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雪私记》是蒋寅教授1985—1986年在程千帆先生家中问学时所记录的程先生的谈话。谈话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很多真知灼见，要言不烦。程先生求知治学和教书育人的苦心，也可见一斑。今日是程先生107周岁冥诞，特刊发此文以为纪念。
左起：曹虹、程千帆、张宏生、蒋寅
我1985年初考进南京大学，受业于程千帆先生，到1988年3月毕业，三年间饫闻绪论，饱受教益。听张伯伟说，先生上大课最精彩，可惜到我入学的时候，先生精力不如从前，已不再上大课，而且也不为我们专门讲课了。但我和同学张宏生、曹虹每月固定要去先生家几次，听先生布置作业，或向先生汇报读书、学习的情况。先生夙健谈，思维敏捷，出语风趣，令学生如坐春风，一室笑声不绝。有时为了功课，我也会单独去先生那里，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后，这种情况更多。每侍先生讲论谈笑，总有如珠妙语深印脑海，归去不免笔于日记，一如“子张退而书诸绅”的意思。遗憾的是只记到1986年5月，因为此后我开始博士论文的工作，先生的谈话多围绕《大历诗风》指点发明，点点滴滴我都直接汲取到论文中了。我的学问基础和工作作风在同门中是最粗疏的，所以先生平时训诫极细，曾说：“现在我还可以批评你。等以后你想要人批评你，怕也不能得了。”如今先生年事已高，耳目聪明稍减，我不敢常以习作烦扰。唯时常翻开当年潦草的笔记，那保留着先生语气的名言隽语，一次次将我带回陶谷新村先生的寓所。而其间的一些训诫，至今让我涊然汗出。前两年同学巩本栋编《程千帆学记》，本该整理出来刊布，因故未果。现钞录在这里，聊存先生谈龙片录。以记录时未曾禀告先生，故曰私记。
你们跟我读书，我对你们的要求有个八字纲领：“敬业乐群，勤奋谦虚。”关于“敬业”。要明确弘扬祖国文化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有动力，有观念，有行动，认真对待学习与工作。要有自制自励的能力，不放松自己，体会古人说的“慎独”的意思。一切从基本操作开始，书写与叙述要求规范化，养成严肃的工作态度。作业引用材料要可靠，要根据第一出处，要注明卷数、版本、出处。有异文要说明。力求对字句理解准确，是成说还是私见，要分清楚。关于“乐群”。师生、同学间要互相帮助。道德品质上互相规劝，学习上互相帮助、支持，决不可互相妒忌和搞小动作。同学之间应该多交流。不要把材料当成学问，而搞材料保密。这说明心肠狭窄。学者应该大度和开阔，不畏人批评。妒忌别人则塞其受益之路。关于“勤奋”。要抓紧时间，多读点书。但也要掌握节奏，善于生活，兴趣广泛一些。布置一些课程，有具体要求。但自己要多接触外国文学及现代文学。注意学与思的关系。学再多，不思也不成为系统的科学知识。学是积累，思是消化。对博与专的问题一直有争论，可以各存己见。但基本的东西一定要掌握。关于“谦虚”。青年人总是有点骄傲的，这是自信的表现。但要掌握分寸。如果一点也不表现自己，那是学术的“乡愿”。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发现错误一定要改。谦虚不难在一张白纸，难在小有成就时。我年轻时走了一段狂妄的路，是五六十年悟出来的经验。（1）第一年读六部书，都是唐以前的经典著作。经典著作是对后世文学有深刻影响的，学经典同时就学习了经学史、史学史、思想史。每部书规定不同形式的作业，要达到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水平。让老师审阅与自己投稿听便。（2）取得学位前的考试三个内容，马列经典著作，写篇读书报告；经史子集，综合考试。外语，第一外语一定要达到听说读写四会；第二外语，借助字典可阅读。（3）学位论文要求研究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可以各自酝酿一个题目，一定要有质量。最后，在两星期内交三篇自传，一篇白话，一篇文言，一篇外语。（按：是日谈话有录音整理，见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
