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里,远在西安的朋友送我一本新版的《读宋诗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是程千帆先生的书,已经是第三版了。由于工作忙乱,一直搁置案头,直到暑假才有闲暇,西窗下捧读一过,意蕴丰厚,亲切而有味,令我孺慕不已。读到严羽篇,程先生评曰:“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说,神韵派‘是以“不说出来”为方法,想达到“说不出来”的境界’。这乃是从严羽到清初王士禛诗论的最精简的概括,值得仔细玩味。”案前展眉,不禁会心一笑,这是《读宋诗随笔》中惟一一次出现《宋诗选注》。钱氏《宋诗选注》以其卓识睿见、独具个性色彩而受到读者的爱赏,久负盛名,而程先生这本书在知名度上要稍逊一筹。我隐约觉得,由《读宋诗随笔》和《宋诗选注》仅见的这条重叠,清理两者之间的“量子纠缠”,或可以从比照中显现程先生在宋诗选本方面的学术个性与艺术眼光。
程千帆《读宋诗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大家都知道,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是六十年前的产物,195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却很少有人知道,程千帆先生和缪琨教授合著过一本《宋诗选》,1957年8月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比《宋诗选注》还要早一年,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宋诗选本。不过,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序》以及《宋代诗人短论》分别发表于1957年3月和9月的《文学研究》,这些正是《宋诗选注》的主体内容。钱、程两书的内容在刊布的时间点上互有交叉。《宋诗选》选目178篇,《宋诗选注》选目376篇,重叠的篇目仅有42篇,不及前者的四分之一,仅及后者的九分之一。尤其是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大家,仅有一两篇重叠。在选目问题上,两位先生竟有如此鲜明的分际,可谓是个性互见。
恰恰是在选目问题上,《宋诗选注》招致了一场政治风波。它出版不久即遭遇“拔白旗”运动,批判文章纷纷出笼,周汝昌、胡念贻、黄肃秋、刘敏如等群起声讨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的资产阶级观点。钱先生在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说:“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而又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那些最见钱氏“别裁”的选目饱受批判,而“识时务,守规矩”的努力也没有得到适度的宽容,诸篇文章指出了《宋诗选注》有意删落一些“反映了人民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好诗”,谓之别有用心。这些反复提及的“好诗”,包括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正气歌》,梅尧臣的《村豪》、王安石的《思王逢原》、郑思肖的《二砺》、谢翱《西台哭所思》以及林景熙《题陆放翁诗卷后》等。那么,这些“好诗”的参照系由何而来?其实,这些诗篇从程先生的《宋诗选》中大都可以找到,它是新中国唯一一个宋诗选本,想要对标新时代的思想风貌,舍此别无他途。在《宋诗选注》的批判风向中,似乎可以推测,程先生的《宋诗选》在“思想正确”方面做得更为稳妥,也更为趋近于当时“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政治氛围。
不久,由于日本学者的推重和政治气候的变化,针对《宋诗选注》的思想批判随之消歇,钱锺书先生平顺地渡过了这场政治风波,在随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运动中也没有受到太多的牵累。程千帆先生却在《宋诗选》面世前的两个月,1957年的6月被错划为“右派”,从此经历了十八年的困顿岁月,苍黄乱离,艰辛备尝。在“幸”与“不幸”之间,两位先生的命运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反转。
