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季冰：“新闻已死”刷屏，戳中公众哪些痛点 | 谷雨推荐
3月23日，陈季冰先生在腾讯·大家头条发表《新闻已死，无人在意》一文。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样一篇本来仅仅以媒体人士作为目标受众的文章，竟然取得了90万级的阅读量和5万多转发，无论是否同意作者观点，大规模的刷屏，至少证明，这个话题早已不局限于媒体，它是一个关乎公众利益的问题。
在2018年3月“开放编辑部”PK结束时，冰川思想库即将退出竞逐，我们特邀请陈季冰先生对这篇文章的传播做一个回顾，以及期待。
新闻，我们如何谈？
来源 / 大家（ID：ipress）
大家：这篇《新闻已死，无人在意》，在腾讯·大家微信发出后，目前阅读超过90万，转发5万，可以说是爆款了，作为作者，你认为它为什么能“刷爆朋友圈”？
陈季冰：用现在新媒体的话来说，我也许是戳中了读者的一个“痛点”吧。当然，是无心戳中的。
我后来看到周轶君在你们专栏发表的文章《真正的新闻死去是必然，但这是我们拥有的短暂奢侈》中说：“真正的新闻正在消亡，不是因为讯息少了，而是能够提出好问题的人，快没了。”看来，我勉强还算是一个能够提出大家关心的、有意义的好问题的媒体人。
这篇文章之所以会刷屏的直接原因，我想大概还是先在我们媒体圈的同行里面引起了比较大的共鸣。3月23日下午文章发表后，有好多同行朋友不仅转发了，而且还专门跟我私聊探讨，其中还有我以前在大学念新闻专业时的老师、同学，以及工作后的领导和同事，他们都给了我许多鼓励。看得出来，人们对这个问题都有自己强烈的感触。
之后，可能是通过比普通人影响力更大的媒体人的热情传播，文章受到了更多业外人士的关注。
◇ 《新闻已死，无人在意》一文的阅读数据。
大家：这篇文章发表后，从你收到的反馈来看，你觉得是否达到了写作的初衷？
陈季冰：从阅读量和社交场景传播的效果来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我写这篇文章，重点并不是哀叹媒体产业本身的衰败。历史上，许多产业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衰败了，甚至消亡了，这是很自然的新陈代谢。我想要引起读者思考的重点是：媒体产业的衰败、新闻质量的下降，会对全社会的公共利益造成严重的损害。因为新闻媒体是一个具有重大“外部性”的行业，这才是最可怕的。
我在文章结尾处也已经写到了，我希望唤起更多人关心、讨论这个问题，只有这样，事态才会呈现转机。目前看来，这个初衷应该说是实现了。有个在南方报业集团工作的朋友昨天上午专门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的几位从事外交和金融工作的朋友这几天也在转发这篇文章，还和他做了讨论。让我倍感欣慰的是，许多人不仅关心这个问题，还有话要说。
大家：这篇文章的评论，可以说是两极分化。在它的所有回应中，你觉得哪种反应是比较有价值的讨论？或者哪种反应对文章观点给予了补充和完善？
陈季冰：基本上，批评我的人对我最集中的批评是认为我“回避了最根本的问题”，这个相信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而为这篇文章点赞的人中又有两种最多的意见，第一种将矛头指向纸媒体的“碎片化”和“低级趣味”，认为这是新闻质量下降的原因；第二种则很赞成我文章里提到的对严肃新闻进行“供养”的模式。
媒体人安替等提出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价值，对我自己也相当有启发。他们认为，我的文章过于强调新闻的“舆论监督”作用，可能是因为我文章里举的都是那些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例子吧。他们认为，所谓高质量的严肃新闻还包括了许多解释性、服务性的内容，它们极大地有助于为社会大众的日常行为提供决策参考。形象地说吧，《纽约时报》的新闻是好的新闻，《华尔街日报》的新闻也是好的新闻。实际上我文章里也提到了这一点，但涉及得不多。安替他们正确地指出，在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相比于所谓“调查性报道”，后一类新闻产品或许还是有一定的拓展空间的。
我认为这种观点既是建设性的，也有很大的实际价值。
大家：在批评这篇文章的观点中，你个人觉得哪种批评是可以接受的？
陈季冰：我得说，所有针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或不同意见，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有的朋友对我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我故意“忽略”或“回避”了最根本性的问题。他们的这种委屈心情我不仅很能理解，而且感同身受。事实上，我做新闻的时间比他们中的大多数更久啊！
我写文章从来不避重就轻，我非常愿意直面问题，否则我宁愿不说。然而，能够表达到什么样的尺度，这不是我可以决定的。我的观点是，如果一个问题我们不能说到淋漓尽致，就选择沉默，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说的就很少了。需要费思量的不在于你能够表达几分，而在于为了表达出来，你会不会扭曲你的真实观点。
我记得这篇文章在写完以后，冰川思想库的魏英杰、连清川、任大刚、张明扬诸同仁及大家编辑与我反复商量了多次，做了一些修改和删节。大家一致认为，目前的这个版本或许是最合适发表的。在中国，这样的过程想必每一个写文章的人都有深切体会。我想说，现在发表出来文章与我的原文虽有些出入，但基本呈现了我原文想要表达的意思，不至于造成什么曲解。
其次，我必须诚实地声明，那些将中国当下新闻业的糟糕状态全部归咎于现行体制的观点，我是不同意的。我毫无保留地认为，社会与技术的变迁对此也负有很大的责任。事实上，我已经在文章里扼要地说过了，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并非中国独有。
