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上海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上海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周 武
上海是最受中外学术界关注的一座中国城市。由这种关注而产生的著作和文章，用汗牛充栋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据200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上海研究书目》（印永清和胡小青主编）所列，截止2005年底，单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外文上海文献，以及部分海外驻国内机构出版的外文文献，即多达4092种。就其趋势而言，最近三十年来尤蔚为大观，其内容之丰富，议题之多样，研究之深入，都永远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这种状态和趋势甚至引起一些中国学家的不满，1996年美国知名学者周锡瑞教授特别发起组织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干脆就叫“上海之外”（Beyond Shanghai）,言下之意就是上海研究够多了，本次会议不凑热闹，只讨论上海之外的中国城市。
十多年前，我主编《海外上海学》这本书的时候，曾做了三个附录，即《海外上海学著作目录》、《海外上海学论文目录》和《海外上海学英文博士论文目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2年，英文上海学著作有230余种，论文256篇，以上海为研究对象或主要以上海为研究对象的英文博士论文323篇。这个数据除了论文目录包含港台地区学者的相关成果外，其他基本上仅限于英文上海学论著，其他语种的相关论著概未列入，很不完整，但仅就这个远非完整的目录而言，就已是相当可观的了。最近，我和我们研究团队又主持编纂了一本《多元视域中的上海——上海史国际学术前沿综览》，这本书可以说是《海外上海学》的姊妹篇，书中对2002年以来海外上海研究的最新进展做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述，这里头，我们特别关注了日本学者（包括日本兰心大戏院研究会和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在上海史研究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
这是就国外学者的研究而言。就国内而言，有关上海城市史的各类著述和文章，那就更多了。大到多卷本的通史、辞典，小到一所学校、一家电影院、一个社区、一条街道、一幢建筑、一条河道、一件事、一本杂志、一个人，无不有专门的论著，有的还不止一本。譬如关于外滩源的研究，就不下十余种著作；写外滩、南京路、福州路、淮海路、马斯南路、衡山路的书更多。至于各种画册、地图、回忆录、口述史，更是铺天盖地，巨细靡遗。别的且不说，单是各类方志，据统计，截止2004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编写的新方志，即多达1034种，加上最近十年新修方志，数量就更加惊人！如果编一本《国内上海研究书目》，那篇幅和规模绝不亚于《海外上海研究书目》。这还仅是上海历史层面的研究，若纳入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艺学、考古与博物馆学、地理学、宗教学、建筑学、规划学、人类学、生态学、民俗学等具体学科切入的现实层面的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应用咨询研究和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以及各种蓝皮书和发展报告等，那就更不可胜计了。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甚至断言：“上海学”已很难再有大的突破！
有意思的是，在观察上海研究现状的时候，我发现在新千年前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新千年之前，具体地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上海史学者比较热衷于宏大叙事，写出一批规模不等的通史或断代通史，如刘惠吾的《上海近代史》、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唐振常主编的《上海史》，以及我所在的社科院历史所主持编纂的15卷《上海通史》，还有《上海文化通史》、《上海文学通史》、《上海近代经济史》等等，立意都在勾勒一部全幅或全息化的上海整体史。其实，那个时候中国城市史研究刚刚起步，可资借鉴的城市史研究经验、视域、理论和方法极度匮乏，相关史料的发掘还远远不够，再加上历史认知的意识形态化的影响，并不具备编纂整体史的条件，对一些影响上海城市历史走向的关键性环节都缺乏深度的研究，更不用说对城市史中的细节或“碎片”的了解。这样的整体史存在偏差甚至谬误是很难避免的。但并不能说，追求整体史的这种努力没有意义，这种努力毕竟为上海城市的变迁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或者说一幅草图。
