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周兴：今天我们怎么做哲学才好？

今天我们怎么做哲学才好？

孙周兴

我一直对陈嘉映教授这些年的工作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次比较认真地看了他今天的报告《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差不多有一点眉目了，至少是可以猜测到他现在的部分工作了。大家知道，陈嘉映教授先是做海德格尔哲学的，后来主要研究维特根斯坦哲学，翻译了两部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书，就是《存在与时间》和《哲学研究》，都做得很好。但如果你跟他说他是做谁谁的哲学的，估计他不会高兴。不过无论如何，比如根据他今天的报告来猜测，他的哲学中成分是相当复杂的，有现象学的，有解释学的，也有日常语言分析、科学哲学、认知科学的，等等。当然，如果我们这样说，陈嘉映教授也仍然不一定高兴，他会说：我干脆就是做哲学的啊。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与陈嘉映教授在绍兴开会时发生过一次争论，当时争的是一个翻译问题，我把该问题概括为：学术翻译者在做翻译工作时应当采取“上行”的策略呢，还是应当采取“下行”的策略？所谓“上行”，意思就是把翻译做得很学术，很严格，有意识地摆脱日常语言的约束；所谓“下行”则是要把翻译做得尽可能地接近日常，尽可能地使用日常语言。我是主张“上行”的，而陈嘉映当时是主张“下行”的。于是就发生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加上当时在场的倪梁康、靳希平、张祥龙、王炜等学友，吵了一个晚上。这里的问题涉及对日常语言、学术语言以及两者关系的不同理解。我当时表达的看法是：日常语言本身是缺乏自我革新的动力的，它的革新和丰富必须借助于学术语言、文学语言以及政治语言的异质力量。（参见孙周兴：《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231页）

现在读完陈嘉映教授的报告《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我很自然地回想起了上面讲的“绍兴争论”了。虽然陈嘉映教授这次讨论的是科学概念，而不是翻译，但他的问题却与我们那次争论的问题是同质的，至少是相通的。陈嘉映教授现在把它表达为：“科学为什么需要日常语汇而不完全自创其语汇？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相比有哪些特点？科学概念和日常概念是什么关系？”我认为，虽然不能说陈嘉映教授这个报告对这些问题做了最后的解答，但至少是为解答这些问题做了准备，架势摆出来了。就欧洲科学史而言，起源于希腊的形式科学如何在近代被实验科学化了，或者说，如何与实验科学结合起来了，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科学概念，这一直是令我困惑不已的一个问题，至今没有看到过令人信服的答案。陈嘉映教授的报告提供了一种把现代哲学与科学思想史综合起来的解决路向，作为一种尝试，是大有意义的。

我们先来看看他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陈嘉映教授的报告分为六个部分：（1）概念；（2）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3）运动；（4）力、加速度、质量；（5）数学取向；（6）万有引力和可理解性。不难看出，就理论来说，这里面重要的是第二和第五部分，因为这两部分直接关乎报告的主题和对课题的解答。不过，我想特别指出的是，陈嘉映教授对所例证的几个物理学概念的梳理是极有意义的，显示出他深入细微的分析功夫。

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有何异同呢？陈嘉映教授一上来就把它挑明了。“日常概念”（嘉映也称之为“自然概念”）是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经验为基准的；而科学概念则不受这个约束。“几何学的圆这个概念和我们平常的圆的概念之间的区别在于：几何学的圆不是通过感性内容和其他概念交织在一起，而是通过定义和其他概念联系起来。换言之，几何学的圆洗净了这个自然概念的内容，和圆满、圆滑没有任何关系。”这个意思不待细解，相信大家都能接受了。作为形式科学的几何学只与形式的点、线、面相关，而与实质无关。在现实生活中，你无论在哪里也找不到一条最短的直线，无论在何时也测不出三角之和为180度的一个三角形，等等。

正因为这样，陈嘉映教授一方面引证夏佩尔的研究，认为后者对科学语汇与日常语汇的连续性的想法是有道理的，“远优于普特南和克里普克把科学定义凌驾于日常界说之上的混乱理论”。但另一方面又指出，不能因此模糊了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之间的根本差别。陈嘉映教授大概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或者辩证的态度，既承认两者的连续性，又认为两者是分离的，因为他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大量科学概念语词来自日常语词，如力、运动、惯性、时间、迁跃、细胞。它们与我们的常识、我们的日常概念相联系。不过也有些科学概念是科学理论创造出来的，是直接由理论得到定义的，例如虚数、力矩、电离、夸克。

但在接下来的讨论中，陈嘉映教授实际上进一步否定了夏佩尔的工作，而更倾向于强调科学概念的特殊性以及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的区分了。因为，陈嘉映教授说：“关键在于，即使那些来自日常语汇的科学术语，在一门成熟的科学中，其意义也是由科学理论规定的。”“语词意义的自然改变是就事论事的，而语词意义在科学理论中的意义改变是系统的，服从于特定理论的需要，有固定的数学化倾向。”就此而言，我认为陈嘉映教授就不应该在前面扬夏佩尔而贬普特南和克里普克。当然这不是什么大事，放过也罢。

陈嘉映教授对问题的解决着眼于科学理论的整体性。科学理论的这个整体，他甚至把它称为“亚语言”。“科学概念原则上并不取代自然概念，而是构造一个整体，形成一种新的语言，一种亚语言。”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想法。这显然含着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式的哲学解释学的意义。科学理论对科学概念的营造是基于一种整体筹划，是在某种“解释学处境”中开展的。“科学概念不是自然概念的形式化，不是自然概念的梳理、延伸，而是按照一种新的筹划进行的整体改造。”这里我们可以窥见陈嘉映教授的基本思路了。这种综合的思路是他的思考之长处，使他的貌似琐碎的分析工作占有了厚实的哲思品质。

