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接着业师李泽厚继续讲 （《天边有一块乌云》自序）
《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
自 序
到清华园来复建这个一度辉煌过的国学院，原本觉得最“不怎么像”的，就要数自己主持的这个“王国维纪念讲座”了。——人家王先生是什么性格？那简直是“望尽天下不幸”啊，而最终也就用他的“想不开”，去验证了他生命中的确实“不幸”。可我呢，却镇日里都是乐呵呵的，就连埋头写完了一天的作，站起来伸一个大懒腰，哼着唱着想去找点儿甚么吃的，坐在我隔壁的博士后们，也会情不自禁地议论上一句：“快乐教授啊”！
然而，风月宝鉴的另一面却是：打从早年的那本处女作《西方的丑学》、到自己已在北大和清华都讲过一遍、又刚刚交付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悲剧的文化解析》，再到眼下摊开在面前的这本新作，我却往往表现出了相反的精神取向，总是盯紧了人生最可怕、最负面、最黑暗、最无常的东西，且还是别人最想闪避、最不愿谈的东西。——或者在自己的潜意识里，我是先要琢磨透了这些，先把它从心理上给克服了，先在论述中把它给降服了，才能有心劲儿再去做别的事情，才觉得自己可以安身立命了。
紧赶慢赶地做出来的这项研究，总标题为《先秦理性主义的遗产》，它将由三个内在相连、循序扩张的部分组成。而排在最前的这本《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作为整套“三部曲”的上册，则先是要在（无神论）存在主义的反衬下，潜回到创化儒家学说的原生场域中去。——借助于由此而建起的可比性，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能够清晰地看到，尽管其结论和终局都大相径庭，然则却唯有萨特哲学或加缪文学的那个现代起点，反而才最为类似先秦儒者面临的思想困境。
的确，也许有点儿出乎意料的是，一旦这种看似“古老”的儒学，被带入了现代学术的对比语境中，它立马就拂去了后世蒙上的种种尘埃，显出了其跨越时空的超前性质。——在由此打开的、更加宽阔的比较视野中，人们甚至可以醍醐灌顶地发现，孔子当年那些使人如坐春风的教诲，竟是源自对于生命有限的悲恸自省；而且，无论这种现世主义学说的天穹，看上去如何明亮、光洁、晴朗、蔚蓝，可在它对于人生的理解边界上，仍自潜伏着一块看似不太起眼的乌云，——那幽深的暗斑代表着历史的不确定，代表着人生的偶然与无常，代表着天命的莫测与残酷。
而且，只要是忠实于孔子的未遭磨平的言说，而撇开后世的诸多混淆、强解与掺和，我们接着还会豁然开朗地继续意识到，只有在充分警觉人生脆弱性的基础上，才有资格来谈论儒学的悦乐精神，也才能真正领略到所谓“夫子与点”的精义。——也正因为这样，我在本书中就既带挑战性、又带尝试性地提出，跟那般讲滥了的凡俗之见不同，实际上，既清醒地意识到了“绝地天通”，又坚定地憧憬着“天人合一”，并去谋求双方之见的相互支援、激发和限定，才完整地筑就了中国文化的特征与底色。
上述前提又决定了，孔子在预埋了这种心理苦痛的同时，也就为“轴心时代”之后的文明历程，预留了接受严峻挑战的心理空间。惟其如此，至少就我个人的理解来看，如果“悦乐精神”是代表着中国文化的高度，那么“忧患意识”就代表着中国文明的底线。——正因为有了前者，才使这个高度发展的古老文化，升华成了世界性的灿烂文化；又正因为有了后者，才使这个文明的顽强气运，艰难地赓续至今而绵绵不绝。
从这种思想判断出发，我便对许多有关中国文化的通行解释，也都沿着论述的展开而进行了独出机杼的新解，以规避以往笼罩在“中国哲学”中的那种“比较的风险”，并增进中国与当今世界进行深度对话的可能。比如，本书提出了“绝地天通”的起点，以平衡以往的“天人合一”之说；又提出了“认识优先”的原则，以修正以往的“伦理本位”之说；还提出了“儒杨互补”的命题，以替代以往的“儒道互补”之说；更以“内在而不超越”的否定判断，拒绝了以西格中的“内在超越”之说……
紧接着此书的那本中册，眼下暂且定名为《论儒杨互补》；而排在这套“三部曲”之末的下册，则暂且定名为《孔子思想的西方回声》。抱歉的是，尽管也早就写出了它们的初稿，并且多次分别进行过相关的讲演，但我在这里还是不便详细地对之分说，宁可保留一点儿阅读的悬念。唯独可在这里稍加申说的，只是它们要共同隶属于“先秦理性主义”的范畴。——在我看来，也只有这一个、而非任何其他范畴，才属于儒家“人生解决方案”的基准与渊薮。也正因为如此看重，我才会依次从内核、外围和域外三个层面，结合着各种历史记载、人生经验和学术评论，来综合考察这种作为理性的价值系统。——事实上，如果中国文明还想对世界文明做出什么贡献，也只有指望这种既清醒、又自制的理性主义精神了。