进入新千年以后，受国际学术界大行其道的“从上到下”研究取向的影响，城市史研究的宏大叙事已不再盛行了，微观叙事乘势而起。在上海城市史研究中，这种“从上到下”取向表现得尤为突出，研究的题目越来越微观，越来越细碎。研究城市空间，则由城区、社区、街区延伸到弄堂、街道、广场；研究城市社群，则从道台、市长、警察、闻人、大亨、商人、资本家、职员、工人、报人、编辑、记者、文人、画家、艺人一直到妓女、乞丐、流氓、混血儿；研究公共空间，则从茶楼、酒吧、咖啡馆、公园到浴室、旅馆、相亲角；研究娱乐文化，则从戏院、电影院到跑马厅、安恺第、百乐门、遛狗场、舞池；研究器物文化，则从自行车、照相机、电报、唱片到上水下水；研究教育，则从大学而中学而小学；研究卫生，则从公厕、马桶一直到粪便处理，等等。大到宏观城市发展，小到声色犬马，黄赌毒，吃喝拉撒，无不成为课题，无不有专人研究，无不有专书出版。这些研究当然各有价值，而且确实也不乏精湛之作，但如何将这一个个点或线的研究勾连起来，绘制出一幅上海的整体地图，是非常大的挑战。如果局部的、细节的或“碎片”研究，无法跟“城市的生命”、城市的内在需要、城市的衍变连接起来，这样的微观叙事就会变成无法串起来的一地散碎，它的意义就不免要大打折扣。
上海是一座独特身世和经历的城市，由这种身世和经历演绎出来的五色斑斓的历史，造就了上海特具的“传奇性的魅力”。
在邈远的历史岁月里，上海只是一个滨海渔村，到唐宋时也只是一个镇，元朝至元年间才成为松江府管辖下的一个县，明清时尽管已发展成为内贸主导的区域性港市，并日渐显示出自己的城市个性，“海禁”解除之后，其社会经济构造的外向型特征尤其明显，但整体而言，那时的上海只是一个普通的滨海县城，在江南地区的城市群中，它的重要性不单无法和苏州、杭州这样的中心城市相提并论，甚至难以与府城松江比肩。
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与世界经济、文化的互动日益紧密，并在这种日益紧密的互动中日趋现代化和国际化，成为连接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桥梁和枢纽。到19世纪后半期，上海已成功建立起覆盖东亚甚至整个亚洲，并通达世界各地的商业网络、通讯网络和知识传播网络。借助这个网络，上海把世界带入中国，把中国带入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完成了第一次重大的城市转型，即从埠际贸易为主的区域性港市转型而为外贸主导的国际性“互市巨埠”。
甲午战后，《马关条约》签订，外国列强攫取了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开始调整经济政策，逐步开放和奖励民间私人资本创办实业，于是外国资本和民间私人资本相继步入“投资兴业的时代”。这个过程使上海在成为对外贸易中心之外，又发展成为 “主要的世界都市工业中心之一”，并逐渐形成了沪东（杨树浦）、沪北（闸北）、沪南和沪西四大都市工业区。上海由此从一个纯粹的贸易口岸转型成一个制造业与商贸业齐头并进的“工商都市”， 1949年以后更进一步转型为共和国的工业基地。
作为共和国工业基地的上海曾经创造了非凡的业绩，但由于片面追求工业的发展，导致城市综合平衡遭到破坏，上海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业上海已绝难沿着老路继续走下去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又一次城市转型，即由功能单一的生产型城市艰难转型为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国际大都市。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2014年5月中央又要求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些国家战略正在以国家的意志和力量加速推进上海城市第三次转型的进程。
从渔村到港市，从世界性商业都会到工商都市，从工业基地再到现在，上海城市变迁是一个极其繁复的过程。远的不说，单就开埠以来的170多年而言，就经历了上述三次重大转型。这个过程中，租界与华界，口岸与腹地，本土与世界，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华人与洋人，以及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阶层的国内外移民群体之间，各种因素彼此交织，错综复杂，诡谲多变。任何单一的视角都不足以揭示其中的复杂性。我认为，要揭示上海城市变迁的内在奥秘，至少必需具备三重视野。
首先是区域视野。上海地处中国最富庶的区域——江南的边缘，跟江南的关系最为密切。很多人讲上海，都只讲开埠，仿佛开埠了，上海一切都有了，什么物质文化，什么商业知识，什么新思潮，什么现代性，全都有了。随着了解的逐步深入，我觉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开埠当然重要，但同时开埠的有五个城市，其他四个城市的地位都比上海高，上海是开埠的五个城市当中地位最低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县城，那么为什么唯独上海能够快速发展起来？个中一定有其他的大事因缘。我在写《上海通史·晚清社会》卷的时候发现，如果不了解江南，要搞清楚上海是非常困难的。可以说江南事实上就是上海的底色，上海最重要的特色。上海区别于广州，区别于厦门，区别于香港，甚至后来区别于台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上海是江南的上海。上海的居民有75%左右都是江南的移民，你如果对江南缺乏足够的了解的话，怎么可能理解上海！
