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文华│生存分析与真理意识——在方法意识与思想本身之间行走

摘　要：如何不通过信仰而“经验”和“言说”存在是推动近代哲学发展的内在动机，在这个动机的推动下，方法和知识成为思想家们争执的中心场地。其间存在着的诸多殊异只是出于理性立场的“家族之争”，而非理性与存在孰先孰后的本质争论。克尔凯郭尔提出的生存问题通过时刻概念给出一种迥异于理性分析方法的生存分析方法。这种直面存在的哲学分析方法既是对生存之自身存在的分析和言说，亦由存在自身的发生和运行推动而进入和言说存在本身；同样，它既是对自身之真理意识和逻辑意识的分析和言说，亦是进入文本和事物本身的内在契机。可以说，在克尔凯郭尔之后，同时也在“现象学－存在论”的视域中，生存以及生存分析，发生于超越性的存在空间，同时也发生于最本己而切身的存在空间；它是理性的知识性的建构时代之后，思想尚有可能、尚有意义的关键契机；亦是进入汉语经典、重塑汉语经典的一把钥匙。

作者简介

尚文华，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11期

      思想是关于存在本身的“事情”，它能够超出自身进入存在并与存在共属一体，这就是真理这个词所指称的基本意义。就此而言，真理的道路(即其在时间中的发生和运行)本就是思想的道路和存在的道路。如何进入这条道路乃是思想首先的任务——如果这一点保证不了，它可能就偏离了存在或真理本身。因此，思想如何切中真理(其实也是回到存在自身的意义)就成了检验其能否作为自身而立的关键。这种“如何切中”乃是一种方法意识。因此，于思想而言，方法首先不是什么科学方法论，以及其他关于“什么”的方法论——它们以存在已经被把握为“什么”为前提；它需要以如何“进入”存在作为衡量自身的尺度：相对于已经被把握的存在(者)而言，存在自身的超越性会引导思想的运行；这种思，以及这种由存在引导而进入存在的方法，是一切具体的思想、观念、方法论等成立的前提。

西方近代思想史中出现过经验的方法、数学的方法、自明证的方法、先验论证的方法以及辩证法等。这些方法都是由寻求真理的动机所推动。尽管这些方法对真理或存在问题的切入点各不相同，但它们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寻求关于存在的真理性知识。问题是，存在能够知识化吗？能够知识化的存在还是存在本身吗？正是在知识与存在问题相联结的关键之处，克尔凯郭尔开启了全新的探讨，他引入近代以来一直被忽视的生存问题，从而一种不同于寻求真理性知识的哲学方法被引导出来。本文即是在生存分析与真理(意识)之间切入近代思想史，直面汉语学界所一直忽视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

“生存”何以成为问题：

一种方法论的视角

      如何获得一种(认识性的)方法来切中真理问题(取代信仰的出发点位置)，是近代以来思想家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数学的方法、经验的方法、见证的自明性等，都曾经一度主导思想界，但它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自由无法在其中呈现——而自由恰是现代性确立自身的基准。在自由这个问题上，康德迈出了关键一步，但他采纳了先验论证的方法。这种方法保证了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并引导出无条件的绝对者的存在，或者说，正是无条件者的存在保障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同时，自由因成为可能。相关于人的道德行为，自由与意志问题联合起来，自由意志开始成为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奠基性原则。

