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原信正：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评介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评介
大原信正
仇鹿鸣《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6月，下称“本书”）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中古中国知识、信仰、制度研究书系》专刊第一辑之一种。本书的主要部分包括绪论共有五章，还附有结语、附录、参考文献、索引、后记等，总共有337页，306，000字。此外，本书开头部分还有余欣先生的书系缘起和作者的导师韩昇先生的序文（各4页）。本书的内容以作者在2008年向复旦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两者之间，除了以博论的第一章第三节改成本书的附录之外，本书还补充了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并附加了词汇索引。本书中的大多部分已在期刊上发表过，下面会逐一揭示相关信息。
本书主要从政治史和家族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了魏晋之际司马氏利用人际网络掌握政治权力的过程以及司马氏集团内部隐藏的种种问题。尤其是针对学界沿袭陈寅恪的魏晋统治阶级两分法进行反思，试图重新解读和描绘政治集团内部的复杂情况，在这一点上这本书的学术意义颇深，刊行之后在学界引起了不少的反响[1]。笔者也非常赞同韩昇先生所谓“本书一定是研究魏晋史的必须一读的著作”的评价（序文第4页）。另据笔者目之所及，目前已有一篇由范兆飞先生撰写的详细书评（下称“范文”），是阅读本书时的重要参考[2]。然而依笔者浅见，本书在某些观点上尚有值得商榷之处。此外，笔者与范文的某些见解也稍存分歧。以下就笔者阅读本书的思考与经验试论一二，以求教方家。
一
进入正式讨论之前，为了明确作者在本书所展开的核心观点和论述结构以谘读者方便，首先对本书的各章内容加以梳理。
绪论部分包括《学术史的回顾与反思》、《基本史料价值述略》、《士族及其相关概念的省思》、《研究的旨趣与目标》等内容[3]。此章主要是对既往魏晋政治史和家族史研究成果的回顾与反思，并明确了作者的研究视角和立场。首先，作者爬梳了20世纪大陆、港台、日本、西方的魏晋政治史和家族史的研究成果。在政治史方面，强调了陈寅恪用的魏晋统治阶级对立的研究方法的影响，并说明了其后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陈寅恪观点的延长线上展开的这一事实。在家族史方面，介绍了各个地区获得的不同脉络中的成果，其中包括大陆的门阀、豪族的研究，日本的贵族制研究和士族个案研究，西方的相关研究以及港台的以毛汉光为代表的士族研究在内。其次，作为本书讨论的基础，论述了魏晋时期各种史料的内容和性质，并介绍了相关的研究成果。再次，鉴于“士族”一词在各个地区用法不同的情况，为了探索“士族”的认知和使用的情况，从《汉书》到《新唐书》的十四种正史当中，统计了“士族”、“世族”、“大族”、“豪族”、“素族”、“门阀”等六种称谓词，总结为两晋时期常用的是“世族”、“大族”、“豪族”的三种，相形之下，“士族”、“素族”、“门阀”三种的出现得更晚一些。在前三者中，最被宽泛使用的是“大族”，因此作者决定了在本书中使用这个“大族”一词。最后，论述了本书的立场和各章的要旨。具体而言，作者结合政治史和家族史的方法，分析了西晋从形成到崩溃以及魏晋大族网络对其发挥的作用，具体时间轴为正始十年（249）到永康元年（300）间。另外，作者也强调了宏观和微观的结合、外交和内政的关系、司马氏四人之间的差异等。
第一章《汉魏时代的河内司马氏》分为三个部分[4]，即《两汉时代和河内郡与司马氏家族的文化转向》、《乡里秩序中的河内司马氏》、《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的权势网络》。这章主要讨论了汉魏时期司马氏家族的变迁和司马懿父子的抬头。作者首先对陈寅恪将司马懿视为儒家豪族的看法提出质疑，为了解司马氏家族家风的变迁，探索两汉时期司马氏家族的情况，指出了司马氏家风在西汉中后期有由武入文的转变。而到了东汉，渐渐受到了儒家传统的熏习，但司马儁、司马防父子的学问气象与两汉经师的传统面目迥异，因此作者总结出司马氏家族是东汉中后期兴起的新兴文化家族，也是拥有地方势力的地方豪族。根据如上看法，作者继续对东汉末年司马氏在乡里中的态度进行考察，指出了司马氏抬头过程当中的乡里评论网络的重要性和司马懿始终对乡里秩序重视的态度。最后，作者关注了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的权势网络的建立和利用，论述了司马懿在曹魏朝廷中建立了很广泛的人际关系，同时并与诸多全国性名士通过各种方式构建联系。
