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军 ｜ “出身”内涵之演变与中古社会的变迁

摘  要

自古“出身”便常用以表示人的身世背景、过往经历或资格等级。然其词义体系的形成有一发展变化的过程，具体的侧重取舍则照应着历史语境的变迁。中国中古时期的社会构造由开放对流走向封闭固化，“出身”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随之改变，堪称时代演进的风向标。它的基本语义在门阀贵族体制下衍生出释褐起家、进身流内、选拔途径等崭新内容，治中古史者必须准确把握。中古时期，“出身”代表登仕起家，反映家世门第，建构流品格局，维护森严的等级秩序，实乃贵族主义伸张之利器，伴随着隋唐门阀势力的衰落、阶层对流的复苏，它以另类面相折射着社会进步。

作者简介

刘军，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自古以来，“出身”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常见词汇，一般用以指代人的某种特定的背景、身份和资历，比如家庭出身、科班出身等。修订本《辞源》给出了四种解释：一是献身；二是古时认为当官是委身事君，故以出身指做官；三是科举时代为考中录选者所规定的身份、资格；四是个人最早的身份或经历。这些解释存在两点不足：首先，没有讲清词义各自对应的时代，缺少发展过程的动态展示，须知历代的取舍、侧重各有不同；其次，未能揭示中古（东汉末叶至中唐）士族门阀社会赋予的特殊涵义，即缺失与仕宦层面的释褐起家挂钩以反映时代风貌的重要环节，内容有欠细致。鉴于此，笔者试结合中古历史语境，梳理“出身”涵义的演变，分析阀阅流品理念弥漫下的“出身”情结，据此透视中古社会的结构机理与价值取向，呈现中古时代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这方面专门性的辨析成果为数不多，主要有黄正建先生的《唐代的“起家”与“释褐”》（《中国史研究》 2015年第1期）和日本学者尾形勇的《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中华书局2010年译本）从理论维度进行了探讨，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大象出版社2020年译本）从制度史的宏观视角作了剖析。这些研究给予我们可贵的提示，但也预留了不少发挥的空间。目前，在史料方面，除传世正史外，新近出土的石刻文献亦可提供支持，研究展开的条件业已具备。

一、汉代“出身”之涵义

与开放对流的社会结构

“出身”一词最早的用例出现在先秦，有挺身而出、奋不顾身之义。 《吕氏春秋·诚廉》： “伯夷、叔齐，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轻重先定也。”又《史记》卷七八《春申君列传》载，春申君黄歇营救楚太子离秦归国，向秦昭王谢罪曰： “歇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无罪而归之，以亲楚。” 《史记》成书于西汉武帝时期，然记述先秦史事必有所本，保留了当时的语言风格。就词性和语法来看，其“出身”一词为不带宾语的不及物动词，可以独立作谓语。这种用法延续至三国时期，几乎没有变化。《汉书》卷七六《韩延寿传》： “韩义出身强谏，为王所杀。”同书卷九十《酷吏·郅都传》： “己背亲而出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同卷《严延年传》： “出身不顾，以是治下无隐情。” 《后汉书》卷十五《王常传》： “今刘氏复兴，即真主也。诚思出身为用，辅成大功。”同书卷十七《岑彭传》： “今复遭遇，愿出身自效。”卷十九《耿弇传》： “将军出身举宗为国，所向陷敌，功效尤著。”卷六五《皇甫规传》： “规出身数年，持节为将，拥众立功。”卷七四《袁绍传》： “臣出身为国，破家立事，至乃怀忠获衅。” 《三国志》卷四五《蜀志·杨戏传》：“关、张赳赳，出身匡世，扶翼携上，雄壮虎烈。”同书卷四六《吴志·孙坚传》： “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卷四七《吴志·孙权传》： “忠节在国，孝道立家，出身为臣，焉得兼之？”卷五九《吴志·孙登传》： “陆逊忠勤于时，出身忧国，謇謇在公，有匪躬之节。”卷六十《吴志·吕岱传》： “吕岱出身万里，为国勤事，家门内困。”卷六四《诸葛恪传》： “将士凭赖威德，出身用命。”以上词例皆表示舍生忘死的行动本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用例限定于君臣、家国语境，可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仕宦、做官的涵义。