1957年,程先生在《宋诗选》引言中说了一段极具历史感的话:“过去的批评家们都认为:八代、唐、宋是五七言诗的三个主要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作家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了各不相同的、独立的创作特色。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事隔二十年后,程先生回到阔别已久的母校南京大学工作,应教学之需,重新编订《古诗今选》,他依然坚持这一诗史观点,将选本分为八代、唐和宋三部分,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学界和读者界赢得了广泛好评。《古诗今选》所收宋诗190篇,与《宋诗选》重叠者91篇,几居其半,可见底色之深重。程先生的《古诗今选》于1956年着手开始编纂,体例是和沈祖棻先生共同商定的,后来因故中断。随后的《宋诗选》不妨看作《古诗今选》稿本的一部分,它们从诗学传统上是一脉相承的。《宋诗选》以及后来《古诗今选》“宋诗”部分的篇目经过更换,更能展示学术生态发生变化之后程先生对于宋诗的卓识特见。其中黄庭坚入选15篇,与陆游平起平坐,陈师道与陈与义各选10篇,超过了欧阳修与范成大,还有林景熙与谢翱入选多篇,几乎列为宋诗大家,这些都是不同寻常的选法。(莫砺锋《重读〈古诗今选〉》)值得一提的是,《古诗今选》有16篇新增篇目不见于《宋诗选》,却见于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宋诗选注》1979年以后大量印行,流传甚广,程先生或许做了适度的借鉴。
就在程先生损益旧本,更换新篇的同时,钱先生却遵从了“宁恨毋悔”的为文原则,《宋诗选注》一仍旧貌,不再改动,他在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说:“我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或自我整容的手术,所以这本书的‘序’和选目一仍其旧,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在这一点上,程先生的态度与之迥然不同,他不断追求着自我完善,精进不已。在晚年与学生的谈话中,程先生说:“你有我早年和缪琨先生合作的《宋诗选》,把这两部书放在一起看,就能看出我的进步了。”(《劳生志略》)如果说《古诗今选》的“宋诗”部分是《宋诗选》的2.0版,那么程先生在这里提及的另一部书则是《古诗今选》的2.0版——《宋诗精选》。
《宋诗精选》是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文苑丛书”之一种,2000年收入《程千帆全集》时,改题为《读宋诗随笔》,遂为通称。《读宋诗随笔》选目150篇,五分之四的篇目本于《古诗今选》“宋诗”部分(119篇),新增篇目仅为31篇。不过,《读宋诗随笔》较之《古诗今选》的主要变化不在于选目,而在于品评。《古诗今选》各篇之后本有简洁的案语,交代诗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限于体例,篇幅不大,多以十几字或数十字收束。《读宋诗随笔》的体例则灵活得多,品评部分少则百十字,多则上千字,更能容纳程先生对于宋诗的独到见解。在1957年的《宋诗选》引言中,程先生说:“在选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主要的作家和重大的主题,也同时注意到了另外一些优秀作品。我们希望这本小书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时候,大致能够体现出宋诗的重点和它的全貌。”到了1992年的《读宋诗随笔》,程先生已经无意于展示宋诗的全貌,也不再受制于其他的外在因素,他说:“这个小册子只选了一百多首诗……显然不可能体现宋诗发展的完整过程,这本小书只是想使读者对有异于唐诗的宋诗风味尝鼎一脔而已”(《前言》),“写作的时候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只要喜欢这首诗,有所体会,就选了”(《劳生志略》)。正是在这种无拘无束中,《读宋诗随笔》向读者展示了鲜明的学术个性、精辟的艺术眼光,以及深刻的私人印记。
《读宋诗随笔》选诗150篇,有的品评是个人心绪的展露,也是私人情感的纪念,比如梅尧臣《悼亡》三首,不见于《宋诗选》,也不见于《古诗今选》,程先生评曰:“梅作除第二首‘窗冷’一联外,几乎全是对自己心境的白描。只有在将悲伤痛苦冷却一段时间之后,经过过滤的难以忘怀的生活细节才会在比较沉静的头脑中变得鲜明起来。而当时正被伤痛炙灼着的心灵,则是很难想到这些的。”这段满怀忧伤的感念,应是浸透了对于沈祖棻先生的燕婉情深,读来深挚动人。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评语:“这时,他已被贬七年,流转在四川、湖北一带,环境非常恶劣,又到了对于古人来说算是高龄的五十七岁。长途漂泊,旅况萧条,在风雨中独上高楼,所以一方面为自己能够在投荒万死之后平安地通过滟滪天险生还而感到庆幸,另一方面回首平生,瞻望前路,又不能不痛定思痛,黯然伤神。因而欣慨交心,凄然一笑。”如果联系程先生流转湖湘,以六十五岁高龄重返金陵的漂泊历程,这段品评何妨看作是自我心境的一番写照!
