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归人】萧红：与文字一起脱轨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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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红：与文字一起脱轨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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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鹤 （图 网络）
01惊世骇俗的女子
惊世骇俗的女子
有关萧红（1911—1942年）的故事，通常是这样开场的：她与未婚夫同居于哈尔滨一旅店，欠了巨额费用，后者逃离，旅店老板威胁要将已怀孕的萧红卖进妓院。危急中她给报社写信，萧军前往探望，两人互生好感，他奋力将她救出。文学史上遂有珠联璧合之“两萧”。
在这个简略版的英雄救美传奇里，萧红柔弱无依，萧军骁勇威猛，两个文学青年一见钟情。实情基本如此，只是前因后果头绪纷纭，说来话长。
童年时代的萧红
季红真的《萧红全传》（现代出版社2011年版），将她遇险前后那段经历，梳理得非常清晰——
萧红与家庭抗争，得以离开呼兰到哈尔滨念中学。父亲将她许配给富商与小官僚之子、小学教员汪恩甲，她起初对他并无反感，两人经常通信。汪恩甲有富家子弟的没落气息，接触愈多她愈增不满，想退婚去北平念高中，父亲坚决反对。最疼爱她的祖父已经去世，父女关系僵冷、对立，萧红以抽烟、喝酒排遣苦闷，性情变得喜怒无常。那时她与表哥陆哲舜很投契，后者去了北平念大学，萧红遂离家出走，与表哥相聚，进入北平女师大附属女一中高中部。表哥早有家室，他俩在老家引起轩然大波，陆家、张家都拒绝寄生活费，除非他们返回。北平天冷、米贵，居大不易，陆哲舜渐生悔意，两人关系开始冷淡，1931年1月寒假回家。
萧红被父亲软禁。假期结束前，她与家人周旋，假装同意与汪恩甲结婚，要置办嫁妆，得以去往哈尔滨，随即再次抵达北平。待汪恩甲追往北平时，萧红已囊中羞涩，只得跟他回呼兰。家人将她安置在距离县城二十多公里的乡下庄园，严密监视。直到10月初，她才伺机跑掉。
亲戚家不愿去，在姑母（陆哲舜之母）家又吃了闭门羹，她衣衫单薄，身无分文，暂时落脚同学家，也曾流落街头，险些冻馁而死。战乱令百业萧条，不但求学成为泡影，求职也渺无希望。1931年底，萧红无奈去找汪恩甲，但汪氏家族已对她深恶痛绝，他俩遂同居于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她曾经那么嫌弃汪恩甲抽鸦片，如今已是心灰意冷，两人一起吞云吐雾。
哥哥强迫弟弟与萧红分手，汪恩甲的工资入不敷出，萧红却怀孕了。汪回家求援，反被家人扣住。萧红去找他，又遭汪兄等怒斥。她走投无路，回到继母的娘家，汪恩甲曾去找她。此后，她去法院告汪兄代弟休妻。法庭上，汪恩甲却临阵倒戈，表示自己选择离婚。法院当场判他们离婚，这结局大出意外，萧红怒不可遏冲上街头，无奈中只得又回旅馆。汪恩甲追来道歉、解释，两人最终和好。到1932年5月，他们在旅馆赊欠的食宿费已达四百多元（一说六百多元），汪恩甲回家取钱还债，这一走却从此失踪。
已有五个多月身孕的萧红陷入绝境，上天入地俱无门。旅馆老板将她赶到简陋、阴暗的储藏室，时时催逼，她曾经要过饭。7月上旬，听说旅馆老板已经找好妓院，要卖她抵债，萧红急中生智，投书《国际协报》求助，随即又去电话催促。她曾给该报投稿，虽未采用，副刊编辑裴馨园对她有印象，立刻与同事去旅馆探望，并警告旅店老板不得为非作歹。次日，萧红几次给裴馨园去电话，裴尚无救助之策，遂委托协助他处理稿件的萧军送几册书过去。
