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丰恩：北海道的哀愁与琉球的覆灭
北海道：辽阔大地的哀愁
打开任何一张现代日本地图，你会在这个国家的最北端发现一块名为北海道的广大土地。北海道的面积占了日本国土的五分之一。它不仅供应日本国内大量的农产品，拥有许多著名的观光景点，还曾经主办过冬季奥运会。
但是，如果把时间倒回二百年前的江户时代，当时大多数日本人对于这块北方大地其实相当陌生。德川政府的势力只及北海道最南端的一小块区域，剩下的部分，只是化外之民所居住的化外之地。那时北海道也不叫北海道，而是被称为“虾夷地”。
18世纪末，有位名叫最上德内的日本探险家来到了这块陌生的土地。他学会了当地原住民的语言，同时搜集了大量的情报。回到江户之后，他向德川幕府建言：北海道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一定要积极地经营。
探险家最上德内
当时德川幕府已经注意到，北方的俄国蠢蠢欲动，似乎对北海道心怀不轨，所以采纳了最上德内的建言，加强戒备。明治政府上台之后，也采取相同的政策，密切注意俄国的动向。不过，他们的做法更进一步，直接把虾夷地变成国土的一部分，并且将它命名为“北海道”。
这个新的政策，不仅改变了北海道的地位，也改变了这块土地上所有居民的命运。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一年，在北海道设立了“开拓使”，顾名思义，这是负责北海道开拓事业的机构。为了开垦计划，日本政府投入大量经费，充实北海道的基础建设，希望能吸引人民。但一开始，愿意主动移居到北海道的人非常少，大家都知道，这里太远，又太冷了。
为了改善人力短缺的状况，日本政府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手段，包括设立妓女户，引进中国的农民，并且推行所谓的“屯田兵制度”，招募武士前来。这些武士在进入明治时代后，丧失了原本的特权和国家的俸养，只好远赴北海道工作，夏天当农民，冬天当士兵。
北海道地处偏远，冬季天寒地冻，罪犯一旦被流放至此，就算越狱也无处可逃。因此，明治初期，全国的六所监狱就有三所是盖在北海道，最偏僻的一所盖在北海道边缘的网走市，仿佛位于世界尽头。
为了加速北海道的开垦，明治政府动员了一千多名囚犯，协助铺设道路。在当时的政府眼中，囚犯没有人权，可以尽情压榨。犯人身上戴着脚镣手铐，还必须忍受恶劣环境，长时间劳动。而负责监督的官员只顾着赶工，完全不顾犯人的健康与尊严，结果在施工的过程中，有很多人承受不住，因体力不支而死去。
其实，这些囚犯并非全都是穷凶极恶、杀人放火的恶棍。相反，他们中大多数是因为曾经对抗政府，锒铛入狱；还有些人是当年自由民权运动的成员，换句话说，就是思想犯、政治犯，但却受到官方惨无人道的对待。在北海道的开发史上，他们是被迫牺牲的无名英雄。
等到基础建设逐渐完备之后，渐渐才有些大商人发现在北海道投资似乎有利可图，他们开始投入资金，经营农场与其他产业。北海道一直到今天都很著名的啤酒业，就是靠着民间的投资发展起来。
对于民间投资，政府的态度也很正面，甚至将官方的财产与土地转售给私人业者。这样一来，既可以促进民间产业的发展，又可以减少公家的管理费用，何乐而不为。
在设立开拓使的同时，明治政府也开始在北海道建设一座新的城市：札幌。
札幌是座没有历史、没有身世的城市。它是由人工打造出来的计划都市。在这一点上，札幌和同为计划都市的京都倒是有些类似之处。只不过一千多年前，日本在建设京都之时取经的对象是中国，如今则换成了美国，由此可见时代的变迁。
1873—1879 年的开拓使本厅舍（复原）
除了都市之外，北海道整体的规划都深受美国影响。当时，明治政府从美国聘请了一批顾问，双方签约四年，顾问必须协助日本引入西方的知识与技术。在这些顾问中，最有名的一位，是曾经担任美国马萨诸塞州农业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博士（William S. Clark）。
克拉克博士专长于植物学，1876年，在日本政府的邀请下来到北海道，他相当喜爱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北海道有点像自己的故乡—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但气候更加宜人。
克拉克博士在日本前后不过停留了八个月，却在此处留下了重要的印记。他担任札幌农业学校（后来的北海道大学）的总教头，并且亲自开班授课，以全英语教学。他在马萨诸塞州农业大学的生活原本并不顺遂，却在北海道如鱼得水，找到了新天地。当时美国人认为马萨诸塞州要走向工业化，对于农业大学并不重视；急于改造北海道的日本人却热情地拥抱克拉克，大量采纳他的献策建言。克拉克的教育理念在地球的另一端得以实现。