（寅汇报硕士期间的课程）课开得稍多了些，太快了点。作为博士生不会这么要求的，博士生不仅要读，还要有研究成果。博士生外语一定要学好，入学后不可能再搞外语。我是主张博士生入学后不学外语的，所以考试成绩一定要好。必须充分理解外语的必要。要看到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与外国学者交流、带留学生，都要外语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博士，连一门外语也不会讲，怎么行？一定要树立正确的观念，学好外语。平时生活各方面都要注意。人的知识水平是与道德修养成正比的，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在品德方面有让人指责的地方。（谈到与日本留学生一起练口语）与外国人相处时要做到不卑不亢，不要有辱国格人格。对友邦人士礼貌客气是必要的，要尽力帮助他们。（寅呈交重抄的自传）我并不是为几个字的潦草而不满，照说你的字也算工整，那几处连笔也不太过分。只是我要培养你一丝不苟的作风，要养成你的工作态度。我年轻时写小楷，抄晦闻（黄节）先生《咏怀诗注》，一字不苟。你以往的作业我也看过，似乎太草草了，都没很好地修改和检察。这在我是决不允许的。我的研究生，书写每个字都不许潦草。你看，这是莫砺锋的还书条，他的论文每个字都是这样。（问引用常见书或只引几个字是否也必须注明版本、页码）各种杂志有不同要求，而且到今后你们对文献熟了也无所谓，比如《毛诗》可说诗曰、笺曰，但目前一定要核对查明，养成习惯。学的东西广，将来不知什么时候就用上了。前辈基础扎实，刘弘度（永济）先生一生对《庄子》下过很深功夫，但不写东西，只是诗词中时时表现出庄意。我曾经问过他，他说：“你以为读了书一定要让人知道吗？”这话说得多好啊！（寅问《戴叔伦诗集校注》可否交出版）目前学习紧张，可以不忙出版，等放些时日补充成熟。前辈为学不轻示人，必待养成。（寅说写文章常觉不能把握论题）做学问须有悠游含润之功，要在里脑子玩味思索。日前有个老同窗编《金陵诗词选》求序，我应下，构思再三不满意。先从六朝繁华说来，过一两天，早晨忽有新意，于是静坐凝神半晌，觉文思条畅才动笔，从交游说起，论及两人关系，这样就比较亲切。（寅呈译著《郁达夫——他的青春与诗》，题“程先生雅正，学生蒋寅敬赠”）做老师便什么都要教，有关行款、方式我也应该告诉你。象这样的关系应称“千帆先生”，或者“千帆吾师”，“雅正”是同辈之间的客气说法，前后辈应用“教正”或“惠正”。当然，我不是怪你。怎么写都可以，只是一些老传统不可不知。
读书和研究最好几个题目并行，这可以互相启示，互相贯通。我一般是这样。拼命突击一部书，当时虽然很明白，但不久就会忘掉。你现在读《诗经》，可以和《楚辞》、《文心雕龙》一起参读，《文心雕龙·辨骚篇》便有对屈原的评价，可以帮助你了解古人的观点。博士论文要有开拓性，或者在别人零碎不成熟的研究上建立体系性的成绩。不管是五十万字也好，十万字也好，总要有个体系。（张宏生说太早定题目容易撞车）撞车当然不好，但如果你估计大家水平差不多，那就不要紧，可以比一比。“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是破汽车怕撞，要是坦克车还怕撞吗？（笑）当然，如果别人已做出相当的成绩，估计不可能超过，或不可能有大突破，那就罢了。莫砺锋本来要作《朱熹研究》，后来听说钱穆写了一本朱子传，撞钱穆是撞不过的。（张宏生问王国维笺《水经注》应不应该买）王国维似乎未搞《水经注》，或为批戴震注本。近来段熙仲先生将杨守敬校注的《水经注》逐条核对，以八十多高龄每天去南图查阅古籍。杨氏所见书今天都能见到，这部书出来，大概会是最好的本子了。段先生经学名家，南师却不培养接班人。可惜现在再培养，他也没精力了。刘永济先生曾对我说：“千帆啊，我现在是所为不及所欲为。”先生长我二十多岁，现在活着要有九十多了。我现在精力不济，只想全力培养你们，让你们一齐来搞，不比我一个人搞好吗？我从刘先生二十多年，得他教益最深。刘先生最精《楚辞》，《楚辞通笺》可备一本。出语极精，深有意味。《唐人绝句精华》也好，只短短一二句评语，却讲得极好。俞平伯《词选》也是，所谓南人得其英华，北人穷其枝蔓。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注》部头超过刘著一倍，征引极博，但阐发不及刘精深。博士论文不宜搞一个作家研究，应取一个诗派或一段文学史最好，因为这可锻炼和表现出综合概括能力。莫砺锋做了江西派，江湖派、韩孟元白或大历都可以作文章。你若做韩，我告诉你一句话，韩愈是要将不是诗的东西硬做成诗，而且要人承认它是诗。这是我几十年得到的结论。（张宏生打算博士论文做僧诗）僧诗无甚高处，而且一般僧人于释理也不深，诗中典故却有些。《藏经》很好找，但读到熟悉要花不少时间，这样太不值得。明确自己的文学研究中心，就应注意文学方面的内容。作为文学研究者，对哲学史、思想史是必须了解的，比如曹虹要搞六朝文学，必须熟悉三玄，把这搞通后可以从哲学和文学的关系作深刻研究。