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李梅：传播技术火种，助力翻译实践 ——李梅教授访谈录
本次访谈为面对面的半结构性访谈，时间为2019年2月21日19:00至21:30，访谈者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教师办公室完成了对李梅教授的访谈。本次访谈主要围绕教育和学术背景、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技术四大主题展开。
李彦：李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采访您。您能先谈谈自己的教育和学术背景吗?
李梅：就学术背景而言，我并不是学翻译出身，而是乔姆斯基句法学的追随者。我从安徽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修的是外国语言文学。大学毕业后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两年的英文编辑，然后来到同济大学读研究生班。198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1994年我去了英国，在曼彻斯特大学(简称“曼大”)修了语言学硕士学位。硕士毕业之后成功地拿到英国政府资助的ORS(Overseas Research Scholarship，国际学生奖学金)和曼大奖学金。全额奖学金的保障让我安心地攻读了四年的语言学博士课程。在曼大，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方向都是句法学。我是乔姆斯基的“粉丝”，这也奠定了我后来从事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研究的基础。句法学有两大应用:一是应用于教学，二是应用于机器翻译研究。机器翻译在20世纪50年代刚起步的时候，一直没有太大进展，直到乔姆斯基的句法学理论问世。句法学为机器翻译研究照亮了前进的方向，因为句法规则和计算机结合后，产生了最初的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正是因为我的句法学背景，我总是在思考使句法学理论“落地”的方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对翻译技术这么感兴趣的原因。
李彦：您以前做过哪些翻译实践呢?
李梅：我做过很多翻译。在没有去英国之前，也就是在同济大学的时候，就做过大量口译和笔译实践，主要是为同济大学进行翻译。到了英国之后，口笔译实践就更多了，尤其是口译，比如为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曼彻斯特市政厅等做口译。我们曼大的中国留学生经常开玩笑说我是留学生中唯一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此话怎讲呢?中国留学生在那边挣钱基本靠“打工”，所谓“打工”指的就是去餐馆端盘子。我从来没去餐馆干过活，一是我有全奖，可以不打工就有生活保障;二是我也没有必要去端盘子，因为我可以直接通过帮政府机构和企业做翻译和教中文赚钱，一个小时的工钱就相当于端一个晚上的盘子的所得，所以出去做两三个小时的口译，待遇非常好。
李彦：您能分享一下翻译生涯中的趣事吗?
李梅：我的第一次口译经历，或者说“囧历”就很有意思。那时候我还是同济大学的年轻教师，刚工作不久。有一次同济大学跟香港学术评审局开一个国际评估研讨会，让我去做口译。大会发言人是香港学术评审局局长，英国人，有着一口纯正的伦敦腔。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优美的发音，听众对他的发言频频点头。我没有口译经验，看着台下人边听边会意地点头，以为他们不需要我翻译了，便由着发言人一口气说了10分钟。然后发言人停下来，期待地看着我。我就问观众:“你们都听懂了，不需要翻译了吧?”出乎意料的是，听众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需要!”我当时就傻了!我只好把他的大意说了一下。可是人家说了10分钟，你说2分钟就结束了，这怎么交代?还好有他的香港助理救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了。从会场回来之后，我大哭一场。当天会场里都是我的领导和同事，这回可丢脸丢大了。这次教训让我深刻意识到，口译是需要经过专业训练的。
还有一件事比较有意思。其实，那次经历可以算是我最早接触技术写作吧。我在英国的时候，与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起帮英国一家规模很大的名为莫林斯(Molins)的制烟机厂做说明书翻译。20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虽然生产香烟，但是没有像样的制烟机。制烟机工艺比较复杂，所以先进的制烟机都是国外进口的。中国厂家要买莫林斯制烟机，我们就要把产品说明书、维修手册等很多文件翻译成中文。在我们开始翻译之前，莫林斯把我们几个留学生都拉到伦敦附近的这家工厂，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这期间他们就给我们培训，不是翻译培训，而是让我们熟悉这些机器，了解每一个零部件的运作机制，之后再让我们回去翻译。有时候手册上老外写的英文绕来绕去，如果按照原文翻译会让读者犯晕，有了先前的培训，我们就干脆跳脱原文，自己组织语言。这样出来的句子，中国人一看就懂。现在回想起来，这不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技术写作吗?我们不仅是在译，更是在写，有点类似于“创译”了。就像华为2019年翻译及本地化技术论文大会的口号“Transcreate to Transcend”，从“创译”到“跨界”了。我们当年从翻译到技术写作，也相当于跨界了，对吧?
