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刚：当代西方史学的几点观察

当代西方史学的几点观察

主讲人：彭刚（清华大学教授）

主持人：陈恒（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点　评：岳秀坤（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时　间：2015年6月29日

地　点：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文苑楼1405室

陈恒：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两位做史学史、史学理论的专家给我们做讲座，彭刚教授、岳秀坤教授，我们每年都见面，我从他们身上也学习了很多的东西。他们两位我就不多介绍了，大家都知道、读过他们的书，尤其是彭刚教授，本科在北大读法学，硕士在清华读历史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的哲学专业。他的跨界跨得非常广泛，所以从他的演讲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他的眼光之敏锐，他能抓到很多重点和空白点。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讲座了解一下西方史学理论最新的前沿动态，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学到一点学习方法。讲座结束后，我们请岳秀坤老师点评，再接下来是一个互动的环节。首先有请彭刚教授。

彭刚：感谢大家在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来一起做一些有关当代西方史学的探讨。这个讲题很大，我自己也没讲过这么宽泛、似乎无所不包、怎么讲都不会越界的一个话题。之所以要讲讲自己对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些印象、观感，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的这些年，尤其是最近一年多，我自己的阅读主要集中在20世纪的西方史学上。原因主要是在陈恒教授的主持下，我参加了《外国史学史》教材的编写工作，我负责其中20世纪的部分。

前一段，我很惭愧地发现自己成了拖稿拖到最后的一个，所以我在赶快写。但是我给陈恒教授也做了一个解释。我说首先很抱歉，我会尽快地写出来，不要拖大家的后腿；其次我要为自己勉强做一番辩解：我承担的是20世纪史学的部分，可现在正在写作的历史学家，超过了从希罗多德到汤因比的总和，我要处理的人头比前面所有人处理的人头加起来都多，所以我碰到了巨大的麻烦。在企图来解决这个巨大的麻烦的时候，当然要看不少一手的著作、间接的研究、别人的评论等等，所以逐渐也有了一些初步的看法，但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考虑。所以我今天提供的，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讨论。

对于这个很大的话题，我想从这么几个具体一点的侧面来展开讨论，首先是想讲一讲史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理论意识和经验的历史研究的关系；其次，现在大家都在讲历史学不断地碎片化，所以我再接着讲一下，在当代史学的发展当中，碎片化意味着什么，对历史的综合和碎片化的关系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最后一个层面的问题，实际上和前面的内容也紧密相关，那就是当代史学的多元化发展意味着什么？

一

先讲讲历史学这门学科中理论和研究的关系。历史学是要依赖过往人们的活动所留存下来的痕迹来研究过去的，它注重史料，注重人类现实的生活经验，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历史学历来是各门学术性的学科当中，最具有反理论的倾向乃至于本能的。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从某些侧面来看，它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昨天我跟岳老师聊天时还提到一个例子：好些年前在一个讨论余英时先生的一本新著的场合，一位我很敬重的学者评论说，余先生在这本书里充分展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想象力，然后他对此有一番很漂亮的解说。可后来一位在本领域也很出色的学者一上来就说，我是做政治史和制度史的，从来都是看材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我从来不会想，也不知道历史学家要有什么想象力。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史学界，我们随处都可能看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学科的很多从业者对历史学研究活动的基本看法：一个历史学者要接受基本的训练，他要朝着某一个主题不断地收集爬梳史料，形成自己的基本论点，再以有条理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我也不止一次听前辈学者教导说，我们这一行是要干吗呢？就是要坐冷板凳，吃冷猪肉。你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将相关史料“竭泽而渔”。不断地收集、考订和阅读史料，最后自然而然就会出论点，出成果。刚才提到的那位学者的说法，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么一种心态：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它是靠材料说话的，你不要给我拿理论和概念说事，也不要给我谈什么想象力，这些东西和纯正的历史学家法无关。

如果你参加一个哲学学科的会议，可能会看到那个学科的学者们，似乎会对将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史料上的历史学颇为鄙视；可是如果你身处一群完全是历史学者的场所，你就会发现他们经常嘲笑某个人说，这个人老谈理论，不像是学历史的，他应该去哲学系。双方都对自己满怀自信的同时，还都明显表现出自身在学科上的优越感，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实际上，我想，尤其是在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中，具有创造性的历史研究领域的成就，都无法脱离理论素养、理论自觉和理论意识这些要素。如果要用大家现在都习惯用的语式，你甚至可以说，“无理论，不史学”。在什么意义上说这个话呢？我们可以先看看，对于历史学来说理论意味着什么。

“历史”（history）这个词，我们都知道，无论在中文和西文里面它都有两重含义。简单说来，一重是指过去人类的经历，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客观的历史过程，或者说，就相当于常识上所说的“过去”。那么，我们是如何知晓这个过去的呢？我们通过收集、整理、考订过往留下来的史料，来重建、描述、勾勒出人类过去的活动的某一个片段或者某一个面相。后一种情形所对应的就是第二重含义上的历史。可以说，第一重含义上的就是客观的历史，第二重含义上的就是历史学，就是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

相对于历史的这两重含义，有些人，比如何兆武先生在有的场合，就严格地区分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什么叫历史理论？它的理论考察的对象是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比如说，黑格尔有一套理论来告诉你从希腊罗马到他那个时代的日耳曼，再一直到将来，人类的历史过程是依照什么样的轨迹来发展和变化的，它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它的发展机制是什么，它的演进目标又是什么；又比如，汤因比和斯宾格勒也各有一套模式，来说明人类不同文明的此消彼长，以及各个文明的兴盛和衰落，是遵循着什么样的方式来发生的。