（张宏生的读书报告准备比较《诗经》和汉乐府的爱情民歌）还可以下推到南朝民歌，其商业特点和市民习气同早期民歌不同。还要注意地域问题，可看《汉书·地理志》《乐志》等，注意论地理、人情的部分。《风》为北方诗，汉乐府也有北风，南朝乐府是长江上游，有地域色彩，这似乎还无人注意到。（寅汇报论《诗经》忧患意识的报告）忧患意识在《诗经》许多诗篇里表现出来，但具体作品产生于何时，是忧的什么，要落实。这就要注意作品的写作年代。古代文学这点很要紧，非要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去解释。解决问题与下结论要设几个驳难，怎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寅博士论文想作“闺怨诗研究”）这个题目太小，而且难有开创性，不易见水平。辑佚很有意思，我想招一个古典文献方面的博士生，就做《清代辑佚书考》。曾有郭恭伯专门研究大书，作《四库考》、《大典考》、《宋四大书考》。（问辑自《大典》者可否信其完璧）不可，这要看馆臣主学官的学力、态度。而且辑佚容易出错，古人修书，同书称“同前”、“同上”，一旦漏刻书名，则二书混一。陈寅恪著作引书从不用这类字，宁愿繁复抄写，就为不致出错。甚至阿拉伯数字也不写，必用汉字大写。（抽陈书举例）随便翻一下都是。（张伯伟论庾信《枯树赋》到王渔洋《秋柳》）这个题目有意思。中国文学的继承性很强，一个故事一个意象后人留下深刻印象，不自觉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模仿，可以再找些例子，包括戏曲、词、小说最好。这样证成其说，文章显得丰满，也显出它不是凭空而出，而是有着历史的沿袭。文章要尽量写得精，只拣最需要、不说不可的话说。一般的话简而精说，可说可不说的话尽量不说。呵，三个层次。（谈到新方法）刘再复、林兴宅两位思想很新，肯探索，而且决不是哗众取宠，是严肃的。文学所以刘为所长，也显出新生力量的活力。但他们的文章，总有点与具体文学现象不合。当然有些地方我不懂，对中国文学我还算较熟悉，看他们的理论总不能和文学现象印合。我也在探索，寻求新方法新路子，我也不喜欢把眼光局限于某一处。即使写很小的问题，我也喜欢站在高点看它，从中阐述些大问题。比如《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虽然是讲一首诗，实际是说杜甫是怎样觉醒的。杜甫的现实主义的转变，是他自己的自我发现，猛醒到社会。我自觉才弱，也无能力写很大问题的文章。要我写那种很抽象空洞的文章，我是不敢。我愿从具体问题入手，上升到一定高度，历史主义是不可少的。（我说目前新思潮是逻辑主义倾向）逻辑主义是需要的，光考据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是上古，文献太少。顾颉刚先生曾考老子——当时曾有考老子之风，但他对我说，材料太少了，没办法。是啊，这几条材料，你这么组合就是这一观点，他那么组合又是一种说法。现在根据老子的思想倾向，认为是战国人，实际是思想史问题。这就是逻辑方法，但逻辑方法也不能抛开历史，否则就成了唯心主义。不管当前是怎样的倾向，要宽容一些，允许大家探索。学者心胸应该广阔，要善于把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过来，发挥作用，“偏见比无知更有害”。（曹虹说有人主张《诗经》成于一人之手）读古书要有历史知识，有时常识的判断是最准的。《诗经》不说内容涉及几百年，就是风格也决不同：周颂最古奥，其次大雅，小雅和风很接近，但二南和秦又不同。《汉书》《地理志》《乐志》说音乐与地域的关系是清楚的；《左传》季札观乐，指出音乐也各国各异，说成于一人之手是很难说服人的。当然，他有他的推证，就像顾颉刚说禹是一条虫，若说禹是某以虫为图腾的部族尚可，说是虫就谬了。上古文献少，须加以分析。陈寅恪是很幽默的，韩愈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他说寅恪平生不敢读三代两汉之书。前些日子去苏州开会，见到钱仲联先生的博士生，他三年就专攻清诗。钱先生每周挑大家代表作讲，这样三年下来，清诗可以很熟。但教课就不行了，因为三年硕士也读清诗，清诗之外，中国文学史只有大学水平，那怎么行呢？他觉得我所说与钱先生不同，我说：“和尚进庙门，各修各家道，每人都有自己的路。”我们布置的作业，周勋初先生要你们写的，和郭维森先生的方式就不同，这样你们就接受了不同方式的训练。这是力学上的应力试验，让你受各种强度的考验，适应各种要求。莫砺锋就是因为念过先秦著作，现在讲汉魏六朝文学，自然就懂了。他没上过大学，念先秦典籍打基础的好处，以后在不知不觉中会受益。