两汉三国时期谈“出身”，往往与竭尽忠诚、慷慨赴死的牺牲精神紧密相联，此乃当时人际关系与社会风貌使然。自两周宗法制瓦解后，贵族与平民从血亲组织中释放出来，在实力至上的社会场域规划崭新的身份秩序，人际结合的模式赖以重置，强、弱势力基于保护与被保护关系缔结新的人际契约，弱者投靠强者补偿效忠，强者庇佑弱者换取拥戴，双方各取所需、互尽责任义务，出于人类的道义本能维系交往纽带，即日本学者增渊龙夫所谓“任侠习俗”。于是，从整体上来看，“士为知己者死”的朴素理念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守的伦理信条。特别是，当专制王朝建立，植根民间任侠习俗而产生的统治集团父家长支配权威开始向公权转化，君臣间私属附庸的关系随之完成体制升华。在此背景下，标志政治生命起始的“出身”，便开始强调与君主、统帅的人际结合，凸显对绝对权威的效忠行为，至于以何种方式、担任什么官职、获取利益多寡，往往不在考虑之列。

“出身”的涵义偏重习俗伦理，忽视功利主义，还与这一时期开放、对流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纵观上古历史演变，两周宗法制社会的封闭、固化自不待言，诸侯混战的列国时代，注重后天文化修养的新贵族逐渐淘汰讲究先天血统的旧贵族，新陈代谢空前加速，阶层对流异常活跃。降至秦汉，“将相本无种”的呼声响彻大地，布衣卿相之局逐渐奠定。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取士为庶民崛起扫清道路，六郡良家子、高赀富人、二千石子弟、硕学鸿儒等特权阶层固然存在，他们以长吏层位三百石的郎官入仕，有别于少吏斗食小史起家的庶民百姓，但二者日后晋升的机遇几乎对等，既无歧视性待遇，亦无限制性封顶，全凭事功业绩进取。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援引南宋考史名家章如愚的《山堂考索后集》来反映这种现象： “汉之用人，不分流品。视其才能勋绩，等而上之，无有限格。周勃以引强，申屠以蹶张，薛宣以书佐，魏相以卒史，皆致位为丞相。然其入仕之始，等级次第，亦自有品节，存乎其间。……虽其有所分别，而积功累勤，无不可任者，此汉官未免乎杂也。终汉之世，清浊混淆，上下无别。”仕途既对国民完全开放，官职与阶层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以宦者典领中书，以医术校书秘阁，尚书郎掌代王言，而以令史久次补之，宜乎丁邯耻以孝廉为郎也”。既然“出身”彰显奋斗和功绩，职务履历则无关大碍，自然不会引起重视。

这种不重“出身”重“表现”的社会氛围，给了时人挥洒个性、实现自我的广阔舞台。仅以最能折射时代精神的学术心境而论，汉代独树一帜，与此前、此后皆大相径庭。余敦康先生对此的阐释十分精辟： “知识分子的心态是时代的感受，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感受，因而汉代经师的心态不同于先秦诸子，也不同于魏晋名士。庄学在历史长河中的升降浮沉，也许能在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中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一般来说，汉代经师的心态是平衡的，不像先秦诸子那样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更不像庄子那样感受到悖论的困惑。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封建大一统的帝国业已建立，儒学独尊的局面业已确定，没有现实世界的分裂，也没有价值理想的失落，一切似乎都已安排就绪，如同常识那样透明。……关于个人的安身立命之道也用不着多加考虑，因为在这个时代，由内圣通向外王的道路似乎已经打通，幅员辽阔气魄雄伟的统一帝国有如旭日初升，正在大力地召唤经师们去经世致用，建功立业。”正因为当时主宰思想观念的“出身论”主张务实进取、建功立业，不苛求身份等级的限制，才使得汉代能够以实践契合理想、以理想推进现实，社会机体生机勃勃、活力四射，消极隐遁、超脱世外的庄子哲学自然缺少市场。另外，与后代正史中人物形象僵化、刻板不同，《史记》《汉书》中人物性格细腻鲜活、极富个性张力，这不仅仅是因为马班二人卓越的史才与文笔造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那个时代宽松、活跃的社会氛围使然。总之，“出身”词义的取舍、偏向乃民众心态与社会发展态势的风向标，是透视社会构造机理的绝佳窗口。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

“出身”涵义的指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门阀的帷幕渐渐拉起，一切唯门第是从，阶层间对流的大门彻底关闭，非但良贱有别、士庶隔绝，即便士族内部亦区分高下，社会长久处于固化、停滞的状态，仿佛死水一潭。人们对“出身”的认知随之转向，主观内在的道义情感与奋斗精神被弃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外部与家世背景紧密关联的体制性仕进因素。于是，“出身”一词由艰苦卓绝之象征演变为身份等级的符号。

