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自行排泄往事，人类都是被历史遗弃的孤儿
《奥斯特利茨》里描述的这种局面，其实是人类社会的常态，纷乱撕裂的20世纪更是如此。
“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名字，也是一场著名战役的名字，而且，它与奥斯维辛（Auschwitz）的发音也极为相似。
这显然是一种隐喻，德国作家温弗里德 •塞巴尔德将这个名字赋予笔下人物，书写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它讲述一个被一对英国夫妇收养的犹太男孩，得知自己的真实姓名“奥斯特利茨”后，终其一生追索自己身世之谜的故事。从威尔士到巴黎，从图书馆到地铁站，从安特卫普到柏林……而伴随着奥斯特利茨对“自我”的探寻，一块又一块不可或缺的记忆拼图逐渐连缀起来，还原出一份悲恸的个人史，一段令人难以释怀的家族往事，以及欧洲大陆曾发生过的那段黑暗的历史。
书中的“奥斯特利茨”一词，也被塞巴尔德赋予了更多内涵。奥斯特利茨的名字来自于一个同名的犹太村落，村中居民都被移送至捷克的特雷津集中营，他的母亲同样曾在此关押。而他的父亲，则在巴黎的奥斯特利茨车站被押往另一个集中营。
《奥斯特利茨》突破了传统小说文体的各种边界，也让阅读者穿越到一片带着深不可测的时间感的广袤之地。《泰晤士报》认为，“塞巴尔德是二十一世纪的乔伊斯。他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男人穿越欧洲历史黑暗时期的奥德赛之旅，乃欧洲大陆思想及文学集大成之作，是战后世界最感人至深、最真挚的小说之一。”
书名：《奥斯特利茨》
作者：温弗里德·塞巴尔德
译者：刁承俊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新民说
出版时间：2019年1月
定价：68元
评论界从不吝惜对塞巴尔德的赞美。正如《纽约时报》所说：“大多数作家，即使优秀的那些，写能够被写出的东西；而非常伟大的那些，写无法被写出的东西，譬如塞巴尔德。”
1944年生于德国的塞巴尔德，2001年因车祸去世。他被视为与卡夫卡、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并肩的风格开创者，不但席卷欧美各大文学奖项，也是众多作家膜拜与效仿的对象。
《奥斯特利茨》的核心主题并不新鲜，在近现代西方文学中，追问身份认同是一个永恒命题。当追问无法得到回应，人便深陷于困惑，恐惧与虚无始终伴随。
书中的“我”与奥斯特利茨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67年的安特卫普火车站。选择这个地方，除了安特卫普的重要交通枢纽地位之外，还关乎塞巴尔德的审美——安特卫普火车站被誉为世界最美火车站，正契合奥斯特利茨沉迷于建筑的特质。
1996年，二人再次相遇。三十年时间的区隔，让奥斯特利茨有着不同的表达。三十年前，他沉迷于建筑与自己的研究计划，而在三十年后，他讲述自己的一生。二者之间并非没有关联，因为奥斯特利茨的研究计划，不但是“无法完成的写作”，本质还是对身份的追寻。
这也是塞巴尔德内心的追索，他于1944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在二战和战后阴影下长大。多年后，他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曾在纳粹军队服役，并参与了1939年入侵波兰的战争，母亲是波兰人，与父亲恰恰相识于1939年。父亲与大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是时代的沉默者，拒绝提及二战经历，一方面回避战争罪责，一方面以遗忘过去换取“正常生活”。但这恰恰成为塞巴尔德试图寻回历史的动力，他曾写道：“记忆，即便你压抑它，它还是会回到你身边，并塑造你的生命。没有记忆，不会有任何写作。”