台湾张淑香《李义山诗析论》不错，讲的不少东西是我没想到的。我对李义山下过功夫，一看懂了，真是特别高兴。古人所谓相悦而解，是非常愉快的。这本书你们可以看看，里面运用了许多当今西方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十八般武艺俱全，读一读可以了解别人是如何研究古典诗歌的。不过也要注意，理论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取出张书）你们看，这首《春日寄怀》，用理论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但它恰恰是李义山写得最差的一首诗。现在研究新方法，是个好风气，否则文学研究就会像“四人帮”时那么僵化。（张宏生说叶嘉莹讲词注重各人独特之处，而国内分析作品则将个性变成共性）这是原则问题，但也是修养问题，叶嘉莹、缪钺、沈祖棻讲词都有特色，就是细。他们除了能讲，也能写，深知其中甘苦，才能讲到点子上。文学是人学，归根到底，还是要归结于情感的表现。现在杂志省级以下的，文章公式化很强，都是一个模式。每篇作品有独特的构成，分析也要各异，根据不同的作品作不同分析。我《古诗考索》的文章讲诗，也尽量从不同的角度去解决不同的问题。虽然解放前我从未接触马列主义，但写文章也没有模式。解放后，尤其是来南京以后，我有意识地探索新方法，力图从具体上升到抽象一般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只要不是教条地对待它，不搞得僵死，那它是有可以包容一切的宽容的。只是我有个忧虑——所谓“小民之忧”，就是引进新方法，不能使文学研究变成美学和哲学的素材或工具，那样就颠倒了主客关系。这里有个重点所在，即不将文学搞成哲学理论比如控制论的印证。引理论解决文学问题和用文学来印证哲学是有不同的，要从具体的作品出发，抽象出理论，发展理论。当今搞古典文论的人，搞来搞去是研究古人怎样批评，而不自己进行批评。只是从古书中找些名词术语加以说明，不研究它出现时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因为这就牵涉到创作，而一讲到创作，许多人便束手无策了。他们研究刘勰、钟嵘、严沧浪、王夫之，却没有人自己成为刘勰，这就是不从文学出发研究的结果，也是古代文论研究上不去的原因。写批评史，王国维以后，自己不能成为一章，比如蒋寅的文学批评。这一点胡适之就好，不管人们怎么骂他和指责他，但他确实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在批评史上应该列出一章。念《文选》看李善注是主要的，文选学大部分是李注学。骆鸿凯的书条例不全，有名词不适当的地方，可以考虑补订它，自己琢磨一些条例。文学史教学将史与作品分开，很不科学。讲作品时又要顾到史，结果作品讲得不深。讲史总穿插作品，逻辑发展交代不清楚。而且划分成若干段落，每人一块，互不干涉，将历史上一些文学现象割裂了。讲到陈子昂学生不会想到阮嗣宗，讲到陶渊明不知道唐代的、宋代的甚至近代的陶渊明。文、史应分开，青年教师先讲史，给外系普通班上，掌握通史，然后回中文系讲作品，再讲史。这样反复上升，各方面的能力都培养了，史培养了逻辑、历史的能力，作品则提高了鉴赏力。教师讲课要体现出个人风格，要讲自己的心得，大路货学生自己可以看书。写文章都有风格，为什么讲课不呢？讲课也是艺术，以前的先生便是如此——当然不一定要学。季刚先生口若悬河，有问必答，广征博引；辟疆先生口齿不捷，讲话经常颠三倒四，学生号“语无伦次”，但你上他家请教问题，他要你在书架上取某书某书，六七部书摊在面前，一一指点，问题自然解决。瞿庵先生则至为平易，上课讲词，“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拍桌子：“好！”平时带学生出游赋诗，考试有时出如《金陵怀古·鹧鸪天》十首的题目。讲课讲得生动是好的，但必须有个性。
《文史知识》约我写文章谈治学，我就自己感受说有两点。其中一点是能与知、感与知相结合。首先要熟悉作品，先有爱憎然后有好恶，熟悉作品，与作家心灵沟通，爱上他，才能进行评价。还要创作，知甘苦。拟古和模仿首先是学习，模仿到最后总会走出来的。任何有才能又不脱离生活的作家，最终都会从模仿中走出来。当然，没有才能的作家就窒息了。如周美成词，方千里等人有和周词，但无价值。又有作步周词的，也失败。周仍然是周，但他们都不是自己的。苏东坡学杜，早期《荆州十首》显然是学《游何将军山林》，但见功力，已显示出诗人的天才，只未见风格而已，后来就不同了。拟古和模仿除诗人本身的创造外，也有时代影响，陆机和古诗，有骈偶风，不是古诗平行之式。