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立被央视批评:随心所欲肆意妄为的背后，到底是凭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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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老戏骨张国立因为拍摄《朝云暮雨》占用了公共资源而被网友们骂上了热搜，随着事件的发酵张国立更是被央视批评，然而在他这种随心所欲肆意妄为的背后，真正做他靠山的，就是网友的纵容。

曾几何时，粉丝对明星的宽容度越来越高。

印象中在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明星们要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和演技过硬，才能够闯出自己的戏路。然而就当今现下这个娱乐圈似乎风评得到了改变，只要有钱有貌就能够在娱乐圈中混得风生水起，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尤其是随着选秀节目的层出不穷，似乎每天都有新的明星出现在观众们的眼前，这些喊起来都比较绕口的名字，却成为了资本方关注的新宠儿。随之而来的就是明星耍大牌的负面消息，能大牌到什么程度呢？除了拍戏过程中不敬业中途逃跑、频繁动用替身，更是在活动现场保安围成人墙等等，而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与粉丝的纵容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星不仅仅看外表

对比当下的娱乐圈，再将眼光看放到韩国的演艺明星上，他们在出道之前不仅要历经七八年的练习生生涯，而且竞争力非常的残酷，想要出道绝非那么简单的事情，出道之后他们也要一直保持谦逊的性格。敬业的精神也是当下越来越多演艺圈明星所缺少的。在追星的道路上外表固然重要，但真正让他走得长远的，却是他的品质跟业务能力。

事件回放

2021年5月18日，江西婺源当地人反映，张国立的剧组在上下班的高峰期进行封路断行，从而导致很多家长接送孩子上下学受阻。

当时，有人着急想通过，但却遭到了工作人员的怒吼：别让他过。这件事一经曝光就舆论哗然。

5月20日，新华社以《拍电影封路，选错了主角！》为题发长文点评此事。

剧组的封路行为不但引起群众的不满，也引起了央视的强烈不满，一顿猛批，央视质疑“特权谁给的？”

据悉，剧组拍戏封锁的路段是一座人车流量非常大的桥梁，一旦封锁就大大影响了两岸的通行效率，如果非得要到对岸去的话，至少需要多绕行5公里的距离，这无疑给当地市民带来了巨大的不便。

而从现场被曝光出来的视频来看，桥上乌压压的全是人，很多市民骑着电动车想要强行冲卡过桥，遭到了剧组工作人员的阻拦。气氛是相当紧张，大有一触即发的势态。

有不少愤怒的年轻市民，冲到前头与剧组工作人员理论，场面火爆，险些升级到肢体冲突。

现场是谩骂声不断，没有一个人说剧组的好。

5月21日，迫于舆情，江西婺源出面回应了此事，称交通管制已经结束，拍戏期间，行人以及非机动车是间断放行，现在还有摆渡车接送老人等通过。因为这件事，张国立的声誉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明星更应该以身作则

在回顾到那次张国立被央视批评的事件：

首次做导演的张国立，因为拍摄的作品需要封锁道路，而不顾居民的方便，强行将道路围起来。甚至片场的工作人员，还特别牛气地向居民们喊道，就是要封锁起来。哪怕事件在发酵之后，该剧组也没有站出来做任何的道歉。这种强盗般的行为简直让人不得不吐槽。

尤其是张国立在拍戏期间还曾经在社交平台上面向观众们抱怨，自己一把年纪了还辛苦熬夜，不过此番言论网友们也并不买账，毕竟明星在赚钱方面真的甩了普通人十万八千米，普通人也许终极一生辛苦挣钱，也达不到明星一年的薪资。

一边挣着高额的薪资，一边抱怨自己累，也难免观众们会心态不平衡。

小编在这里要说的是，明星们每天生活在聚光灯之下，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更应该为公众树立正能量的形象，同样也希望粉丝们能够理智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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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了明星八卦的话题，再来几段严肃的思考，转自公号T 中文版的文章片段：“一个外国人，临走前记录了「空城」上海”

Anthony Reed 是一名来自英国海滨小城贝克斯西尔（Bexhill）的摄影师。2022 年 4 月，Reed 离开了上海。

他曾在绍兴和青岛有过短暂的停留和学习，随后定居上海。起初住在海防路，但因房租涨幅过高，搬到了愚园路一处老洋房的一居室。除了商业拍摄项目，Reed 喜欢扛着相机在上海的街头闲逛，拍摄那些在巨型都市里孤独的人。今年 3 月中下旬，他开始拍摄疫情下的上海。虽然彼时尚未全城封控，但昔日游人如织的外滩、南京东路步行街、城隍庙、静安寺，已初现「空城」的气质。

以下是 Reed 的自述：

2008 年来中国以前，我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在青年时代，我对亚洲，尤其是东亚有着一些幻想 —— 这促使我来到中国。我离开英国还有一个原因：撒切尔夫人虽然 1990 年就卸任了，但撒切尔主义的经济模式依旧影响着英国的方方面面，离开英国算是一种消极反抗吧。

