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一辰、邱懋如：翻译无定本，完美无止境——邱懋如教授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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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访谈为面对面的半结构性访谈，时间为2019年9月，地点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简称“上外”)虹口校园。访谈主要围绕译者生涯、翻译教学生涯、翻译实践以及翻译研究等方面展开。
有幸得见邱懋如教授，恰逢上海外国语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年逾古稀的他走在金秋的校园里，步履轻盈。邱老师声音洪亮，幽默谈笑间，述说着自己和翻译的故事:从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到教师、系主任。他的故事恰似一篇上外翻译教学史，为节庆中的上外增添了一抹亮色……
1
译者生涯
唐一辰：邱老师您好!您是早期上外的学生，之后留校任教，又担任英语系系主任，这么多年来，您是如何看待翻译的?
邱懋如：我是1965年毕业的，一毕业就留校任教，1986年42岁担任那时的英语系主任，1990年46岁被评上教授，当时算得上是上外最年轻的正教授了。
我在英国华威大学深造的时候，硕士论文研究方向是尤金·奈达（Eugene Nida）的对等理论，该理论对我的影响最深。按照奈达的观点，翻译是指在目的语中，从语义到文体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对等是翻译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主要包括语义对等、文体对等和社会文化对等。尽管语义对等是最重要的，但后来我比较强调翻译过程中的文化问题，对于一个合格的翻译工作者来说，文化敏感性是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奈达也说过:“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①我认为，译者熟悉两种文化至少跟掌握两种语言同等重要。
另外，我还提出了“零翻译”这一概念。“零翻译”是翻译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就是不使用目的语现成的词语翻译源语的词语。我认为有两种“零翻译”现象。第一种是当两种语言句法结构存在差异须做出调整时，源语中的词语故意不译，例如，英译汉时某些冠词和人称代词不译，汉译英时某些量词不译。第二种是音译和移译现象。音译是用汉语谐音的词翻译英语词语，例如用“派对”翻译party。这个新词引进之前，英语的party常常翻译成“会”或“聚会”，像“晚会”(evening party)、“茶话会”(tea party)、“生日聚会”(birthday party)，但是像Christmas party、farewell party、surprise party等愈来愈多的party，很难都用“会”或“聚会”对应。哪怕是最简单的go to aparty，如果翻译成“去参加聚会”，也会造成误解，因为“聚会”有时带有政治色彩。在这种情况下，使用音译这种零翻译手段，引进新词“派对”，就能取得最佳的语义对等。移译，就是把源语中的词语原封不动地移到目的语，例如CT、DVD、WTO、APP、IT等。第二种“零翻译”现象，表面上看没有翻译，只不过用随意选择的谐音字音译或者直接照搬。但是，从深层次看，这种音译词或移译词包含了源语所有的含义，是最精确的翻译。
从翻译本身作为一门学科来讲，我认为大学英语专业开设的翻译课程，是在翻译理论指导下，通过大量英汉、汉英互译练习，提高翻译技巧的高级综合语言实践课。所谓“高级”，是指这门课适合已经基本掌握英语基础知识的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实践课”，是指这门课以练习为主，在大量练习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有指导意义的翻译理论和方法;“综合”，是指翻译课同精读、泛读、语法、作文、文学、概况等课程起互相补充的作用。
唐一辰：翻译离不开大量实践，听闻邱老师翻译了很多作品，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实践翻译的?