萧红恰好在读报上连载的萧军小说，两人一番晤谈，彼此倾心，火速坠入情网。萧红浸泡在从天而降的恋情里，写了几首陶醉的短诗《春曲》。萧军、裴馨园等始终筹不到解救她的巨款，恰逢洪水肆虐哈尔滨，旅馆一楼被淹，8月9日，一个老茶房提醒萧红，趁老板不在赶紧跑。她搭上一艘救生船，逃到裴馨园家。萧军设法去旅馆接她时，她已脱险。
……
1932年8月，怀孕的萧红与萧军在道里公园。
即便用再俭省的文字，叙述萧红二十岁左右的那番惊险，也要说上几大段。虽然隔了八十年漫长时光，依然看得人心惊胆战。
逃婚或私奔，有的是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也有的属意气用事，欠深思熟虑。不管怎样，一旦奔逃，也就脱离了传统婚俗的轨迹。也许从此转危为安，身轻如燕；也许步履维艰，与无常相伴。
父亲的专制、冷酷激发了萧红的反弹。冲动、任性的萧红太像一匹脱缰野马，狂乱不羁。那一连串惊世骇俗之举，在因循保守的呼兰，在顾忌颜面的张家，无疑会被视为伤风败俗、有辱门楣，所以她被开除族籍。而她的不循常规、随心所欲，换成大多数缺乏超强承受力的父母，都会头疼欲裂吧。
人生仿佛行路、游山，寻常大道，安全平顺，风光尽在把握，却也平庸落套，少意外之喜；荒僻野径，有人所未知的美景、发现，也有峭壁深壑等险阻。所以，大多数好奇心、探险欲和能量都平凡的人，走了常规之路。
自由是多么绚丽的字眼啊，但它的光焰，有时也能射伤缺乏防护的眼睛。恰如葛浩文在《萧红评传》的《结论》里所说：“萧红就是这一代中为了所谓现代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一大部分人中的典型人物。遗憾的是他们那些人往往在身心方面都欠缺面对新方式的准备。对女性而言，这新的变革和考验是非常艰辛的，唯有那些最坚强的人才能安然无恙地渡过难关。”
被新风尚激荡的新女性不见得就能如愿以偿，遭逢理想的社会环境和男性群体，须得自己实力充足，比如，有一技傍身，不乏安身立命之本，性格又足够强韧，才不易伤筋动骨或撕心裂肺。
萧红离家后拍的男装照片
02惊世骇俗的女子
成也萧军败也萧军
萧红的《春曲》，专写热恋时的眉开眼笑、爱不释手。情到浓时，万般皆好，好得不讲道理，像捏了万花筒，怎么看都只觉欢喜：
只有爱的踟蹰美丽，
三郎，我并不是残忍，
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
坐下又立起，
这其间，
正有说不出的风月。
她对三郎（萧军）的迷恋，不仅因为他在困厄中给她希望，更因他俩迎面相逢，就撞得天晕地眩：“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
两人起先吃住在裴馨园家，萧红戒了鸦片。因身无分文，她的住院、生产都有一番曲折，女儿生下来几天，就送给了公园的临时看门人。出院后在裴家住久了，裴的妻、母渐生不满，萧军与裴妻激烈争吵，无奈搬出。
萧军未能再给裴馨园当助理编辑，失去每月二十元固定收入，他俩穷愁潦倒，无家可归。后来终于谋到教武术的工作，学生家住商市街，同意提供住处，两人总算有了栖身之所。
萧红在家做家务，她并非巧妇，起初常把饭煮焦了，火烧熄了，还要日日发愁无米无柴；也需撂下面子，向同学、老师借钱。萧军终日奔波谋职，当杂七杂八的家教，八方借贷。借钱不易，往往只能借到三角五角，借到一元已很稀有，有时候五角钱必须省着用三天。有次在朋友家，见朋友吩咐佣人拿三角钱去买松子当零食，萧红对这无谓的奢侈痛惜不已。
很少女作家有萧红那样深入骨髓的冻、饿经历，她的散文集《商市街》，对那段饥寒交迫的日子有活灵活现的描写。《饿》写她半夜屡次想拿走别人挂在过道门上的“列巴圈”（面包），想到这便是偷，不免心跳耳热，一次次开门，又退回房内。腹中空虚，内心挣扎，整夜失眠。天亮了，萧军喝杯茶便出门做事，她饿到中午，四肢疲软，“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学生的姐姐汪林是萧红的中学同学。汪林家的炸酱面，香味让人销魂蚀骨。她身着皮大衣，脚蹬高跟鞋，带着又饱又暖的慵懒去看胡蝶的新片。她的红唇卷发、长身细腰，“完全是少女风度”，萧红自惭形秽，“假若有镜子让我照下，我一定惨败得比三十岁更老”。她才二十二岁，已觉得自己“只有饥寒，没有青春”。