对于那些喜欢将所有讨论都引向“根本性问题”的人，我不妨再追问一下：上世纪80和90年代，中国的新闻管理政策与现在有“根本性”的不同吗？如果没有，何以解释今天的新闻质量大滑坡？
我认为，不管在怎样的现实条件下，我们都应该努力争取在可能的范围内争取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而不是以一种刻舟求剑的心态去看待问题。说得更远一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百多年历史上，许多知识分子一再抱定这样的决定论立场：不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谈论其他的所有“枝节问题”都是浪费时间，甚至是在帮闲……但在我看来，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末日审判”心态，恰恰是中国现代化历百年而不成的重要思想障碍之一。
大家：你在文章中提到，现在除了像《财新》周刊和《新京报》这样的极少数，今日中国已经很少有真正称得上合格的新闻媒体。在这里，你的“合格”标准具体有哪些？
陈季冰：我认为，所谓“合格”的新闻媒体，就是能够源源不断产生出对社会大众来说“重要”的新闻产品的媒体机构。它应当有自己清晰的价值观，有自己严格的质量标准，同时在社会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说得更简单一点，合格的新闻媒体，就是得到受众信任乃至尊敬的媒体。任何一个行业里都有得到广泛信任和尊重的优秀企业，也有广受鄙视的垃圾企业。新闻业与其他行业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新闻产品的价值之源本身就在于真实可信，因而受众的信任是新闻媒体的生命线。
举个例子吧，在美国，如果人们从Twitter或Facebook上看到一个“新闻”，大多数人是将信将疑的。但如果他们从有影响的报纸和电视台这些传统媒体上看到了相同的这个新闻，他们很少会不信以为真。同样面对新媒体的冲击，西方传统媒体衰落的趋势比中国的情况要缓和得多，我相信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传统媒体一百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品质信誉为它们赢得了自我调整和适应的时间和可能性，这是中国传统媒体所不具备的。
大家：你认为，公众的注意力向娱乐信息或自媒体转移，和严肃新闻质量的下降或媒体机构公信力的下降，哪一个先发生？
陈季冰：很难说哪个在先哪个在后，而且这个问题也不是新媒体的兴起而造成的。
我在那篇文章里指出过，传统媒体在整体上也是不合格的，它们在受众中本来就没有多少公信力。只是因为在新媒体兴起之前，人们在满足新闻需求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将问题掩盖了起来。技术的变迁使信息发布的门槛大大降低了，公众一下子仿佛面对了无数的选择，于是他们以要多快有多快的速度逃离传统媒体，这导致了传统媒体雪崩式的坍塌。
然而在中国，新媒体就其内容而言，本质上也不存在什么“治外法权”。它与传统媒体的区别仅在于两点：第一，它直接从市场中来，因而它的话语方式更加贴近市场需求，这是它最大的优势；第二，内容上，它可以利用技术变迁与管制模式跟进之间的“时间差”打一些“擦边球”。随着相当一部分新媒体完成原始积累以及管制手段的与时俱进，它们注定会越来越传统媒体化。
更为复杂的是，新媒体在数量上千万倍于传统媒体，这意味着它们面临着比传统媒体激烈得多的市场竞争。但它们又不具有传统媒体所拥有的或大或小的行政资源及市场保护罩，这就令它们承受了比传统媒体更大的生存压力。在同时遭受来自市场和政治的双重风险之下，能干的新媒体人所能够努力开掘的领域，当然就只剩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障碍：按严格的政策标准来说，所谓“新媒体”其实都根本不是真正的媒体。媒体内容的核心是采访报道，这也是我所提出的问题的核心。然而，除了传统媒体主办的新媒体项目外，目前绝大多数个人或机构所办的新媒体都不具备这个资质。为社会公众贡献更多严肃新闻这项使命，新媒体即便有心，不图回报，也相当无力。
如果作一个简单概括的话，我想说，传统媒体没有能够向受众提供我所谓的“真正的新闻”；但雨后春笋办崛起的新媒体也没有能够如一些人曾经乐观预期或希望的那样，弥补上传统媒体在这方面的严重欠缺。相反，由于新媒体的诞生使媒体市场里的信息海量增长，而受众的注意力又总是有限的，它们反而“稀释”了过去传统媒体偶尔会做出来的一些高质量的新闻。
我想这是眼下新媒体背负越来越多骂名的原因，但实际上，我所提出的问题的主要责任不在于它们。
大家：你觉得自己的文章刷屏，是否意味着，严肃新闻的缺失不仅仅是媒体人的痛点，也是公众的痛点？
陈季冰：的确是这样，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媒体行业之外的人士关注这篇文章，乃至加入到讨论中来。
我还想借这个机会解释一下，因为我的文章或许会引发这方面的一些误解。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娱乐新闻、明星八卦等等本身有什么问题，受众对这类新闻有很大的需求，这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合理和可欲的。你知道，我本人几乎没有用“低俗”、“偏激”一类的字眼批评过任何一个新媒体。我觉得这不应该是我关心的事情。