第二章《魏晋嬗代史事考辨》分为四个部分，即《高平陵之变发微》、《司马师功业考》、《谁是司马氏的敌人——淮南三叛再研究》、《伐蜀之役与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矛盾》[5]。此章根据对党派视野的反思，主要关注了魏晋嬗代前的司马氏集团内部的复杂断面、司马氏四人之间的差异、禅代和国外问题的关系等三个侧面。在这样的视角上，作者首先指出了高平陵之变的成因，主要在于政变发动的具体路线和曹魏元老们的广泛支持。作者还推测了曹爽和司马懿之间围绕关中军权有过政治交换，也指出了司马懿在政变之后虽然实现再次掌控关中实权，但在淮南地区影响力仍然有限等情况。其次，作者论述了司马师对曹魏政治和魏晋嬗代做出的贡献。据作者分析，司马师当时有需要弥补自己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最初试图通过战争立功来提高权威，可两次作战都归于失败。后来司马师开始注重对内政方面做出贡献，才能够得到官僚们的支持，并保持自己的地位。由于淮南三叛的平定，司马师最终成功扫除了中央和地方的反对势力，奠定了魏晋嬗代的基础。在第三节，作者通过淮南三叛的分析，论述了曹爽、司马氏对于淮南势力的战略分歧和反叛的三个势力的不同背景。作者认为三个势力之间互相掣肘，他们没有能够对司马氏政权构成威胁。最后，作者关注了围绕伐蜀之役的战功钟会和邓艾之间所发生的“二士争功”，与围绕伐吴之役王浑和王濬的关系之间的相似性，指出了两件事情暴露了司马氏集团内部的主导官僚和边缘官僚之间的矛盾。而司马氏为了保持政权内的稳定，只好支持和保护主导官僚的地位和利益。
第三章《司马氏集团的形成、特质与矛盾衍生》分为四个部分，即《从魏臣到晋臣：司马氏集团的凝聚》、《曹魏官僚阶层的政治心态：以司马孚、陈泰为例》、《司马氏集团的权力结构与矛盾衍生》、《受成之主：泰始年间的政治特质》[6]。本章为了理解晋初政争的背景和司马氏“外宽内忌”的真正含义，主要通过对一些小事件的分析，探索了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特质和矛盾。作者首先从司马氏对曹魏官僚层的态度入手，注意到司马氏集团内部含有大量的曹爽故吏的现象，指出了因为司马氏为了实现嬗代有必要得到曹魏元老们的支持，只要他们不反抗，司马氏一直包容地试图将魏臣转变为晋臣。接下来，作者把视角换成曹魏官僚对司马氏的态度，主要以司马孚、陈泰为例进行分析，分别提出了独特见解。作者首先试图解读司马孚的处世方式，说明了他一方面为了维护司马氏门户对于魏晋嬗代不惜出力，但另一方面由于曾经受过汉末清流士风的影响，他不得不对于曹魏保持“忠”和“报”。至于陈泰，作者认为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清议风潮，没有肩负道义责任。然后强调了陈泰虽然一般被认为他是司马氏死党，为了保护家族门户，他最终在高贵乡公被弑之际自杀的可能性。在第三节，作者以《晋书》所记载的五种名单为线索，将其中所见的官僚名字的出入理解为权力结构变迁的反映，探讨了其中所见的石苞被司马炎排除的原因。据作者见解，石苞跟司马师的关系密切、而跟司马炎的关系疏远、朝中对他出身低微的鄙视、长期在淮南出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引起了司马炎对他的猜忌。第四节，主要描绘了司马炎在泰始年间对司马孚一房支和贾充的怀疑和戒备，说明了武帝因为对宗室、功臣怀有戒心，开始通过婚姻方式扩张自己的政治基础。
第四章《武帝与西晋政治的转折》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咸宁二年：不起眼的转折之年》、《齐王攸问题的再检讨》、《走向崩溃：晋武帝的政治遗产》[7]。这章主要探讨了咸宁二年（276）西晋武帝对政治的态度变化和意义以及武帝死后的政治骚乱。作者首先质疑了以太康元年（280）为界的《晋书》对武帝时期的描述，主张应该以咸宁二年武帝病危时为界，认为从那以后武帝开始重用杨骏等外戚势力。其次，作者从对《晋书》中齐王攸形象的怀疑出发，论述了齐王攸自己塑造宗室贤王的形象的过程，并从宗室分封、伐吴、封禅、制度等角度分析了武帝对齐王攸的戒备和牵制。最后，作者说明了武帝晚年到永康元年之间的政治情况。具体而言，作者将太康十年（289）的改封诸王视为武帝对杨氏家族产生猜忌的结果，认为武帝想借助宗室力量维持政局稳定。作者同时分析了武帝死后发生的贾后政变，以及在政变中后宫的人际关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结语》部分，通过回顾陈寅恪和钱穆对西晋政权特质的不同看法，分析了魏晋时期法、儒两种政治主张更迭的具体情况。据作者分析，由法入儒的转变其实在魏文、明帝时期已经开始，而魏晋政权的更迭并不是它的关节点。在这一点上，魏晋之间实际上没有本质性差别。鉴于此，作者最后总结了本书的核心观点，同时也指出了魏末晋初逐渐出现的封闭性社会的姿态。