1935年春，上海法租界万氏照相馆。萧军穿的是萧红手工制的礼服；童心未泯的萧红穿了件深蓝色“画服”，并在道具箱里捡出一只烟斗来“装蒜”。
好在感情炽烈时，爱也可以充饥。“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黑面包加盐，你咬一口，我吃一下，盐抹多了，还能开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在小饭馆奢侈一回，把馒头、小菜、丸子汤吃饱，再买两颗糖，一人一颗，真是惬意。
萧军回忆，他俩都有“流浪汉”式的性格，从不悲观愁苦，过得快活而有诗意，“甚至为某些人所羡慕”。有时，萧军拿着三角琴，萧红扎着短辫，两人衣履随意，在街头且弹且唱，别有一番潇洒。萧军带着她接触左翼文化人并开始写作。偶尔吵架了，两人抢着喝酒，他又醉又气，在地上打滚，让萧红心痛也自责。
时间一长，性格差异导致摩擦渐多。加之萧军是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颇能东鳞西爪地留情。两人同居五年多，他在感情上的旁逸斜出，每次都戳得萧红流血、颤栗。在上海期间，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萧军脾气暴烈，有时竟将萧红打得鼻青脸肿。
1936年，萧军的新恋情令萧红满腹愁郁，她有诗《苦杯》，“写给我悲哀的心”。他给新欢写情诗：“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他对那鲜艳的新人抒情：“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萧红黯然自伤：“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
《苦杯》之四、五写道：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与我日日争吵，
我的心潮破碎了，
他分明知道，
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
时时踢打。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让我怎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
萧红无奈地哀叹，“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父亲一样了！”《苦杯》结尾，爱情破灭，梦冷心灰，欲哭而“没有适当的地方”，“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在鲁迅家门前
两萧到上海后，在鲁迅关怀下，已在文坛站稳，不再忧心衣食。1935年底出版的《生死场》，更是让萧红被赞誉包围，也收获了许多朋友。但为情所困时，只能独咽凄酸。她有时徘徊街头，也常去鲁迅家，身体很差，早生华发。胡风的妻子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里》说，她在鲁迅家见到的萧红，有点心不在焉，“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鲁迅身体衰弱，许广平家事繁多，有一次忍不住向梅志诉苦：“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有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许广平的《追忆萧红》提起，有一次为陪萧红，没顾上给鲁迅关窗，致使他感冒发烧。她由此感慨：“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联着的。”