还有，应在这里预作坦承的是，即使已经打算这么“兵分三路”了，我还是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个人的限制。也就是说，在这些篇幅终究有限的著作中，却要既体验着对于生命大限的自省，又基于大规模的古今思想串讲，和广角度的中外文化对比，去针对源自先秦的儒家与杨朱，以及它们延伸到了现代生活中的丰富意义，乃至在域外传播中的镜像反映，来落实和发挥自己的学术直觉，并努力提出“拨乱反正”的见解，这对于一个生命有限的作者来说，几乎就构成了不可能“完满完成”的任务。正因为这样，自己早在发笔之初便已经清醒意识到，最怕的只是没有收到建设性的商榷，而不是听到了哪怕很激烈的批评。
不过，也正因为这是在“自我作古”，有一条就可以请大家放心，那就是无论自己运思得是对是错，它总归是由我本人“异想天开”的，也就是说，它们可能存在任何其他的毛病，就是不会去明知故犯、或欲盖弥彰地“借用”别人。只是话说回来，还是出于这种“文责自负”理由，越是进入了“后期写作”的生命阶段，我就越是想要来征引自己。而且，似乎越是到了晚近的这个阶段，这种并不符合“学界常规”的积习，也就越是难以对之进行遏制。——其中主要的原因无非是，许多绞尽脑汁的学术话题，只要是被自己下力碰触过了的，我都不会再轻易地予以放过，总会把该主题悄悄地发展下去，直到那些看似无关的思想线头，能够从各个方向被收拢过来，连接成疏而不漏的一整张网络。既然如此，一旦碰到自己克服过的话题，我也索性就“好话不说两遍”了，以免雷同于那些没出息的做法：倒是没见某些人怎么去抄袭别人，却总见他们在无聊地拷贝自己。
学术生涯毕竟是很宝贵、也很短暂的，能用来写作的时间并不很长，而自己积累的话题又如此广泛，绝不能那样去虚掷和浪费！所以，即使只从消极的角度来讲，这样做也是在暗地在希望，这种特殊的、同本人昔日作品之间的互文性，至少也可以作为具体的人生轨迹，记录下一个坚持思考过几十年的、活生生地喘息过的生命历程；更不要说，再从积极的角度来讲，这样做更是在公开地希望：那些再被援引过来的旧有段落，一旦被带入到更上一层的构思中，也就可以在崭新的语境与框架下，获得它当初始料未及的额外意义。——而有意思的是，正是在这种“温故而知新”的恒久过程中，思想才能体验到那份峰回路转的惊喜，也才能带着昔年的成果而步入新辟的进境。
说到这里，又需要公正而诚恳地说明，如果再从另一种角度来看，那么，缠绕在自己心中的很多想法，尤其是集中到这里发挥的想法，由于师生之间的长久授受关系，又难免是接着业师李泽厚来讲的，尽管有时候又是以商兑或驳议的形式。——写着写着，我才几乎是如梦方醒地省悟到：在本书中频频出现的那些对话情景，对于我们师生间的微妙关系，竟是一次非常典型的呈现：居然一忽儿觉得非常赞同，一忽儿又觉得不敢苟同，一忽儿觉得所见默契，一忽儿又觉得大相径庭，一忽儿觉得惺惺相惜，一忽儿又觉得话不投机……实际上，早在很多年前的一次答问中，我就对自己跟老师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进行过下面这一番描述了：
其实太像老师了，也有太像的难处！一方面可以说，我在北大等了这么久，就是在等下一个真能像我的，就像李老师当年招到我一样。要是无论才情还是心性，都根本没有相似之处，这个衣钵怎么传得下去？然而，从我亲身的复杂经历来说，也很容易体会到李老师当时所面对的悖论：像他那样一个性格突出的大才子，如果招不到像自己的学生，不免会自叹知音难寻；可一旦招到了真像自己的学生，他就要面对一个同样喜欢匠心独运的性格，场面自然要生猛火爆起来，此中的五味瓶，岂是外人可以了解的！（刘东：《理论之上的心智》，《用书铺成的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而眼下，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我还要就此再来补充一句：尽管李老师对此未必就喜欢，但至少从身为学生的我看来，只有这种不无纠结的困难关系，才算是非比寻常的依恋形式，——是“思想者学生”对于“思想者老师”的、唯一可能具备起思想家风范的特殊依恋形式。正因为这样，当大家都表现出赞赏或敬畏时，身为学生的我却并不随声附和，倒常去半开玩笑地唱唱反调，因为我觉得只有真刀真枪地讨论，从而真正地进入到他的问题域，才是对这位思想家的真正尊重，同时也有助于保持自家头脑的独立。
然而，当大家多少都有点疏离他时，或者至少当他不再那么如日中天时，反而是你这位学生却依然觉得，他那些深入的辩谈仍言犹在耳，因为当年跟他的那些切磋与比试，已然构成了你心智和生命的一部分。——不待言，这更是因为你已自觉地意识到了，把他大胆挑明的那些学术话题，把他自由发挥出的那些待定假说，去充满激情与想象地发展下去，乃至作为一个思想过站再传递下去，而不是任由似水流年的磨洗，只等婴儿和洗澡水被一起倒掉，这才是对他最好的怀想、尊重与报答。
无论如何，尽管眼下从物理的距离来说，自己已跟李老师相隔遥远了，可如果从心理的距离来说，自己却是未曾须臾地离开过他，——至少这本不算起眼的小书，可以算自己心迹的一个明证。
刘东
2011年8月8日初稿于清华园立斋
2017年1月29日修订于三亚湾双台阁
【目录】
自序
一、写作的承诺
二、无神的事业
三、可比的基础
四、天边的乌云
五、发愤而忘忧
六、内在不超越
七、从生去看死
八、合一或隔绝
九、何以代宗教
十、儒教的生产
十一、独到的优长
十二、独特的风险
十三、孤独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