程先生的品评具有两个较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着意于将具体的现象分析导向文艺理论问题的探讨,以诗文评的传统方法回应当代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如柳永《煮海歌》分析柳永文艺观的特异之处,汪藻《即事》探讨语法与韵律的矛盾问题,范成大《州桥》阐释艺术真实与虚构问题,岳飞《池州翠微亭》论述个性与文风的关系问题,秦观《春日》辨析对待异量之美的态度问题,陈与义《怀天经、智老,因访之》揭示宋人律诗对声律的突破和新创等。“唐音”与“宋调”之别,作为古典诗学的常见命题,程先生也深有会心,如陈师道《怀远》全篇用情语抒写,与唐人大异其趣;唐人惯于从正面描摹风物,陈师道《谢赵生惠芍药》却从侧面暗示风神,从议论中展示形象,此亦唐宋有别。另一个是将前人的评论与自身的感受结合起来,以“诗史”的眼光在诗体流变中别抉异同,显现因革,从而抉发诗篇的艺术特色,这也常为《宋诗选注》所未及。如晁端友《宿济州西门外旅馆》,钱先生仅言及苏轼和黄庭坚都很称赞他,程先生却仔细辨别晁端友和黄庭坚“闻马啮草声”的同题书写,指出二人因在梦醒之间而有不同的感受。再如品评中所阐发的欧阳修《戏答元珍》的发端之妙,罗与之《寄衣曲》的命意翻新,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语未了便转”的诗法秘诀,刘克庄《北来人》叙事与述怀的交错手法,江端友《牛酥行》“纯用赋体”的文体特征,王禹偁《村行》篇真幻交织的艺术境界,苏舜钦《中秋夜吴江亭上对月》中月光穿透事物的奇思妙想等,别具手眼,精义纷呈。无怪乎舒芜先生致函程先生说:“尊选《宋诗精选》,初步翻阅,觉宋诗密蕴,至此大宣”(《程千帆友朋诗札辑存》)。程先生分析诸篇的艺术特色,均能入微破翳,探骊得珠,这绝非一时的妙悟,而是他多年来在宋诗中涵泳往复、玩索感知的结果。程先生自身即为诗人,友朋往来每以旧体诗篇相酬唱,多年来对于诗歌艺术的探索多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在评析古人的诗体嬗变与艺术新创时,才能与古人相视一笑,莫逆于心。
钱锺书《宋诗选注》
《读宋诗随笔》选诗150篇,有55篇是与钱先生《宋诗选注》重叠的,这些重叠的篇目在对读的时候,能够体会到旨趣的不同,程先生往往从别处着眼,别开生面。比如叶绍翁《游园不值》,钱先生征引了唐宋以来句法、语境与之相似的六首诗,指出叶诗以“醒豁”取胜。程先生则无意于“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语源追索,而是探讨古典诗词创作中境界、手法、语言的偶合与借用问题。
至如杨万里《初入淮河四绝句》的评论,更能见出两位先生学术取径之不同。南宋诗人行至金宋边界,往往即兴感怀,诗作特多。钱先生不避繁复,先后征引了汉魏六朝以至唐宋有关边境和淮河的诗文十八家,胪列如次:汉王符《潜夫论》第二十二《救边》篇,南朝陈徐陵《为始兴王让琅邪二郡太守表》,唐雍陶《渡桑干水》,白居易《西凉伎》,南宋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一《醉歌》、《送霍监丞出守盱眙》,姜特立《梅山续稿》卷一《渡淮喜而有作》,袁说友《东塘集》卷三《入淮》,陈造《江湖长翁文集》卷十一《都梁》第四首,许及之《涉斋集》卷七《元日登天长城》,戴复古《石屏集》卷七《江阴浮远堂》、《盱眙北望》,《南宋群贤小集》第三册毛珝《吾竹小稿•仪真》第三首,汪元量《水云集•湖州歌》第二十四首,汪梦斗《北游诗集》自序,《诗人玉屑》卷十九载路德章《盱眙旅舍》,《瀛奎律髓》卷四十七潘柽《上龟山寺》,《〈宋诗纪事〉补遗》卷四十五王信《第一山》、卷五十四蒋介《第一山》,刘因《静修先生文集》卷九《白沟》。