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我的民国老师

Original 郁土郁土3 2024-02-05

我的老师多矣，即以一九八四年夏天离开大学校门之日计算，则大中小学老师也有二三十人吧。这些老师，传我知识，教我做人，我是十分感谢的。但今日回首，他们只能算作我基础教育阶段的老师，而真正予我思想上以启蒙，人格上以塑造者，则另有其人，他们便是民国时期的一大批学人。

愚生也晚，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无由跨越时空，到五四时期的北大课堂，去聆听大师们的教诲；也无法去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教室，听陈寅恪、刘文典、沈从文们的课。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于是，借着书本的引导，我在资料室、书桌旁、床头，随时随地，聆听他们的高谈阔论，窥探他们的思想源泉，瞻仰其高大之人格。我觉得，他们才是我思想启蒙的真正导师，才是塑造我人格的良师益友。

周作人（知堂）

上大学时爱读的是外国文学作品，自从步入而立之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周作人的散文，便深深地被吸引，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拾，《谈龙集》《谈虎集》《看云集》《苦竹杂记》《苦茶随笔》，知堂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里，我认识了王充、李贽、俞正燮，了解了明人小品的妙处，知道了法布尔的《昆虫记》，霭理斯的《性心理学》，读到了古希腊的悲喜剧，及古罗马的《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等，那是何等广阔的一个世界啊。

在相当长一段世间里，知堂的随笔就是我阅读中外文学书籍的向导，这样的导师，于我是第一个。知堂曾在五四时期的北大执教，那时我尚未出生，张中行先生说他是知堂最后的弟子。我是没有这份荣幸的，但我又是多么的幸运啊，在知堂作品解禁后不久即读到了其文章，我不能想象，假如直至今天，知堂作品还未开禁的话，我又会怎样？

刘文典

后来就知道了刘文典。我没有读过先生的史学著作，但却知道他与蒋介石冲突的事。1928年，他任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期间，发生了学潮运动。蒋介石来视察，唤他去，不甚礼貌，直呼其名而不称字，他则称蒋为先生而不叫主席。蒋怒，骂他为“无耻文人”，他则回敬蒋为“新军阀”，蒋大怒，将其拘捕入狱，后在各界的抗议与压力之下，关了7天即将他放出。

他的名言是“大学不是衙门”。我曾在两所高校中工作过，以我之体验，现在的大学的确是另外一种衙门，许多老师以当处长、系主任、校长为荣，而小小一个房产科科长，是根本不把青年教师放在眼里的。我才知道，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里居然还有骨头这么硬、腰杆这么直的校长在。

戴季陶、吕思勉、陈衡哲、高一涵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自告奋勇留下看宿舍，利用一个假期，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读了一遍，可收获甚微，因为那里面的历史是教条的、僵硬的、死气沉沉的。

最近陆续读了戴季陶的《日本论》，吕思勉的《三国史话》，陈衡哲的《西洋史》，高一涵的《欧洲政治思想史》，就发现无论是中国史、日本史还是欧洲史，历史竟然是这般的鲜活、有趣与真实。

戴季陶在日本生活过四年，他多方了解，深入观察，于是有了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他认为日本是个等级分明的社会，有武士、町人（商人）、农夫与非人四级，而现今的日本社会，则是武士的仗义、勇敢与商人的狡诈、阴险相结合的一个情况。

吕思勉先生将三国时期的社会断面剖开展示给我们看，他不但介绍了宦官与外戚的来由，后汉的地理，而且分析了曹操之如何强大，揭开了赤壁之战的真相，又替魏武帝与魏延辩护。他认为“演义的前身是说书，说书的人是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见解的，总不过迎合社会的心理；而且一种见解，不是和大多数人的心理相合，也决不会流行到如此之广的；所以对于魏武帝的不正当的批评，我们只能认为社会的程度低下，不足以认识英雄”（《三国史话》）。

他又说，“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的，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死忘生的武士，就是其代表”（同前）。

说书的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封建时代也有其光明面，何其新颖的说法，此书1943年就由开明书店出版了，而我今天才读到！先生让我明白了，读史就要读出自己的见解来，否则等于白读。

关于世界历史，此前我一直认为【英】赫·乔·韦尔斯著的《世界史纲》比较好，但读了陈衡哲先生的《西洋史》后，才发现还是我们中国人讲西洋史来得亲切、明白。请看她开篇第一句话——

“历史是人类全体的传记。人类还在生长的时期，所以他的传记也正如半开之花”《西洋史·导言》。

再看这句——

“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要求我们明白他的。我们研究历史时，应该采取这个态度”。

如此富有个性与见解之话语，在此前所读的历史教科书中，简直闻所未闻。她在“中古史”中这样写道：

这个罗马化和政治化的基督教，是欧洲旧文化的一个大救主，也是欧洲近世文化的一个大功臣。而代表这个精神的乃是教会。基督教会在历史上，虽然也有许多罪恶，但在欧洲最黑暗的时候，他却是那里的唯一的光明。我们明白了这一层，才能明白中古的历史。（《西洋史·第二编中古史》）