在中国的这 14 年里，从焦虑如何靠商业拍摄来养活自己的艺术创作，到担忧商业拍摄过多会影响我的艺术创作 —— 每天的生活都是过山车式的。如果说起起落落是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人生片段，那最近三四年只能说「落大于起」了。

每年 1 月（春节前）是我常规续签工作签证、递交材料的时期，这样，大约 2 月或者 3 月就会拿到新一年的工作签证。在上海，我注册了自己的工作室，签证事宜我都亲自去做，以往都很顺利，但 2022 年，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的拒签。我跑到窗口去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没有理由，别再问了」，哪怕我的「工作许可」到 2023 年都有效。这意味着：3 月 9 号之前，我必须离开中国。

虽然一直都知道，不可能在中国待一辈子，总有一天会离开，但在原先的构想中，我希望是在准备好的情况下离开，而不是被强迫、被通知。突然之间，我的工作和生活全乱了。我陷入了慌张的困境：大量工作要取消掉、房子要退（租）、拿不走的摄影器材还要想办法卖掉 …… 还有机票，昂贵的机票。

我怕时间来不及，于是 2 月份的时候，又去了一次签证中心，希望争取一个缓冲期。他们奇迹般地同意了，于是我的离境日期变成了 4 月 9 日。紧迫感有了缓解，但又一个变化来了：3 月初，上海爆发了奥米克戎疫情，已经有局部的小区被封控。我再次感到焦虑。我的航班会不会取消？新的航班会不会更贵？我会不会被封在家里？我原计划卖掉的东西怎么运出去？我如果走不了怎么办？人在家中，但是签证已经过期了怎么办？我会被居留吗？

果然事情朝着最担心的方向发展了，被封禁的小区越来越多，商店和公共场所也陆续关张。我意识到，我的小区离封禁也不远了。于是，在还没被封之前，我拿起相机，去拍摄上海街景。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像是一次「场景重现」。

美琪大戏院，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两年多过去了，病毒不断变异。我总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再也回不到疫情前的样子了，即便全球都宣布疫情正式结束。在上海空荡的街头拍摄时，那种感觉很微妙，甚至有点诡异。（上海）对更弱的病毒变体，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这让我很困惑。我不知道下一秒要发生什么。我只想着赶快离开。

从「不得不离开」到期待着赶快离开，这前后的心理变化应该不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任何人在任何一个地方待十几年，都会有很复杂的感情。在上海，我有很多聊得来的朋友；我的收入虽然远未达到「舒适」的程度，但丰富了我的经历和创作。这里的生活确实便利，但（我）也会想起几年前就消失不见的午夜路边摊炒面、烤串，越来越少的 Club 和周末夜晚倒在路边喝醉的人 …… 还有不断远去的朋友。这里有太多的回忆，不是买一张机票就可以马上切断的 —— 但突然间发生的事情太多，我应付不来。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我在微信上问了居委的人，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打交道。我从来不知道小区还有一个「居民委员会」，十几年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也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概念，但现在的出入都要经由他们许可。他们告诉我不能擅自出去，哪怕我的签证马上过期，我要离开中国了。
于是，我一面联系英国领事馆，一面又和居委会商量，我该怎么出去。另外，食物方面，朋友告诉我怎么在 App 上买菜 —— 我下载了好几个，一次都没有买到过。我这栋楼里都是老人，只有我和隔壁邻居算是「年轻人」，他是个意大利人。我俩都不知道怎么去问邻居买菜的办法，老人也都不太会用那些 App。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我很崩溃。食物的话，如果省着点吃，应该可以撑到 9 号。但最紧迫的问题是，怎么出去。领事馆联系到了我所在辖区的公安局，但公安局表示他们和我的居委会没有直接的关系。最后是我的一个邻居通过各种方式联系了居委会，允许我 9 号离开。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抵达浦东机场。所有交通工具都停了。通过在微信上向各种人紧急求助，最终联系到了几台可以提供这种服务的「合法车辆」。有一辆「黑车」说可以带我去机场，要 3000 块的车费，我拒绝了。为了万无一失，我预定了三辆车，都付了定金，最终选择了一辆大巴。出发前几天还要不断地做核酸，我反复确认手机里最新的核酸报告、疫苗证明，还有机票信息、护照、健康码、行程码 —— 所有这些能让我「通关」的证明，我一遍遍地查看，想用最快的方式把它们展示出来。