可以说，这种先验论证的方法，一方面使经验成为一切的起点——一切知识都源于经验；另一方面使知识能够不停留于经验而进入先验甚至超越的存在领域——无条件者或绝对者的存在、物自体的存在、自由的存在意义(非选择意义的自由)等，开始成为思想的对象。自笛卡尔开启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原则之后，康德实现了近代以来思想史的第一次大综合，其关键就是这种方法(论)意识的突破。
但这种方法有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缺陷，它在经验性的存在(意识的建构)和超越性的存在(存在本身)之间划下了一个深深的无法跨越的鸿沟。“为知识划定一个边界，以为信仰留一个空间”，这句话证明了康德本人对此有深切的意识。非但信仰问题如此，存在问题也被悬置在经验和知识之外。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意图弥合两者之间的巨大裂痕，但他给出的反思判断力原则依然是主观的原则。换言之，对于存在自身怎样，意识只能给出一种主观的形式的合目的性原理。可以说，在思想问题上，康德把人类的主观性推到极致，这意味着真正的方法和思想原则呼之欲出。在《精神现象学》“导论”部分，黑格尔给出了一种新的方法原则：
意识之一般地具有关于一个对象的知识这一事实，恰恰就已经表明是有区别的：一个环节是某种自在于意识之外的东西，而另一个环节是知识。……根据这个现成存在着的区别，就能进行比较考查。如果在这个比较中双方不相符合，那么意识就必须改变它的知识，以便使之符合于对象；但在知识的改变过程中，对象自身事实上也与之相应地发生变化；因为从本质上说现成存在着的知识本来是一种关于对象的知识：跟着知识的改变，对象也变成了另一个对象。……意识因而就发现，它从前以为是自在之物的那种东西实际上并不是自在的。……意识对它自身——既对它的知识又对它的对象——所实行的这种辩证的运动，就其替意识产生出新的真实对象这一点而言，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
这里，黑格尔重新界定了经验，这个界定意义深远。意识具有关于对象的知识本身证明，对象的存在与意识的建构之间既存在现成的区别，也存在最内在的比较性关联。如果在比较中不相符合，意识会改变其建构方式使其符合对象，同时，对象的存在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即并不存在意识之外的、与意识无关的自在存在。相反，意识与对象的存在本就是在辩证过程中相互成就。黑格尔把这种由辩证运动而产生的真实的对象称为经验。换言之，经验的对象不是现象，而是意识活动中产生的新的也是真实的对象。这个界定对康德式经验的突破表现在两点：首先，它把意识认识与对象存在的时间性甚至实践性关系带入思想的视野；其次，它把存在问题引导出来。据此，存在并非经验之外的自在存在。相反，经验若离开存在，就只能关注同一性建构，因而是受到了限制的经验；存在若离开经验，就只是一个思想的断定或者论证，其与经验的差异就是绝对的，因而无法成为思想对象。真实的情况乃是，存在与经验之间是一个由同一性活动和差异性活动共同展开的辩证运动过程。
这个辩证运动过程(也是经验过程)在方法上被领会为辩证法。辩证法是一种真实的思想方法，其起点是经验(包括各种意识活动)，其过程是经验与存在的运动，其终点则是存在本身。事实上，如果只关注这个运动过程，与其说经验的认识在先，因而意识产生新对象(存在)，不如说正是存在自身的发生和运动引导了意识活动；因为若无存在的自行发生和运动，意识不会发现其同一性建构不同于对象的存在。黑格尔之所以强调，“意识产生出新的真实对象”，其本意在于意识活动穷尽存在的显现，因而使得存在本身成为思想，从而实现思想与存在的共属一体的真理意义。这已经预示了黑格尔思想体系指向的乃是真理本身，因此，除了在思想意义上说辩证法是一种指向真理的认识方法外，在真理的终极意义之处，辩证法恰好不是一个认识性的方法——认识总是在时间和实践进程之中的，认识总是时间中的“人”在认识。
或许源于思想本身的形式性冲动，或许源于经典的哲学思想范式，这种终极性诉求尽管完成了思想的基本要求，其起点和过程亦把时间和认识活动作为重要的思想形式和内容，但它也确实在关键的终极性位置根本性地错失了“时间中的‘人’”——克尔凯郭尔把这种时间中的“人”，以及“人”在时间中的展开(包含各种活动)称为“生存”，并据此批评黑格尔那里没有生存。对于黑格尔来说，思想与存在问题已经如此地切身和本己(意识意义上的)，怎么能从这里出发思考和界定生存呢——生存明明是个如此平常而“不哲学”的“事情”，它怎么能成为思想与存在的交汇点呢？