附录《〈司马芳残碑〉考释——以中正成立的年代为中心》分为三个部分，这一内容也已经在期刊上发表过[8]。这部分主要探讨了“中正”一职出现的具体时间，反驳了支持建安、延康年间（196-220）的通行看法，并提出了“中正”在初平年间（190-193）已经出现的新见解。具体而言，作者整理前人相关研究介绍了碑主司马芳就是司马防、该碑系于北魏所立等看法。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对碑阴所见的官名和人名进行分析，认为该碑文字是分曹魏、北魏两次形成。接下来，作者关注碑文所见“中正杜县杜豹”，通过司马防担任京兆尹和郡功曹杜畿的具体时间的考证，得出“中正”一职在东汉初平年间已经出现这样的结论。另外，作者还说明了该碑提供对司马防生平的更多信息以及京兆杜氏和河内司马氏的早期交往的情况。
如上所见，本书主要讨论家族网络的是第一章，后三章更侧重于政治史方面，以司马氏为主线，针对魏晋之际尤其是从正始十年到永康元年间的历史，进行了非常仔细而精致的分析和描述，也提出了许多具有新意的看法，令读者感到惊叹。不过，其中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为推进更多的思考，下面继续讨论本书的观点和视角。
二
关于本书在内容方面值得商榷之处，范文中已有详细的分析和充分的讨论，因此笔者在此尽量提出范文没有提到的问题来检讨本书各章具体内容。
首先关注一下绪论部分。作者第三节中对正史中所见“士族”等六种称谓词做了统计（第35页），据表一的数字决定了本书中使用“大族”一词，但范文已经基本否定其统计结果的学术价值。范文主要强调的是统计结果与当时观念之间的乖离和它与本书论述之间的矛盾。范文提到的问题十分恰当，实际上作者自己也承认统计方法的有限性（第32页）。但在史料有限的情况下，不管视为当时的概念还是史官的观念，作为一种研究的参考资料，统计方法本身其实是不需要完全排斥的。笔者认为作者统计的主要问题更多在于统计过程中的梳理、运用方面，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个要指出的是统计结果的数量问题。根据表一中的数字，除了《晋书》之外，《汉书》到《隋书》中的使用频率大多是一到三个例子，这些少量事例中很难避免偶然性因素，而且各个正史间在篇幅上亦有相当的差距，因此这些数字不足以证明词汇使用情况的特征。其次，同一部正史中的每一个事例自有不同性质。例如，表一中显示了《三国志》有五次使用“大族”，这个数字就会给读者“大族”一词在三国时期被广泛使用的印象。但仔细观察五个例子，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二例出自《魏志》、三例出自《吴志》，前二例都属河西，后三例都属江东，这个结果反而告诉我们《三国志》中并没有出现在中原地区使用“大族”的例子。最后，对正史的态度问题。作者说“《后汉书》尽管是记载东汉的历史，但由于该书是范晔在刘宋时完成的，其语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晋南朝的特征。《晋书》则是唐初史臣根据十八家晋书改写而成，其语言所反映的社会观念当略晚于两晋”（第35页），因此作者将《后汉书》中所见的“门阀”一例理解为它反映着南朝时的习惯。可是，每个正史描述的时代和成书时间之间都有一定的时差，因此其中都会有当时和后代概念的混交，并不是《后汉书》、《晋书》仅有的特征。
关于词汇的使用，作者使用的“大族”到底有何涵义，为何不能换用其他的词汇，本书中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积极的回答。同时，本书中常用的“名士”、“名士圈”（如第50页）等称谓词也有同样问题，尤其是渡辺義浩《三国政権の構造と“名士”》一书中收入的几篇文章发表之后[9]，日本学界围绕“名士”的涵义有很大的争议[10]。但作者在本书中并没有提到这本书，也没对“名士”进行任何解释，令读者感到困惑。
关于第一章第一节的论述内容，笔者有三点疑问。其一，儒家豪族并不等于经学豪族。陈寅恪所谓“儒家豪族”指的是生活行为上遵守儒家思想的豪族，而与治不治经学无关，也是一种对于非儒家寒族曹氏的相对性概念，关键在于是不是寒族、有没有儒家素养[11]。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由武入文”的变迁跟儒家大族的前提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要是说只有专治经学的传统才能成为儒家豪族的话，因为汝南袁氏、弘农杨氏也不是专治经学的家族，那就他们也根本不能跻身于儒家豪族之列。因此笔者认为司马氏跟袁氏、杨氏同样是儒家豪族，并支持陈寅恪的看法。其二，东汉经学不专守一经。作者根据“汉儒治经强调师法，重视章句之学，专守一经，累世相传”（第46页）的情况，将司马儁的“博学好古”解释为跟汉儒传统不同。但西汉专守一经，东汉博通诸经，此乃是经学史的常识，如何休精研六经、许慎五经无双、郑玄遍注诸经等，皆是其例[12]。因此，司马儁的“博学好古”等情况反而会说明他们家族与东汉经学传统恰恰符合。其三，东汉时期《汉书》的地位。作者注意司马防的“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等情况，认为“反映了其注重事功的倾向，学问气象与两汉经师的传统面目迥然有异”（第47页），此说甚为不妥。班固《汉书》成书以后，深受学者重视，为当时人所讽诵[13]，汉儒马融也阅读此书[14]，汉末应劭对此书做注。此外，围绕《汉书》还有“一代之史，至数十家。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15]”、“始自汉末，迄乎陈氏，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16]”等记载。据吉川忠夫先生所说，《汉书》在三国时期已经得到了跟经书同等的地位[17]。因此，司马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一事正好符合当时学者的风格。