1877年4月16日，克拉克博士准备离开北海道那天，他对来送行的学生们说：“年轻人，要胸怀大志！”（Boys, be ambitious!）成为一句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名言。
威廉·史密斯·克拉克博士
在明治政府与外国顾问的合作之下，北海道很快成为日本的粮食基地，以出产小麦、马铃薯和各种乳制品而知名。
可是，随着经济开发、人口增加，北海道自然环境受到了剧烈冲击，许多原本栖息于此的动物生存条件逐渐恶化。北海道的狼群因为被认为有碍开拓事业而遭到大量捕杀，一名美国顾问邓恩（Edward Dunn）更提出了以药物毒杀狼群的建议。不幸的是，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到了1896年，北海道的狼群几乎已经完全灭绝了。
受到现代化变迁影响的，不只是北海道的动物们，还有长期居住于这块北方大地的原住民：阿伊努人。
在明治政府把势力延伸到北海道之前，阿伊努人一直是这里的主人。他们世世代代在此地生活，拥有独特的语言、独特的艺术、独特的文化与习俗，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必须与自然和谐共处。
从前的阿伊努人以渔猎与采集为生，不受日本政府管辖，但在德川时代，他们和日本人有密切的贸易关系。阿伊努人长得浓眉大眼，和一般人印象中的日本人不太一样，反倒是和欧洲人有几分相像。在许多绘画中，阿伊努人的男性通常留有一脸大胡子，和一般的日本男性差别很大，根本不会被混淆。
但是，当北海道变成日本领土一部分之后，阿伊努人别无选择，被迫成为了所谓的“日本人”。
阿伊努人工人
按照当时的法律，日本已经不存在身份制度；也就是说，不管出身贵贱，也不管职业种族，所有日本国民都一律平等。
变成“日本人”的阿伊努人，也应该和其他人一样，享受同等的权利，可以平起平坐。
但这只是理想，现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在明治政府高举的“文明开化”旗帜之下，被视为落后的民族的阿伊努人被迫放弃了原有的生活方式。
1899年，日本颁布了《旧土人保护法》，“旧土人”指的就是阿伊努人。这条法律的制定，是借鉴当时美国对待印第安人的做法，也就是要原住民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融入主流社会。换句话说，《旧土人保护法》虽然名为保护，实际上却加重了对于阿伊努人传统文化的破坏。
比如，阿伊努人原本以狩猎为生，保护法却要求他们和其他日本人一样加入农业生产。为了鼓励他们转换生活方式，日本政府甚至提供免费的土地让他们耕种，并且提供种子和耕作用的工具。
乍听之下，这似乎是很好的条件，但是，有许多阿伊努人根本无法适应农民生活。根据1922年的统计，转而务农的阿伊努人还不到20%。至于剩下的人，虽然没有成为农民，却也无法回到过去自由狩猎的日子，进退两难，结果陷入了贫困的窘境。
除了鼓励农耕外，开拓使也在北海道建设面向阿伊努人的教育机构，这些机构被称为“土人学校”。土人学校专属于阿伊努人，看似立意良善，却反倒在阿伊努人与一般日本人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日本人是日本人，阿伊努人则是“土人”。
年轻的阿伊努人进入学校后，开始学习日本文化、现代文明，同时还被灌输天皇崇拜的信仰。他们被迫遗忘自己的传统，甚至放弃母语，放弃用母语取的名字。看似文明的教育政策，却也扼杀了阿伊努文化的传承。
然而，即便阿伊努人被迫与自身文化渐行渐远，他们仍然无法获得平等的待遇，更无法获得应有的尊严。
1903 年，大阪博览会会场正门
1903年，大阪举办了一场博览会，来自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当成展示品，在会场中供人观赏；同一个展场内，被当作展示品的，还有朝鲜人、冲绳人、清朝人，包括台湾少数民族。博览会开幕之后引发了轩然大波，各方抗议声浪纷纷涌入；然而，歧视的思想根植在主办者的心中，不是抗议就能轻易改变的。
一年之后，美国圣路易斯举办另一场国际博览会，日本也受邀参加。在会场当中，阿伊努人又一次被当成了展示品，和北美的印第安人放在一起。一群人的文化传统却成为另一群人眼中仅供观赏和娱乐的奇风异俗。这是许多日本人崇尚的现代文明，但它对待不同族群所展现出的歧视态度，有时看起来，竟是如此残忍而又暴力。
琉球：消失的王国
1868年成立的明治新政府，除了把北海道变为国土，还把目光投向了南方的另一个国家：琉球王国。
琉球位于台湾与日本的九州岛中间，在明治政府成立以前，它已经以独立的姿态，昂然存在了几百年。这是一个弱小的王国，饱受外在支配和干扰，必须同时向日本和中国进贡，以换取自身的和平与安宁。