针对第二重含义上的“历史”（也即史学）来进行理论反思的，就是史学理论。史学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要考察文学的特性是什么，文学创作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从文学当中获得愉悦或者说别的收获是因为什么，在读解文学作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作品的原意和读者的理解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等等。文学理论会考察这一系列的问题。史学理论也要对历史学这个学科本身来进行考察：历史学家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史料的特性究竟是什么，人们凭借过往所留存的史料来企图领会和把握过去的某个面相时，有哪些因素介入了历史学家的精神活动之中……史学理论考察的是这些问题。可以说，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者考察的对象很不一样。

这样的区分当然很有根据，也很有用。可是，这样的区分，你要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理想类型，它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现实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比如，我们在座的肯定都很熟悉的，年鉴学派的尤其是经布罗代尔发展成熟而又得到系统阐述的理论。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西方史学，没有其他哪个学派的影响力和创造力能够与年鉴学派相比拟，而这个学派的比较完整成熟的理论阐述是在布罗代尔手上完成的，最能体现这些理论取向和理论立场的经典研究也是在他手上完成的。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岳老师主持的北大出版社的一套书里面，有彼得·伯克有关年鉴学派史学的一本专著《法国史学革命》。其中谈到他访谈布罗代尔本人，布罗代尔告诉他说：我唯一的问题、我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思考时间。布罗代尔的前辈、年鉴学派第一代的两位创始人之一的布洛赫就已经说过，历史学是研究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历史学当然注重时间，可是布罗代尔为什么说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时间？因为他把从来是一元的、只有一个单一性质的时间，分解成了多元的、不同层次的时间。我们都知道，他把人类的历史活动看作是沿着三个不同的时间层面来展开的。长时段指的是什么？几乎是静止而变化极为缓慢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生物条件，还包括漫长的时间内不大发生变化或者发生的变化缓慢得让人难以察觉的人的心理的积淀，或者说人的思维的模式，或者说某种文化心理的顽固格局。长时段的因素，被认为是对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和形态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东西。然后是中时段。相对于与长时段相关联的结构，与中时段相对应的是局势。局势指的是什么？以25年、50年为周期而发生变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价格的周期性变化，比如说人口模式的变化，等等。中时段的因素，相比于长时段来说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它直接地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而和短时段联系在一起的事件，指的就是传统的历史学中最为注重的铁马金戈的战争、波澜壮阔的革命、纵横捭阖的外交内政、戏剧性的伟人生涯等等。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各种各样的传统的史学所最注重的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在过往的戏剧性的经历，反倒被年鉴学派发配到了一个极为次要的地位。

布罗代尔虽然在他比较早的著作，比如说那本《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里头，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事件，可是他后来的著作里面基本不再涉及事件了。如果大家读刘北成老师译的那本布罗代尔的《论历史》，会看到他很多类似的描述。比如说，布罗代尔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巴西工作，晚上在巴西某个地方的户外看萤火虫的灯火表演。萤火虫飞过来，飞过去，不断发出亮光，然后马上又熄灭了。布罗代尔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要了解整个历史过程的时候，事件就像是萤火虫的闪光一样，稍纵即逝，这亮光引人注目，可是它完全无助于你来了解处于幽暗之中的整个过去。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比喻：水流表面的泡沫，似乎很喧嚣热闹，仿佛标示了河流前进的方向和速度，可是真正决定着整个水流的基本特性的是什么？是它的河床，是更下面的深流。

年鉴学派的这样一种理论，你说它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者当中的哪一种？我们好像很难把它清晰地对应上。可是你说它包不包含和黑格尔、汤因比，乃至和马克思相近的那些层面？当然有。对于历史过程中什么样的因素才最为重要，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它有这样一些非常宏观的看法，虽然其中并不带有任何像是汤因比、黑格尔那样的目的论的因素。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这样一种历史理论又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它完全能够落实到布罗代尔本人所带头践行的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当中。我们看布罗代尔的著作，看受他影响的很多人的著作，都会看到这种层次分明的三分法。整个历史分为三个层面，不同的层面所关注的是哪些因素，不同层面的因素在整个历史架构里面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和写作的路数都很清晰。年鉴学派的史学实践和它自觉的理论建构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必须有它的理论建构，才能够有其影响巨大的史学研究的成就。

年鉴学派的最初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遍及欧美的新史学浪潮。19世纪德国的兰克学派，成了后来欧洲各国竞相效法的历史学的研究和写作的模式。尽可能地利用尤其是官方第一手的档案材料，高度关注历史人物和事件，以政治、外交、军事为中心来理解人类过往的经历，是这一路数最显著的特点。可以说，这是19世纪后期历史学成为一门职业化的学科以来，从德国那里得到的最大的一笔遗产和传统。可是20世纪初期，这样一种传统遭到了普遍的质疑，为什么？新史学的倡议者们认为：一方面我们考察历史的范围应该更广泛，应该包含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单纯的政治、外交、军事不足以涵盖人类的过去；另一个方面，其他的学科尤其是各种社会科学发展起来了，我们应该对历史现象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

100年前的这场新潮流中，和我们这里的论题最相关的一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年鉴学派第一代的费弗尔和布洛赫都提出，要以问题史学来取代叙述史学。我们都熟悉“文史不分家”这样一句老话。中国的传统史学基本上是一种讲故事的、叙述的史学，西方的历史学一直到19世纪大体上也是一种讲故事的、叙述的史学。随着20世纪初那一场遍及欧美的新史学运动而出现的年鉴学派，在其诞生之初，他们提出来的史学革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以问题史学来取代叙述史学。问题史学、叙述史学这样的说法，直到现在为止人们还经常使用。因为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所谓的叙述的复兴。什么叫作叙述的复兴或者叙事的复兴？讲故事的、叙述的历史写作方式在一度沉寂之后，又活过来了。但是叙述的复兴和问题史学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说叙述史学就只要讲故事？比如说我们讲述了楚汉相争这样一个格局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我再告诉你，有这么一场鸿门宴，然后有垓下之围，然后有霸王别姬，我给你讲故事。为什么要提出“问题史学”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你认同年鉴学派的基本观念，你就会知道，叙述史学讲的故事，只涉及事件，而事件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对于你想要有效地理解人类过往的经历来说无关宏旨。我们需要的是以分析的方式，了解形成过往历史过程的各种复杂而交互作用的因素，并且判定不同的因素具有什么不同档次的重要性。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就应该是一个提问题然后想办法来回答问题的学科。