第二节的核心观点是汉魏时期司马氏对于乡里网络的重视。其中谈到杨俊得罪时司马懿、王象、荀纬三人营救，说“三人皆是河内人，这自然不是一种巧合，体现出同乡官僚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和互相提携”（第51页）。不过，笔者更倾向于三人尽力营救的理由是由于他们和杨俊之间的个人关系。司马懿曾得到杨俊的品评，王象通过杨俊的援引出仕，虽然尚未知道荀纬跟杨俊的关系，但他们不一定是只有同郡关系才会尽力。作者该部分也附注④引用《世说・贤媛》中所见许允的“臣之乡人，臣所知也”等话做成旁证。但许允的此段话只能理解为他有所了解的是同乡人，所以他推荐的多是同乡人，而并看不出“同乡官僚互为奥援”的情况。而且，《世说》此段记载跟同处注引《魏氏春秋》的内容有所出入，《世说》记载的真实性也颇为可疑。
第三节，谈到司马懿通过荀彧推荐得以被曹操辟举时，作者说“通过荀彧对司马懿的举荐，河内司马氏与颍川荀氏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又说“司马懿对于荀顗的厚遇显然与其荀彧之子的身份有关”（第66页），但笔者认为从中只能了解到司马懿跟荀彧、荀顗父子之间的交游关系，无法知道司马懿跟颍川荀氏有何关系，何况河内司马氏家族与颍川荀氏家族的密切关系。这个问题会涉及到这本书的整个论述，作者往往会以个人和个人的友好关系判断为某氏家族和某氏家族之间的关系密切，但个人关系毕竟代表不了家族、宗族间关系的如何。
与此相关，作者谈到司马师和夏侯徽的成婚后，说“通过联姻，夏侯玄与司马氏兄弟成为姻亲，交游甚多”，作为证据接着引用三条史料来说明“可知两族在太和、青龙年间情好甚笃，关系密切”（第72页）。但其中两条内容值得商榷。一条是《晋书・景帝纪》中的“少流美誉，与夏侯玄、何晏齐名”，此处“齐名”并不表示司马师和夏侯玄、何晏的交游，如《三国志・顾邵传》云“少与舅陆绩齐名，而陆逊、张敦、卜静等皆亚焉”[18]，可知“齐名”表示的是得到跟某人同等的名声。再如《三国志・徐宣传》云徐宣“与陈矫並为纲纪，二人齐名而私好不协”[19]，可见“齐名”一事并不保证他们之间的友谊。另一条是《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的“玄之执也，卫将军司马文王流涕请之，大将军曰：‘卿忘会赵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赵俨薨，大将军兄弟会葬，宾客以百数，玄时后至，众宾客咸越席而迎，大将军由是恶之。”[20]首先就会发现这条记载充满着故事性氛围，其真实性明显不可信。即使是事实，也还存着问题。其中司马昭的确为夏侯玄辩护，但司马师由于赵俨会葬时（死在正始六年六月）的不愉快，对夏侯玄感到憎恨。从中起码看不到司马师在之前和夏侯玄的情好如何。因此笔者认为这两条不足以证明两族之间的情好甚笃。
此外，关于汉魏禅让，作者也说“司马懿也积极参与其中，以督军御史中丞的身份率领属下的侍御史郑浑、羊秘、鲍勋、武周上表劝进，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所谓‘不欲屈节曹氏’的记载并不可信”（第71页）。不过司马懿率领属下上表劝进一事到底是否能够说明司马懿跟曹氏的关系如何呢？作者引用的《三国志》卷二《文帝记》注引《献帝传》是所谓“禅代众事”，记载的是围绕汉魏禅让的曹丕跟群臣、献帝之间的议论。“禅代众事”中总共载有十八次臣下上奏，作者提到的司马懿劝进的例子也是其中之一。但此次议论过程只不过是一场演戏，曹氏政权的核心官僚也几乎全部参与劝进，如华歆、贾诩、王朗、陈群、陈矫、辛毗、卫臻、刘晔、桓阶等等。笔者认为通过这劝进一事窥见臣下跟曹氏的关系，似乎不太合适。
如前面所述，第二章的重要视角之一是司马氏四人之间的差异，因此作者阐明了这四人之间的对待魏的战略之不同。读完本章后的笔者有了一种感觉就是，作者将这四人的政治态度均视为走向魏晋嬗代的实现这一点。作者虽然在第一章中明确否定了司马懿在太和、青龙年间的代魏之心的存在（第79页）。但第二章、第三章的论述中，似乎作者认为司马懿要走向魏晋嬗代，如司马懿“控制了曹魏政权，但绝不意味着其通向魏晋嬗代的路一帆风顺”（第106页），“司马懿的政治目的已转变为要将曹魏的政治权势网络转化为司马氏个人的政治权势网络，并通过这一转化完成亡魏成晋的事业”（第163页）。但司马懿生前是否想过魏晋嬗代，进而当时到底有无此念，这些问题均需谨慎地考察，而不应从结果逆推。与此相关，第一节中没有提到一件重要问题，就是州大中正的设置。围绕这一制度的议论历来颇多，但它的设置跟高平陵政变以及司马懿的政治态度密切相关，不能不提到[21]。还有，第一节中引用了葭森健介、伊藤敏雄等日文相关研究，但考察曹爽政权还有一篇重要文献，则是松本幸男《夏侯玄と曹爽政権—正始の論壇の一考察》，其中讨论了夏侯玄与曹氏、司马氏之间的关系，颇为值得参考[22]。