也正因此，塞巴尔德着力于追寻消逝的历史，唤醒人们的记忆，以免历史被遗忘。这也与欧洲当时的局面有关，正如莱维所说“最优秀的人最早在集中营里死去，幸存者都是最糟糕的人”，这是因为要在集中营里幸存，人必须放弃所有尊严和美好品质，全力自保，甚至同流合污成为帮凶。换言之，许多人对历史的遗忘，不仅仅出于伤痛，也出于良心谴责。但这种集体失语，让反思无从继续，也让新纳粹主义风潮一度蠢蠢欲动。
塞巴尔德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也希望寻回自己的身份认同。书中的奥斯特利茨正是他人生的投射——奥斯特利茨年幼时，因纳粹入侵捷克而导致父母离散，他被母亲托人送到威尔士，由当地传教士家庭抚养。直到十五岁之前，他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他的整个一生有时看来就像是一个没有延续的空白点”。
最初的奥斯特利茨，也像大多数人一样选择逃避。他会自动过滤与过往相关联的一切。他说自己“在此之前从未踏上过德国的土地，我总在避免了解任何有关德国的事情，诸如德国的地形、历史或当今德国人的生活。因此对我而言，德国也许是所有国家当中我最不熟悉的了，甚至比阿富汗或者巴拉圭还要陌生。”
他还选择以知识作为记忆的替代，大量累积的知识与细节，被用于填充自己所有思想和记忆的空当。但吊诡的是，恰恰是这些知识与引申的经历，让记忆与历史得以复归。
比如在安特卫普火车站候车大厅，他观察着那座提示标准时间的大钟，体会到一种威权式的巨大压力。他说大钟“可以监视所有旅客的一举一动。反过来，那些旅客很可能全都得抬头仰望大钟，而且不得不以它为准来校正自己的行为方式”。在利物浦地铁站，他“总是强迫自己一再去想象曾经位于此地的救济院的那些病人……我老在思忖，几个世纪在那里聚集起来的不幸与痛苦是否真的已经消失，还是说，他们依然可以在我们经过时被我们感知”。在描述法国国家图书馆新楼时，他转述图书管理员的话：“无论是其整体布局还是那近乎荒唐的内部管理制度，都意图把读者当做潜在的敌人排除在外……它就是一个愈加迫切地想要和一切仍旧与过去存在联系的事物划清界限的官方声明。”
也就是说，那些积累的建筑知识和探索，让奥斯特利茨在战后火车站、地铁站和图书馆等日常建筑中窥见过去，甚至如同置身于巨大的集中营。建筑物埋葬和消解了无数历史，作为公共意志的产物，建筑物身上总是依附着权力与欲望，当这两者不受控制时，就意味着巨大的灾难。
更进一步的是，奥斯特利茨对公共建筑的著迷，背后正是公共性对个人意识——也包括个体的历史与地理记忆——的压制。而他的觉醒，恰恰也是个人意识的觉醒。所以，安特卫普火车站除了威权性象征之外，在奥斯特利茨被唤醒的个人历史探索中，还指向十几公里外的布伦东克集中营。
书中写道：
“事情并非如此，并不像我怀着厌恶的心情在脑海里浮现出的某种想象：以为自己在此地呱呱坠地时，经受过那样一种所谓的严加盘问，因为只是在几年之后，我才在让·阿梅里那里读到折磨与受折磨者之间可怕的肉体接近，读到他在布伦东克所受的折磨。”
个人意识的觉醒无比重要，因为在人类历史上，平民的历史始终存在，却最为无力。人们不会留下名字，甚至不会留下痕迹。被屠杀的犹太人也不例外，他们并非以个体面目被纪念，而是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奥斯特利茨对个人历史的追寻，正是力图将历史从公共领域拉回到个体之上。他在书中说道：“当我回所有过去的岁月，能够极其清楚地看到自己就是那个然从熟悉的生活中被连根拔起的孩子，而这对我也并没有多大帮助：理智斗不过历来被我压抑、现在又从我心中猛烈发出来的抗拒和业已熄灭的感情。”
从这一点来说，人类都是历史遗弃的孤儿。
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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