李彦：是的。那么您认为一个好的译者应该具备哪些专业能力呢?
李梅：我认为好的译者首先应该具备扎实的双语语言功底。就目标语而言，基础越扎实越好。而且，慢慢你就会发现，母语同样重要。很有意思的是，我译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的古汉语水平有限，中文表达总是欠火候，所以还要加强中文修养。其次，除了双语能力，还要有文化和社会背景知识。背景知识丰富，翻译就得心应手。再次，就是翻译工具和技术的运用，这个太重要了。比如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翻译同济大学的英文网站，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来查询验证专有名词、背景知识等，甚至比翻译句子本身花费的时间还要多，所以就特别需要掌握一些翻译工具。另外，我在上海翻译技术沙龙及其他场合多次提出一个观点，叫“翻译也要拼颜值”。其实这个“颜值”说的就是排版，涉及“本地化”的概念。本地化包括翻译，或者说翻译是本地化的内容之一。我们现在把翻译当成一个产品来对待，所以我们翻译的最终产品是“翻译+排版”，也就是说，对产品进行本地化处理。没有技术，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上海科学会堂的一项翻译任务。文档字不多，共1000来字，但是整个PDF文档一共44页，全都是图文并茂需要排版的内容，但客户没有要求我们排版。当我们把译好的文字按时交给他们时，他们礼貌地说了声“谢谢”。然而，当我们把排版后图文并茂的英文翻译产品呈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连连称赞我们的专业性，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这就体现了翻译和翻译产品对于用户体验的巨大差别。
我们现在做的大部分翻译都是带排版的。我教的“翻译工作坊”这门课，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教学生排版。我们把学生带到学校附近的设计公司—上海宜吾设计机构(Shanghai EVE International)，由公司设计师给学生讲怎么用In Design进行文档排版，并当场进行实际操作。学生做完排版后再由设计师给学生批改。这已经成了我们教学中的一项特色内容。
李彦：请您回想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教翻译课的呢?教了哪些翻译课呢?
李梅：1999年年底，我从曼大毕业后回同济大学，于2000年开始上翻译课。开始时是给英语专业本科生上口译课，后来曾为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学生开设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课。一是因为我们学院的口译老师少，二是因为我做过很多口译实践，所以学院就安排我去教口译了。2007年，同济大学成为教育部批准设立MTI的第一批院校。当时我在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主持工作，在设计和申报MTI专业时，我提出的口号是“科技翻译，服务科技”。我认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牢记自己根植的背景。因此我的设计理念非常清晰:MTI首先要服务国家，其次要服务同济大学。“服务国家”绝不是一个空口号，教育部设置了那么多MTI院校，如果大家千篇一律，既浪费了资源，也做不出特色。每个学校都应该依托自己学校的优势学科，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MTI专业。我们同济大学理工科很强，所以“科技翻译，服务科技”这个口号就是为我们MTI专业量身设计的—根植于同济的特色专业，发挥同济的专业特长。同济MTI设立后的前三年，招收的都是非全日制的在职学生，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有明确的学习需求。我们不仅为学生安排了常规的翻译导师，还根据学生的需求安排了其他专业的导师。这些导师分别来自同济大学的建筑、环境、汽车等强势专业，皆有海外经验。他们懂专业，精英语。有了来自英语专业和外专业的双导师指导，学生学起来就特别有动力。