约略在魏晋时期，“出身”一词除了为国捐躯的基本语义外，指代仕宦的倾向便开始日趋浓重。 《晋书》卷三四《羊祜传》： “臣自出身以来，适十数年，受任外内，每极显重之任。”同书卷五六《江统传》： “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宠皇朝，出身宰牧。”卷六三《邵续传》： “我出身为国，岂得顾子而为叛臣哉！”卷八八《孝友·何琦传》： “所以出身仕者，非谓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实利微禄，私展供养。”卷九一《儒林·杜夷传》： “吾少不出身，顷虽见羁录，冠舄之饰，未尝加体。”这里，“出身”的词性和用法比较灵活，既可作不及物动词，单纯表示出仕、当官；又可作及物动词，以说明具体担任何职，但并不局限于仕途的某个特定节点。

降至南朝，“出身”在仕宦的基本范围内延伸出登仕起家的意思。《南齐书》卷二二《豫章文献王传》： “ （萧）子操，泉陵侯。王侯出身官无定，准素姓三公长子一人为员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为给事中，自此齐末皆以为例。”同书卷三三《王僧虔传》载，高平大族檀珪与吏部尚书王僧虔争衡门第世资： “尚书从兄出身为后军参军，檀珪父释褐亦为中军参军。”文中“出身”与“解褐”“释褐”互训并举，都是起家的同义词，专指士子步入仕途接受朝廷委任的首项正式在编的官职，它是庶民跻身体制的身份蜕变，是家族改换门庭的起始，是脱离各自“私家”而在公共“国家”场域与皇帝直接建立的人际结合，乃古代家国秩序之重要根基。“出身”的主流词义由此变更，并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出身”代表起家的用例不胜枚举。例如《宋书》卷八三《宗越传》： “为役门，出身补郡吏。”同书同卷《武念传》： “本三五门，出身郡将。”同卷《佼长生传》： “本三五门，出身郡将。”同卷《吴喜传》： “初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同卷《黄回传》： “出身充郡府杂役。”卷八四《刘胡传》： “出身郡将。”卷九一《孝义·郭世道传》： “会稽贵重望计及望孝，盛族出身，不减秘、著。”卷九四《恩幸·阮佃夫传》： “出身为台小史。”又《南齐书》卷二五《张敬儿传》： “ （姚）道和出身为孝武安北行佐。”同书卷二八《苏侃传》： “出身正员将军。”卷四二《江祏附江暄传》： “出身南阳国常侍。”卷五六《幸臣·茹法亮传》： “出身为小史。”“出身”全然变成以登仕首职为宾语的及物动词。

北朝虽为少数民族政权，然其华夏认同空前强烈，恪守中土典章之忠诚度甚至胜过南朝。其“出身”首指释褐起家，《通典》卷十六《选举四》： “参军事专非出身之职，今必释褐而居。” “出身”同样可与“释褐”并称。具体用例更趋规范、严谨，出土墓志对此记录翔实。《元保洛墓志》： “父故太拔侯，出身城阳王府法曹参军……出身高阳王行参军。” 《元遥墓志》： “出身为下大夫。”《陆绍墓志》： “出身勃海公郎中令。” 《元略墓志》： “（岳父卢尚之）出身中书议郎。” 《唐耀墓志》 ： “出身中山王国中尉。” 《元钦墓志》： “太和中出身元士。” 《元子永墓志》： “出身为给事中。” 《元液墓志》： “出身司徒外兵参军……（岳父冯次兴）出身内小内行。” 《元显墓志》： “出身散骑常侍，在通直。” 《卢贵兰墓志》： “ （元景哲）出身司徒祭酒……（元叔哲）出身员外散骑侍郎……（元季哲）出身秘书郎中。” 《元贤墓志》： “出身司徒府行参军。” 《独孤浑贞墓志》： “出身杨烈将军。” 《王逊墓志》： “出身丹阳王府记室参军。” 《田行达墓志》： “出身都督。”正史中亦随处可见。 《魏书》卷六八《甄琛附张元宾传》： “出身奉朝请。”又《北齐书》卷二二《卢文伟附卢怀道传》： “出身员外散骑侍郎。”同书卷四四《儒林·刁柔传》： “初为世宗挽郎，出身司空行参军。”北朝“出身”的涵义一如南朝，专指初仕起家，且普遍取消主谓之间的“为”字，句式简洁明了，使起家环节更具辨识度。