第二节，作者论及司马氏对东关之败的态度时，引用《三国志・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中描述的司马昭诛杀王仪的情景，云“王仪之父王修更是曹魏元老，若非得到司马师的授意或许可，司马昭绝不可能贸然行此非常之举”（第117页），又云“从王仪之死中可以窥见在司马师表面上宽容诸将、引躬自责的背后，更在警惕地防备着任何以战败为借口，动摇司马师执政地位的尝试”。但王隐《晋书》描述的不过是司马昭和王仪之间的关系，即使司马昭得到了司马师的许可，怎么就会意味着司马师的防备呢？此处阐释较为过度。
第四节中作者首先列举指证许多人预见到钟会野心的七条相关史料，对其中五条的可靠性逐一进行反驳，云“可知在伐蜀之役前，钟会确实已有居功自傲、骄横跋扈的迹象，但若言当时已有人预见钟会之反，恐非事实”（第138页）。但其反驳的过程存在一些问题。作者反驳的五条是《三国志・钟会传》以及裴注、《三国志・辛毗传》注引《世语》、《晋书・文明王皇后传》、《晋书・王戎传》。作者对《钟会传》云“陈寿以‘或曰’标之，可见本自于传言，陈寿的时代距伐蜀事不远，当时已无确切凭据，恐不足凭信”；对《世语》云“这种两人之间的私密谈话，恐本自于传言”，又云“恐是出自后人的附会”；对《王皇后传》云“表达出王皇后对于钟会骄横跋扈的不满，并非专指伐蜀之事”等等。首先要指出的是，作者将陈寿的“或曰”以及《世语》的记载都视为本自于传言，并非事实。而且这里推测颇多，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否定两条记载的真实性。其次，王皇后所说的虽然不是指伐蜀之役，但从皇后的发言后附加的“会后果反”四个字来看，可以认为王皇后担心的就是钟会将来的反叛。此外，作者谈到司马昭和邓艾之间的关系，引用《世说》所见邓艾口吃的情景，云“暗示了邓艾与司马氏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文化上的差异”（第143页），又云“在这一文化标准下，木讷口吃的邓艾是不会被钟会以及司马氏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引为同类的”（第146页）。但口吃毕竟是一种身体上的事情，似与文化水平关联不大。
关于第三章、第四章的内容，笔者有一点质疑[23]。作者云“曹魏官僚贵戚的子弟，作为组成西晋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在西晋政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基于不同社会、文化出身，同其声类，排斥出身低微、后起的司马氏集团成员，从而堵塞了统治集团内部的上升渠道，造成了司马氏集团中结构性的矛盾”（第192页），并认为其中包括石苞被轻视，邓艾、王濬被排斥的“二士争功”，荀勖疾视张华等例子。如上对司马氏集团内部结构的描述，是作者本书中提出的重要观点之一。但笔者窃以为，作者的这种说法似乎不能成立。
比如作者云“荀勖对于张华的排斥，体现了西晋政治中既得利益的曹魏贵戚子弟对于异质的新兴政治力量的敌视”（第284页）。关于张华，作者又说“张华是西晋大臣少数出身孤寒的人物，其父张平虽然曾任魏渔阳太守，但大约也只是曹魏政治网络中的边缘人物”（第282页），但同时也承认张华通过卢钦、阮籍的赞许和娶刘放之女等事得到的全国性名声。按照作者的说法，张华被排斥的原因在于他的出身孤寒，而与他的名声无关。但作者分析贾充的身份时，说“汉代学者名士，少因孤寒而操持贱业者并不鲜见，若仅此推定贾充出身寒族似乎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第203页），因此孤寒本身不能视为出身低微的标志。而且，张华个人的文化水平也特别高，除了大名鼎鼎的《博物志》外，也有关于礼制、乐制方面的很多上奏，还留下了辞赋、文章等许多作品。
看看荀勖，《晋书》本传曰“汉司空爽曾孙也。祖棐，射声校尉。父肸，早亡。勖依于舅氏[24]。”可见荀勖虽是荀爽曾孙，但其父祖在曹魏时期却没有重要位置，也算是边缘人物。荀勖抬头大概与其舅氏钟繇、钟会有关，但严格而言，荀勖并不是“曹魏贵戚子弟”。那么，荀勖和张华之间的差别只能视为出仕、活跃时间的早晚。荀勖疾视张华的另一方面，跟冯紞有密切的联系。荀冯二人在贾充出镇、贾南风婚姻、伐吴计划、司马攸之国等西晋政治的重要事件中一直携手合作。但冯紞“祖浮，魏司隶校尉。父员，汲郡太守”[25]，其父祖在曹魏时期还是边缘人物，并且冯紞自己也对魏晋嬗代没有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冯紞跟张华之间在身份、经历上没有本质的差别。荀勖为何一方面排斥张华，另一方面亲信冯紞？笔者认为其原因更多与他个人的政见和担任的官职有关。