我现在教的笔译课程主要是“翻译工作坊”和“计算机辅助翻译(CAT)”两门课。我们的翻译工作坊教学以翻译项目为主线展开，这些项目都是来自甲方客户的真实翻译项目。“翻译工作坊”已经开设四年有余，每个学期都要带着学生翻译10余万字。上这门课非常辛苦，一边带学生做项目，一边向他们传授术语库、记忆库制作与管理、编辑、排版、风格指南以及项目管理等知识和技巧。我们做真实项目的优势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时间观念。一般的作业可以拖延，但真实项目是无法拖延的。所以，做项目时学生很有紧迫感，有时候甚至会通宵熬夜赶进度。
我一向认为，老师跟学生说是一回事，学生自己做又是另一回事。作为老师，我们要允许学生犯错误。先别忙着纠正他，让他自己去做，走了弯路以后，就明白了。有一次，我们为联合国做一个翻译项目。项目开始前教学生如何用In Design排版。项目进行时，我希望每个小组的学生都尝试一下翻译和排版:一方面，时间会比较充裕;另一方面，每个学生的排版技能都会得到锻炼。但是我们班有两个男生自认为技术很厉害，自告奋勇地负责所有排版工作，所以其他人就只负责翻译文字了。结果，全部翻译审校结束时，距离最后交稿期限就剩几天了。由于排版工作量太大，他们两人已力所不能及了。没办法，只能动员其他同学来帮忙排版。我告诉他们，必须守约，绝对不允许逾期!我带着他们一起加班，连续两个晚上通宵工作。交稿的第二天，我的眼睛血管都爆裂了，红红的，很吓人。不过，大家都从这次翻译项目中汲取了经验教训。此外，让我自豪的是，因为做的是真实项目，我们班每个学期都会培养出好几位优秀的项目经理。为什么我们可以同时接手这么多翻译项目，原因就在于有这些出色的项目经理!项目来了，我就安排给项目经理，项目经理再来分配剩余的工作。老师的作用就像导演，给项目经理指引一个工作的方向，具体做事由项目经理来负责。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老师可以做甩手掌柜，完全撒手不管。我们是有一套严格的翻译流程的。这么多人协同翻译，如何保证翻译质量?我的主张是:向流程要质量。在我们的翻译工作坊中，需要实施“P+T”的完整翻译流程。P就是前期准备阶段，由项目经理明确翻译项目的基本信息和要求，完成文本预处理，进行术语提取，制定风格指南，安排任务分工，规划项目流程。之后项目正式启动进入T阶段(T1—T5)。T1阶段由小组成员分别完成翻译初稿并备注翻译问题，T2为小组成员间进行一审，通读初稿并解决备注的翻译问题，同时审核术语及排版。T3为组长统稿后，每位小组成员对本组的统稿进行二审，主要审核术语、排版以及解决遗留问题。T4为项目经理进行项目统稿，并请各小组长重点审核术语和排版。T5为项目经理最后定稿并提交译文。至此，项目才算是完成①。当然，项目后期还要进行翻译记忆库和术语库的更新。我认为翻译流程至关重要，让学生一步一步按照流程来做，严格执行流程就会有质量保证，我们就是向流程要质量。而且，学生作为项目经理学会流程管理以后，不仅仅是做翻译项目，做任何其他项目都可以使用这套管理经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济大学现在特别强调MTI学生学习翻译的同时，也要重视项目管理，同时必须掌握翻译技术。同样，在我的CAT课上，学生不仅要学习各种翻译技巧、各种软件和平台的使用，还要学习项目管理，做真实的项目。由此一来，我们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就大大拓宽了。
李彦：您让学生做真实的翻译项目，那么课堂时间又如何安排教学内容呢?
李梅：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都会制定一个“教学计划”。但是这个“教学计划”只是理想状态，实际上课堂内容是跟着真实翻译项目走的。比如来了一个项目以后，我们就开始跟大家讲项目管理的流程和注意事项。先讲译前怎么做术语库，怎么做风格指南，怎么做日程安排等。随着项目的深入，再讲译中怎么进行沟通，怎么更新术语库等。项目完成之后，继续讲如何更新翻译记忆库，如何对齐语料等。在项目中学生也会碰到语言问题，那么如何控制语言质量，我们也有一套流程，就是刚才说的从T1到T5的五个步骤，对语言进行严格把关。如果学生到最后还有搞不定的问题，我们就把问题收集上来，一个办法是把问题反馈给客户，看看他们是否可以提供一些专业术语或建议;另一个办法是让问题进课堂，大家一起讨论遇到的技术问题和语言问题。对于技术问题，我们有时候也会专门请客户或者专家来课堂协助学生解决。对于语言问题，则主要由我和学生一起讨论解决。所以，不是说我们的课堂忽略语言问题，而是所有的语言问题解决都是基于项目的。项目中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在课堂上就讨论什么问题。总而言之，我们会制定一个理论上的教学计划，不过实施下来常会打乱次序，但是所有内容都会覆盖到。
李彦：您上课有没有固定的教材呢?
