
——假设，杨虎城身边如张学良一般，有用不完的美金，他的生活情况肯定不会如此糟糕。
杨虎城夫妇。
而此刻，诸如孙蔚如、柳彦彪、武士敏、王劲哉、赵寿山、李兴中、孔从周等等十七路军杨氏部下，当年随老资格在陕西当刀客，在西安搞兵变，如念及刀客义气，提携旧情，委托军统给点经费，原本非常自然的事情。
有钱了，杨虎城本可以改善生活，也可以用钱收买一下军统底层警卫的照顾、尊重，从而过一把张学良的好日子。
当时，同羁息烽的黄显声将军，就有部下死忠乘车前来武力营救。
这些义气包天的东北大兵和警卫部队对峙，曾经震惊重庆。
后来黄显声向部下喊话，表示要堂堂正正出狱。他的忠心耿耿的部下才洒泪离去。
如此一比，无论杨虎城，或者西北军原第十七路军若干大佬，均让人感到不可理喻。
在很多史料记载杨虎城当时生活艰苦，但是没有一份资料显示，他的亲朋故交有人愿意周济一块银元。
人走茶凉，世故如此。
因为生活的艰苦和极端的贫穷，杨夫人谢葆贞几乎随时随地为了生活细节而与李家杰特务队的看守们争吵。
在战争、政治的挤压下，昨天高高在上的军阀夫妻，与看似光鲜的军统特工，实则都是沦落在世界的底层。
他们骂着人们难以理喻，难以描述的脏话，互相伤害。
军统看守人多势众，群起攻击，以“疯婆子”辱骂、刺激，最终抢占骂战上风，使得谢葆贞情绪崩溃，完全失控。
随后，李家杰以此借口，强令谢葆贞和杨虎城分居，而此刻备受委屈的杨虎城忍无可忍，但也是只能好话说尽，唯唯诺诺而已。
在杨虎城羁押玄天洞的数年，没有资料提及他为生活、为妻子、为孩子，有一次男人一般的抗争。
反之，为丈夫、为孩子、为自己，每次与军统看守抗争的都是谢葆贞。
抛开政治、主义等词汇，谢葆贞为妻为母如此，确实让人敬重。
相比之下，杨虎城逆来顺受，确实不如谢葆贞太多。
失去丈夫的保护，面对社会底层的军统看守，谢葆贞纵然刚烈，换回来的不过是更极端的刺激。
长期监禁的压抑，杨夫人终于忧郁，精神失常。
她每见看守，立刻开骂。而看守也绝不会认为谢葆贞患病而稍微礼让。双方骂得天昏地暗。
杨虎城屡屡恳求医治，却因缺医少药，无法可施。
后来，因为长期饮用喀斯特渗透的山泉水，杨虎城患上严重的胆结石，经常发作，痛苦不堪。
而这时杨夫人精神失常，时好时坏，再也无法照料丈夫和孩子，生活越发痛苦。
这个家庭，在苦难中步入绝境。
1936年，杨夫人谢葆贞与杨家孩子们（左起）杨拯美、杨拯中、杨拯汉、杨拯英。
戴笠在周养浩报告后，允许将监禁息烽集中营的杨虎城副官阎明、勤务兵张醒民等人移囚玄天洞，以照料杨虎城夫妇生活。
——阎明、张醒民都属于杨虎城身边地位低下，却又极为忠心的随员。
他们最初被软禁，然而，随着软禁时间一长，随着他们知道杨虎城案细节越多，自己也就随之变成了重要目标。
后来，二人随杨虎城前后死难。
1942年，戴笠视察息烽专门去看望杨虎城。
杨虎城对李家杰尤感痛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再度请求戴笠换人。
戴笠深感杨虎城、李家杰数年不易，即在回到重庆后，改派龚国彦替换李家杰任队长，以原特务队医官张静甫兼任副队长。
调阎明、张醒民到杨虎城身边，为杨虎城专门安排生活津贴，实则可见戴笠在底线上还是保持着对杨虎城的重视。
戴笠对杨虎城，其实不像沈醉等人回忆录描述那般刻薄。
然而，虽然戴笠有所关照，随着羁押日长，已经沦为被囚禁的小人物的杨虎城境况更是不堪。
曾经，正逢冬季，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奉命查看杨虎城被羁押状况，目睹杨虎城仅一身冬装，并无二套可换。
杨虎城自述牙疼，军统为之安排的牙医诊治。
牙医后来回忆，堂堂前十七路军总指挥，这时身体臭、胡须乱、衣服脏，老眼昏花，疾病缠身，再无将军形象。
他们的笔下，杨虎城处境极为可怜。
其实，也就在这一阶段，张学良也羁押在杨虎城附近。
不过，同在抗战最艰苦阶段，相比杨虎城的难堪境况，张学良虽然清苦，倒也佳人陪伴。
财力雄厚打点四周，一众看守前呼后拥，少帅脾气发作，随手砸了饭碗，打烂家具，四周警卫、看守等都得小心赔笑。
少帅高品质生活照旧不变。
1946年4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贵阳市黔灵公园会见张学良。
彼时，张学良目睹蒋介石领导抗战胜利，使中国进入联合国四强，万分感怀。
两人会晤说些什么，不得而知。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张学良为自己利益，既然有在奉天黑枪打死杨宇霆，在西安闷棍袭击蒋介石等等前科。眼见蒋先生威望如日中天，为洗清自己清白，不妨卖一下杨虎城，大可下得了决心。
会晤后不久，张学良被押往重庆歌乐山戴公馆。
再后，张学良迁台湾——众人所知，不做赘述。
随后，国共开始谈判。
杨虎城并没有被军统控制、断绝了解外界讯息，因而每次看到国共谈判消息，杨虎城尤其心潮澎湃，联想翩翩。
可是，他望眼欲穿，却并没有等到社会各方鼎力营救自己的消息。
当年于右任等保荐杨虎城为陕西省府主席，为十七路军总指挥，也正是他们的保荐，使得蒋先生在发生西安事变后叫苦不迭：
张汉卿年轻，但杨虎城是于先生的部下，竟能出此，实出我之所料。
于右任为之懊恼，自责，虽然多次念及旧情，但是再要保荐，却愧对同僚好友，几番犹豫，终无底气。
于右任没有开口，所以，在国共和谈的一团和气之中，自然就更没有人为杨虎城说话。
放杨舆论微弱，倒是叶挺等人得到释放。
被挤压在重庆谈判与十年前的西安事变之间，极为敏感的杨虎城浑如钻进风箱。
1946年夏天，军统将设在息烽的主要单位迁往重庆。
杨虎城一家及副官阎明、勤务兵张醒民等人同在回重庆之列。
软禁、拘禁九年，听说要回重庆，杨虎城早已被磨砺得麻木的内心顿然浮起一丝希望。
到了重庆，杨虎城被监禁在歌乐山下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的一座平房内，终日唉声叹息、郁郁寡欢之外，杨虎城身体消瘦，意兴萧索，再也不能找回当年坐镇西安的那般军阀风光了。
人生，诚如杜月笙自嘲尿壶一般。
曾经叱咤风云的杨虎城被辗转拘押，未经过军事、民法等司法程序，即被长年囚禁，久经困顿，心灰意冷，曾经辉煌的人生早已被时代藏在黑暗的床脚。
抗战胜利了，国共正在和谈，举国军民对未来充满希望。
而这时，杨虎城却只能身居囚室，望天无语，默默等待着他的人生至暗、至惨的时刻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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