荀勖在泰始元年（265）十二月到太康八年(287)之间一直担任中书监。同一时间内担任中书令的有庾纯（担任时间为泰始六年到七年）、张华（泰始七年到咸宁五年）、和峤（咸宁五年到太康二年）三人。围绕贾充出镇、伐吴计划、司马攸之国，分别有中书监荀勖和中书令庾纯、张华、和峤的对立。中书令庾纯支持主张排斥贾充的任恺，而中书监荀勖为贾充谋策反击。中书监荀勖跟中书令和峤的对立，可以看《晋书・和峤传》的记载：
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峤鄙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峤始也[26]。
从中可见和峤鄙视荀勖的情况。和峤“祖洽，魏尚书令。父逌，魏吏部尚书”，也许算是“曹魏贵戚”，而不算是边缘人物。他自己名声也很高，还得到了贾充的赏识。而且他娶了王浑之女，按作者的区分，应当认为和峤跟荀勖同样是西晋朝廷中的主导人物。可和峤其实“与任恺、张华相善”，而跟荀勖、冯紞对立，这就是西晋初中期政治权力核心的结构。因此，荀勖疾视张华一事应该是要在这样的脉络上理解的[27]。
接下来关注一下附录部分[28]。据作者见解，该碑大概在曹魏初年刻立完成，其碑文内容包括碑阳前十五行和背阴上半部分。作者认为碑阴上半部分的官名和人名反映着司马防担任京兆尹时期的情况，其时间为初平年间（190-193），由此推测碑阴所见“中正”目前是汉末最早的例子。但笔者认为这一结论难以令人信服。首先要注意的是碑阴所见的“故吏”一词，“故吏”的意思是以前的部属，就是说统属关系解消之后才会叫“故吏”[29]。那么，“功曹史”、“主簿”等官职也应当为后来刻碑时特意表示过去部属时的身份。因此，严格而言，碑阴上半部分所反映的其实是立碑时的情况，进而碑阴所见的十四人应该理解为立碑发起人。至于“中正”的解释，既然中正跟郡守之间没有“府主—故吏”关系，那就碑阴里也没有理由出现司马防担任京兆尹时候的“中正”。更好的解释是，司马防死后，前十三个“故吏”欲在京兆郡立碑颂德，但在实际行动方面可能需要京兆郡的同意和支持，因此得到了京兆郡“中正杜豹”的参与。笔者浅见若能成立，那该碑所见“中正”并不是初平年间的例子，而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司马防死后立碑时的例子。因此，该碑的存在不但与中正的出现时间置于建安、延康年间的学界通行看法没有冲突，反而会更加保证学界看法的正确性。另外，作者揭示的该碑全拓（第310-311页）似乎均为质量不佳，尤其是关乎论证的“追”字看不清楚，而笔者上面提到的两本中都有较为清晰的全拓，“追”字也认得出来，不妨参考。
除了上面提到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作者不但给第三章起名为《司马氏集团的形成、特质与矛盾衍生》，在论述过程中也反复使用了“司马氏集团”的说法。但我们讨论“司马氏集团”内部问题之前，首先需要确认“司马氏集团”本身是否存在。同时也要注意这种“集团”指的到底是当时存在的社会概念，还是学者使用的分析概念。若不清楚这一点，则无法讨论集团内部的性质。
三
根据上面所述，在此总结一下本书给笔者提供的贡献与反思。本书的贡献大概有三：
其一，研究视角方面。作者在绪论中对陈寅恪、万绳楠以来的两分法加以反思，主张注意政治权力内部的复杂断面。虽然有些研究已经意识到，但本书对此问题给予明确的指标，令读者颇有启发。另外，本书采用的视角为政治史和家族史的结合。学术领域的细分化历来很久，一方面某一个专业领域的成果丰硕，但另一方面难以重新描述整体历史。为突破这种局面，结合不同领域的成果是必须积极推进的。
其二，研究方法方面。本书不管是内容探索方面还是材料运作方面，都非常全面而特别精细，在以往同类论著中的确可谓出色之作。作者虽站在宏观的视野，同时也重视微观的分析，而且对魏晋之际的重要事件几乎全部都给予考察。另一方面，作者对相关史料（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相关研究（大陆、台湾、日本、西方）给予了充分的分析和适当的运作，给读者展现出了目前魏晋史研究的高峰。本书亦是魏末晋初通史的佳作，对后世影响必是颇深。
其三，具体内容方面。本书对具体内容方面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阐明了司马氏对家族、人际网络的重视，二是辨析出了司马氏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复杂断面。这些问题都的确是以往研究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使得魏晋史上的各种问题面目一新。此外，论述过程当中还对个别的史实、学说提出了许多新释，无需赘言。
接下来谈一谈反思方面，其实几乎全部都跟如上贡献有关。反思大概有三：
其一，作者虽然强调反思传统的两分法，但实际上作者指出司马氏集团内部矛盾时使用的仍然是主导人物和边缘人物（或是贵戚子弟和出身低微）的两分法，描述咸宁二年以后的政治过程时使用的是功臣、宗室、外戚的三分法。本书提出的理解方式虽然在问题意识上比传统的两分化有所深化，但又会不会产生遮蔽一些史实的可能性？
