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标《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出版

后 记

2016年秋，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传播史”本科生课程。为了准备这门新课程，我查阅了各种与传播史有关的文献资料，发现迄今尚无一本令人满意的专门论述中国近代传播史的论著。这就让我萌生写作一本中国近代传播史专书的冲动。想时容易做时难。首先，如何确定近代中国传播史的研究范畴和历史分期，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传播史的关键词应该是“媒介”，而近代意义上的“传播媒介”是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物。到了19世纪，近代传播技术随着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和传教士的宗教活动而向全世界迅速扩展开来。因此，近代中国的“传播史”在时间上不能完全等同于中国史学界所通常认定的“近代史分期”，也就是“从鸦片战争都五四运动”，而应该按照传播史的“全球史时间”来确定。

众所周知，“现代报纸”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是近代中国传播史上影响最大的“现代媒介”。著名报学史学者戈公振说，“我国现代报纸的产生，均出自外人之手”。在这些“外人”中，1807年来华传教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对中国现代报纸的诞生具有奠基性的历史作用。故而，本书的起点是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教说起。虽然马礼逊来华的使命是传播基督新教，但是当他和同事米怜（William Milne）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思想状况和文明习惯之后，就发现“中国人民的智力深受政治的束缚，沉吟憔悴而无以自拔”，要让中国人顺利地接受基督教信仰，当务之急的工作就是通过办报来开启民智。在200年前，马礼逊和米怜等人就在中国发现了“传播”、“政治”与“民智”之间的密切关系，真的令人叫绝！在马礼逊之后，来华的欧美新教传教士都在致力于一个持续不断的工作，就是通过“现代媒介”来改变中国人的信仰，进而达到改变中国的目的。

  近代中国历史的两大主题是“救亡”与“启蒙”，围绕这两大时代主题而展开的近代中国人的传播活动，也不可避免地是高度政治化的。近代中国历史的“政治化”，不仅仅是中国“特色”，其实也是当时世界历史的“普遍现象”。1882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赫伯特·B·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在他主持的研究班上提出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History is past Politics , Politics present History）。套用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在近代中国，“传播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传播”。简言之，近代中国传播史的研究主题应当是“政治”。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官绅提出的“救国”、“强兵”、“改革”、“变法”等时代口号，无一例外地都是政治性的，而当时主流媒体的传播内容也都是围绕上述主题而展开的。至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提出的武力排满革命学说，更是一种极端的政治表现。

 既然近代中国的传播活动是与政治紧密缠绕在一起的，那么与此相关的“媒介人物”在面临“权力”与“媒介”的互动关系时，他们的个体命运将遭到何种影响，他们如何摆脱“现实政治”的束缚去实现其个体的自由意志，显然也是近代传播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印刷机、电报、电话等现代媒介技术诞生之前，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只能限制在“人力所及的范围”。但是，现代媒介作为“人的延伸”，可以打破自然时空的束缚，使人类的传播能力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远弗届。然而，现代媒介技术纵然再强大，我们对“人类自身”的作用仍然不能低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仍然认为，“人”比“媒介”更重要，故而近代中国传播史的主题内容仍然是“人”，而“媒介”只能作为“人的延伸”来考虑。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人”不是寻常之辈，都是与近代中国的传播活动有直接关联的历史人物，如马礼逊、洪秀全、盛宣怀、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张元济、吴佩孚等等。笔者通过讲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传播故事，来揭示近代中国的“历史人物”、“权力”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能够顺利完成，离不开许多师友的鼓励和支持。首先要感谢我的两位恩师，复旦大学历史系金光耀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汪朝光教授。多年来，他们一直是我人生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在我遭遇困境时，两位恩师总是有求必应，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他们不仅在学术上对我“传道”，“授业”，还在生活上帮我“解惑”。两位恩师，都是谦谦君子，性情洒脱，达观淡泊，永远是后辈学习效法的楷模。此外，还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一直在默默地关心我的成长，请恕我不再列举他们的尊姓大名，以免有扯虎皮做大旗之嫌。我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谭徐锋先生。正是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本书才能顺利出版。谭徐锋先生是当今中国一位杰出的青年出版家，他和他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团队近年来出版了一大批学术精品，其取得的骄人成绩，令人羡慕。衷心感谢谭徐锋先生的同事王新焕女士，作为本书的责编，付出良多！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唐慧敏、许浩、丘新洋也承担了本书的部分校对工作，一并致谢！

值本书出版之际，我的父亲母亲已经离世四载！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子欲养而亲不待！谨以此书，寄托我对先父先慈的无限哀思之情！

马建标

2018年暑假，于复旦大学

【封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