萧红刚刚走到平顺处，又遇崎岖。不过，谁都不轻松呢，她也亲眼看到鲁迅病危时，许广平的忧心如焚、劳碌忙乱。一个人走得踉跄时，固然需要朋友扶持、慰藉，但情感的包包块块，最终还得靠自己慢慢掰细、揉化，旁人难以越俎代庖。萧红与许广平固然亲密，当她徘徊于一己哀伤、顾影自怜时，却忽略了对方的感受，甚至干扰到别人的生活而不觉察。不难看出，萧红在人际交往里一直没有克服情绪化与幼稚化的倾向。
萧红与日本朋友小田岳夫等
1936年7月，萧红、萧军决定暂时分开一年。她去日本后孤寂无聊，几番生病，又抽上香烟。写给萧军的信仍充满思念，常牵挂他的健康、起居。随后，萧军与她初到日本时同住的好友许粤华之间恋情疯长。许粤华是两萧的朋友黄源之妻，因经济原因提前回上海。1937年元月初，萧红写下《沙粒》，照例有说不出的落寞绝望，却又似乎已经被类似重创打击得有些麻木：“我的胸中积满了沙石”，“烦恼相同原野上的青草，生遍我的全身了。”
萧军回忆，他和许粤华清楚，因为“道义上”的原因他们没有结合的可能，所以都同意请萧红回来“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1937年初，萧红启程回上海。但感情创痕已深，矛盾依旧，她心绪恶劣至极。萧军则觉得，萧红“如今很少能够不带醋味说话了”，为着吃醋，“她可以毁灭了一切的同情！”他也幻灭，觉得萧红跟寻常女人到底并无两样。
萧红等人在武汉东湖合影
1937年秋，两萧在武汉认识端木蕻良，后者因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颇受文坛瞩目。好友蒋锡金回忆，他们四人曾像兄弟姐妹般亲密，端木起初没有住处，还曾跟萧红夫妇同床挤了一晚。端木蕻良曾就读清华历史系，他的斯文秀气，跟萧军的粗犷豪放迥异其趣。他不像萧军那样经常贬抑萧红，对她还不乏仰慕。她对端木渐生好感，曾在他桌上写下“恨不相逢未嫁时”，并几次念给他听。
1938年初，两萧与端木蕻良等作家前往临汾，又到西安，萧红发现自己怀孕了，仍坚决与萧军分手。她对聂绀弩倾诉：自己依然爱萧军，但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忍受屈辱太久，“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
葛浩文的《萧红评传》认为：“多年做了他（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萧红理所当然想中断这种关系，她曾经优柔寡断，此时如此坚决，“主要可能是因为端木的关系”。
萧军帮助萧红脱险并涉足写作，此后他俩被鲁迅提携，一举成名。萧红命运的重大转折和她一生最持久的痛楚都来自萧军，可谓成也萧军，败也萧军。
萧红与萧军、许广平、海婴一起祭拜鲁迅先生
03惊世骇俗的女子
“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1938年春，萧红与端木蕻良回武汉就同居了，5月下旬举办婚礼。这是不被祝福的婚姻，双方的亲友团都不以为然：两萧有共同的朋友圈，老朋友们对端木感情上不免排斥。他那种散漫、疏淡的风格，包括洋派、考究的装束，也让左翼作家们看不顺眼。端木的亲朋对他娶一个有复杂情感经历的孕妇则是又惊讶又惋惜。
萧红在婚礼上对胡风等朋友说：“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端木蕻良与萧红恋爱、结婚前，也曾思虑再三：他未结过婚，萧红比他大一岁，身体不好，还怀着萧军的孩子。后一点恰好最让萧红心存感激，她说：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萧红当年逃婚、同居、未婚先孕，在三十年代初的东北小城，何等令人惊骇，陈规旧俗被她漫不经心地抛诸脑后。然而，就算一路走来羽翼渐丰，结缘的都算新派文人，在掂量婚恋关系时，叛逆、放任如她，依然会不自觉地滑入传统思维与价值的坐标。或者说，所谓“人之常情”，到底无法回避，所以，先自“怯”了三分。