二

“生存”为何：一种信仰分析的思路

      黑格尔的思想深度“先行”决定了生存的深度。或者说，如果生存能够成为思想的出发点，它能够获得的形式和内容深度绝不能再倒退回去——如果不是有所添加的话，否则它无法确立自身的思想和存在意义，更不能保障一切对象的思想和存在意义(真理意义)。这也便为我们接下来的分析提供了基本的尺度：生存若能成为思想和哲学的主题，其运作空间必定在存在与真理之间，而绝非任何单纯主观的事情。在克尔凯郭尔这里，信仰是切入生存问题的基点：对信仰的分析揭示出生存所具有的绝对深度。

何谓信仰？让我们从它的反面说起。无论数学的方法、经验的方式，还是先验论证的方法、辩证的方法，获得有关“真理”的知识都是其最终目的。这是一种理性的立场，这种理性立场有一个基础预设：存在是可认识的；如果是不可认识的——像康德做的那样，它就与由认识起点建构起来的东西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因而最终康德还是诉诸反思性的判断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存在是可认识的”，这个预设的基本意义是：存在只能呈现在认识的建构中，或者说，本质先于存在、也决定存在；若非如此，理性无法断言，它的知识就是关于存在的知识。可以说，无论理性的知识建构有多宏大，哪怕建构出作为存在本身或者最高存在的“神”，这个“神”也是在一开始就被决定了的：它是一个出于本质，完成本质的终结点而已。
理性要预设“存在是可认识的”，并据此“建构终极的存在或神”，这证明，存在对于理性乃是无法摆脱的首要问题；或者说，理性一开始面对的就是存在。正因为存在不断地冲击着它，它才要把存在建构起来；正因为是首要的，它才要预设其可认识性。就此而言，存在乃是理性的界限，既是其起点的界限，亦是其终极的界限，因为认识的终极性建构来源于这个预设。在预设和建构之前，作为理性之界限的存在乃是“不可知的”，不可知性才是理性不断意图跨越这个界限的动力。作为一种理性存在者、一种根据其理性存在而建构知识的存在者，除了以理性的方式之外，“人”有无其他可能的“生存样式”触及理性的预设和建构之前的存在呢？与理性面对存在，并总是意图将之建构起来的方式相比，这是怎样的一种存在样式呢？
在克尔凯郭尔的分析语境中，基督徒的信仰正是这样一种生存样式。首先，我们无法“理性地”给出信仰如何产生的答案，因为这样做会让信仰沦为理性的对象。其次，信仰是基督徒式生存的“事实”，是不是基督徒都无法拒绝这一事实。因此，接下来的任务是分析信仰如何切中理性必须面对，且在理性之前的存在(于信仰而言，是上帝的存在)。信仰这一切身且根本的生存现象所指向的存在(上帝)不是由理性建构起来的，因而不是理性认识的对象；但同时，因其切身和根本，这种存在于生存而言是实实在在的。进一步，因为信仰是超出理性认识的，所以这种存在才是最实在的，是真实本身，与之相对的生存则是“虚无”(有限性本身，罪)；但因为信，生存能够在这种存在中被建立起来。在建立生存的过程中，理性虽然起作用，但它不是起点，换言之，在信中领受多少，理性便能走多远。这便是由信仰和存在“组建起来”的生存，在时间中，它们共同组建起来一个生存过程。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信仰是否是唯一的“让”面对存在的生存建立起来的生存样式？