从人民生活的内部说来，中古之时，欧洲的人民饱受了死亡流离的惨痛。政府与社会均不能庇护人民，于是基督教会和他的出世观念便成为人民的唯一宝筏了。后来社会秩序渐定，人民渐有余暇去运用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他们对于教会的出世观念，不免就发生了一种反动。当风狂雨骤之时，墙壁屋宇固然是很好的；但如今却是风停雨止，又到了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时候了，他们还能甘心伏居在黑暗的屋子里吗？所以上古希腊罗马的入世观念，此时又重新受到群众的欢迎，做了他们拆窗毁壁的好工具了。（《西洋史·第三编近世史》）

这两段话，就将基督教会在欧洲历史上的作用，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从上述三位先生的著作中，我明白了，阅读中外历史，关键是要放出自己的眼光来，否则，一切免谈。

郁达夫

鄙人现在的工作是做编辑，所以，当我在《郁达夫南洋随笔》中读到郁达夫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主编副刊时之种种，就觉得格外亲切，且看他的目标：

《晨星》这一块小园地，若能在星洲、在南洋各埠，变作光明的先驱，白昼的主宰，那岂不是祖国之光，人类之福？

我所以只在希望，希望得在本刊的这一角小田园，而培植出许多可以照耀南天，照耀全国，照耀全世界的大作家来。（《〈晨星〉的今后》一月九日）

于是我写了《看郁达夫如何做编辑》一文，来介绍他的做法。

储安平

而另一位大编辑家储安平，他于1946年9月1日在上海所创办的《观察》杂志，则更人钦佩不已。从环绕《观察》刊徽周围的英文字母“独立”“无党派”“观察”三个单词，你即可知这份同人刊物的办刊宗旨与立场了。他在致胡适先生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谢泳《储安平与〈观察〉》）

而他撰写的政论更是直指要害、锋芒毕露：

“政府虽是治理国家事务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关，但是政府并不就是国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面掌政，但是政府官吏并非国家祸福最后主宰之人。我们不仅认为执政人物，假如他们政策错误或不尽职责，可以令之去职，同时，对于过问国事，我们坚决认为，这既是我们的权利，亦复为我们的义务。（《政府利刃指向〈观察〉》，刊1948年7月17日《观察》第4卷第20期头条）。

他在《323位读者意见的分析与解释》（刊《观察》第2卷第12期，1947年5月17日）一文的末尾这样写道：

编者只是一个舵手，这只船的前进，要靠大家撑持，大家努力。当编者想到，他在这样一个芸芸众生的大城市中的这样一间窄小的房间里，希望娱乐没有娱乐，需要休息不能休息，在这样惊风骇浪的波涛中，在这样长夜漫漫的黑暗中，苦苦地撑着这条船，他虽不禁感触多端；然他相信：他必终能噙住眼泪，带领着他那数以万计的读者，向那光明的前程行进！（见《储安平集》）

做这样的一名舵手，幸何如之！

辜鸿鸣

近代以来，为了富强振兴，国人对于西方文明大量输入，而敢于逆流而上，承担起向西方世界输出我国固有文明者少之又少，辜鸿鸣（1856～1928）就是这样一位。

这位“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传奇式人物，由于他的文章，大多是用英文所写，给外国人看的，当时之国人，真正了解他的并不多，人们只知他是名保皇派，替慈禧太后辩解，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说好话，认为娶妾合理，脑袋后留着猪尾巴似的小辫子，在伦敦大街上倒着看英文报纸等。

就是这么位国人眼中的怪人，在欧美学者眼中，却是位了不起的大学者，因为他敢于逆流而上，替中华文明说好话。在一个只有文化输入的时代，他几乎是孤军奋战，凭着自己的老命，利用一切机会，向西方人宣传着中华古老的文化，并敢于指出西方文明所存在的致命缺陷（他曾在美国《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上发表长篇论文，题作《没有文化的美国》）。

在1914年于北京东方学会上所宣讲的论文《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他阐述了中国人的内在本质是“温良或文雅（源于同情心）”，“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中国人有着一颗爱心”“中国人讲礼貌”，

“中国人有礼貌是因为他们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他们完全了解自己的这份情感，很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显示出体谅、照顾他人情感的特性”，

“换言之，中国人最美妙的特质就是：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成熟民族，一个有着成年人理性智慧的民族，他们至今仍然能够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真正的中国人是有着成年人的理智而又童心未泯的这样一种人：中国人的精神是心灵与理智完美谐和的产物”。

当然，他所说的真正的中国人是“典型的中国人——即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乃是一种新型的中国人——即进步的或者说是现代的中国人”。

读辜鸿铭这些出口转内销的文字，我才意识到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之荒谬，才意识到我们倒脏洗澡水，决不能将澡盆中的赤子也一并倒掉，否则，失掉文化自信心，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将无立足之地！

此外，从丁文江先生处知道了如何于野外调查地质情况；

从熊十力先生那里，我了解了儒家与佛教的哲学；

从张东荪先生那里，我知道了如何看待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科学与哲学；

从温源宁先生那里，我学到了如何旗帜鲜明地刻画人物性格；

从张爱玲、萧红、梁实秋、林语堂、沈从文等作家处，我接受了文学的熏陶……

这样的名单还有一些，限于篇幅，恕不一一举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