邱懋如：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需要翻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属于教育部管，在纽约的联合国组织是属于外交部管的。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翻译由教育部派遣。当时教育部在上海就找了上外，在北京找了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再加上南京大学，一共四个学校。因为需要英文和法文的翻译，而我们一般都不能双语工作，所以上外那时候就派了我和法语系的束景哲老师(他比我年纪稍大，已经过世了)。按联合国规定，所有文件都要有中文文本，因为中文是工作语言之一。我们就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文翻译科，我的任务是把英文文件翻译成中文，束老师的任务是把法文文件翻译成中文。
按照那时候的规定，类似A4文件的标准页，每人每天的工作量是要翻译3.5个标准页。刚开始，我根本不熟悉各种文件的内容，觉得很紧张。而且联合国的规定是很死的，有一套专门的词汇手册，教科文组织又有自己的一套词汇手册。每看到一个词，你一定要按照手册上面的表达方式翻译。你不能认为“我比它译得好，得用我的”，不行。你如果不按照规定的表达方式，上面的审校会帮你改掉。我们上面有两道审校，每两个翻译配一个审校，再上面一道由科长审。我那时候的科长是南京大学的王志刚老师(他后来担任南京大学的中美中心主任)，他人挺好的，业务能力也很强。
我开始的时候不熟悉，要把手册放在边上，翻译任何东西都要查一下，所以开始时要完成3.5页，是很紧张的。我对每个词都不放心，不知道有没有固定的翻译，都要去查一查。所以第一个半年搞得我紧张得胃出血(胃出血实际上不是吃的问题，主要是精神紧张造成的)。当然，我也很幸运地住进了法国最高级的医院。我们是联合国雇员，可以享受最好的医疗待遇，也吃到了当时法国刚刚研发出来的治胃溃疡的药，叫Tagamet。我那时没有开刀，就吃这个药，大概住了两个星期，最后再照胃镜，都找不到那个伤口了。开刀的话肯定看得出伤口，那药治疗效果好得连伤口都已经看不出来了，就等于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后来我的胃再也没出过问题。过了半年以后，这些词汇已背得滚瓜烂熟，手册看都不用看了。3.5页的工作量，差不多半天多就译好了。
这是翻译应用文，翻译小说就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了。那时候我教两个班，每周要改将近30本作业，而且要改就得认真地改。这也挺花时间的，所以很少会考虑去翻译。到后来，我们学校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简称“外教社”)要出一套外国文学的“英语文学文库”。正好，我以前在学生时代学了阿契鲍尔德·约瑟夫·克罗宁(Archibald Joseph Cronin)的The Citadel(《城堡》)，我在国外看到他的另一本书The Judas Tree(《紫荆树》)，我对这个作家写的东西很欣赏，认为它们可读性强，思想也比较深，就买了。当时版权概念不强，也没有什么可以选择。我就把这本书的大概情节报给出版社。外教社正好缺材料，好的文学作品也很难找，就选上了我的。我就开始翻译这本小说，翻译完整部近25万字。我的第一部文学翻译作品就是这样诞生的。
之后，我的一个已毕业的学生应译林出版社之邀，翻译罗宾·科克(Robin Cook)的《幻觉》(Mind bend)。我的学生就来找我，要我一起翻译，并帮他把关。最后，我们各译一半，并由我负责审校定稿。所以最后出版时，我是第一译者，他是第二译者。后来，译林出版社直接来找我，又翻译了这个作家的《白衣怪圈》(Terminal)，讲的是医学界的丑闻。
陈龙根是我的得意门生之一，在上外留校做过教师，他的英文和中文水平都很好。后来他到美国定居下来，那时美国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分三大板块:第一是杂志类，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第二是小说类，叫Condensed Books，精选了当代最好的畅销作品，然后由专家稍微缩短一点，故事还是完整的，也保留着原书的精华，这样一本杂志就可登三篇畅销小说，杂志精装的封面也很考究，里面还夹了一根丝带作为书签;第三就是实用类书籍，例如关于怎么使用电脑、怎么养花之类的。当时《读者文摘》在香港的远东总部要出版Condensed Books的中文版《当代小说选粹》②，需要招聘一个精通中文和英文并有文学修养的编辑。陈龙根在报纸上看到招聘信息后就报名去应聘。他考核成绩优异，被聘用了。之后他马上打电话给我，对我说:“我要到香港去做《当代小说选粹》的编辑了，要请老师帮我翻译一些东西，你能不能加入我的译者队伍?”我欣然接受，但要求时间不能限制太紧。此后他就一直跟我保持联系。他也找了我们英语系其他老师帮忙翻译。我为《当代小说选粹》一共翻译了17篇作品。有时候一期里面两篇都是我译的，我就不得不再用一个笔名—“晓秋”，因为那时老教师都叫我“小邱”，所以我就用这个谐音的笔名了。英译汉这条路就是这样走下来的。
至于汉译英，我翻译过篇幅最大的就是上海世博会的申办报告，共三卷825页。这是我跟史志康老师、黄协安老师三个人一起翻译的。我还担任了去印刷厂最终定稿的工作。