也就是说，在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那里，问题史学是对原来的讲故事的历史学的一种反弹，强调的是问题导向。这就让我们回到了刚才的论题。历史学研究中，问题从哪儿来，问题怎么解决？你必须有足够的理论意识，你必须有足够的理论自觉才能够提出有效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历史学和许多学科一样，最杰出的研究者都是最善于提问的研究者。你怎么来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你怎么来了解哪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哪些问题可能是无法解决的呢？当代的科学哲学、认知心理学甚至科学史研究都会谈到，任何认知实际上都是带着各种预设来进行的。我们观察一个自然现象时，在很大程度上，你只能够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耳朵都很灵敏，现在我提醒大家一下，空调在响，刚才我们有没有人听得到它的声音？听不到。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观察，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会屏蔽掉很多东西，它永远不会是完全不加分辨、全方位地接纳外在信息的。

历史学家固然要坐冷板凳、吃冷猪肉，要去看史料，可是史料浩如烟海，你选择的是史料的极其有限的一部分，你耗尽一生的精力能够看到的东西也是有限的；而且同样是看同一批有限的材料，人们提出的常常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一方面，历史学家的工作永远都面临这样的可能性，你所看到的史料修正甚至颠覆了你原来的设想；另一方面，过往的史料如同一片幽暗，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就仿佛是探照灯，决定了他的目光所投射到的，是那片混沌中的具体哪些层面。

岳老师一周之前还组织了刘北成等好几位老师讨论娜塔莉·戴维斯的一本书。这位戴维斯是普林斯顿的一位女历史学家，大家非常熟悉的是她的《马丁·盖尔归来》，最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是她后来的一部著作《档案中的虚构》的中译本。很早之前，我们聊天时就在说，这个书名在中文语境里，很容易引起争议，或者说引起很多实际上和这本书的主题不太相关的联想。“档案中的虚构”是在讲什么？档案里面有造假、有靠不住的东西吗？比如说我们看到报道说，官员档案材料造假，年龄是假的，入党也是假的，学历也是假的，只有性别是真的，最后发现连最后一条都不是。“档案中的虚构”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本书研究的是16世纪法国司法实践里面的一种现象，犯罪者为减轻刑罚或者得到赦免，要讲述一个pardon tale——赦罪故事。比如说你犯了杀人罪，那个时代的司法制度里面，你可以自己动手或者请别人帮你写一份悔过文书，如果这个文书能够写得比较成功，你就可能被赦免，至少可以免于一死。什么叫“档案中的虚构”，这“虚构”的意思不是中文里面我们经常联想到的那种意思。顺便说一句，当代史学和当代史学理论领域里面的“虚构”这个概念，和我们中文里“虚构”的意思很不一样。中文里的“虚构”仿佛就是无中生有，随意编造。这个“虚构”在当代西方史学的语境里面，更多的是编排、建构、想象、加工、创造这样的内涵。档案里面的“虚构”所指为何，或许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说：有人讲，中国古代县官判案，用现代司法的术语来说对同一桩罪案是有着“自由裁量权”的。同一桩罪案，如果你想给判重，就说“虽然情有可原，毕竟罪责难逃”；如果想给他轻判，就说“虽然罪责难逃，毕竟情有可原”。简单地说，赦罪书就是要把一桩罪案，解说成“虽然罪责难逃，毕竟情有可原”。这本书讨论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形，档案中的“虚构”，就是一桩罪案在当时是如何按照某些套路，被解释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宽恕的。这位杰出的研究者戴维斯本人就说，档案无穷无尽，历史学家当然是要进档案馆的，要面对史料，可是看哪些档案是有选择的，从同一批档案中看到些什么又是有选择的，如果你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如果你没有充分的理论自觉，你实际上是无法从档案中有效地获取相关信息的。

在不同层面的研究或者研究对象非常不同的领域里面，也是同样的情形。比如在相对来说更为宏观的社会史领域，人们必须有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框架，有充分的理论自觉，有一些概念工具，才能够进行研究。比如说二战之后，德国也逐渐发展起来了社会史，他们有人也称之为“历史的社会科学”。“历史的社会科学”或者说社会史针对的是什么？就是主要描述个人、讲述事件的那样一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史学，而德国正是这种史学模式的大本营。社会史为什么要转而研究结构，为什么要转而研究更为广泛的社会进程，为什么要转而研究群体而不是个人？它得有一个说法，那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工业技术社会，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发生了变革，意味着在历史过程中impersonal的——超出个人之外的——因素发生着重大的作用。现代社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一方面，每个个体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另一方面，人们又感觉到被不可预知的各种力量裹挟，仿佛只能随波逐流，这些力量有政治的，也有来自科技变革、外在的环境变化的。我们进入了不同的时代，要探讨人类的历史，不可能回到前现代，把个体的作用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在不同的层面上研究的问题，需要有不同的思路。

这样的例证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英国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大家都知道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他之前一个多世纪，恩格斯就写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汤普森对他的研究中所涉及的至关重要的“阶级”概念，有他独到的理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界定阶级的；汤普森讲的是，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些人，他们有共同的经历、情感，认识到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产生了对这一群体的认同感，认定“我”是“我们”中的一员，“阶级”的意识、情感和利益自觉就是如此生发出来的。汤普森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他的主题的。如果没有对工人阶级的概念的崭新理解，这样富有创造性的著作怎么可能出现呢？和别的学科的从业者一样，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有多样化的学术个性和学术特征，每个人的长处不一样。但是，单就20世纪的史学发展过程而论，他们也都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高度的理论自觉。