虽然国力不强，但琉球王国依靠海洋贸易维持着经济的发展，同时发展出独特而丰富的文化。与日本不同，琉球不是一个以武士为主的社会，反倒比较接近中国，崇尚儒家文化，读书人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地位。琉球王国也通过科举制度来挑选优秀的官员。
这样一个小王国，长期以来，跟身旁的两个大国相安无事。可是，随着欧洲的强权进入亚洲，随着日本选择拥抱西方文化，致力于富国强兵之道，琉球的命运在19 世纪下半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琉球风情
这个巨大的改变，还与台湾有直接的关系。
1871年，日本明治新政府成立后四年，两艘从琉球出发的船只因为遇到暴风雨，漂流到了台湾南部海岸边。船上的六十几名乘客仓皇逃到岸上，他们先是遇到了住在当地牡丹社的排湾族人，通过比手画脚，获得了充饥的食物。
但是，语言不通的双方很快就产生了误会，结果竟演变成了严重的冲突，最后船上的五十多名乘客遭到当地居民杀害，只剩下十几名逃出。
这原本只是一起偶发事件，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前例，结果大多是不了了之，但这次的冲突却引发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政府采取了与过去不一样的态度。这一次，他们不再袖手旁观，而是选择向清政府追究责任。这个举动有着重大意义，它意味着琉球归日本保护，作为老大哥的日本必须代为出头。
但吊诡的是，琉球从未要求日本出面。换句话说，是日本自己选择了保护者的角色，把自己视为琉球的顶头上司。
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清政府的回应。面对日本的责难，清朝的官员却宣称：“这些原住民不属于清朝管辖范围，如果日本要追究责任，就自己想办法吧。”
这个说法并非只是推卸责任，反倒是反映了清朝对台湾这座岛屿的认知。当时的台湾虽然在清朝的版图之中，但实际上官方的控制很松散。
日本接到了清廷的回应之后，果断出兵台湾，打算向原住民讨个公道。清政府一看情势不对，认为这个举动等于是向自己宣战，因此连忙出手介入，要求日本撤兵。
琉球开往中国进贡的船只
已经大军压境的日本抓住这个机会，和清朝展开谈判。谈判一开始，双方你来我往，毫无共识，后来终于在一位英国使节的协调下签下和谈的条约。按照条约，日本愿意撤军，但是清政府要为台湾原住民的行为负责，提供难民抚恤金，而且不得向日本追究战争的责任。最重要的是，清政府要承认日本这次出兵是“保民义举”；换句话说，承认琉球确实是受到日本保护的。
对此，清朝官员点头签字。
接着，日本又要求琉球停止与清朝的外交往来，切断双方的关系，如此一来，日本等于独占了琉球。琉球原本不愿意乖乖听话，还向日本表示抗议。不过抗议无效，日本还是掌控了琉球的外交权。但这还不是他们想要的最终结果。
1879年，日本进一步把琉球改名为“冲绳县”，也就是将它正式变为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同时，琉球的国王尚泰被强行带到了东京，并且被封为侯爵，表面上受到了礼遇，实际上则是被架空所有的权力，软禁起来。就这样，日本并吞了琉球，尚泰沦为亡国之君。
琉球王国最后的国王尚泰王
国家灭亡的消息让琉球王国的读书人完全无法接受，他们想尽办法，期盼能够阻止这样的结局。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大海另一端的清朝，放眼望去，似乎只有清朝能够拯救琉球。
因此琉球的读书人带着陈情书，风尘仆仆地前往北京，希望能够获得帮助。为了引起清廷的注意，他们想尽办法，用尽手段，甚至展开绝食，最后才终于获得回应。
清廷派人向日本展开交涉，并且提出了一个方案：把原本的琉球王国分成三个部分，一个归日本，一个归中国，剩下的一个则交还给琉球王国。日方则说，不如就分成两块，一边给日本，另一边给琉球，但琉球可以继续归属中国。
清朝的官员想了想，觉得也无不可，准备点头答应，但琉球人却难以接受。他们说，日本的方案对琉球的未来毫无帮助，跟亡国没有差别。为了阻止谈判继续，一位名叫林世功的琉球读书人甚至选择了在北京自杀以示抗议。结果，这场谈判就在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画下句号。之后，清朝面临一拨拨外来势力的挑战，已经自顾不暇，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关心琉球事务了。
少了清朝的援助，琉球的读书人只能自力救济，亡国的事实似乎已经无法改变，他们只好在接受日本统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争取权利，等待反抗的机会。
日本很清楚地知道琉球境内的反抗力量，为了安抚他们，这个外来统治者选择了“旧惯温存”的策略。所谓的“旧惯温存”，就是保留琉球王国境内原本的制度，不做积极的改变。这样一来，在旧时代掌握权力的人，在新时代仍然能保有自身的利益，不至于有太大的不满，也就不会积极地反抗。事实证明，这种拉拢既得利益者的策略确实十分有效。