李梅：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过固定的教材了，但是有教学参考书。我们的真实翻译项目就是活教材。根据翻译项目，我会教授不同阶段相应的教学内容，学生带着问题来课堂上讨论。之后，学生再去看一些参考书。如此一来，学生对书中内容的体会与单纯看书不做项目就大大不同了。
李彦：您是如何对教学结果进行评估的呢?
李梅：我是按照KPI(关键绩效指标)进行过程性评估的。首先，我教的课程有一项叫作TT Update的内容，指的是Translation Technology Update(翻译技术更新)。每次上课第一件事就是完成TT Update，由学生在5—7分钟的时间内分享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一项翻译技术。这个技术或工具必须是学生亲自试用过或者自己常用且认为值得推荐的。通过这种方式，集思广益，一个学期下来，学生觉得眼界大开，受益匪浅。这项内容占总成绩的10%，评价标准包括技术的实用性，大家是不是感兴趣，有无做过测试等。此外，还有翻译项目的得分，主要看学生所做项目的数量和质量。最后还有译后阶段的术语库整理和翻译记忆库整理，占到总成绩的30%。译后阶段在项目管理中也特别重要，所有语料要颗粒归仓。语料库做好以后非常有用，比方说现在我们做的同济大学的新闻翻译，一直在不断更新，前面做好的这些语料库，后面就能立刻重复利用了。哪怕一时用不到，以后做同种类型的文本也可能用到。学生做的语料库现在还可以放到Tmxmall语料商城有偿分享，这种做法我是提倡的。语料闲置是资源浪费，如果拿出来贡献给别人使用，且获得报酬，何乐而不为呢?从宏观上来看，这也是为整个翻译行业做贡献。因为你贡献的语料越好，整个翻译圈的语言质量态势也会越好。另外，我们现在都是在Tmxmall的翻译平台YiCAT上做翻译，操作起来十分方便:直接在平台上把双语语料对齐，存在云端即可。学生既可以直接在线调用这些语料，也可以在平台上有偿分享，一举两得。
李彦：如今很多开设翻译专业的学校都选择某一领域作为重点，譬如法律、海事、中医翻译等，您觉得这是否有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还是应当继续关注通用领域的翻译?
李梅：我觉得这很利于翻译学科发展，具体发展哪些领域要根据学校的性质来定。比方说我们同济大学以工科见长，土木、建筑、汽车、交通等都是我们的优势学科。我们可以在这些领域发挥所长，积累语料，有的放矢。这样做也更容易取得客户的信任。例如，我翻译过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校教授也是我国著名园林大师陈从周先生的《中国名园》。后来从出版社获悉，该书获得了中国图书大奖，还在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时作为官方推荐图书进了世博园，这就是发挥了同济大学的专业优势。所以，我觉得每个学校还是要根据自己不同的特长，打造自己的特色。我们现在承接的翻译项目，虽然题材五花八门，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大部分项目都是和科技有关的。所以，我们在审稿的时候也会找其他学院的相关专家帮我们把关，提升翻译质量。我认为依托学校的特色专业更有利于开拓翻译市场，同时树立自己的翻译品牌。
李彦：您觉得学生做翻译项目，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李梅：每做一个项目，千万不要把它做死了，也就是说首先要保证质量。我特别提倡“翻译产品”这个概念，“翻译产品”跟任何产品一样，要保证质量，要有售后服务，尤其要按期交付。我给学生一直灌输的理念是:“翻译质量”是一个相对概念，首先要按时完成任务，保证速度，然后才能谈质量。逾期后完成的翻译完全没有价值，又何谈质量?我们的学生通过做真实的翻译项目，深刻领会了这一点，也学会了如何更合理地规划进度。以我们在做的同济大学新闻翻译为例:新闻翻译每天都会来，今天轮到哪两位学生去做，他们就必须得做，一个人做，一个人审，雷打不动。作业可以等一等，可是真实项目不能等!
李彦：您的翻译教学是否也得益于您的翻译实践呢?