值得一提的是，宫崎市定通过梳理史料，推导出“出身”在北魏衍生的新词义。他认为： “流外官想要晋升为流内官虽然困难，但并非不可能。《通典》卷三十三‘县令’条记载：‘太和中，次职令，其禄甚厚。其后令长用人益杂，但选勤旧令史为之，而缙绅之流，耻居其位。’令史即流外勋品，而县的令长不必说，自然为流内官。像这样从流外升入流内，又称为出身。……担任一定期限的流外，则可获得出身资格。还有以勋功和入粟出身的情况。” “流内”与“流外”实则天悬地隔，北魏孝文帝设计新品令，在流内末梢为阶层对流预留了些许空间，寒门升进至此犹如脱胎换骨，可视为政治新生再起家，此乃北朝“出身”为匹配可贵的对流理念而产生的独特新义，只是后来用例渐少，自然就被遗忘了。

南北朝时期，“出身”概念的外延由宽泛的仕宦收缩至狭隘的仕途初始之起家节点，并据此生成影响人一生前景的等级资格。那么，作为政治出身的起家缘何受到高度重视，以至在繁琐的履历中被充分凸显。宫崎市定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将九品官制与中正乡品连接起来的是起家制度，规定了贵族在现实中门第高下的也正是这个起家制度。……仅是出生在名门这一事实，就决定了他的贵公子身份。而起家也是一种‘诞生’。起家官决定了贵族官僚社会中贵族性的程度高低，肉体的诞生在此时方能获得社会性的认可。……只有通过起家，贵族才能在官界中被认可为贵族。此外成为何等级别的贵族，也要根据起家官来决定，因此尤为重要。”简言之，起家既是标榜门第的资本，还是对未来前程的期许和承诺。在世卿世禄的门阀体制下，它要比昔日的情感投入和奋斗努力更具现实意义，也更符合贵族主义通过世袭实现身份等第自我再生产的旨趣，因而浓缩了“出身”的时代主题，彻底扭转了这一概念的指向。“出身”就这样以仕宦为媒介，完成了由主观因素向客观标准的涵义转换。

需要补充的是，大概在北朝后期，“出身”逐渐与初仕官的涵义脱钩，另指入仕选拔的途径或科目，这是又一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如《元洪敬墓志》： “出身宣武帝挽郎，除冀州长史。” “挽郎”是贵胄子弟通过助祭皇家丧礼，拖曳帝后灵车而获赠的入仕通道。隋唐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出身”连带“起家”共同表示入仕为官的资格，而与初次任官的“释褐”分道扬镳。黄正建先生明确指出： “‘起家’所涉身份都是入仕（特指职事官）的资格，用唐人的话说就是‘出身’。原来在唐代，如果没有出身的话，按照制度和程序，一般就不具备入官资格，也就是说，是不能获得职事官的官职的。当时，法律规定的出身有许多种。……《旧唐书》和《通典》提到的这些各类人等、各种身份，都是‘出身’，即都是入官的资格，其中就包括我们在墓志中看到的斋郎、挽郎、国子学生、两馆生、医学生、三卫等。……可以看到将‘起家’和‘出身’直接联系起来的明确记载：姚迁‘起家宿卫出身’、裴闻一‘起家左卫翊一府翊卫出身’。正因为有了这些‘出身’，他们才有资格‘释褐’为官。这样看来，‘起家’与‘释褐’同时使用于同一人，并不存在什么矛盾，相反则更清楚更严谨：‘起家’只是获得出身，有了出身才有入官的资格；他们在经过考试，或番上考满之后，参加吏部、兵部等的铨选，然后才能‘释褐’获得职事官。而只有获得职事官，才能称作‘入官’（《通典》）或‘入仕’（《旧唐书》）。简言之，‘起家’和‘释褐’的关系，可以说就是获得‘出身’与入仕‘为官’的关系。”这种分化确证始于北朝后期。从此以后，“科甲出身”“荫叙出身”“胥吏出身”等称谓流行开来，表明阀阅门第的枷锁被挣脱，体制大门彻底敞开，可供选择的入仕途径多样化，昭示着对流时代奋斗精神的再次苏醒。