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至少通过对面对死亡的“畏”(Angst)的分析，海德格尔给出了一种更一般、更普遍的样式，即每个个体的生存中都会出现的生存现象。死亡意味着终结，能够在“畏”中“先行”进入死亡则意味着，在当下的生存样态中，终结一切可能性的完整可能性(含纳了过去、未来和现在的整体结构及其相关的生存内容)能够进入生存之中——其实也便是生存的存在意义本身；并且，这种进入让生存已经获得的一切现实性都重新进入可能性中，因而生存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即不受现实性限制)本身敞开，即向着自身同时也是整体的存在敞开。无疑，海德格尔的这一分析遭到了很多非议，但与理性的相关建构相比，生存如何面对存在需要的乃是“亲证”，只有在对存在或真理的亲身见证发生之后，理性的进一步建构才是可能的——这是建构和解构发生交互运作的空间，它们共同指向的是存在和真理问题，否则既不存在解构问题，建构也是无意义的。
无论是基督徒的信仰，还是一般意义的不期而至的“畏”，它们之所以能够“让”生存面对存在，并在其中重新组建自己，是因为它们打破了理性习以为常的连续性和现实性，从而把自己“抛掷”到全然的出于存在的可能性中。如果把日常的连续性称为时间的话——这种时间性更多是通过感觉、经验、观念等理性要素建构起来的，那么信仰和“畏”中的生存则是一个又一个的时刻或瞬间。时刻对时间的打破意味着理性建构的中断，意味着不同于理性建构的“差异性”要素(作为可能性的存在)的进驻；而理性建构的中断并不意味着它对生存不再有效，相反，它作为一种“曾经的”现实性要素被保持在生存的可能性中，或者说，于生存而言，它只是诸多甚至无限的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时刻中的生存在可能性中进入下一个时刻。
很明显，黑格尔对经验的界定证明他已经觉识到这一点：新对象的进驻本就是存在在意识中展示自身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新对象受制于意识既成的建构，因而只有相关于意识的知识，才有新对象的出现，从而作为差异性要素的新对象并不意味着意识之连续性(时间)的中断，充其量，它只是充实意识之时间性的“新要素”——这满足了黑格尔的知识体系建构，但同时也使得时刻无法得到明晰的“自觉”，从而生存的时刻性，以及时刻性的生存在黑格尔体系中得不到应有的出发点位置。从生存及其相关分析的视角看，黑格尔的见识意味着，哪怕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在理性中也要“时刻”面对存在问题，即不只是在起点上，理性需要面对存在；理性建构的整个过程都无法离开存在的展现。不同的是，究竟是理性的建构在先，还是生存面临的存在更加切身和本己，从而是生存在先，这是区分理性分析的生存分析的关键点。
总之，从理性立场看，存在是它不得不从一开始就要面对的问题，哪怕在其建构有关存在的知识的过程中，存在亦是其不得不面对的；从生存的立场看，存在是它的起点，在其组建自身的过程中，存在亦是起点性的。信仰、“畏”等“情绪”只是把生存不得不一直面对存在的“处境”揭示出来，其突破点在于对时刻的理解，这种理解既颠覆了理性传统中的时间和永恒的思想，亦为重新面对存在问题和真理问题提供了契机。下面，让我们进入作为分析方法的生存分析。