李梅：我觉得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两者是密不可分的，翻译本身就是实践。没有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从何谈起呢?比如语料对齐，若是没有真实项目，语料对齐后束之高阁，学生就感受不到语料对齐的好处。我们做同济大学新闻翻译实践的时候，这边对齐着新闻语料，那边就开始利用语料翻译了。语料发挥作用了，学生才能体会到它的重要性。否则，只教翻译而没有翻译项目做，学生是很难体会的。教翻译的老师自己要有翻译实践，最好是要有真实的翻译项目。如果没有真实的翻译项目，那么至少也要去网上下载一些翻译实践的素材。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开放的心态，愿意去做，愿意去牺牲。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为学生着想。想想如果自己是学生，希望怎么学，学到什么?这个特别重要。当一个老师只是想着“怎么去写论文”“怎么去评教授、博导”，脑子里转的都是这些事的时候，学生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我是属于那种习惯性地替对方着想的人，公益心特别强，所以企业也很愿意跟我合作，黏性也越来越强。因为他们觉得和我合作不用存戒心，这样就慢慢地把市场打开了，项目也越来越多。比如我们帮上海市委宣传部做了一个内参项目。他们一开始只给我们学生千字100元的翻译费。我们最后做出来的翻译质量非常高，而且还排了版。他们拿到我们的翻译产品后，觉得很不好意思，付费时主动把翻译费增加了一倍，付了我们千字200元。所以说，如果你的服务物超所值，而且肯为对方着想，慢慢就会有更多项目找上门来。这种为客户着想，为他人着想的心态用到教学中去，学生也就学到了如何和客户打交道。
李彦：您的教学实践是否也受到了您教学理念的影响呢?
李梅：肯定的。我的教学理念就是翻译教学必须与市场接轨，为市场培养人才。无论上MTI的哪门课，第一节课我总是从给学生分析市场需求开始，培养学生的市场意识，让他们了解翻译市场，把握职业发展方向。了解了未来出路在何方，学生学习起来才有动力。大部分学生，尤其是MTI学生，未来不是去做研究的。所以，市场分析会让他们早早地开始职业规划。我的课程考核采用了KPI方式，即企业里考核员工的方式。学生们到了期末的时候都很开心，因为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书面考试。比如，我的“翻译工作坊”课的KPI考核内容包括学生在该学期完成的多个翻译项目以及项目过程中制作的术语库和翻译记忆库等，当然还包括其他反映学习过程的内容。我们技术写作课的期末考试也不是卷面考试，而是面试。怎么面试呢?因为学习这门课的过程中，学生需要跟着企业导师完成一个技术写作项目，所以期末面试时，学生就带着自己的简历和跟企业导师合作完成的产品说明书，以小组为单位接受考核。我们这学期学习技术写作后完成的产品说明书很有意思。有华为导师指导的为Mate20手机撰写的说明书，有科多思(Sigma)导师指导的米兔无人机说明书，有阿里导师指导的为某个活动做的一整套宣传资料，而来自IBM的企业导师教学生写的是区块链说明书。区块链是个概念，怎么写说明书呢?一开始我特别担心，生怕学生完不成这么艰巨的任务。但是，在IBM导师的指导和学生的努力下，同学们把“区块链”的概念讲得非常清楚，并做成了一个产品，他们的表现着实让人惊喜。所以，教学理念不仅会影响教学过程，也会影响教学成果。
李彦：翻译技术已经无所不在，那么您认为这对翻译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李梅：技术的影响首先反映在课程设置上。同济大学的MTI课程设置加入了一些以前没有的课程，像CAT、本地化、项目管理、技术写作等都已经纳入了我们的选修课菜单。除了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也体现了翻译技术的影响。比如说我教的“翻译工作坊”这门课，单看课程名称，似乎看不出有任何技术因素。但是，这门课是以翻译项目为引导完成的。如果没有技术，是不可能完成翻译项目的。现在，客户给我们的原文文档大部分是PDF格式，翻译时首先得进行格式转换。有些原文包括很多扫描图，我们就得用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光学字符识别)软件进行格式转换，否则就没法翻译，也没法统计字数。翻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技术的参与。可见，离开翻译技术做翻译项目简直寸步难行。
李彦：在翻译教学过程中，新手翻译教师如何有效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您能不能给出一些建议呢?