关于汉译英文学作品，不得不提到我在上外的同届同学吴莹。她退休前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我退休后到美国探亲，还一直跟她保持联系。大概是在2012年，她说帮帮忙，有一些东西要译成英文，现在好的高水平译者难找。反正在国外我也比较空，就帮忙翻译了。文学的汉英翻译，因为要涉及版权问题，我在国内没做过。她说现在要找到优秀的汉英翻译很难。老同学对我很了解，知道如果没有把握，我是不会落笔的，她对我的翻译质量和水平是放心的。当然了，他们最后还会请外籍人士再通读一遍。他们出版社要把上海乃至中国的知名作家介绍出去，像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上海的陈丹燕、王小鹰等。我以前根本不可能去碰他们的作品，也就从那时开始接触了。
我另外还有关于中国文化的翻译作品。美国的贝特林阁出版社(Better Link Press)专门出版这一类内容。我翻译了三本:一本是介绍曲阜孔庙、孔府、孔林;一本是介绍中国民族乐器，这个我真是看了好多百科全书，查阅国外的乐器怎么讲才敢动笔;第三本是介绍中国古典园林，既要描述自然环境，又要讲述历史人文故事。这些书出版以后销量不会太好，因为当时国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不会太多，但是至少开始向外宣传我们中国的文化了。我翻译了以后，自己当然学到很多。我当时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人在国外。有的东西再怎么体会，你就是表达不出来，即使表达出来了，又不能自说自话，还得让看的人能接受。我就先把我的翻译读给外国人听，再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有时也向他们请教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方式。当然了，如果在国内的话，也可以去找外籍教师。
翻译过程中，自己觉得有趣的、教学中能用的，我就记下来，这些例子在讲课时效果最好，因为都是第一手资料。给学生讲解这样翻译的原因时，我也就不会隔靴搔痒了。
2
翻译教学生涯
唐一辰：学生大都喜欢听老师讲自己的故事，这些实践的例子原汁原味，别处也看不到。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教授翻译的?那时又是如何设计课程的?
邱懋如：那时候我们毕业一般都留下教书了，我们青年教师什么课都教。到后来大概1976年以后，我开始专门上翻译课，后来也做了翻译教研室副主任。
对于翻译教学，我到现在都强调一点:翻译课堂绝对不能仅仅教授句子翻译、词汇翻译。翻译得从整体考虑，要有上下文才能够做出正确的翻译抉择，还要始终不忘翻译的目的。句子翻译只是词汇的操练或语法操练，不是我们翻译的目的。翻译训练一定要以篇章为主。我们那时候教学，每周两节翻译课，每周作业是一篇篇章翻译练习，我们讲评两节课，讲评完再发篇章练习，给学生两天时间完成，学生基本能按时交作业。
我那时候改翻译是用符号，这是跟老教师学来的，我们翻译教研室有一个叫颜棣生的老师，他的外语和汉英翻译好得让我们年轻教师都很佩服。他第一遍改学生的作业时，用的是符号:小错，就在下面加点;理解错误，就在下面画横线;大错，就画两根横线;漏掉补充，就用尖头符号;拼写错误，就用一个圆点。这是颜老师最早发明的，我也学了他的。学生做了练习交来后，颜老师第一遍就给作业打符号，退还给学生，要求学生根据符号修改，改好了再收上来，然后他再改。他做到这个地步，那真是精神可嘉啊!像那样改两遍的也就他老先生一个人了。我做不到这点，因为没那么多时间。当然以前学生也少，一个班14人。符号批改法让学生看了很醒目。他们一拿到自己的练习本，就知道大概这次翻译得如何，错的地方在哪里，听课时也更有针对性。
我上课的时候，主要从三方面入手。第一，讲评学生的练习。讲的时候，有的老师会觉得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有参考版本，把正确答案给学生，念一念就完了。我是会比较学生的每种翻译，总结出大概有几种不同的版本，我为什么认为这种版本好，那种版本不好或差一点，为什么这种版本我最欣赏。学生自己也有比较:为什么别人的译文比我的好，为什么我会翻成那样的笑话。这样的课堂内容给学生留下的印象特别深。然后，我再说个人的观点:这种翻译如果需要再提高的话，我个人可以翻译成怎样。我的译法也是供他们参考，因为翻译中不存在所谓的最佳文本。讲评学生的练习是最重要的环节，基本上一周两节课中，我要花一节课甚至更多时间讲评学生的练习，因为这对学生的帮助最大。第二，在这个基础上讲翻译理论。我们也有教材，比如张培基的翻译教材。但我不会照本宣读，我是根据需要挑一些内容出来，从理论方面入手。哪些翻译理论跟这次练习有关联，学生也需要知道，我不一定要让他们认同某一理论，毕竟是本科生，了解即可(研究生要求会高一点)。第三，讲一些翻译技巧。比如，这次练习里面哪些翻译技巧需要掌握，怎么举一反三。我再补充一些例句，比如碰到复数、可数不可数、代词等，一般怎么处理。我给他们总结一些技巧，这些也让他们印象很深。这样几乎每星期一篇练习，一个学期一般能够做到15篇的练习量。两年四个学期，学生就有60次实践机会。
唐一辰：在多年教授翻译课的过程中，您觉得翻译课程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地位如何?