具体而言，唐代官场对入仕途径的重视远超对起家官职的执着，随之而来的是“公平”理念的改变。遥想六朝，资源分配只要恪守“访第”的原则就是公平，当权者就会荣获“水镜”的盛誉。而唐代贵族子弟往往不再心安理得地坐享其成，而是独立自主地参与职场竞争，自觉自愿地遵守全社会共通的游戏规则，坦然自信地迎接其他阶层的冲击和挑战，甘愿通过具有说服力的实力表现展示厚重的家学底蕴。这突出体现在热衷科举方面，无论家世背景，士人都想在科场上一展身手，作为入仕途径的“科甲出身”要比门阀社会遗留下来的“门荫出身”更受尊重。宫崎市定揭示了该事实： “贵族群体和进士群体之间就产生了倾轧，但形势逐渐向有利于进士派的方向发展。即使是贵族的子弟，单纯因为父辈的缘故得到官位的人是既不会被政府也不会被社会所尊敬的，贵族如果想要出人头地的话，也必须走科举之门。这明显是贵族派的败北。……有些超然者对科举不屑一顾，他们始终保持着贵族的自尊，认为科举是平民之流做的事情，但不久后令这些人不得不后悔的时代到来了。贵族出身的名士薛元超就在晚年痛切地述说自己有三个无法挽回的失败，都非常痛心疾首。据他所述，第一个是未参加科举，所以没有成为进士；第二个是迎娶身份低微家族的人做妻子；第三个是没能够成为朝廷文化事业的总裁。不过，如果将后两个失败与第一个相比的话，恐怕都是微不足道的挫折。”实际上，即便参加科举，贵族子弟凭借家学渊源往往也会对寒素形成碾压性优势。日后牛李党争也并非通常理解的那般是贵族与庶民的较量，实质还是贵族内部的争斗。相关研究发现，中唐后由科举入仕特别是带进士的宰相中，士族出身的占居多数，毕竟科考的主体内容诗赋文学乃士族的看家本领。当然，因推崇个人奋斗而苛求绝对的公平是不现实的，但这毕竟优于六朝九品官人法访第取士，堪称时代的进步。总之，唐代“出身”与“释褐”脱钩，前者比后者更具身份标识意义，反映出当时公平观与成功论的转变，从更深层次看，则是士族门阀体制和贵族主义的彻底崩盘，昭示着中国中世社会的渐趋终结和近世社会正缓缓拉开序幕。

三、“出身”

与中古“流品”社会

诚如前述，“出身”一词在不同历史语境和制度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涵义和指向，彰显着所处时代的气质风貌和态势趋向。古往今来，“出身”是社会群体、阶层之间划分界限的基准，左右着身份的认同归属，更在分配资源的过程中起到调节制约作用，进而形成所谓“流品”格局。“流品”的本义是事物的类别或等级，亦可指官爵的高低，此处引申为根据血缘关系、功劳业绩、家世门第、教育背景、选拔途径、职业类型等出身因素，决定所居等级层位、享受权益资源、发挥职能作用、坐拥前景机遇的非对称的体系架构和秩序原理，它借助种种“限格”和“止法”发挥强势欺凌弱势、主干歧视旁支的壁垒隔离功能，造成彝伦攸叙、安分自得、各当其分、各任其性，以达到清浊分流、相互封闭的理想局面。社会每当遭遇激烈竞争和强力垄断，就会不自觉地被“流品”漩涡裹挟，加剧成员间的分层现象，不断演绎各居其位、各司其职、各安其命、各得其所的精妙理论，竭力维护并巩固既定的利益关系网，绝不容许异己染指。“流品”逞威离不开“出身”的帮助，在不同的诉求下，“出身”要素会被人们蓄意地选择、制造和利用。