其二，如上所述，家族史和政治史的结合是本书重要视角之一。不过，第一章算是家族史研究，而后三章都属于政治史研究，可其中并没有感觉到家族史和政治史的有效融合。这也许是由于如范文所说“使家族史的考察沦为政治史研究的附庸”的结果，但不管怎样，笔者相信通过更多考虑每个家族、个人的不同的动向与政治上的种种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描绘出更有立体感的历史。
其三，本书在绪论第二节中特意讲述了相关史料的性质，令读者明显知道作者对史料运用的谨慎态度。作者确实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再三对史料记载的真实性从其性质角度来判断。由于每个史料有不同的背景，作者的这种做法绝对是需要的。但是判断某一个史料的价值的时候，要注意同一个书内也有不同价值的记载，而不应该一概而论地下判断。至于具体问题，上面已做论述，在此不讨论。
综上所述，本书是一本研究魏末晋初政治史时的必读论著。虽然尚有可资商榷之处，但这些并不动摇本书的学术价值，相反，必将会带给我们思考魏晋史时的更多启发和视角。2010年12月初，笔者在清华大学留学时，有机会见到本书作者仇鹿鸣先生，当时仇先生曾将博士论文特意赠赐一份，借此机会对仇先生的厚意深表谢忱！
[1]朱子彦《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第13页。
[2]范兆飞《史料批评、文本解读与中古士族政治史研究—〈以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后收入于《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第275-294页。
[3]仇鹿鸣《陈寅恪范式及其挑战—以魏晋之际的政治史研究为中心》，《中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199-220页。
[4]仇鹿鸣《乡里秩序中的地方大族—汉魏时代的河内司马氏》，《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
[5]仇鹿鸣《魏晋嬗代史事探微》，《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同氏《伐蜀之役与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矛盾》，《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第7辑，2009年；同氏《高平陵之变发微—以军事、地理因素为中心》，《文史》2010年第4期；同氏《谁是司马氏的敌人：地方势力与淮南三叛》，《人文杂志》2012年第2期。
[6]仇鹿鸣《半透明的镜子—司马孚在魏晋政治中的形象与地位》，《学术月刊》2011年第2期；同氏《魏晋易代之际的石苞—兼论政治集团分析范式的有效性》，《史林》2012年第3期。
[7]仇鹿鸣《咸宁二年与晋武帝时代的政治转折》，《学术月刊》2008年第11期；同氏《齐王攸与魏晋政治变局考论》，《国学研究》第27卷，2011年；同氏《从族到家：宗室势力与西晋政治的转型》，《史学月刊》2011年第9期。
[8]《〈司马芳残碑〉补释—以中正成立的年代为中心》，《史林》2009年第1期。
[9]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渡辺義浩《漢魏交替期の社会》，《歴史学研究》626,1991年，后收入于《三国政権の構造と“名士”》，汲古书院，2004年，第61-90页。
[10]围绕“名士”的讨论主要有堀敏一《曹操政权と豪族》，《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39，1996年；加藤彻《曹操政権の名士》，《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27，2003年；安部聪一郎《清流・濁流と“名士”—貴族制成立過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中国史学》14，2004年；村田哲也《“名士”論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渡辺義浩氏の“名士”論から貴族制論への展開をめぐって》，《東洋史苑》65，2005年。
[11]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1页，1987年初版。
[12]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第84-85页，1928年初版；钱穆《国学概论》第五章《晚汉之新思潮》九州出版社，2001年，第121-138页，1931年初版。
[13]《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固传》云“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馀年，至建初中乃成。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第1354页。