邱懋如：上外英语学院对翻译课一向很重视，翻译这门课一定要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否则，英语不行，谈什么翻译呢?以前我们做学生的时候，语法学三年。第一年学薄冰的，第二年学张道真的，第三年学系里老教授顾绍熹编的理论语法。三年学习下来，系里面对我们的要求是:每个学生到了毕业的时候，随便拿一句英语句子，都能进行语法分析。我们那时候才一个班14人，一个年级就70个人，所以老师教得很精细。可以说我们那时的学生，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差学生，写出来的东西至少都是符合语法的，当然不一定地道，这个就要看个人的水平了，学得好的，写出来的东西不仅完全符合语法，而且文笔方面也很好，但是即使是差学生，基本上也没什么语法错误。
我们那时从大三开始上翻译课，上足两年。现在学制是四年，但学生到第四年就已经没心思了，要么找工作要么实习去了，学制等于变成了三年多一点，本科差不多要变成专科了。我们那时候没这种事情，因为是分配工作，所以到大四全部是一样上课。大三英译汉，大四汉译英加汉英口译。
唐一辰：上外英语学院的本科生有翻译专业，研究生有翻译方向，您觉得本科生和研究生阶段的翻译教学侧重点是否有所不同?
邱懋如：我认为研究生翻译教学以理论研究为主。本科固然需要学习理论，但是更需要大量实践，要学一些翻译技巧，所以本科翻译教学一定要以篇章翻译练习为主。如果老师不给学生总结，学生印象不会深。拿我自己的学习经历来说，那时老师教了我很多翻译技巧，举例来说，词汇的选择(如代词、单复数等)让我印象深刻。翻译过程中会碰到各种问题，需要考虑选择恰当的词汇，语言中往往是一词多义，而一个词的每一个含义在另一种语言中又并非只有一个对应的词，所以选词问题就显得更复杂了。初学翻译的人，往往不注意词义在上下文中的一致(contextual consistency)，而是拘泥于字面上的一致(verbal consistency)，用一个词最常见的词义或者自己最熟悉的词义来表达。老师当时讲的时候都会一再强调，并且有针对性地举例。所以我现在做翻译的时候碰到类似问题就有语言敏感性。
唐一辰：如今很多开设翻译专业的学校都选择某一领域作为重点，譬如法律、海事等，您觉得这是否有利于翻译学科的发展?还是应当继续关注通用领域?
邱懋如：我觉得本科生绝对不能强调专业性的翻译，如果走这条路的话就走歪了。翻译课要解决的是普遍的语言基础问题，而不是某个专业的问题。略懂翻译的人都知道，专业词汇翻译没什么可怕的，只要头脑里有清楚的语法，语言结构就不难。机器翻译最先解决的正是这些专业的翻译，因为这种专业性内容的结构是死的，语言也基本上是一对一的，专业的词汇基本上没有一词多义。所以现在我们翻译的困难并不是不熟悉这些专业词汇。这个没关系，全世界的行业有多少，我们学英语的人不可能知道每个专业的词汇。这类问题只要去查查，就解决了。
而翻译课如果搞这些专业翻译，多学多背几个专业词汇，又有什么意思呢?作为本科，不管什么专业的本科，学翻译的时候都不能太专一，尤其不能离开文学和日常新闻报道。文学是语言最高水平的体现，语言一般都是一词多义的，如果能够解决这些翻译问题，把语言的基本关系都搞清楚，知道并注意语言的敏感点，至于几个词汇，查查就知道了，专业的材料真的不是问题。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事翻译工作，开始碰到不熟悉的词汇只要勤查即可，后来词汇熟了，不查也没问题了。所以专业的问题不难，只要勤查，熟悉了，就没问题了。专业可以晚些时候学，语言基础不趁早学就学不好了。如果语言基础没打好，后面再去提高，谈何容易啊!年纪大了更不好学，语言这种东西，基础没打好以后就没办法了。
再说，如果语言准确都做不到，基本的语言能力都不过关，英语专业学生与非英语专业学生又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辅导本科生、研究生的论文，老师的作用应该是来帮助厘清思路的，辅导学生如何学习新东西、提出比较有创意的想法。可是大部分老师就是帮学生改作文，去修改基本语法错误了。所以，通用的语言基本功是翻译教学必不可少的。
3
理论与实践
唐一辰：邱老师分享了这么多，把理论与实践自然融合在了一起，您觉得翻译实践与教学理念、翻译理论之间是否相互作用?