陆机正出于单偶交变时期，诗也略见。江淹的拟古则积累了不少经验，不是像陆机一句一趋，而是得其精神，但也受齐梁风气影响，显出清来。总之，模仿是必要的，朱自清有拟古诗，是黄节先生的作业，一句一拟，是下功夫的。朱先生讲诗作诗有意思，是下功夫熟悉的。（寅说拟古有竞争心理）那是出于崇敬古人，要与之竞赛的善良愿望，它正是文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事实上大家都有意学习古人并要超过前人，杜诗多用前人句，仇注一一注出，有些嫌琐碎和无意义，但目的是为创作提供比较和借鉴，并非如今人注解之明意而已。博士论文不宜做作家研究。当然，像刘后村，做个论文分量足够了，但问题是水平不够。因为有现成的框子可套，不外乎编年谱、考证等，而做一段文学史需要具备各种能力。曹虹可考虑一下南北朝文学与批评的关系问题，因为现在都各自立论，很少从两者的关系及原因着眼。（曹虹说在考虑南北文化迁移的问题）是的，这个问题要联系到当时文风的不同和地理的差异，刘申叔的文章只是开了个头，还大可研究。佛学也是重要的影响。（张宏生问唐末江湖诗人似与南宋江湖派有共通之处）但有重大的区别你考虑过吗？前者依附于藩镇，而后者是依附于官僚的，如姜夔就依附于范成大。唐代俸禄重外轻内，宋代南宋是重内轻外，文官地位高，待遇优厚，退休后往往购庄园养老。唐人题庄院园林的诗不多，而宋人极多。毛主席诗词，尤其是词的确开拓一境，为历来所无。为他人所不及。“寥廓江天万里霜”，有清刚之气。博大胸怀与革命斗志融会，气魄、功力非梦窗等可望其项背。白描尤其出色，可达南唐中主、后主的境界——不恰当地比喻一下。当然，后来发表的一些不甚好。（寅告刘崇德在辑唐佚诗）辑佚补缺的工作是不断可以进行的，但注意，辑佚所得的材料常不是什么重要的。《全唐诗外编》王重民补的敦煌诗，只有《云谣曲》和《秦妇吟》是有价值的。宋本张祜集的发现是较重要的，其他零星的就不甚重要了，至多对考证有用。科研首先应该着眼于基本材料，从中发现问题。一味追求新材料，会走到“红学”考证的路子上去。科研有三个步骤，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努力证明自己的解决不错。只说努力，因为不一定就对。我不主张一进学校就做论文，那么除了论文之外就一窍不通，毕业后不能教书。况且只有文学教授、文学史教授，总没有唐代文学教授或大历诗教授。一定要有广博的知识面。我要让你们学课程，读几部专书，就是要你们在做论文之前写几篇各种形式的文章，打下基础。（寅提出想做大历诗研究）大历贞元正是两个高峰之间的波谷，很少有人注意，是可以做的。但要设想个好的角度去做，要让人耳目一新。还有，我看要注意到当时文化的各个方面，像树剖开看年轮，看其横断面，也是有意思的。当时的诗和古文似乎并不相关，是各管各的发展着的。《万历十五年》可以读一下，这写法是尝试性的，很有意思。写了四个政治、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通过他们来展现晚明的腐朽。
（吴小平请写学术自述）我从不写自传。我替别人写过，刘永济先生传。自己才做那么点学问，就谈什么治学，实是抱愧。何其芳写诗不多，但谈自己诗的文字多，有人讥之。何其芳尚且如此，我更不敢了。等我死后，别人如果以为还值得怀念，比如蒋寅跟我几年，如果有一些值得回忆的东西，那么你可以写，但随你怎么说，我是听不见了。（笑）（寅讲戴伟华指出寅赏析文章中的毛病）你们这些同学能互相坦率地批评，是很宝贵的，应该这样。以前汪东先生与吴瞿安同在南大任教，都教词学。汪东在讲义中直言“此处吴瞿安言之非也”。两人同乡同事，平时文酒交欢，是好友，但学问上是非分明，不互相吹捧。（寅谈及正在写的李珣词赏析）《花间词》不太好讲，太平太浅，它把一切摊开在你面前，你怎么办？那完全是一种朴素的纯真，不像梦窗、碧山、稼轩，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你可以先写，然后我看看。全盘承受老东西是不行的，那样会钻在里面跳不出来。只有吸取前人搜集材料及考订的方法，使学问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另开辟新路子，研究方法论。这样才能超过前辈，有所成就。据我对你们的观察，你们现在搜集材料，考证、分析作品的能力已初步具备。现在你们要学会领会艺术风格，这非要涵咏吟味，才能深有所得。唐诗和宋诗不同，读多了宋诗，就会不满唐诗。唐诗固有许多宋人不可及处，但与宋人比，唐人显得笨拙，唐人对仗多僵硬，而宋人则活脱。就作家而言，苏黄同为大家，但不同，苏浅黄深，苏尽管学陶，终浅，陶深。苏东坡对一切都满不在乎——要在乎他早死了。坡诗如浪涛澎湃，但较浅，只是在上面翻滚。