前后两次，萧红都是怀着别人的孩子开始新的感情。固然可以看出她不乏魅力，但她也真是欠缺理性与“世故”，因而每每在无奈或无意时被推到逼仄处，难以转圜，或是给未来留下阴影，也未能拥有孩子。她曾去医院堕胎，因费用太高而作罢。蒋锡金鼓励她生下孩子，萧红泣不成声，说自己维持生活都很困难，再带一个孩子，就把自己完全毁了。
萧红和端木蕻良
日军逼近武汉，1938年八九月，萧红夫妇先后抵达重庆。在宜昌时，她带着八个月身孕在码头绊倒，无力爬起，幸而被陌生人扶起。她过后对朋友感慨，自己总是一个人走路，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11月初，萧红到女友白朗在江津的家里待产，她情绪很坏，焦躁易怒，甚至对白朗及其婆母发脾气，让老太太难以接受。她生下一个男婴，三天后死亡。回重庆时，萧红苦笑着对白朗说：“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萧红夫妇搬到北碚才安顿下来，端木蕻良在复旦当兼职教授，也作编辑，两人都有固定稿费收入。重庆岁月是萧红生活最安稳的阶段，虽然已出现肺结核症状，但她写作量不低，长篇小说《马伯乐》就在那时动笔。
1939年秋萧红完成长篇散文《回忆鲁迅先生》，在所有纪念文字里，她写得最鲜活灵动。一来，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近距离观察过日常生活里的鲁迅——她与萧军曾每天晚饭后去鲁迅家，像家人一般自由出入。旁人的文章，或着意凸现鲁迅的横眉冷对，或高屋建瓴、宏大叙事，她却是从零星细节和片段场景入手，看似信马由缰，一如她惯用的散碎笔法，却写出了鲁迅温厚、细腻、包容的那一面，也写出了鲁迅和许广平家常过日子的烟火气。她将鲁迅给人的冷峻、坚硬、偏激印象，添上了灶火一样的暖黄色；二来，她投注了深厚感情。被鲁迅一家接纳、关爱，令萧红找到难得的情感慰藉和安全感。她也从鲁迅身上找到理想父亲、理想男性的形象。牛汉口述、何启治、李晋西采写的《文坛师友录》提到与晚年萧军的交谈：“从萧军的口气也证明，萧红跟鲁迅的关系不一般，太不一般了。”
萧红、白朗、关大为
1940年初，萧红夫妇飞往香港。这里尚远离战火，海阔水清，鸟鸣花媚，她却难驱孤独、抑郁。老朋友胡风看到萧红病弱不堪，不禁对端木蕻良又添恶感，他甚至觉得端木毁坏了萧红“精神气质的健全”，使她“暗淡和发霉了”。他们的东北老乡周鲸文则觉得：端木自幼受溺爱，所以懦弱娇气，没有大丈夫气。萧红显得坚强，却也需求支持和爱，两人又恰好遭逢动荡，所以彼此都得不到满足。
萧军那种自命不凡、强悍凶蛮带给人捆绑约束的感觉，但有时也不乏安全感；端木蕻良优柔温和，却又失之绵软、游移。人们重组婚姻时，有时会下意识地选择迥然相异的对象，以期规避昔日风险。而一个人的优缺点，却往往犬牙交错，且“成套搭配，不得开零”，很难十全十美，结果依然不免失落。
各省籍人士为避战乱源源不断拥入香港。1940年前后的香港报刊，被浓郁的故园之思笼罩。萧红的《呼兰河传》虽然酝酿、开端于武汉，却在香港一气呵成，1940年9月至12月在《星岛日报》连载。孤寂中愈加思念家乡，但呼兰对于萧红，除了战争与空间阻隔，更多一层有家不能回的难堪。要重返故园，她有游子与逆子的双重不易。萧红在暖洋洋的南方，想念寒风凛冽的北国，想得心尖发颤。《呼兰河传》开篇就写：严冬封锁大地，大地被冻得满是裂口，水缸被冻裂了，豆腐被冻在地上，热馒头冻成冰块，水井都被冻住了……呵气成冰，多么麻烦，但萧红写得欢天喜地的。那不可思议的酷冷，在她眼里竟是有喜感的——它们属于朝思暮想的故乡。呼兰的风俗风物，朝露晚霞，流云繁星，蝴蝶蚂蚱，花园菜地，还有世界上最疼爱她的祖父……那些无法复现的场景，永生难忘的欢乐，在她笔下越是绚丽明快，心里眼里也就越是酸涩苦楚。
1940年摄于香港