不过，在新的“冲绳县”中，还是有些人民心中隐隐抱持着期望，盼望有一天能够复国。1894年，中国与日本之间爆发甲午战争，一度让一些人以为机会来了，他们期待着琉球能够乘机脱离日本。当然，这个愿望最后仍旧落空，中国不但在这场战争中落败，还割让了台湾，也让琉球人想要复国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
对另一些琉球人来说，复不复国倒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生活没有变化，那么统治者是琉球贵族还是日本官员其实差别不大。换句话说，平民百姓关心的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日常生活所需。明治政府采取“旧惯温存”的政策，固然可以拉拢既得利益者，但也等于是让原本在社会上掌权者继续掌权，享受既得利益者继续享受利益，而原本被压榨的人继续被压榨。
在这种情况下，琉球的农民选择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他们希望政府能够改弦易辙，减轻一般民众的生活负担，让他们脱离辛苦的生活。
为了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他们不但向琉球的地方政府陈情，还远赴帝都东京，找上了中央的官员与议员，甚至发动媒体战，让自己的诉求登上了全国性的报纸。在日本十分具有分量的《读卖新闻》，就特别报道了琉球农民的“惨状”。这些举动，果然促使当时的琉球政府开始考虑新的政策方针。
谢花 昇
在这些参与运动的人当中，表现最出色的是一个叫作谢花昇的年轻人（姓“谢花”，单名“昇”）。谢花昇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中，没有显赫的背景，对于农民的困境特别清楚。长大之后，他离开家乡到东京读书，成为第一个获得大学学位的琉球人，回到家乡以后，他一方面在政府部门工作，一方面积极撰写文章，到处为农民奔走请愿。
谢花昇不但致力于改善琉球的经济，更希望争取政治上的权益。他和朋友们组成了“冲绳俱乐部”，并且发行《冲绳时论》，说是要为民众排除“奸邪”，成为进步主义的先锋。谢花昇更呼吁政府当局，让琉球人能够选举自己的议员，同时也走进农村，启蒙年轻一辈的农民，希望他们能站出来，为自己争取权益。
但当时主政冲绳的官员却展现出了铁腕作风，对谢花昇等人的主张毫不理睬，甚至解散冲绳俱乐部，要他们噤声、服从。
与政府对抗的过程中，谢花昇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因而在一次旅途中突然崩溃，接着便一直卧病在床，无法工作，只能靠着太太娘家的接济过活，年仅四十四岁便告别人世。
谢花昇虽然壮志未酬，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启发了年轻一辈的琉球人。他们前仆后继地投身相同的理想，为了争取琉球的自由与权利而奋斗。
河上肇翻译的《资本论》封面
为了扩大自己的力量，琉球的年轻人们积极地与日本本地的知识分子联系，希望能获得他们的声援。1911年，一位任教于京都帝国大学、才三十二岁的年轻教授河上肇，被邀请到冲绳发表演讲。
河上肇是个充满理想、关怀弱势群体的学者，后来还曾经把马克思的巨作《资本论》一书翻译为日文。在这场演讲中，他让听众们不要被政府的宣传所迷惑，不要“忠君爱国”，不要拥抱帝国，而是要找回属于冲绳、属于琉球的精神。
河上肇的演讲内容引来了冲绳当地报纸的批评，他们说，河上肇不应该鼓吹反对国家的思想。可是有许多听众，在听了河上肇的演讲后大受鼓舞，他们开始着手调查故乡的服装、风俗、语言、艺术和生活习惯，更仔细地研究冲绳，认真地思考什么是“琉球文化”。
通过这种方式，冲绳居民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 一个不同于“日本人”的身份认同。
一位名叫伊波普猷的年轻学者，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一头栽进了冲绳研究。他天资聪明又格外勤奋，在学术研究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就，后来曾担任冲绳县立图书馆馆长，更被誉为“冲绳学之父”。
目睹冲绳居民对于自身文化的热切探寻，伊波普猷说，琉球王国虽然灭亡了，但琉球民族却在日本帝国内复活重生。
伊波普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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