要说黄山谷诗，是好。（寅说爱他七律）七律当然好，五律也不错，结构的跳荡，大开大阖，读了上句你根本就不知下句的，每以奇出。（寅说陈永正的选注不错）杜苏黄这些大家遗产好，所以注释并不费力，倒是要看选，能否选出代表其风格的佳作，选家尤其重要。（寅说论戴叔伦诗时，所分析作品皆为古人所选，真感到古人了得）如果一首诗同为几个人所选，那么一定是好诗。但各个人选此诗的眼光是不同的，姚鼐的，王渔洋的，王夫之的，各人的评价也不同。你要看到他们的不同，就能从各方面多角度地理解它。（寅说不会写赏析文章，找名家之作看，也是各有风格，并无程式）讲诗词是很难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讲法。每个人的理解是讲的前提，现在讲接受美学，实际上中国古代“诗无达诂”就是接受理论的问题。达诂即众所通达接受的解训，这是不可能的。每人的批评，对作品的理解只能是近似值，而不会是绝对值。即使是作者本人对作品的解释也不能达到绝对值。因为作诗只是一时的情思，时过境迁，自己的思想发生变化，很可能就会产生不同的意思。前辈讲词与今人不同，是意在作法，示人以学词门径，故往往讲到肯綮。今人专在评论，由于不懂创作，常有隔靴搔痒处。所以讲词只有学作，懂得其中甘苦。沈祖棻的两本书，生前并未出版，只是讲稿，也不认为它是什么专著。但现在出版，当今写的文章还赶不上它。
（寅呈李珣词赏析文章）写赏析文章要翻译原文，因为原文很美，翻译很乏味，就像佛家嚼馍哺人。（寅说光是解释或讲有时文意不顺畅）应该正确处理释与讲的关系，我改的地方你可琢磨一下。你的基本功训练不严，写字不合规范。比如写行书也有规格。还有错别字，如“竦密”应作疎密，“聊”字卯旁少写了一撇。这是不该写错的，任何时候都要一丝不苟。（起首李珣的“珣”字沿出版社约稿函误作“绚”未改，先生问及，率尔答曾查诸本如此）如果你真是有据的话，那么就写个查阅文籍的统计交给我，因为我知道《全唐诗》、《花间集》的三种本子以及一些选本都作珣。况且李珣字德润，取玉之德温润之义。（寅翻到后页才发现已改）刚才我问你，你根本未仔细看一下，就回答有好几种本子这么写，说明你的轻率。对什么问题都要仔细想一下再回答，不要冲口而出。“心怯空房不忍归”是王涯绝句，你写作“回”有根据吗？（寅答凭印象）没把握就查书。（寅答只取古人的这层意思，记不清何人作）那么可以问老师，问同学，只要你打引号，那就是引用，就有出处。如果别人问你引自何处，你怎么回答？世上没有“心怯空房不忍回”这样一句诗。赏析文字虽不是精深的科研，但示人初学也须科学，不得马虎。对作品的理解，看得出你是有点体会的。（寅告将词抄在卡片上，常吟咏，然后趁兴而作）这很好，但有些本来很复杂的问题你却常用个简单的结论交代了。比如说古人重别离，你说古代交通不发达，真是这样吗？更深的原因不是中国农业经济的结构形态吗？安土重迁不是与农业生产有关吗？有些地方的用词和说法也要斟酌，不能随便写。比如花能说谢，花事却不能说谢，你说“花事已谢”不通，可以改为已过。有些作品本不好，你却在分析得头头是道，没话找话说，很勉强，是为文造情。（寅问是否指“志在烟霞慕隐沦”一首，篇目系出版社指定）这首词不算好，你讲得也不好。要讲也不该这么讲。这首词你和出版社说建议不选，或者找别人写。最近人民出版社在编一本台湾学者古典文学论文选，很可以读一下，了解一下别人是怎么搞的，对我们有启发。也可以搞些日本的、海外的，开个窗口可以透透新鲜空气。讲作品虽是通俗讲解，却也是不易的。每篇作品每人讲都没有成例，你这几首能具体作品具体对待，并适当比较见其不同，还是较好的。但要注意语言的简炼，尤其是讲艺术特点，不要浮泛。（寅与张宏生《左传》读书报告拟作与《战国策》说辞的比较）《左传》的说辞和《国策》不同，是很有意思的问题，你们可以进行对比，写成报告。但要从社会历史上找出原因进行分析。只作一下排比和对照那是大学生也能作的，博士研究生要能深刻地分析现象，透过它揭示出本质的方面。这是训练你们的历史和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能力，所以不要限于文学的范围内，眼光放远些。这些工作对你们将来的研究是有好处的。（寅问对前呈读先秦典籍的训诂札记的意见）你写的札记我看了，有些还是有点意思的。看得出你读书是细心的，也用功夫，只是有些前人已说过了，周先生已指出。当然，这不是你的专业，不可能一一涉猎许多文献。这作为读书报告是可以的，但要发表就不行了。顾炎武作《日知录》，遇有别人说过的就烧掉，只存一家之言。这是我们祖先的科学传统，是应该发扬的。现在让你们读几部书，取不同的角度做读书报告，可以培养不同的能力。我写文论的方法也不同。这样才能把学问做活。不然总是一个框框，十篇如一篇，就可悲了。最近看萧涤非先生研究生的论文，他的文章别具一格，很有意思。这个人有才气，只是文中搬了不少洋典，没有必要。亏得我还是教会学校毕业，读过圣经文学，不然还得查书。引进新名词概念，只是在旧有的不能满足需要才行。如果是为了炫学或是其它，就有点哗众取宠了。刚开会回来很累，还有一大堆信件要回，回信真是一件大烦事，还不能代劳。一般的信无所谓，私信尤其是老先生的信，不仅要自己回，考虑措词什么的还要费许多时间。这些小节不注意，有时便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你们今后也要注意。既然从我学，不仅要学习治学，也包括这些为人方面的一切。