1941年夏秋，萧红的肺结核已很严重，她边治疗边写《马伯乐》第二部，出院后依旧虚弱。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炮火连天，全城惊慌失措。已卧床半年、不能走动的萧红，比健康人更多一层惶恐。与端木一起陪着萧红的骆宾基感觉，她似乎很担心自己被弃之不管。大难来临，有过伤惨经历的萧红，显然对她的丈夫、对人性、对时局都极其不敢乐观。端木、骆宾基等用床单做了临时担架，抬她出门，又雇人力车载她转移。此后，端木蕻良一度计划先行撤离，有几天不在身边，萧红以为自己被抛弃，非常绝望，待他返回，才情绪渐稳。
然而，大都市的倾覆，还会带来更多的离合悲欢与愁惨难堪。当萧红以为端木蕻良抛弃她时，骆宾基想去九龙抢救他用两年时间在桐油灯下写出的长篇。萧红生怕他这一走，自己孤立无援。她请求他顾念朋友的生命，“你不是要去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就算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那一刻她真是焦虑，情绪阴晴不定：一会儿想着不得不返回老家：“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一会儿又相信，自己会健康起来，还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一会儿又怨恨端木蕻良，说自己早该与他分开。
僵卧病床，身无长物，倘若独困危城，萧红必死无疑。看得出她多么阴惨无助，求生欲望又有多强，就像在滔天大浪里，死命抓紧了救命木板。她果真说服了骆宾基呢，他放弃去抢救手稿，留下来照料她。骆宾基是她弟弟的朋友，跟萧红夫妇相识不算久。后来端木返回，他俩为萧红的安全与治疗费尽心力。那些日子，食物匮乏，物价飞涨，水电瘫痪，地痞乘机作乱，炮火震耳欲聋，人命细若琴弦。无牵累的朋友们逐渐撤离，萧红等几人要躲要藏要求生，心里也翻江倒海：施救者的情义、担当、责任；垂危者的感激、惭愧、不安；一闪而过的杂念、抱怨；涌上来又按下去的责难、委屈……内心的时刻煎熬、复杂难耐，不亚于小说。如果萧红不死，她写一部“倾城之恋”，必定又是另外的模样。
住处遭遇炮击，萧红被抬着到处寻找安全落脚点，病情加剧。几经周折才住进医院，不久日军强占医院，赶走病人，萧红术后感染高烧，又接连遭受折腾，而药品全部被日军接管，药店无药可售。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简陋的临时救护站。
1937年与金人等摄于万国公墓的鲁迅墓前
04惊世骇俗的女子
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萧红与张爱玲的早期经历有点相似：两个父亲都有一定文化修养，但性格冷酷、乖僻；她们的母亲俱少有暖意，且一个远走异国，一个早早过世，母爱同样缺失，跟继母的关系都不算融洽；两人都在囚禁中逃出父亲家，此后经历有别，却都一生孤绝。她俩的背后，几乎都空空落落，无所凭依。
现代文学史上好些女作家的作品，拿今天的标准和口味看，实在不够引人入胜。阅读时需要换一层眼光，想到它们是新文学问世早期的产物，虽然粗疏、幼稚，却可以从中窥见那个时代的文学与社会风貌。不过，等到萧红和张爱玲横空出世，气象陡然一变，仿佛在起伏不大的高地上双峰耸峙，但见文气郁勃，云蒸霞蔚。
张爱玲的代表作与萧红的《呼兰河传》，都有惹人沉溺其中、欲罢不能的魔力。她俩俱是难得一遇的天才，张爱玲二十岁出头惊艳文坛时，已经有丰满、严谨的中西文学储备，家世、阅历和早熟又给她镀上苍凉、世故之色。她像一个绣花大师，针针缜密，步步为营，也常有神来之笔，所以一枝一叶都粉底描金，精美曼妙；萧红没有经过多少专业训练，她虽然喜欢阅读，也说自己像香菱学诗那样，梦里都在写文章，但她的才华流露，却是随心所欲的成分居多，仿佛“春来发几枝”的天然、率性。她更像个采花女子，东一朵，西一朵，玫瑰也采，倭瓜花也摘，似乎漫不经心，不剔不砍，聚拢来却是鲜灵灵的一篮，正看侧看都赏心悦目。