学识之渊博,采择之详备,令人钦佩不已。程先生在处理杨万里这组诗的时候,显示了截断众流的学术风范,将众多的“互文性”作品一概略去,直言杨诗的悲凉意绪:“初次到了原为北宋腹地,现在却已成为宋、金国界的淮河,不禁感慨横生,写下这一组充满忧郁气氛的诗……和陆游那种充满激情、富于想象的作品不同,杨万里集中这类涉及时事的作品,却显示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程先生对于这种意绪的捕捉无疑是精准的,在简练流畅的文笔中表述出来。
程先生的这种处理方式贯穿于他的学术理念中。在与学生的谈话中,他曾发表对于资料的看法:“资料占有是同发言权成正比的。占有的资料并不要全面反映在你的著作里,绝大部分或至少有一半是要排除的。不看过这些资料怎么知道排除?为了写《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我把从魏晋到唐朝所有的游仙诗都抄了卡片,只用到一小部分最典型的例子,所有被排除的都可以此为代表,这样就不至于繁芜。”(《书绅录》)程先生在强调资料占有重要性的同时,又指出资料需要甄选筛汰,要选取最典型的例子纳入论述,不要将全部资料呈现于文章中,以免过于繁芜。繁芜与简约是文风的两个取向,避免繁芜就要追求简约,程先生教导学生说:“文章要尽量写得精,只拣最需要、不可不说的话说。一般的话简而精说,可说可不说的话尽量不说。”(《书绅录》)程先生这种避繁就简、精益求精的学术理念可以从刘永济先生那里找到渊源,“我曾对先生说:‘您论《庄子》如此之精,却不肯著书传世,难道是‘善〈易〉者不言〈易〉’吗?’先生只是微笑,没有回答。先生的著述,篇幅都不大,要言不烦,取其足以达意为止。显然属于‘简约得其英华’的南派,而不是‘深芜穷其枝叶’的北派。……先生治学由博反约,不废考据,但主要的是着眼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正是如此。”(程千帆《忆刘永济先生》)可见程先生对于刘先生学风的体认,着眼于“简约得其英华”的南学真髓,钦赏他由博返约的治学路径。
对于简约学风的体认,必然伴随着对于繁芜学风的批判。程先生在致蒋寅的一封信中曾经谈到钱锺书的学风:“默存先生,当世无双,你就所知认真写去,必有可观。但他的体系几乎完全体现(非建立)在其非体系的表现方式之中,因而往往能博而不能约。他是无锡人,但却近乎(我只说是‘近乎’)‘深芜穷其枝叶’的北学,而非‘简约得其英华’的南学,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1990年6月7日致蒋寅函)这一看法并非程先生的一家之见,词学大家夏承焘先生在日记中也曾有过类似的评议:“阅钱锺书《谈艺录》,博览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天风阁学词日记》1948年9月17日)当代学者评论“钱学”,多推服其“精”,而在同辈学人眼中却不免于“芜”。老辈学者在钦赏钱先生学识渊博的同时,内心中多少仍有一些保留。至于稠叠取证还是优游不迫,繁复详赡还是简约凝练?这不是意气之争,而是学术取径之不同。