还想举一个例子，当今法国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可算是年鉴学派第四代的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洪庆明老师翻译了他的名作《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还有一位大家更为熟悉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他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屠猫记》等著作都有了中译本。这两位史家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研究的兴趣也高度重合，比如说他们都关注启蒙运动，都关注启蒙运动前的思想文化，都以书籍为载体来考察启蒙运动的实际情形，等等。可是我有一次很惊讶地读到达恩顿的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像我这样的历史学家是要进档案馆的，夏蒂埃就用不着了，因为他脑袋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想法。如果不知道他们之间很好的私人关系，看到一个历史学家说另一个那么有才华，哪儿用得着辛辛苦苦看档案，你肯定会觉得这是严重的讥讽。毕竟，文人相轻也是普遍的现象。可是，他们的确是彼此有争议同时又相互欣赏、对对方有高度评价的。

夏蒂埃在专题的历史研究之外，也有很多理论性的论著，脑袋里面各种各样的想法的确非常多，而且不断翻新，他很多的经验研究是和他那样一些完全不落寻常套路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达恩顿很谦虚或者很自得地说，自己是要进档案馆的，可是达恩顿本人那些出色的研究离得开他的理论素养、理论自觉吗？不少人把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学的变化，描述成此前历史学主要是跟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相结合，而在此之后，对历史学产生了最大影响的学科是人类学。达恩顿对人类学颇为重视，他与写作《文化的解释》的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他的《屠猫记》就明显地受到格尔茨的人类学方法的启发。

达恩顿有时候会以很俏皮的方式谈一些问题，让你能够清晰地判定，他脑袋里面老在思考超出经验研究层面而又与经验研究相关的问题。比如说他讲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越来越不注重史料，仿佛历史学可以随意使用史料，而像他一样当过三流小报记者，天天要去报道抢劫、强奸、谋杀案的，就知道真有事实这东西。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乱写吃了官司，就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有事实这样一种东西。可是转过头来，达恩顿又会说：你从新闻里面看到的不是事实，是对事实的报道。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是只进档案馆而没有idea（想法）的吗？这样一位极其善于从人类学和别的学科中汲取资源的史家，可能是缺乏理论自觉和素养的吗？他只是和夏蒂埃干活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我们刚才讲，问题史学是要由理论来引领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复兴的讲故事的史学、叙述的史学，是没有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的吗？没有对现代早期法国司法制度、权力关系、乡村社会网络、个人认同、财产关系等问题的关注，《马丁·盖尔归来》和《档案中的虚构》就只是发生在过去的奇闻逸事，而不会具备更丰富的蕴涵和价值。历史学的发展是不能排斥理论的，而必须是和理论齐头并进；没有足够的理论素养和理论自觉，是不能造就出色的历史学家和出色的历史学研究的。

我们有的史学论文，你要仔细看来，没有连贯的逻辑，前后讨论的不是同一个或者相关联的论题，论证也不合逻辑。历史学思维有其特性，单单是思维合乎逻辑，不可能成就历史学，但是不合逻辑是绝不可能成就历史学的。对于历史学来说，逻辑不是万能的，但是不合逻辑真的是万万不能的。历史学工作者也需要锤炼和检视自己的理论思维。在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理论对历史学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代的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路径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历史学家吸纳了不同取向、不同形态、不同领域的理论；另一方面，史学研究中一些新的领域、新的方法，也在不断地刺激历史学理论的发展。

这后一方面我们这里不多说，只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口述史的兴起，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人想的是，我们要赶快抢救历史，否则某一段历史的那一批亲历者要没了；有的情形是，对于某些历史片段，我们只知道主流的意识形态、高高在上的精英们是怎么看待和讲述的，而我们可以通过口述史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开启和保全“自下而上的历史”。无论初衷如何，人们对和口述史关联在一起的历史记忆是怎么看的呢？一个人经历了一些什么事，听说了一些什么事，他把有关的记忆保存在头脑里面，像物品被存放在仓库里面。有的仓库条件好，恒温恒湿，物品保存比较完好；有的条件不好，所以物品会发生磨损和变化。可是只要口述史的讲述者不是有意歪曲的话，他就或多或少地是在告诉我们，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仿佛是人们很自然的想法，可是差不多在相近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的口述史的从事者们，都在他们的实践中碰到了一系列相似的问题。什么问题？记忆靠不住。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讲述者常常倾向于在无形之中提升自己所起的作用、所扮演的角色；人们还常常会把自己解释得更加清白无辜，把别人解释得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等等。而且，人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在不同的时候给不同的人讲述同一件事的时候，即使记忆力惊人的对象讲出来的不同版本之间，也有巨大的差别。

所以，很多口述史研究者同意这样一个说法：记忆之有关现在绝不亚于它有关过去。这一来，有关历史记忆，甚至于有关历史学的史料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重新修正。所以历史学的经验研究的实践与理论之间，总是处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历史学永远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要靠过去留存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史料，依靠我们所具有的历史学的技艺，来理解人们所经历的过去的某一个片段或面相。可是历史学不可能脱离我们的问题意识，脱离我们的理论自觉而得到进步和提升。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层面的内容和感受。

二

第二个层面的内容，我想讲的是，历史的综合与历史学的碎片化的关系问题。怎么来看这个问题？通常的说法中，有“通人”和“专家”的分别。通人和专家谁优谁劣，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如今好像是专家更吃香。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听到有人颇为自得地说：“我哪有能力写什么通史！”特别是我们国内的学术氛围，如今仿佛是专家更有自信的时代。