离开小区之前，保安还反复和我确认：「你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是吧？保证不回来了吧？」我笑了笑：「对，保证不回来了。不给你添麻烦。」我知道，他的意思是：封控期间不要再回来了，否则流程很麻烦。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整辆大巴车，只有我和我的行李。车窗外是上海的夜，路灯都还亮着，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和车。我拿出手机拍摄窗外的景象，这或许是我能拍到的、经历的最后的上海了。
司机穿着全套防护服，看不到他的样子，他一句话也没说 —— 这很好，因为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他可能每天要负责好几次这样的机场之旅，带着和我同样遭遇的人离开上海。从我家到浦东机场只用了 36 分钟，从来没这么快过。出乎意料的，我快速地通过了各个关卡和安检。在登机口候机时，放眼望去，空荡荡的，一排排座椅上都没有几个人，灯光也很暗，我感觉像在电影院，电影已经散场，人都走空了。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飞机起飞后，我才真正地放松下来，其他乘客也是同样的神态。我开始思考我在中国的经历。我有一个中国朋友说过，「你永远也不知道，你和某个人的见面是不是你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现在，我对这句话开始有了一些理解。把「人」换成国家，也一样。

我童年离开博茨瓦纳（Botswana，Reed 儿时曾随父工作在此居住），现在离开中国，可能以后不会再回来了。

在中国十几年，2010 年左右，拿着相机在路上并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讶：无论是拍摄路上的行人、老弄堂、拆迁的工地，还是在最繁忙的商业街，顶多会引人多看一眼。
大概从 2018 年起，尤其是疫情之后，我带着相机，哪怕什么都没有做，总有保安过来问我在拍什么、我是哪里人、为什么要拍摄，有时候甚至被呵斥、赶走。曾经与保安、年长的居民畅快闲聊，听他们自豪地讲述背后建筑的零星历史和故事 —— 这样的经历已经消失了。
2022 年初，因为商业项目我去了济南，工作结束后，在济南的火车站，当我拿出相机准备拍摄新盖好的车站建筑时，被保安拦住。他抓着我的胳膊，冲对讲机说着什么（我没听懂）。之后来了两个警察。那个保安情绪很激动，对警察说着什么，我只听到了「美国间谍」四个字，围观的人开始越来越多。警察看了我的护照，了解到我不是美国人，让我删除了照片之后就放我走了。这件事对我的冲击很大。为什么我会被当作「美国间谍」？分不清白人的国籍我还能理解，但「间谍」？

紫金路，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2020 年，我从纽约辗转到英国老家待了一段时间，7 月回到上海，经历了 14 天的隔离后，终于可以出门了。那时候的上海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样子，很多人在户外不戴口罩了。而当我在路上摘下口罩想松口气的时候，会有人走过来告诉我要戴上。我觉得他们说得没有错，我立刻会把口罩戴上，但同时也发现这些人不会对不戴口罩的中国人提出同样的要求。
我越来越觉得，我，一个外国人，一个「他们」，正变得越来越「异化」。「白人 = 美国人 = 病毒」这样的想法也越来越多。在对方喊出「口罩！」并作出一个手挡住脸的手势时，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解释「我不是美国人，我核酸阴性，我打了三针疫苗」。我觉得很无辜，也很无奈。

外滩招商银行，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2021 年 3 月的时候，美国开始「反对亚裔歧视」的游行和运动。针对亚裔的系统性歧视在美国一直都有，但随着新冠疫情而变本加厉了，针对亚裔的仇恨、甚至谋杀越来越频繁。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会把对于病毒的负面情绪投射到「外族」身上，好像消灭了外族就可以消灭病毒一样。

外滩附近，摄于 2022 年 3 月下旬

我在上海的经历，如果用情绪的波澜作为衡量标准：从逐渐增多的不快经历，到开始质疑、怀疑、自我怀疑，再到最后一个月几近崩溃的「沸腾」—— 这个过程并不是由一个个事件节点构成的，好像我们学历史的时候，总是说「某某事件导致了某某某」—— 但在真实的生活中，你并不能看到这些节点，那是一个缓慢加速的过程。很多时候，事件也并不是「砰」地一声开始或结束的。只是当你回顾的时候，你会去追溯，某时、某地、某事也因此被赋予了象征的意味。

现在我已经抵达了纽约，和哥哥、嫂子还有他们的家人团聚了。如今的纽约和我上次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马路上都是感受早春天气的人，我还是会习惯性地戴上口罩，但戴口罩在这里已经不是主流。我哥哥继续拿起相机，准备在路上边逛边随便拍拍。我和他说，我一下子看到路人都露着脸，太多的脸，还有那么点不适应。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习惯，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多多讨论的现象。

在 Anthony Reed 的 Instagram 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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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读者会问，为何在此篇文章的开头，要放一大段明星张国立？

小编有点怀念80年代，那时有诗人北岛、顾城，大家还可以思考，年轻的脸上布满青春痘，有着蓬勃的朝气,对未来充满着理想；可现在，扒扒娱乐、谈谈声色犬马，才比较安全。嘘，莫谈guoshi~

祝福祖国，祝福故乡----我梦中永运牵挂着的美丽城市上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重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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