大历贞元文学确实如你所说，有个从反思社会到对文学本身进行反思的问题。这时候的诗人有一种迷茫，既不满现实，但又不知出路在何处，只能逃遁到内心深处，等到政权稍稳固些，方镇问题稍息，白居易等人就要革新了。（寅说《文心雕龙》下篇是具体指导写作的规律，修辞要求有针对性）艺术规律和原理是多层次的东西，有的适应面宽，有的窄。诗赋有各自不同的规律，韵文有与散文不同的规律，整个文学又有自己的规律，都是规律。我们研究就是要确定研究的层次，然后把握住它的规律。（寅陈述《文心雕龙》属于文章学理论体系的观点及对其成因的看法）这个设想很有意思，前面的部分可以成立，后面的尚不成熟，还要进一步思考。可以先把前面写成文章。（寅说那样太简单了，还是想对成因作个初步的解释）那也好。科研本来就是从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成熟写出来老师可以提意见。反正是读书报告，不一定急着发表。你们现在最好的就是有老师批评指点，我现在老师都故去，有谁来指点我的不是呢？（张伯伟开课拟涉及佛教与文学的关系）佛教教义是比较深奥的，与文学的关系可以探讨。但宜先从一些较浅近的入手，如《百喻经》、佛教故事，然后再读《五灯会元》等。在课堂上讲，有些问题讲不深就老实对学生交自己的底，不必故作高深，学生也许会有兴趣去研究。“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韩退之是很懂得这些的，韩门也很大。（寅告在戴氏宗谱中发现梁肃撰戴叔伦神道碑）家谱的材料很丰富，常会保存些世所不传的东西。但要注意其材料是否可靠，因为古人爱附会名人，防止他作伪。还有古人经常闹宗系斗争，也会影响到材料的可靠性。以前我在四川时，族中要我去修谱，我便辞却，因为也是宗系间闹矛盾。现在家谱的材料有待发掘，这需要各方面尤其是地方文管会的努力。但有时他们很保守，总占着一点材料慢慢摸。如果公开一下，大家研究岂不好？况且地方材料有限，人出物力都不足，只会延宕科研的进展，所以科研保守材料是最坏的。科研的目的是求真理，至于由谁来完成倒不是最重要的。老辈学者总是互相帮助，互相提供资料，从来不以占有资料傲人。这才是做学问的大家风度。以前我做过《杜诗书录》，将南京及上海的书查了，北京未去，因为战争爆发，也就没做下去，未完成的后来都捐给了杜甫草堂。听说近来周采泉先生搞了一个很详细的，只要有人搞出来就行了，不在乎是谁。我参加萧先生的研究生答辩，这个青年人很有才华，思路很开阔，构思得也很独特，文笔不错。缺点是用了一大堆洋典，小标题全是叫人莫明其妙的。我总算在教会学校读过书，否则真读不懂。我对他说，写文章就像开小铺子一样，只把最好的东西放在玻璃柜子里，一般的东西放在后面。他呢就要一古脑儿塞在柜台里，这样反而掩盖了本来珍贵的论断。萧先生是老辈学者之风，很宽容，尽管他自己的学风很朴实，但让学生自由发展，也不要求和自己路子同。老师的学风会对学生有影响，但学生完全同于老师并不好。你完全同于我，只是又一个程千帆而已，我的水平就这样了，你同我一样还能有什么大出息呢？（讲评张宏生《纪晓岚诗经学述评》）这篇文章稍平了些，因为你只是介绍了它的内容，而不能阐发出什么新意来。我看你不如换个题目，专就他对诗经学的述评来分析他是怎样持平地总结学术源流的，从而提醒人们在研究《诗经》或别的学术研究史时，必须要注意到目录学的意见。（张宏生说正是想说明这点，因为夏传才的《诗经学概要》对此未谈，只是一些专著的评价）要作部学术史是需要各方面的意见和内容的。目录学家像纪晓岚这样的是很有水平的，你那篇《纪晓岚的散文观》因为是勾勒整理出的材料，较有意义；而这是材料集中的一篇，加以阐述介绍就意义不大了。这也说明一个写文章的角度问题，怎样尽量扩大自己的眼光和视野，使问题不局限于一个细节。所谓会做文章，也就是在这上面讲的。我与刘永济先生交最久，对他的学问为人都极佩服。他的东西很精，但并不著书，现在出版的只有《文学论》是解放前印的。解放后印了《宋戏舞乐考》。他的著作都是讲义，《十四朝文学要略》是开文学史课的，如果当时不是让苏雪林先生接课，会写完的。你的《戴叔伦诗集校注》有无消息？