可是我个人倒更赞赏、敬佩钱钟书的说法。他说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彼此相连，交相呼应，我们之所以不得不让自己的视野变窄，把自己变成某个领域的专家，那是因为我们受到了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人的寿命受到自然的限制，我们的智力有局限，这是不得已的事。他的意思，仿佛是说，这不是值得当作什么好事来夸耀的。我觉得这话说得真好。专家和通人之间，对某个领域的更宏观透辟的见识和细致入微的专门学问之间，历来是有一种张力存在的。19世纪后期历史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带来了历史学生态的很大变化。这以前18世纪的历史学家是些什么样的人？休谟、伏尔泰、吉本、孟德斯鸠……这些人同时还是政治家、商人、法官、哲学家等等，都是知识范围和兴趣领域极为广泛的文人雅士。19世纪后期开始，历史学家成了历史学教授，到了年底，要统计你发了多少篇核心期刊论文，查查你的引用率，决定你明年能否上岗或者上什么岗。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历史学专业化之后的发展方式，是朝着越来越专门化的领域在走的。所以在比我们今天哀叹碎片化还更早得多的时候，人们就在感慨在历史学领域，也和别的领域中是一样的情形，人们变得对越来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麻烦。

虽然，专家与通人、宏观与微观、综合与碎片化之间的张力，在历史学领域早已有之，但是从前的问题不像现在这么困难。为什么？因为此时和彼时历史学科所预设的前提不一样。从前，或者甚至可以说一直到20世纪中叶，人们都有这样的信念：我们都是研究范围非常具体而有限的专家，你研究埃及的土地制度，他研究鸿门宴，我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我们不看彼此的论文，很可能也看不懂。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研究的是同一个历史。我们遵循历史学的家法，我们动手动脚找材料，要将相关材料一网打尽，我们各自在做似乎漠不相关的专题研究，但却又好像是在一起做一个游戏，要完成一个巨大的拼图。这个拼图最后出来是什么样，现在谁也不知道，但肯定是一个有意义的图案。我们是在为一个宏伟的事业添砖加瓦，我拼出一小块，你拼出一小块，终有一天，这拼图的大概模样能够展现出来，整体的人类历史会展现出来。这个信念有点像雷锋的说法，那就是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虽然每天做的事很有限，但那是在为了一个最值得投身其中的宏伟事业做贡献。这是一个极其坚定的信念。

所以，在那个时候碎片化、专业化不是问题。为什么不是问题？因为最后有单一的、统一的整体历史（a single unified History）的存在。说过“权力就是腐败，绝对权力要绝对腐败”这句名言的阿克顿勋爵，既是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也是重要的历史学家。现在陈恒教授所主持的若干重大工程中，又增加了最新的多卷本《剑桥世界史》。剑桥系列历史的开山祖师就是阿克顿，他在主持编写《剑桥世界史》的时候就在讲，历史学家们各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耕耘，各自清理人类历史的某一个极其有限的局部，经过若干代、若干人的持续努力，我们最后一定能够达到那个终极的历史。

讲到这一点，让我想起在微信上经常可以看到的图片。一开始是银河系、太阳系、地球、一块陆地、一个城市，然后是一个人、一个人的皮肤、构成皮肤的细胞，一直到更加微小的微观世界。参照系的不同尺度之间，反差无比巨大，但是反映的是一个统一的世界，细胞本身变成了一个微宇宙，但这个小宇宙从属于更大的宇宙，各个宇宙本身是统一的。为什么碎片化在西方，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了一个大问题？你还在伺候你的一亩三分地，可原来你的一亩三分地是构成某个伟大事业的一部分，现在你却不知道你那一亩三分地能不能和别人的一亩三分地发生有效的关联，这若干个一亩三分地最终能不能构成一块整体的大陆。为什么？因为认为人类有一个单一的、统一的历史的那样一种观念，受到了质疑，或者说它现在hold不住了。启蒙运动以来，各种各样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great story）讲的是历史朝着什么方向走。现在没有这个东西了，或者人们不相信这个东西了，宏大叙事失去效力了。对后现代思潮有着各种不同的界定，最能达成共识的，似乎还是法国学者利奥塔所说的“宏大叙事的解体”。以前人们对专业化导致的碎片化，也有质疑和忧虑，但总认为，人们是在从事同一项事业。

当代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有一个说法：现代史学，仿佛是很多人一起建一个大教堂。每个人干着不同的活儿，你在搬砖，他在开挖掘机，还有人在制造彩色玻璃，每个人干的活儿各不一样，别人也隔行如隔山，不能互相替代。但要建造一个宏伟的大教堂，这么一个统一的目标是大家都认可的，也是每个人个别的工作的意义所在。而当前史学的情形，照安克斯密特的说法，就仿佛是一个大都市，历史学家们就像是波德莱尔笔下的漫游者，他们各走各的路，彼此之间没有关联，也没有统一的目标可言。所以，碎片化在过去和现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那时人们普遍相信，历史学的宏观的、整体综合的一极与微观的、高度专业化的另一极，终究能够整合成为一体。对从前的历史学家来说，还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是现在这个前提被根本动摇了。碎片化的研究意义何在，才真正成了问题。

可是，欧美史学这几十年来的发展，在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碎片化的同时，也有朝着另外一个方向的趋势和变化，那就是人们要从整体上观察历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也取得了诸多值得我们尊重的成就。这方面的情形，岳老师可以有更专业的讨论。力图对整个人类历史做出更宏观的把握，这样的努力，从前的人们尝试过没有？当然有过，这可以说是人类智慧的本能，奥古斯丁就有过这种努力，黑格尔也有过这样的努力。可是从前的那些努力经常被嘲笑，是不为正经本分的历史学家所接受的。汤因比本来被认为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可自从他写了要解释整个人类历史的《历史研究》，似乎就不再被当作历史学家了。人们经常会把这种历史，称作鸽子笼式的历史学。你做好了一个鸽子笼，然后强行把丰富多彩、流变不居的历史现象塞到你那个模式里面去，那是传统的历史哲学。可是现在的全球史、现在的整体史，当然有其种种缺陷，但是我们很难把它们归为从前那种高度模式化、思辨化的历史哲学。