除了报道新闻外，为受众提供娱乐、休闲、生活方面的服务，本身就历来是新闻媒体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传统的报纸都有涵盖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副刊，电视更是如此，它播出的电视剧、综艺等节目时间远多于播报新闻……即便是新闻报道，传统上也分成“硬新闻”和“软新闻”两大类，后者在受众中历来比前者更加喜闻乐见。那种居高临下地向受众灌输我们自己认为“重要”的新闻的媒体指导思想，本身就是专断和教条的错误念头。推动媒体更加适应时代变迁，更接地气，这毫无疑问是好事，新媒体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我文章的主旨也不在于此。任何一个行业，都有它之所以存在的基本属性。如果我们拿农业来说，在自由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选择种什么作物，当然是他们的权利；人们选择吃什么，当然更是他们的权利。但是，假如一个国家里的所有农民都不愿意种粮食，以至于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市场机制看起来也没有能够自动修复它，那么这个国家的农业必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所要做的事情便是先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寻求修正的办法。
我认为，中国的媒体行业眼下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它赖以存在的根基原本就不牢固，现在正在剧烈动摇。而这将对整个社会、以及我们所有人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大家：高质量严肃新闻的缺失，对普通公众而言，最大的损失的是什么？
陈季冰：我在文章里已经说了，无论是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个人、家庭，高质量的新闻都是“晴雨表”和“地图”。在开放、多元的现代社会，尤其如此。
人们做出任何一项决定，都需要掌握一定的信息作为决定的依据。在现代社会，这些信息可以说大部分都不是来自个体以往的直接经验，而这些必不可少的“非经验”信息大部分来自公开的新闻媒体。
一个社会要达成一项决策，大体上也是如此。一些对精英主义深信不疑的人士或许会认为，他们这个团体就各类事关重大公共利益的信息有更加专业和高明的获得渠道，他们不需要仰赖大众新闻媒体。当他们做出了决定之后，大众只需要跟着他们走就行了，新闻媒体只是他们向大众“发令”的工具。
退一万步说，即使这种想法是对的，一个社会在达成共同行动之前，也必须首先达成一定的共识。否则，这种共同行动很难达到精英决策者们的预期目标。打一个并不恰当的比方，一家公司的决策层作出一项决定（就算它是符合市场需求的、以公司的现有能力也是可行的）后，它首先要说服大多数员工拥护这项决定，愿意投身其中。当然它也可以下命令要求员工必须执行，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它还要让员工理解这项决定的内容，以及自己在这项行动中的角色和任务。
换句话说，即便只是“跟着走”，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人们得明确地知道自己下一步朝哪里走？怎么走？万一发生预料之外的紧急情况，如何在没有得到上级指令的条件下自主地应对？……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可信赖的高质量的新闻媒体，这些就是不可能的。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现实，人们将无所适从，即便他们都毫无保留地愿意跟从精英决策。
大家：你觉得媒体要想重新兴盛，在政策之外，有哪些必须具备的条件？
陈季冰：我觉得现在谈媒体重新兴盛及其必要条件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具备基本条件的。而且媒体行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未来很可能与我们现在可以展望的迥然不同。因此，比较理性的期待应该是，能够唤起社会各阶层的人士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不再忽视它，仿佛它根本不存在似的。这是一切的基础，我们只能从这个基础做起。
当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尽管它有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切身利益，但它不是我们造成的，我们也无能为力……这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会本能地选择忽略或无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很少人愿意自寻烦恼。对于那些“不在其位”的人更是如此——你不能要求一个农民去为新闻业前景牵肠挂肚，即便他强烈渴望从媒体上获得更多对他种地有帮助的资讯。再则，他也的确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但是，问题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忽略和无视就消失，或变得不再重要。就像我文章中开头便举到的流感的例子，我们从媒体上看不到流感的必要信息，但流感还是在蔓延，并且很可能会让我们自己也感染到。如果我们不做好充分的准备，流感造成的损害就一定会更大。
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就是通过我们的思考和呼声来引起更多人关心和思考这个问题。作为我个人，非常感谢你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大家：在你心目中，在媒体发展的历史上，是否存在一个趋近完美的媒体盛世？