如果没有我就去帮你问一下。现在学术界很不好，一稿积压，有时就被人搬用材料别作文章了。钱先生两个博士生的论文，我看了，觉得只是太平实，只是在讲诗，缺少变化和曲折。一个是写钱牧斋，这个题目多好，钱先生又很精通，一定有许多卓见，是可以做得很好的研究。钱先生功力极深，广博，各方面都拿得起。（寅陪同萧占鹏访先生，询问对罗宗强申请博士点的意见）罗先生我知道的，他的文章也读过，很佩服。（萧占鹏说他担心您不知道他）我对中青年学者的东西还是注意看的。我们也干不了几年了，很快要交班，以后主要是靠中青年同志来干。（寅问自己写文章太长，是否因文章写得太尽）有些地方已是众所公认，便不必多叙，只要提一下即可。你们现在是博士研究生，写文章的档次要高点，除了观点的新颖外，内容也是面向高层的。一般的、别人已说过的不说，只说最有意义、最新颖的，那么你的文章就精了。陈寅恪作崔张故事考，说这两个形象是出于《游仙窟》，“其它论者多矣，寅恪不复再述”。孙望先生后来考证崔莺莺故事，写成一万七千字，看到陈文，马上删了七千，只剩一万字。我论《饮中八仙歌》也只论述八个屏风，其它从略。写文章本身就是个功夫，有新观点有新材料，不一定能写出好文章。我自己在这方面是要求高的。让你们写六篇报告，严格要求从各方面训练，那么到你们做论文时便会驾轻就熟了。我看了别的先生的研究生论文，似乎这一环节比较薄弱，只是平平叙来，不懂得作为一个学术论文或博士论文要追求什么。写学术论文决不比编讲义，要落尽皮毛，独存精神。（对张宏生）这些日子看了你的几篇文章，发觉太平。我已读过两篇，暂时还是不要写，这样写下去容易写得顺手。袁伟民一遇到不利就暂停调整。目前思想上没有突破，可以反思一下。有些问题要集中，你的一些文章现在是很精炼了，都不长，但论述的问题还较多，所以就不能深刻。比如六朝民歌问题，你对思想艺术各方面都论到，才几千字。如果你抓住六朝人恋爱心理的觉醒这个问题，通过与《诗经》比较，就很新。《诗经》没有这么大胆和挑逗，而六朝没有“无感我帨”端谨。这都是与恋爱心理有关的，并不只是封建思想的束缚等。我看了你的《戴叔伦年表》，周勋初先生、卞孝萱先生与我的看法是一样的，半文半白，句子别扭，不能流利。你并不是不能写得流畅，我看你译的《郁达夫》就很流畅，可是作起文章怎么就文白夹杂了。这只要下个决心是能改变的，主要是懒，脑子里现成的文言模式，随手就用来。而自己写一句很好的白话，却要好好推敲一下，所以就总是冒出些文言来。我现在就是要你每写一句都认真想想，多改自然会好。我的稿子都是陶芸替我抄的，如看原稿也是改得一塌糊涂。要能文，尤其是学文学的人。朱光潜、王朝闻这些老先生文才都好，中年如李泽厚文笔也漂亮。写文章写得漂亮是要紧的，你能做到，要下决心。（将参加中国文化书院办的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出去参加参加讲习班，开开会，可以开开眼界，了解别人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你们可以写一个笔谈，发表一点自己的感想。你写的这篇我们看了，这次文章写得不错。你能写好，只要下功夫，多改几遍。你们马上就要做论文了，外语要先考过去。现在我在尽力设法能让你们出去一次，把外语提高，也开开眼界。今后的文学研究，非要打开窗户接受别人的成果不可。我对考生外语要求高，正是为了入学后可以少花时间学外语，可以一心学专业。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就注意外语。现在我替你们看东西，只有看到文字或观点立论明显不合逻辑，思想方法有错误才提出意见，见解不同我是不管的。你们是博士研究生，应该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了。我一辈子研究杜诗，但没写什么文章，现在老师和学生共同写成一部书，也是个创举。贯串着一个方法，就是由点上升到面，从具体分析中得到结论性的东西，要提出些别人没谈过的东西，也不是全面研究杜甫。莫砺锋或是宏生可以再写篇回溯杜甫与历史上人物的关系的文章。杜甫受屈原的影响很深，但不是风格上，而是精神上，对政治的敏感。贾谊和绛灌的矛盾不是什么思想的不同，主要是政治上的迟钝和敏锐的矛盾。司马迁将屈原和贾谊放在一起正是这个缘故。历来只有两个人，屈原与贾谊有那种精神，后来杜甫继承了他们的精神。顺便说一句，司马迁这个人是利害的，他把老庄申韩合传也是独具眼光的。老庄的放任反转为严酷，严而少恩。杜甫晚年用律体来写政治，这是个独创。前人总是用五言古，杜甫独用七律。后来李商隐学他就学这点。
《学术的年轮》
蒋寅 著
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