全球史、整体史给我们提供的对人类历史的解释，其框架和过往很不一样。前一段我看过一本小书，以色列一个年轻历史学家写的《人类简史》，很多人推荐，我看了，的确很好。它设置不同的参照系，在很短的篇幅内，讲从智人开始到现在为止，对于人类文明成为今天的面貌，哪些因素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这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全球史，包括所谓的“大历史”，都在做这样一种努力，要从更宏观的角度，从人与自然之间、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联，来考察人类整体的历史。比如说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要把人类历史放到更大的背景下看，他的背景是从Big Bang——宇宙大爆炸——开始的。他写的历史把时间拉回到了130亿年前的宇宙创生。他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这本书，花了极大的篇幅来讲宇宙演化。我觉得这不是历史。现在有人反对人类中心的历史，但毕竟历史不能没有人。你把人类的历史过程放到整个宇宙的大背景来看，这没有问题。但是你写一部历史书，从科学家那儿弄来那么多东西，不说创造性，连可靠性都成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

参照系不一样，尺度不一样，人们可能关注到的构成历史过程的要素，也就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历史学所不曾考虑到的或者并不大在意的各种要素，就可能被纳入对整体历史的关照中。大家所熟悉的，从长时段来考察气候对于历史过程的影响，就是一个例证。整体史的一个例证，来自一个完全不属于历史学家之列的学者——那位写《枪炮、病菌与钢铁》的戴蒙德，他是干什么的呢？他原本是一位研究人的胃黏膜的专家，研究了好几十年，是这方面的权威学者。可是他不愿意自己的视野完全被胃黏膜占据。《枪炮、病菌与钢铁》要解释的是，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明，为什么是这样的命运？在他眼中导致人类不同群体的历史进程出现差异的因素，是在传统历史学家的梦想之外的。他强调，不是人种之间的优劣，也不是文化间固有的差别导致现代以来西方占有优势、非洲处于贫困混乱之中。被他放在最为重要的地位的，是那些对于特定文明或民族来说，仿佛是先天的因素，在他那里尤其是指发展起来了不同文明的各个区域的生物禀赋。如此一来，他与布罗代尔的倾向相当接近。

布罗代尔到了晚年，更加明确地讲，在他的内心深处，认为人类是其环境的囚徒；人们自以为是自由的，实际上90%的人类事务，是被此前的因素所注定了的。这是布罗代尔的说法。戴蒙德没这么说，但是布罗代尔的那些话，完全适用于戴蒙德解释历史的框架。人类文明要发展起来，农业、畜牧业要发展起来，首要的条件是得有适合被驯化的动物或者是植物的品种，比如牛、马、猪、羊、犬等动物，以及大米、小米、小麦、水稻、甘薯等植物。当今中国的农作物当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品种来自美洲。每块大陆具有的物种的禀赋是不一样的，仿佛老天爷的赐予并不平等，有丰厚的，也有很吝啬的。再就是，每块大陆天然的形状不一样，有的跨越的经度很长而纬度相对较短，有的跨越的经度不长而纬度相对较长。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就分别是这样的情形。物种在相近的纬度上跨经度传播比较容易，而跨越较大的纬度的传播则比较困难。照这个思路，老天爷就注定了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的不同命运。不管人们对戴蒙德的解说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这里想说的是：一方面我们在感慨历史学的碎片化，但是另一方面，近年来又有诸多的论著，表明人们依旧企图对宏观而广泛的历史进程，达成有效的理解。在感受到这样一种巨大的学术抱负和热望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若干值得尊重的成就。

有关碎片化的问题，我们也应该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我看到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有一个挺漂亮的说法，他说历史学家既要关注宏观，也要关注微观，我们应该像物理学家玻尔那样，善于互补，能够把宏观的长波和微观的粒子结合在一起。这讲的是物理学当中的波粒二象性。他说，历史学家也应该把宏观和微观两者结合起来。这话很好听，但是到底如何落实啊？照彼得·伯克的说法，有的研究是在不断地往返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面之间，比如说史景迁研究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天安门》就是如此，个体化的经历与更为宏观的进程交织在一起。

彼得·伯克还讲到，有些研究特别注意选中间人（brokers），比如说某一个最早的时候偶然有了在西方游历的经历的中国人，某一个处于两种文化中间的人。你选择好某一个节点或是一个很小的入口，就可能展现更为宏观的东西。他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我们都知道最近几十年，若干微观史的著作具有了超出历史学界之外的影响力。比如《马丁·盖尔归来》，就是微观史著作中的佼佼者。可微观史的最杰出的研究者戴维斯等人，在不同的场合都反复讲，微观史远不是找到一批材料、讲出一桩好玩的故事那么简单。你刚好运气特别好，走入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梦境中。突然发现了一批丰富的、没有被人使用过的材料，那就是历史学家的梦境。

达恩顿就讲他走进过历史学家的梦境。他在英国留学时，想要研究启蒙运动里面的某一个人物，要找这个人的通信，就找到了瑞士靠近法国的一个小城市纳沙泰尔的一个档案馆，这个档案馆有一家印刷公司从18世纪以来的所有档案，涉及启蒙运动中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狄德罗主持的《百科全书》。那些档案就包括了伏尔泰、狄德罗他们怎么要修改《百科全书》，别人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才能通过审查，是哪些人要订购《百科全书》，读者有些什么样的反馈等各种各样的材料。他最后写出了《启蒙运动的生意》一书，涉及《百科全书》的方方面面，来考察启蒙运动实际发生的情形。