陈季冰：我无法定义何为“完美的媒体盛世”，但历史上确实有一些时候，媒体对社会进步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媒体行业也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
外国的例子就不说了，在中国，我认为上世纪80年代就是新闻行业的一个好年景。
90年代初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刚进入《文汇报》工作时，依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巨大荣耀的余晖。这不仅仅是从《文汇报》的前辈们那里听到的关于这张报纸的显赫历史，事实上，由于《文汇报》在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的新启蒙中作出的人所共知的显著贡献，它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知识分子中）赢得了极大的尊重。而我作为一名刚跨出大学校门的年轻记者，也享受到了它的恩惠。
可以说，当时不管在上海还是外地，我的采访对方只要一听说我是《文汇报》的，就会把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的我视若上宾。不久前《文汇报》庆祝它的80周年诞辰，我看到当年的很多同事都在朋友圈转发关于这事的信息。当然，转发词中难免感叹唏嘘……
《文汇报》只是我身在其中的一个例子，像《南方周末》这样的令人尊敬的报纸也是上世纪80年崛起的。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都市报和更加专业化媒体的兴起，中国的传媒业在经济上进入了一段“黄金时代”。但总的来看，经济上的繁荣并没有带来新闻内容生产的繁荣。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不在这里深入探讨了。
我必须说，今天回忆80年代，至少我自己并没有太多留恋和伤感。事实上，当时的“媒体盛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体行业垄断和新闻市场短缺的结果，还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因而这并不是一种可复制和可持续的正常状态。只是我们回顾历史，应该还是能够从中寻找到一些有益启发的。
大家：这篇文章，可能是冰川作为战队参与大家开放编辑部计划里，一个非常完美的收官之作。那么，对于冰川作为写作团队的退出理由和未来计划，你可以在这个问答的结尾，做一个回顾和展望吗？
陈季冰：冰川思想库团队在完成了本月的写作任务后将要退出“大家开放编辑部计划”，是我们内部在一个月前就决定的，与我的这篇文章是不是“完美收官”没有太多关系。
去年很荣幸地收到腾讯大家编辑部的邀请，我们一开始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参与这个项目。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新媒体，因此很希望以一种与目前市面上众多新媒体不同的方式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大家开放编辑部计划”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检验”机会，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挑战。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我们达到了最初的目的，自然也就可以不带任何遗憾地退出了。感谢大家编辑部给予我们这个宝贵的机会，我也祝愿这个“计划”今后能催生更多优秀的新媒体文章，祝福其他的“战队”取得他们期望的成功。
或许与其他“战队”不太一样，我们冰川思想库本身就是一个自媒体，刚刚度过了两周岁生日。我们作为一个业已存在的天然的团队，与这个“计划”的要求相当匹配。
当然，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目标。除了一如既往地为我们的读者提供高质量的原创内容之外，短期来看，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一群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媒体人，近期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加大聚焦，尝试以适合新媒体时代的方式贡献一点我们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们关注我们，对我们提出宝贵意见。
我自己原来是腾讯大家的专栏作者，对于这个专栏的理念和追求，我一直十分欣赏和尊敬。我觉得在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腾讯作为一家商业机构能够拿出资源来做这样一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从具体的操作来看，你们虽然不是一个媒体，但却比大多数媒体机构都更加恪守了媒体应该遵循的伦理准则。我由衷地希望这个栏目能够越办越好，成为一个具有标杆意义的样本，我们冰川思想库也很愿意为此作出一点我们的贡献。期待早日与腾讯大家专栏再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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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编辑/ 周双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