三

生存分析何为：

生存的结构及其思想表达

      无疑，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的相关思考是针对近代以来的理性哲学思路所陷入的困境而展开的，这个困境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理性的知识建构思路遮蔽了存在问题，使思想与存在共属一体的真理意义成为纯粹建构性的。而对信仰的分析、对“畏”的分析，则使存在重新成为生存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这一步的踏出意味着，凡是能够使存在进入生存的要素都是需要思想重点关注的，所以情绪、生存倾向，包括古典思想中的功夫论、宗教的实践活动等，凡是能够解构经验或观念建构，从而使生存能够重新面对存在或真理的要素都成为重要的分析对象。

在生存要素的分析中，传统的理性建构并未被取消，只是不再作为“独断”的真理，不再作为遮蔽存在本身之显现的要素；这并不意味着其存在没有真理性，恰恰相反，它只是存在和真理本身的展示环节，因而不断地被解构，从而进入存在在生存中的自身运行之中。正如生存乃是一个不断更替和运行的过程，存在或真理本身的运行亦是生存－理性不断地被建构和解构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关键正是生存的时刻性，以及存在的自身发生性和运行性。我们可以把生存在时刻中面对存在的自行发生和运行称为推动生存的一种真理冲动或真理意识。
因此，作为分析方法的生存分析，其方法论意识的首要因素乃是，把生存的真理冲动和真理意识充分接受下来。传统理性的真理观亦是由真理意识推动的，因而其同时也是生存分析所需要面对的题材；只是因其强大的建构性，或者说，因其对理性的认识性的强大确信，这种真理观恰恰忽视了生存中时刻存在着的真理意识，忽视了这种真理意识乃是纯粹面对存在的。换言之，正是存在自身在起点上的发生和运行，引导了生存的真理意识，而非相反；同时，因为生存的真理意识是由作为生存起点的存在发生和运行推动，由这种真理意识所推动的理性的知识性建构才是具有真理性的，否则它只是意见或观念而已。
有了对生存内在的真理冲动和真理意识的充分觉识之后，生存分析作为一种引导性的方法需要把生存自身置于时刻中，并能够把一切现实性或由理性建构起来的东西作为可能性而保持在自身之中。只有这样，生存内在的真理意识才能被激活，由这种意识建构起来的文本系统才能进入解构自身的运行逻辑中，从而不只是自身的生存意识被激活，文本系统所呈现的真理性意义，及其对存在或真理本身的进一步指引意义才会显示出来。即存在的自行发生性和运行性进入生存自身，进入文本系统；从而生存自身和文本系统的开放性或无限可能性才能彰显出来。
因此，生存分析的对象不只是对自身生存的分析，同时亦是对众多文本系统，因而是对任何一个他者的分析。尽管存在着对象的无限差别——任何一个个体的生存意识及其相关建构可能，必然相差殊异，但他们只是存在发生和运行的工具或者渠道而已，是存在发生和运行的无限丰富性和无限可能性的彰显。这其中有斗争与和平，有差异与同一，有相向而行与背道而驰。与理性建构的同一性体系相比，生存分析揭示出来的存在的发生和运行是一切的综合体，它们有各自的真理性，亦都指向存在或真理本身。
因此，由生存分析所带动的思想性写作和解释，以及对事物的揭示，既能够让思想在解构自身中指向存在或真理，又能够在既定的表达中建立自身的思想体系。无疑，无论是建立还是解构，都只是形式性的话语，其真实有力的内容在于进入事物的存在本身之中，因而是参与真理自身在大地上的发生和运行。这种进入和参与乃是一场关于存在显现的“斗争”。生存分析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在与他者(各种文本、各种“现实”的历史等)的“争辩”中，把这些事物的真理意义揭示出来，同时也把自身的存在意义以同一或差异的方式展示出来；另一方面，它面对的首先是自己的存在意义和真理意识，因而首先是在这种意义和意识中不断地消融其个体性、特殊性、主观性，使其展示为一种出于存在本身的真理性：它不仅为自己赋予存在意义，同时也为事物本身提供尺度，因为这种尺度出于存在自身，因而是一种绝对的尺度。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哲学方法，我们对生存分析的界定或者言说具有某种形式性。这种形式性需要在具体内容，即存在的诸多甚至无限丰富的展示领域中不断地丰富，从而以自身的“实践”方式，让存在自身发生和运行——这是克尔凯郭尔之后，作为方法的生存分析与“现实的”真理意识之运作的空间：启蒙之后，理论(思想)与实践(行动)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深刻地耦合在一起。因此，沿着真理意识展开的生存分析，或者说，由生存分析引导的真理意识，使得理论和实践这一传统的哲学词汇都具有真理意义，即我们需要在存在的发生和运行，以及生存被赋予的可能性意识(自由)中重新思考理论和实践所具有的原发性意义，即由思想和生存自身内在的“建构－解构”张力所推动的真理意义。
在笔者看来，这种哲学的分析方法一旦得到确切的领会和理解，其迸发出来的力量既能够为汉语学界理解和阐释西方文本和思想提供路径，亦能够为我们重新解释中国经典文本提供基础。下面简略阐释其对于笔者解读中国经典的指引意义。