微观史的确经常都是在讲很好玩的故事：马丁·盖尔的故事多有趣，《蒙塔尤》《奶酪与蛆虫》里的故事也很好玩。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所谓微观史，就是你刚好找到了一个材料，你最后讲出一个有趣的故事就好。所以也有人担忧，说微观史净讲小人物的故事，哗众取宠，重要的人物、重要的历史进程就被忽视了。曾经就有历史学家非常担忧地说，这年头的事情我搞不懂了，马丁·盖尔居然变得比马丁·路德还出名了。这样的疑虑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像戴维斯这样的历史学家，从来就强调，微观史虽然讲述的可能是一个具体的、很小的事件，涉及最为寻常不过的个体，可是这个小事件、普通个体的经历、故事发生所在地的一个小村庄，要把这些东西和更为广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大家看一看《档案中的虚构》这本书，看看岳老师所主持的刘北成老师他们前些天的一个对谈，你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个小的个案、微观史精彩的故事研究里面，会触及那个时候的司法制度、社会观念、婚姻制度、财产关系等等。它入口确实很小，如果你没有更广泛的兴趣，没有更宽阔的视野，没有更宏大的眼界，你所能写就的就只不过是一桩逸闻趣事。现在，出色的微观史著作，的确做到了像是英国诗人布莱克所说的那样，从一粒沙中见出整个世界。所以专业的、细致的研究怎么包含一个宏大视野，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同学做论文时，经常被教导要“小题大做”。“小”在何处？你的入手要小，要在你有能力推进的范围内。什么叫“大”？你要有超出你主题之外的广阔的视野和关怀。

整体史与微观史、综合与碎片化之间，有很多纠结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要照阿克顿的那种“终极的历史”的理想，这个问题比较好办。微观的研究、碎片化的成果，终究可以被纳入整体和综合之中。大道理管小道理，大历史管小历史。最后的大拼图，终归可以把零零碎碎的小拼图都放进去；最后修成的大房子，总是可以将之前完成的小部件都收纳进来，都给装进去。可是眼下，这种看法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世界史领域的前辈学者吴于廑先生和刘家和先生，都说过这样的意思：真正的世界史，不可能是工笔画，而只能是写意画。写意画可以是万里江河图，展示的是极其宏观的格局，工笔画是把每个细部都给你画得极其的细致，可是写意画和工笔画之间的关系，不会是工笔画总能够作为哪怕再细小的局部而被整合到写意画中。可是，人们对于宏观的全球史、整体史和历史综合，总是期待着，它虽然未必能够囊括万物，其视野和解释框架，却应该在足够宏阔的同时，而又能够包容广大。就仿佛万里江河图必定无法穷尽每一朵浪花，但峡谷湍流、水势巨变，却总是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麦克尼尔的全球史经常遭到的批评，就是由于将文明之间的互动视作历史演进的主要动因，而未能充分考虑文明内部的特质和重大变化。目前全球史研究中对文明比较所展示的各文明内在因素的重视，或许就是对此的修正。或许，对于历史综合、宏观史，我们最好不要理解为，那是要修一个大房子，把所有的东西都容纳进去。这样说也许更好：那是要洞开一个窗户，透过这个窗户，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致。洞开的角度更大的窗户，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的景致。这样的宏观史、整体史，具有更大的解释效力。这个问题，我还需要继续考虑。但无论如何，历史综合与碎片化这两者之间，既不是前者终归可以涵盖后者，也肯定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

三

最后，再简单地讲一讲当代史学发展的多元化的问题。我所能够跟大家交流的，只不过是我的阅读印象，相当于旅游日记。

说到当代史学的多元化的现状，我就想起福克纳的一部名著的书名《喧哗与骚动》。的确，当代史学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眼下，还有不少人在讲历史学的危机。其实没多少危机，热闹得很。你要说危机，在我看来，至少在我们国内，这个古老的学术行当吸引最优秀的智力资源的能力，眼下处于比较低下的状态，这可以算是个危机。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无论在欧美还是中国，历史学是前所未有的兴旺发达、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前所未有的充满生机。这里说的多元化，和我们刚才谈到的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叠。

多元化、多样化的态势，在20世纪史学的发展过程中，是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加剧的。为什么？你可以找出很多原因。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照欧美左翼学者的说法，以前的历史主要是白种的、男性的、死了的人写的。那理所当然地，针对西方中心的历史，就该有非西方中心的、后殖民主义的历史；针对男性视角的历史，就会有从女性视角出发的性别史；针对只关注人类活动而忽视了自然的历史，就会有环境史；针对关注精英的、处于优越地位的人的历史，就会有让从前沉默的大多数发声的历史，就会有贱民的历史、少数族裔的历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历史学总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对话，当下的社会越来越多元，历史学也会随之变得越来越多元。

再就是，各种各样的学科花样百出，历史学要接纳不同的学科的影响，接纳不同学科内部越来越花样繁多的不同学派和取向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历史学发生的变化和各种“转向”，就被不少人解释为，从前历史学家接受的更多是来自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在这个时候，人类学的影响来得最大。总的说来，当代欧美史学完全不像100多年前那样，对于接纳来自别的学科的影响是否会危及历史学的自主性充满疑虑，而是更为主动、积极地吸纳来自不同学科的滋养。各个学科以及学科内部的多元的影响，对于造就历史学的多元化局面，也功不可没。

以前的科学史，主要把科学史看作人们不懈地探求和揭示科学真理的历史，后来的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倾向于把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具体的社会关系、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来考察。循着同样的思路，我们也可以说，历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也有很现实的原因。刚才我提到，正在写作的历史学家比从希罗多德到汤因比加起来还要多。这么多的历史学从业者，要在职业阶梯上不断攀升，要保住自己的饭碗，就要不断地做研究，发论文。眼下的学术界，不论中西，都有“创新”强迫症，所以历史学家也得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开拓新的领域。最近几十年，欧美才稳定下来的一个历史学术语，叫作“早期现代”（early modern），大致指的是15、16世纪欧洲的情形。这种涵盖特定历史时段的术语，之所以出现和得到认可，有很多学理上的原因。可我不止一次听人说，如果只有古代史、中世纪史和现代史，历史系能够提供的教席太少，所以我们得制造出一个早期现代。这个说法虽然不足为训，但是现代史学的多元化，的确还有可以说是要从知识社会学的层面来加以解释的原因。