李梅：坦白讲，在技术方面，现在的学生比我们老师要超前得多。所以，如果老师还以为学生要跟着你的指挥棒走，那真是落伍了。相反，我们要跟着学生走。比如我在班上请学生做TT Update时，学生在课堂上分享的那些技术，大部分都是他们自己用得很娴熟的，因此他们的介绍也非常专业。在我教的“翻译工作坊”这门课中，有化学系、医学系、建筑系等不同院系的学生，带来了不同的内容。比如有个医学博士介绍了一款叫作“印象笔记”(Evernote)的软件，可以随时随地记笔记，内容会自动上传到云端备份，还有自动翻译的功能，令人耳目一新。总而言之，老师要充分发动学生的智慧，然后让学生去分享。通过学生汇报，每个学期我都能跟他们学到很多新技术和新软件，对我而言这也是教学相长的过程。
李彦：我觉得您作为一个老师，很多时候更像是一个管理者，充分发动群众，利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来做事。
李梅：是的，老师就是首席执行官(CEO)，是导演。以前总有人说老师就是演员，要学会表演。但是我个人觉得，老师不是演员，学生才是演员。可能班上有最佳演员，但那个最佳演员不是老师，是学生。我认为一个老师的成功在于能培养出最佳的演员、最佳的配角、最优秀的团队。我最开心的事就是我带的班级每年都能培养出一些优秀的项目经理。他们毕业后都去了大公司，几乎没有人去传统的语言服务公司工作。经常有人唱衰翻译专业，说翻译专业出来的学生都不做翻译怎么办?我倒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各行各业都是如此。为什么我们学翻译的学生都得做翻译呢?我们的这些学生做的东西虽然不是翻译，但是离翻译也不远。他们是基于翻译，但又超越了翻译，比如去管理翻译，或者管理别人做翻译，这不是挺好的吗?
李彦：您对翻译学习者有没有什么专业上的建议呢?
李梅：翻译学习者要记住的是语言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提升自己的翻译技术。技术可以让你插上翅膀飞，技术可以让你跨界，技术可以让你花上那么一点点功夫，就能在语言学习者的人群里脱颖而出。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得语言功底好。为什么我这里一直有源源不断的真实翻译项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有扎实的语言基础。我的英语是以私塾的方式学习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从初二才开始学外语，但是学校学的内容非常简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方立吾老师。方老曾在国民党军舰上做翻译，退役后在合肥二中当英语老师。“文革”时他没法继续教课，就赋闲在家了。老人家闲不住便开始在家里教自己儿子及儿子同学学习英语。后来，从小学生到高中生，对英语感兴趣的学生，都去他那儿学习英语。他的家渐渐地就成了一个免费的私塾小学堂。他的教学方法属于旧时私塾式的:背课文、默写、做题。当时，市面上像样点的教材只有许国璋编写的英语课本。老师要求背课文，我不仅背了课文，把练习中的阅读文章也全部都背了。我们学生去方老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默写所有背过的课文。完毕，把默写本毕恭毕敬地给老师呈上。老师批改时，我们就站在老师身后背书，背得滚瓜烂熟才行。稍有迟疑，老师就罚我们从头背起。这种可谓简单粗暴的方法培养了我们的语感，为我们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功底。语言功底在那儿，你的译文就不会太差。所以，我建议大家踏踏实实地学习语言。语言基本功是必需的，打牢语言基础，才能做好翻译。
李彦：谢谢李老师中肯的建议，也谢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注释：①详情请参考：李梅. 信息时代的“项目+技术”二轮驱动特色翻译教学. 外国语，2017(5): 99-101.
作者简介
受访者简介
李梅，留英博士，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中心主任;兼任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及其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委员、《上海翻译》编委；上海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在《中国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翻译作品260余万字，出版专著及译著8部。完成及正在进行联合国、国家级及教育部项目10项。近年来专注技术在语言教学与研究中的应用，聚焦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方向及技术传播领域的教学与研究。为本科生及研究生开设“英语技术写作与传播”“技术传播入门”及“翻译与技术传播”等相关专业课及通识课。主持完成以机器翻译译后编辑为主题的教育部项目2项。正在主持开展国家社科项目“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量化系统模型研究”。荣获中国标准化协会颁发的2020年中国技术传播教育贡献奖。
访谈者简介
李彦，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翻译学和翻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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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原载肖维青、卢巧丹主编《译艺与译道——翻译名师访谈录》，第84-97页，推送已获编者授权，引用请以原书为准，转发请注明“浙大译学馆”以及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