四

生存分析下的中国经典重释：

以庄子的真理意识为例

     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相比，中国思想不重视严格的概念界定和形式性的逻辑推演，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共识，但这不能抹杀中国思想内在的思想意识和生存体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学者，如何遵循界定和逻辑意识将中国思想的内涵及其对存在的“经验”阐释出来，乃是汉语学人需要承担的使命。我们发现，中国经典文本重视的生命体验及对超越者(天、道、佛等)的言说，更适合用生存分析的方法来进行重释。

有坚实力量、有历史穿透性的思想往往都是关乎存在或事情本身的，意图在生存中切中存在的真理意识乃是推动经典文本运行的内在动力。故而，采纳生存分析方法对中国经典文本进行深度思想阐释的要义在于，发掘其内在的真理意识，并据此重构文本的运行逻辑。这个重构的过程便是遵循严格的概念界定和形式逻辑而重演其对存在言说的“确－切”性过程。即使对于最主观的情感问题，分析性的重构过程亦是要在体验与对象之间展开：体验指向的是存在或对象，对象自身则由语境赋义，赋义即要确切地言说存在。因此，对于生存分析来说，真理意识和逻辑意识(包含界定)是进入并重新阐释中国经典文本的两把“解剖刀”，其目的在于揭示存在在汉语思想“时－空”中的发生和运行。
在《齐物论》中，无论怎样论述，似乎都不能说明“真宰”或“真君”即“吾丧我”中的“吾”的真实存在；同样，在“死”面前，无论怎样论说，似乎“人之生”和“心”随着死都会过去；但庄子依然笃定地说：“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此“论断”实则出于一种最真切的现象(学)意识，它既出乎最基础的生存体察，也是一切“争执”产生的根源。试想，若非这种“真(理)”意识，儒墨之争怎么可能？若非这种意识，思想性言说怎么可能？但若问这种真理意识是什么，能否被确实地把握和言说？答案是否定的：其切身性并不能保证其确实性(指：建构出来)。亦是因此，对此“真意识”的一切言说，庄子明确地说：“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换言之，如果说“真理意识”是“真－切”的，那么对真理的一切言说都“特未定也”，同样是“真－切”的，两者是同样真实且基础性的生存现象意识。
第一种生存现象意识保证了儒墨之争，以及其他出于真理意识的言说都拥有某种程度的“真理性”；第二种生存现象则同时解构了其真理性，从而思想能够向着“更加”真实的存在状况敞开。因此，既然深切地意识到这一点，庄子对儒墨及其争执的态度绝非要在儒墨之外提供第三种“真理学说”——否则他就掉入自己要解构的状况中。这就引导解释者深入反思，庄子要提供的是什么？沿着庄子本人的“真理意识”，即其对存在的“经验”方式和“言说”方式来解读《齐物论》，才是有思想意义的：这既是对庄子的思想阐释，亦是阐释者自身对存在的“经验”和“言说”。由此，一个具有思想性和存在性的空间便随之打开：这是思想的争执，也是存在自身的争执。这种由存在引导所打开的“争执空间”既彰显了存在在庄子、庄子的解释者，以及众多解释者之间的发生和运行，同时也彰显了存在自身在“历时”和“历事”中间的发生和运作。
非但《庄子》如是，众多经典文本都是如此。一旦生存的时刻性进入我们的意识，存在自行的发生和运行就成为主导性和引导性的；生存分析与真理意识也就成为学者自身，及其相互之间争辩的分析起点和经验起点。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的发生和运行也便成为相互之间已经发生、正在发生，也必将发生的有关“同一”(理性、逻辑等的建构)和“差异”(源于存在自身的发生和运行)相互对峙、争执，也相互融合、提升的“空间”——这是思想和存在自身的运作空间：一个超越肉身和感性的超越性空间，但又是如此地本己和切身的空间。生存以及生存分析，正发生于这个空间之中。它是理性的知识性的建构时代之后，思想尚有可能、尚有意义的关键契机，亦是进入汉语经典、重塑汉语经典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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