[14]《后汉书》卷八四《列女传》云：“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第2785页）
[15]《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第957页。
[16]《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第二，《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14页。
[17]吉川忠夫《顔師古の〈漢書〉注》，《六朝精神史研究》，同朋舍，1984年，第309页。此外，还有大木康《〈史記〉と〈漢書〉の読書史》《〈史記〉と〈漢書〉—中国文化のバロメーター》，岩波书店，2008年；柿沼陽平《〈漢書〉をめぐる読書行為と読者共同体—顔師古注以前を中心に》，《帝京史学》29,2014年。
[18]《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邵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第1229页。
[19]《三国志》卷二二《魏书·徐宣传》，第645页。
[20]《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玄传》裴注，302页。
[21]关于州大中正设置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李毅婷《20世纪以来九品中正制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1期。
[22]《立命館文学》386-390，1977年，后收入《魏晋詩壇の研究》，朋友书店，2005年，第733-747页。
[23]本书中没有提到的大沢陽典《西晋政治史の二、三の問題》，《立命館文学》371、372，1976年；伊藤敏雄《西晋諸侯の秩奉についての一試論》，《アジア諸民族における社会と文化 : 岡本敬二先生退官記念論集》，国书刊行会，1984年，第71-88页；中林史朗《西晋初期政治史の一断面～征呉問題と巴蜀人士》，《北京外語学院・大東文化大学交流協定十周年記念論文集》，北京外国语学院、大东文化大学，1990年，第517-551页；葭森健介《西晋における吏部官僚—西晋期における政治動向と吏部人事》，《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23，1999年；竹園卓夫《晋朝における封爵継紹に関する一考察》，《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9，2003年；同氏《西晋武帝の統治体制に関する一考察》，《東北大学東洋史論集》10，2005年，等等研究，皆跟这两章内容有关，不妨参读。
[24]《晋书》卷三九《荀勖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第1152页。
[25]《晋书》卷三九《冯紞传》，第1162页。
[26]《晋书》卷四五《和峤传》，第1283页。《世说新语》方正第五以及注引曹嘉之《晋纪》也有相似内容的记载，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第294-295页。
[27]笔者对于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曾经在学术会议上讨论过。《西晋武帝期の側近政治》，《“第2回‘中国中世（中古）社会諸形態’国際大学院生若手研究者学術交流論壇”論文集》，明治大学文学部，2013年，第13-24页。
[28]关于《司马芳残碑》，还可以参考比田井南谷编《玄美名品选 司馬芳残碑》，雄山阁出版，1980年（宇野雪村解说）；赵力光编《西安碑林名碑精粹 司马芳残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等。
[29]关于故吏，有川勝義雄《魏晋南朝の門生故吏》，《東方学報》28,1958年,后收入于《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岩波书店，1982年,第257-302页；矢野主税《漢魏の辟. 召制研究─故吏問題の再検討によせて─》，《長大史学》4，1959年；東晋次《後漢時代の故吏と故民》，《中國中世史研究続編》，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1995年，第409-433页；徐冲《东汉后期的“处士”与“故吏”再论—以〈隶释繁阳令杨君碑〉所载“处士功曹”题名为线索》，《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2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48-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