萧红的写作风格在《生死场》已基本奠定，鲁迅在《生死场》的序里夸赞道：“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准确地预言到：“她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到了《呼兰河传》，萧红的“越轨笔致”登峰造极。人人都惊讶，《呼兰河传》太不像小说了，它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和情节，情绪和语言又那么诗化、散文化。作者好像全无章法，凭兴之所至，将家族叙事、风俗长卷、私人经验等随意铺排。看似松散、零碎的七个章节，却勾勒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北方小城浑成而斑斓的乡土画面，既有万物求生求荣的喜悦快意，也有生存的酸涩残酷，还有无知者的可怜可憎，以及弱者（尤其是女性）的凄凉悲歌。
萧红和《呼兰河传》
年龄越大去看萧红，对她越多一丝怜惜。她去世时还未满三十一岁，却已经尝尽磨难：成年后的日子，大多在颠沛流离中度过，她总是被战火追赶，由北往南，不停逃离。那些穷愁潦倒、动荡艰辛，让萧红百病丛生。最后过早病逝，也是被香港的战火彻底摧毁。她不幸遭逢乱世，生死荣枯都不由自主。
萧红临终前曾说：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因为自己是个女人。来自男权社会的伤害，生为女人的无奈，也带给她无限痛楚。她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然而，“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小时候挨父亲打，都是祖父安慰她：“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1936年底，萧红独居东京，难抑凄伤：“‘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细看萧红的经历，在某些人生的关节点，因个性独特导致的非理性选择，也让她不止一次置身绝境，仿佛立在悬崖，脚下的石头正摇摇欲坠。逃婚之后，萧红就脱离了当时传统妇女的生活轨迹，既有飘洒、恣意，代价也沉痛。有时不免假设，如果遵从父亲安排，成为汪家安逸、悠闲的少奶奶，萧红的一生会是怎样？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一个循规蹈矩、安分随时的女子，绝不可能写出天马行空似的《呼兰河传》。
女友白朗说萧红是个“神经质的聪明人”。她有忧郁、沉默、孤独的一面，跟朋友相聚也颇能尽兴尽欢，抽烟喝酒，聊天唱歌，样样拿手。丁玲对她的“少于世故”、“保有纯洁和幻想”的印象很深，也看出其稚嫩、软弱。耽于幻想、沉溺感性的人，往往冲动而不计后果。曾有朋友反对萧红跟端木相恋，说离开萧军也好，就不能独立生活吗？她反驳道，“我是不管朋友们有什么意见的……我自己有自己的方式。”她曾向聂绀弩抱怨端木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精，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不久却又跟端木结婚了。
萧红曾对朋友说，自己一生走的是败路，她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她看到了女性的困境和局限，却不晓得自己到底飞了多高。
生活的脱轨，让萧红饱经忧患；文字的脱轨，却让《呼兰河传》不朽。
1946年，陶金等人祭扫浅水湾萧红墓
来源: 《书屋》二〇一二年第九期 ，原文标题《萧红：文字与人生一起脱轨》。
编辑：河上花
萧红故里呼兰河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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