其次是国家视野。上海的发展，以及上海怎样发展，很大程度上不是上海这个城市自己能够决定的，不是这个城市自己想朝哪个方向发展就能够朝哪个方向发展的。开埠之前它是由帝制晚期的制度环境决定的。如果我们现在上海只顾自己发展，按照它自己的能力去自主地发展，它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整个共和国体制的一部分，肩负共和国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必须服从共和国的整体发展需要。因此，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即我们要理解上海，除了区域视野之外，还必须要有国家视野。就是说，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是这个国家的上海，它的发展与不发展，跟整个国家体制和国家战略休戚相关。在发展问题上，上海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性。因此，要理解上海，就必须解释它跟国家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给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第三是世界视野。我们看上海，研究上海，光有区域的视野和国家的视野，还不足以洞悉上海城市变迁的内在奥秘。上海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城市，或者说是连接两个世界的一个枢纽，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一个枢纽，甚至是东亚与西方世界的一个枢纽。你看近代整个东亚世界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来，无论是韩国也好，还是日本也好，他们都与上海建立了这样一种连接，上海对东亚世界具有巨大的汇聚与辐射能力。上海的重要性，不仅仅因为它在区域当中的重要性，也不仅仅因为它在国家当中的重要性，不能忽视它在两个世界之间互动交流的纽带作用。正是在两个世界的互动当中，上海的重要性才日益突显出来。因此，我们要认识上海，还要有一种东亚视野，甚至是世界视野。滨下武志先生的亚洲交易圈研究，以及古田和子教授的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研究标明，亚洲交易圈的核心，上海网络的中心就在上海。中国早期赴国外的使节、留洋的中国留学生，都是从上海乘船出发的。外国人到中国、东亚，也是先到上海，然后转往各自的目的地。为什么这样？因为上海率先建立了通向世界的、欧洲的、美国的、东亚的航线和信息网络。就是在这样四通八达的网络当中，上海的重要性、上海的位置、上海的地位，才得以显现出来。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够从整个东亚乃至世界的网络当中来看上海，是很难得到上海的真相的。我认为，了解上海，世界视野非常重要。
墨菲说：“上海决不是孤立地存在；它同全国大多数地区和重要城镇息息相关；如果脱离了全国的历史、地理环境和发展演变，单就上海论上海，那么谁也无法把上海城市各时期发展演变的情况生动而逼真地描绘出来。”其实，上海不单“同全国大多数地区和重要城镇息息相关”，而且同整个东亚世界乃至全球网络息息相关。因此，要理解上海，必需同时具备区域、国家和世界三重视野。透过这三重视野，我们才有可能比较整体通贯地理解上海城市的历史，特别是开埠以来的变迁。
上海研究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显学，也是一门内涵和外延极其浩瀚深广的学问。因其方兴未艾，所以可以开拓的研究空间巨大；因其浩瀚深广，所以不是任何一个机构或个人所能穷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上海研究应当成为一种共业，一种共同的学术事业，集合全球的学术智慧，集合各领域学者的专长，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上海、品读上海，最后理解上海。具体而言，有两条途径：一是跨国的学术合作。上海是一个国际化都市，居住在近代上海的外国人，最多的时候有56个国家的移民，涉及的语种是非常多的，而且很多资料都在国外，都还没有发掘。只有通过跨国的学术合作，通过对上海有兴趣的学者们共同推进，上海的底蕴和丰富，才能够不断地被开掘出来；另外一条途径是跨学科的合作，唯有来自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建筑等各方面的学者协同合作，才能生动逼真地书写出上海这座城市的复杂性，这座城市的个性、气质和魅力，以及这座城市的神奇和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