然而问题哪里就这么轻松解答了？问题还得进一步落实到区别于日常概念的科学概念的特征上。在前引的几何学的圆的例子里，陈嘉映教授说“几何学的圆洗净了这个自然概念的内容”，其中用了一个动词“洗净”。这当然是比喻说法，很好听。但关键在于：是怎么“洗净”的？陈嘉映教授提示我们，是通过科学的“数学取向”。“数学化消除了科学概念最后残余的偶然性。因为这些概念的最终有效性不在于它们具有何种理解的内容，而在于它们能够在数学上互相换算。”这个结论自然不能说新鲜了，有意义的倒是陈嘉映教授为此做的几个科学概念的例证，它们很好地说明了数学化过程中发生的“洗净”和“消除”，即：对自然概念之内容的“洗净”和对自然概念之偶然性的“消除”。

陈嘉映

上面算是我对陈嘉映教授的报告的一个概括，未知是否准确。这个报告里显然有许多深刻的想法，用不着我在此复述一遍。不过我还想提出几个问题或者几个疑点来讨论，或者说向陈嘉映教授请教。

首先是概念与语词的关系。陈嘉映教授的报告中有一个加了重点号的句子：“［概念］语词是概念的最终形式或最清晰的形式。”以我们通常的理解，语词比概念更广大些，而概念比语词更高些——当然“大”和“高”都是不严格的常识想法。报告中说：概念一端联结于我们的实际经验，另一端联结于概念语词。在概念语词中，事物的某些联系获得了明确的形式，“上升成为语词”了。似乎语词比概念更高些，这与我们通常的想法有悖。但紧接着的话似乎又反过来了：说到“我有个概念”，隐含那是从我个人的经验中形成的，语词却不是从我个人的经验中形成的，而是通过一个语言共同体成千上万年的共同经验成形的。好像概念是个体性的，而词语是人类共同的。当然我会想到，陈嘉映教授这里说的“语词”是“概念语词”。但恕我愚钝，还是被他绕糊涂了。如果是指“概念语词”，如何还能说“语词是概念的最终形式或者最清晰的形式”呢？

接着又回到报告的主题上：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的区分。如上所述，陈嘉映教授的基本思路我是同意的。但最后把“数学化”（形式化）当作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的区分标准，是不是会有问题呢？且不说这里的“日常”和“科学”用法并不严格，实际上我们日常的、自然的态度和词语用法多半是科学的，是由科学态度和科学概念共同铸就的。当然这还不打紧，关键恐怕在于，并非所有科学概念都是形式化（或数学化）的，也并非所有科学概念都是具有形式化（或数学化）指向的。

我在此愿意引用胡塞尔的看法。概念都是经由“普遍化”形成的，无论是日常的概念还是科学的概念。胡塞尔进一步说，“普遍化”有两种方式：一为“总体化”，二为“形式化”。我们可以随便举例来说明。当我说某某是汉人，汉人是人，人是动物，动物是生物，生物是物质，这是一个“总体化”的过程；而进一步，当我说“物质是本质”、“本质是对象”时，在胡塞尔看来就是“形式化”了，因为在后面这种说法中，并没有一个实指的实事区域，也并没有构成一个有序的概念系列，而只是提供出一个“无内容的”形式规定。“总体化”是黏着于实质和实事经验的，而“形式化”则是纯然超越于实质和经验的。胡塞尔说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断裂”。我相信也有这个“断裂”。而且我认为，唯有通过这个“断裂”，陈嘉映教授前面讲的“洗净”和“消除”才是可设想的。比较起来，我觉得胡塞尔的想法可能要更周到些，而且更能把问题突现出来。而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同意胡塞尔的思路，则像陈嘉映教授报告中这样简单地区分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的做法还有意义吗？

最后我想提出的问题是：我们怎么做哲学才好？这个问题并不是与陈嘉映教授今天的报告主题毫无关系的，但主要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们知道，哲学一直是用概念工作的。西方哲学的核心区域在胡塞尔所说的作为普遍化方法的形式化的层面，正是在此意义上胡塞尔提出“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构建一个“形式—本质”的领域一直是以“存在学”（Ontologia，通译“本体论”）为核心的西方哲学的基础工作。可是时代变迁，表象性思维（概念性思维）的哲学在我们时代广受质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胡塞尔就被称为“最后一个哲学家”。因此就形成了我的问题：在后哲学时代里我们是否可能做哲学？怎么做哲学？

如果把问题再引开去，我们就会问到：我们用汉语做哲学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虽然近代以来，汉语接受了而且还在接受哲学—科学思维和表达方式的改造，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概念化，但时至今日，我们毕竟还不能脱尽汉语和汉语思维的固有特性。虽然话不能说绝对了，但有一点大概可以肯定：汉语言并不适合于表达纯粹形式—逻辑的关系。于是对我们来说，如何做哲学的问题就不仅指向哲学批判和反省，而且指向对我们汉语思想和表达方式的检讨。

前面我讲到翻译的“上行”策略，我说因为日常语言缺乏自我革新的动力，所以需要哲学、科学和文学，这样说时，其实我是有些心虚的。不过，我一直羡慕着陈嘉映教授的工作状态，那是十分难得的一种状态：陈嘉映教授似乎把哲学弄得很日常，同时又保持着旺盛的知识兴趣。没有比这个更难的了。

2005年10月16日于沪上康桥

本文系作者2005年10月17日下午3点在华东师范大学对陈嘉映先生终身教授就职报告“日常概念与科学概念”的点评，事后为发表略做修饰。

本文收入《一直革命的手》，孙周兴著，商务印书馆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