中国中世社会适逢由事功对流社会向门第固化社会过渡的转型期，生存与发展境遇的改变可谓翻天覆地，“出身”概念的深刻置换便是此历史变局的缩影。魏晋南北朝时期，“出身”必依姓第，姓第取决于仕宦，仕宦的重头戏乃释褐起家，逻辑上首尾衔接，“出身”自然成为释褐起家的代名词，以迎合阀阅“流品”体制的需要。恰如时人所论： “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具体而言，构成“出身”的起家层次以乡品为媒介，同门第等级按固定比例协调搭配。宫崎市定发现： “乡品得二、三品者，可从六、七品的上士身份起家；其次乡品得四、五品者，从八、九品的下士身份起家。……原则大致是，起家之官比乡品低四个等级，也就是说，从起家官开始升迁四等之后，官品与乡品等级变得一致。但实际实施时，应该会允许在上下一品的范围内浮动。”这样一来，乡品二品的士族、三至五品的寒士和六至九品的庶民在入仕伊始的待遇便判若云泥，这不单是“量”的差距，更是“质”的区别。在宫崎市定构想的九品官僚金字塔内部，存在两条划分阶层的“士庶线”，横向的六品贵族线隔开士族与寒庶（寒士和庶民），六至九品的纵线剥离寒士与庶民，三者泾渭分明、互不干扰。北魏孝文帝和南朝梁武帝不约而同地改革官品令，大致沿六品线切割，流内重划正、从九品或十八班，流外布置七班（或九品）与勋品蕴位。于是，“从流内起家还是从流外起家，就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区分流内和流外的界线，作用就是在起家之际给人打上是否为门第二品的烙印”。彼此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

起家意义的“出身”不只划分仕途竞赛的起跑线，亦限定终点线及连接二者的跑道。一般来说，士族频历清显、破格超迁、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即便存在偶然因素的扰动，获准跨越本阶层资格底限的五品官僚线不成问题，即遵循“二品系资”的规则周而复始，其中一流高门大概率地进身三品以上官职，一般高门通常屈居四、五品层位；寒士注定坎坷，分配的职务琐碎劳扰，晋升艰辛迟滞且机遇渺茫，一生推迁不过六品贵族线的边缘（优秀分子可至五品郡太守）；庶民则始终被役务性的岗位牢牢束缚，靠积累勋劳拾级而上，施展空间局限于六品以下一隅，只有极个别的幸运者才能勉强进身流内最末端。 “出身”就是这样塑造着不同阶层的人生图景。

学界热议的文武分途问题也与“出身”相关，在此一并阐明。中国古人在长期政治实践过程中，充分意识到军事本位主义的危害，故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防范武人干政。中古时期，兵将地位已卑微至极，文武之别俨然清浊或士庶之分野。如何甄别武人，往往不看实际执掌而看履历“出身”，凡以军队职号阶衔起家者一律视为行伍。典型事例南北各一。 《南史》卷三六《江夷附江敩传》： “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 ‘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正是卑贱的武吏“出身”，使纪僧真无法获得士族社交圈的认可和吸纳。日后梁武帝调整官制，令军号自成序列，专供武官升进，使之彻底脱离文官体系，贯彻的也是这一逻辑。又《魏书》卷六四《张彝传》： “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铨别选格，排抑武人，不使预在清品。由是众口喧喧，谤讟盈路，立榜大巷，克期会集，屠害其家。彝殊无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龟二年二月，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相率至尚书省诟骂，求其长子尚书郎始均，不获，以瓦石击打公门。上下畏惧，莫敢讨抑。遂便持火，虏掠道中薪蒿，以杖石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极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哗变的羽林、虎贲虽是军官，却因行伍“出身”而遭士流排挤；惟有血统高贵的皇族宗士例外，可凭“本秩付尚书计其资集，叙从七已下、从八已上官”，实现另类涵义的流内“出身”。足见，门阀社会士庶、清浊、文武的分流全赖蕴含门第的“出身”。

综上所述，中古时代难以摆脱“流品”的梦魇，各式人群借此加强凝聚和认同，顽固地排斥异己，实现资源的封闭垄断。“流品”的基础无疑是优选强势资格组合成的所谓“出身”，两周的血缘宗法、战国秦汉的业绩功勋、魏晋南北朝的释褐起家、隋唐以降的科举功名，都可以“出身”的名义充作傲视群伦的底气。该词涵义的取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乃历史风貌的生动呈现，亦可视为社会格局变迁的晴雨表。鉴于此，以《辞源》为代表的权威辞书对“出身”一词的经典释义有扩展、修正的必要。除早期献身、做官和晚期科举资格、早年经历之基本解释外，还应补充植根中古门阀贵族制度环境的释褐起家、进身流内、选拔途径等新义，惟此方能展示“出身”语汇完整的发展链条，中古社会对流—固化—对流螺旋式上升的演进势头也才能得以清晰显现。聚焦中古时代的思想界，玄学家利用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论证门阀制度存在的本体依据，秉承“道法自然”之宗旨，力图引导社会由纷扰混乱恢复和谐畅达，万物各安其分、顺遂本性。由哲学回归现实，贵族门阀之合理存在，“流品”即为本体，“出身”则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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