钱先生在港版《宋诗选注》前言中说自己“忍不住自作聪明,稍微别出心裁”。程先生在《读宋诗随笔》前言中却说:“就其所知,随手写下一点读后感,既无统一的规范,也无内容的限制,信笔所之,未免零乱,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所谓没有统一规范,没有内容限制,信笔行文,嫌于凌乱,这些都是自谦的话,其实程先生对于内容、写法别有“心裁”,也有义例在。后来谈及这本书时,程先生说:“我特别注意所选的诗有什么特点,我有什么体会。如果有特点,而我又没有能够发现,我就不写。一定要既能发现其特点,又能将它表述出来,在这个前提下,我才会写下来。”(《劳生志略》)《读宋诗随笔》初名《宋诗精选》,此“精”是指选目之精严,诗篇必有心解、别裁,才会下笔。在义例方面,程先生取法近代词人李冰若的《栩庄漫记》,他在闲谈时点出:“我后来作那本《宋诗精选》,就是用他的方式,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书绅录》)
《读宋诗随笔》的品评篇幅不拘长短,内容也较自由,或分析诗艺,或介绍诗人事迹,或就诗中内容发感慨之言。程先生连篇比类,常旁及其他文体,或词、或文,或小说,或绘画,以至于逸出本诗的解说范围。比如王令《暑旱苦热》忆及黄季刚先生的绝笔诗《九日独吟》,李清照《咏史》述及郁达夫的《青岛杂事诗》,许棐《泥孩儿》论及张乐平的连环画《三毛流浪记》。这些“闲笔”看似可有可无,其实体现了程先生贯通文体的宏阔视野和锐利眼光。程先生的品评文字浅近,读来明白如话,但是内蕴深厚,隽永有味。如汪藻《即事》:“再者,三四两句,若写成散文,便是:一雨之后,芭蕉展尽数尺之心,而无人见到。同样,下一首的三四句则应写成:钩帘卧看,百顷风烟之上,有青云载雨飘过。”骈散不拘形迹,韵致令人叹绝。又时有性情之语,如唐庚《张求》:“两相对照……真是好看煞人!”陈造《望夫山》:“两两对照,好看煞人!”从中可以看出程先生写作时的放松心态,舒卷自如,无拘无束,文风亲切而自然。其实,这是程先生颇为自许的一种老年之境,也蕴含着对少年文风的反省,程先生说:“我早年的文章多少有些矜持,有意识想把文章写得好一些,这样就不够自然。写这部书的时候,因为比较放松,写得比较快,也不苦。我觉得做学问能够做到自我放松的自在的境界,是比较高的,这个境界不是一下子能够达到的。”(《劳生志略》)“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不仅是文章风格,而是一种学问境界了。
2000年编纂《程千帆全集》时,程先生考虑到《读宋诗随笔》品评文字时与《古诗今选》“宋诗”部分相犯,恐令读者心生赘冗之感,曾对《古诗今选》的评语或改或删。从《宋诗选》(1957)到《古诗今选》(1983),再到《宋诗精选》(1992)以至《读宋诗随笔》(2000),程先生不肯重复别人,也不肯重复自己,不断地抽换篇目,增订评语,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展示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和精辟的艺术眼光。程先生以“简约而得其英华”的学风来审视“渊博而不避繁芜”的学风,以浅近自然、隽永有味的文风反思“文多拘忌”(钟嵘《诗品》)、“贪多、爱好”(赵执信《谈龙录》评朱彝尊、王士禛语)的少年文风。程先生精进不已的治学态度、由博返约的学术取径、简洁凝练的文章风格,都是值得我们珍视并传承下去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原题《程千帆先生的学术个性与艺术眼光——从〈宋诗选〉到〈读宋诗随笔〉》,载《文学研究》2019年第5卷第2期,经作者授权转发。这里省略了部分注释,引用请以原文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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