邱懋如：翻译理论总结了在翻译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指出了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该考虑的因素，也提出了解决问题可以采取的各种方法。这对每一个译者都很重要，比如归化和异化，译者每一次翻译都要有意识地去考虑，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是保留原来的文化，还是变成目的语的文化?是考虑中国人多一点，还是考虑外国人多一点?译者应该是主动的、有意识的，所以一定要知道理论，用理论指导实践。
但是同时，有了大量的实践，才能进一步理解理论。拿我做汉译英来说，会碰到文化性很强的内容。当时脑子里就会考虑:不能死译，看着好像忠实了，都译出来了，但外国人一点都看不懂，那就达不到目的。怎样既保持原来的文化特色，又比较能够被接受?以前我没有考虑那么多，通过汉译英，我觉得这里面的学问真的很多。而且这是译者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否则翻译了也没什么作用。有的人觉得外国人不能接受的，就都不译，我对他们的观点不认可，那还能算翻译吗?翻译本身也是在介绍特定文化、特定时期下的特殊内容，这也是别人看这个作品所要了解的东西，所以特定的背景也是有意义的。我后来根据翻译实践提出了一个理论:翻译就是信息的传递，要尽可能多地把原文的信息传达到目的语，我把信息分成上下文信息、所指信息、文化信息和美学信息。这是译者的责任。虽然不可能传递全部信息，但是要做到尽可能多地传递信息，不能这个不译那个也不译。
翻译的时候还要分析原文作者的写作目的，忠实地反映原文主旨，不能把自己的观点有意或无意地掺杂在译文中;也要分析出版社的出版目的，以及读者对象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年龄、性别等特点;还有译者自己本身也有翻译目的，翻译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把原文的内容向读者解释清楚，或是要把原文的文化色彩、语言特色介绍给读者，还是要把原文的感染力表现出来影响读者。把这些目的统筹考虑了以后，再选择翻译对策，决定译文用词的语域范围。如果读者多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语言要高雅一些;如果是一般人，语言要通俗一些，把原文的故事讲出来就行。
唐一辰：邱老师的经验之谈让翻译学习者、实践者都受益颇多，您有什么箴言想送给他们?
邱懋如：翻译无定本，完美无止境。
注释：①邱懋如.文化及其翻译.外国语，1998(2):20.
②《当代小说选粹》是读者文摘远东有限公司出版的双月刊期刊，每一期刊登三至四篇英译汉作品。
作者简介
受访者简介
邱懋如，1944年2月22日生于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兼高级翻译学院教授(1990—2007年)。1992年10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87年获“上海市优秀教学工作者”称号。1961年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习，1965年毕业并留校任教。1987年赴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师从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攻读翻译学，1988年获取翻译学硕士学位。1979—1981年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文翻译科任P3级笔译①。1986—1992年连续两届任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系主任。1993—1995年任美国蒙大拿大学(University of Montana)访问教授。为研究生开设“应用翻译学”和“翻译学”课程，指导翻译专业方向硕士研究生，并为高级翻译学院学生主讲“翻译理论与实践”及“英汉翻译研究”等课程。2003年应澳门大学邀请担任为期一个月的翻译培训班客座教授。
担任《外教社简明英汉—汉英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西索简明汉英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和《汉英文教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主编，《汉英综合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副主编。在《中国翻译》《外国语》等杂志上发表过《翻译对等模式的理论及其应用》《翻译:认识上的误区及对等中的取舍》《文化及其翻译》《可译性及零翻译》等20余篇论文。
1989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译作《紫荆树》(The Judas Tree)，被收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英语文学文库”。之后相继在南京《译林》和香港读者文摘《当代小说选粹》上发表了约翰·格里汉姆(John Grisham)、罗宾·科克(Robin Cook)、玛丽·希金斯·克拉克(Mary Higgins Clark)等名作家所著约20部美英当代长篇小说译文，翻译字数共计300余万字。担任《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报告》英文稿的翻译兼最后审定人。该报告共三卷，825页，英文部分约30万字。译稿质量得到国际展览局的好评，为上海市申博成功做出了贡献。同时参加《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注册报告》和《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参展指南》的英译和审稿工作。此外，应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之邀，将铁凝、王小鹰、唐颖、陈丹燕、滕肖澜等人的优秀作品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推介中国文学和文化。
访谈者简介
唐一辰，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翻译风格、文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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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原载肖维青、卢巧丹主编《译艺与译道——翻译名师访谈录》，第130-142页，推送已获编者授权，引用请以原书为准，转发请注明“浙大译学馆”以及文献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