对于当前历史学的多元化，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描述。比如说，历史学的写法就越来越多元了。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都说，19世纪的历史学的写法，受到了19世纪的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受到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他们都倡议说，现代文学中的诸多手法和技巧，完全可以吸纳过来，在不违反历史学家法的情况下，创造新的历史写作的方式。这种尝试真的有人在做。史景迁、西蒙·夏玛的史学写作方式，也是跟此前很不一样的。

对于各种各样的多元的发展，人们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方式。有关历史学最近几十年来的变化、发生的“转向”，就有“文化的转向”“叙事的转向”“语言学的转向”等说法，各自侧重点不同。这些“转向”意味着什么？新的取代了、淘汰了传统的、旧的取向吗？恐怕不好这么理解。种种转向在不同程度上的确是存在的，比如说由关注社会政治经济到关注文化，由关注群体的物质生活到关注他们的观念世界，由关注社会的结构到关注个体是怎么来经历他自己的生活，等等。这些变化，有的时候它们表征的，是大的学术潮流的转移。

比如说年鉴学派到了第三代，的确有很大的变化——他们自己所说的“从地窖到阁楼”的变化。在布罗代尔那里，个人和事件没有值得关注的价值，是被束缚在结构和局势之下的囚徒。那个时候，布罗代尔的很多追随者，把自己的研究室叫作实验室。为什么？非得叫作实验室才能说明我现在从事的是一门科学，虽然和自然科学不一样。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结合极其紧密，尤其是量化史学的方法，在美国和在年鉴学派手上高度发展起来。这样一种量化方法处于极盛的时候，是个什么景象？

举个例子：后来讲故事很成功，被视为新文化史或者微观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勒华拉杜里，写《蒙塔尤》的那位。他在写《蒙塔尤》之前是干什么的？都是写没有人的历史的。他写过一本书，用各种历史数据来讲1000年来的气候史。他还写过一本《朗格多克的农民》，讲的是从15世纪到18世纪法国某一个区域的人口变化。后来别人把他写的历史称作“不变的历史”或者“没有人的历史”，因为历史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不变的、超出个人之外的结构性的因素。在他看来，被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农业生产模式所决定的粮食供给，决定了人口消长的状况。这样一些根本性的因素，在4个世纪中几乎没有变化，因此，这4个世纪的西欧历史就没有大的变化可言。传统史学所要浓墨重彩地来讲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法国革命这些东西，对他而言仿佛并不存在。他的研究，要大规模使用量化的方法，来了解气候的变化、土地的生产能力的变化、粮食价格的变化。勒华拉杜里也是最早玩计算机的，他宣称：将来，不能成为程序员的历史学家将一无所是。你编不了程，就干不了历史学的活儿。那个时候说这个话，显得有点突兀，但也不会让人看作太离奇古怪。可是你回过头来看，后来写了《蒙塔尤》的这样一个人，当年居然说过这样的话，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历史学的多元化，一方面的确是史学潮流的一些大的变化导致的结果，但是，另一方面，它并不意味着，新的东西对旧的东西的全方位的重新覆盖和替代。传统的历史学当然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总会不断地受到冲击、发生变化。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史学领域的冲击，就产生了多方面的效应。但是很多传统史学的东西，依然会存留下来。我个人很喜爱研究美国史的美国权威史家贝林的一句话，他说，历史学有时是一门艺术，从来不是一门科学，始终是一门技艺（craft）。一方面，历史学在长久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家规、家法和技艺，终究是它的立身之道。怀特也讲历史学是一门技艺性的学科，在研究领域和写作方式方面无论多“新潮”、多“激进”的学者，都没有，也不可能走到那样一个地步，要否定史料对史学研究的支撑和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就像18世纪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针对政治问题所说过的，只有能够适当进行变革的国家才能更好地保全自己，历史学也只有不断吸纳新的要素、不断变革才能永葆活力。不断产生的新方法、新取向，很可能在风行一时之后，人们会发现原先对它期望值太高，开始意识到它的局限、它的有效性的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昙花一现，不复存在了。

刚才我开始讲之前，陈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全球史还能活多少年？这方面岳老师是专家。但我觉得，它有可能火不了太长时间，风靡不了太长时间，但是它会一直活下来，因为它已经取得的和还有可能取得的成就，会得到广泛认可，它的一些视角和方法，会长久地留存在历史学传统的武器库中。比如说，量化的方法风靡了挺长一段时间，到了勒华拉杜里能说出那样夸张的说法的地步，可是量化史学的发展后来让很多人感到失望，对它的失望，是导致了后来的“叙事的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历史学家要重新做一个讲故事的人。量化的方法是不是就被摒弃了？不是，清华从事经济史的老师们办了好几期量化历史讲习班，无论欧美还是中国，量化方法还在有效地运用于经济史、社会史乃至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比如，我的同事李伯重教授近年来就专注于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GDP研究，他为此专门学习了不少数学方法。他的同行和学生中，有人主要依据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大学生的学籍卡等资料，来研究在不同时段，是些什么社会阶层、社会背景的人，在接受大学教育，获得更多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机会。欧美史学中，量化方法不是消失了，而是在意识到它能够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的同时，发展得更加精致，使用得更加普遍了。

历史学越来越多元化，历史学也应该越来越多元化，对此我们应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100年前新史学的开拓者们，呼吁要将历史学和其他各个学科相结合的时候，很多人在担忧，那样一来，历史学会不会变得不是历史学了。今天，历史学家应该是更多自信而更少疑虑了。无论怎么变，历史学都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但它的发展离不开历史学家的理论自觉和理论素养，离不开历史学家的技艺和历史学的家法。多元化的发展，会让历史学变得更有魅力，让它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和强大。以上我所讲的，是阅读当代欧美史学的一些初步的观感，没有来得及做仔细的准备，非常抱歉，谢谢大家，欢迎各位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