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理论的提出者︱约翰·鲍尔比

Original 文心新曲线心理 2024-04-20

约翰·鲍尔比

Edward John Mostyn Bowlby

约翰·鲍尔比（1907.02.26 — 1990.09.02) 是英国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以依恋理论的开创性工作而闻名。2002年，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发表的一项关于20世纪被引用最多的心理学家调查，将鲍尔比列为第49位。

家庭背景

鲍尔比出生于伦敦的一个中高收入家庭，父亲安东尼·阿尔弗雷德·鲍尔比是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与母亲玛丽 / 梅·布丽奇特·莫斯汀梅相识于 1897 年的一次舞会上。次年，他们结婚了，当时他 43 岁，她 31 岁。据说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很艰难，因为他们和安东尼的姐姐有矛盾。更糟糕的是，刚新婚燕尔，很快就因 1899 年布尔战争的爆发而分开。为了解决这一旷日持久的分离，玛丽决定去看望丈夫，并把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温妮留给保姆照顾，一待就是半年。

像那个时代所有传统的上层和中产阶层的职业家庭一样，玛丽的六个孩子主要是由保姆和育婴女佣抚养长大的，她和孩子之间的分离是六个孩子生活中的主题。

正常情况下，每天只有在下午茶过后的一小时，鲍尔比才能与母亲待在一起。母亲认为父母的关注和关爱会导致溺爱孩子。鲍尔比很幸运，因为在他的整个童年都有家庭保姆的陪伴。在鲍尔比快四岁的时候，早年主要照顾他的保姆米妮离开了他们家。后来，他形容这就像失去母亲一样悲惨。米妮离开后，鲍尔比和他的兄弟姐妹便由性格冷漠、也爱挖苦人的其他保姆照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鲍尔比的父亲不得不接受命令，去法国前线服役大约四年。他每年回家一两次，很少和孩子们接触。即使收到父亲的来信，母亲也不会和孩子们分享。

这会诱导我们认为，在这样一种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人花大量时间来思考依恋和分离的问题是合情合理的。

教育经历

约翰一开始是由一位女家庭教师来教导，之后他进了一所条件优越的走读学校。1918 年初，约翰和他的哥哥被送到了伍斯特的林迪斯凡寄宿学校（后来被重新命名为阿伯利学院）。1921 年，14 岁的约翰离开林迪斯凡，进了达特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1924 年，他作为一位海军学校学生在皇家橡树号战列舰上接受训练，但发现这项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无趣且要求不高。之后，父亲代其偿还400镑训练费给海军部，并鼓励儿子去追求一份医学方面的职业。

鲍尔比首先在伦敦大学学院上了进入剑桥大学所需的课程。在剑桥，他上了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这些课程可以让他从事医学方面的职业，但是两年后，他转向了精神科学。这包括哲学与心理学方面的课程，其中包括巴特利特关于生物心理学的讲座，当时巴特利特是剑桥大学心理学的权威。在剑桥的最后一年，鲍尔比阅读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导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和威廉·里弗斯的经典著作《本能与无意识》（Instinct and the Unconscious）

职业生涯

1977年，鲍尔比在一次采访中说，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医学，追随了父亲的脚步。父亲鼓励他到剑桥学医。他听从了父亲的建议，但他对正在学习的解剖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并不都感兴趣。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期间，他对发展心理学特别感兴趣，这导致他在第三年放弃了医学。当鲍尔比放弃医学时，他接受了一个教书的机会，在一所修道院学校执教了六个月。在那里，他和那些适应不良的孩子们一起工作。鲍尔比说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极大，“这非常适合我，因为我觉得它很有趣。在那里，我学会了我所知道的一切；那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六个月，……”。这段经历也对他的研究事业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认识到今天的问题应该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处理。

鲍尔比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心理学和临床前科学，并因杰出的成绩而获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和那些适应不良的儿童打交道，直到他进入了伦敦大学学院医院。26岁时，他获得了医学资格。还在医学院的时候，他就报名参加了精神分析研究所。从医学院毕业后，他在莫兹利医院接受了成人精神病学的培训。1936年，30岁的他获得了精神分析学家的资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鲍尔比作为一名医生在伦敦儿童指导诊所工作。在战争的后期，鲍尔比成为了皇家陆军医疗队的中校，在那里他研究军官选拔的心理方法，并接触到了塔维斯托克诊所的成员。由于战争的空袭，在Canonbury诊所接受治疗的儿童被疏散到剑桥的儿童指导诊所。鲍尔比往返于剑桥和伦敦之间。正因此，鲍尔比得以照顾那几个与家人和保姆分离后从伦敦撤离到剑桥的孩子。这实际上拓展了他战前对分离的研究。鲍尔比的第一项实证研究便是以伦敦儿童引导诊所的 44 个个案记录为基础，证明了来访者的症状与其母爱剥夺之间有重要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冬天，鲍尔比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出版作品《44个少年盗贼》（Forty-four Juvenile Thieves）。虽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开始写这本书，但直到1944年才出版。鲍尔比在伦敦儿童指导诊所期间研究了几个孩子，并开发了一个基于儿童行为和家庭历史案例研究的项目。他考察了来自诊所的44名有偷窃史的儿童，并将他们与来自诊所的“对照”儿童进行了比较，这些儿童正因各种原因接受治疗，但没有偷窃行为。

通过对这些孩子的研究，鲍尔比的主要发现之一是，44名小偷中有17名在5岁之前就与主要照护者过早并长期分离(6个月或更长时间)。相比之下，44个没有偷东西的孩子中只有两个在5岁前经历了与主要照护者的长期分离。这些发现很重要，使人们更加关注早期环境经验对儿童健康发展的影响。

战争一结束，鲍尔比就被任命为塔维斯托克诊所儿童科主任。从1950年起，他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心理健康顾问。由于之前与适应不良和偷窃儿童一起工作的经历，他开始对儿童发展感兴趣，并回到伊斯灵顿的伦敦儿童指导诊所工作。他的兴趣因各种各样的战争事件而得到强化，这些事件涉及幼儿与熟悉的人分离。其中包括对犹太儿童的营救，从伦敦疏散儿童以保护他们免受空袭，以及利用集体托儿所使幼童的母亲为战争贡献力量。从职业生涯伊始，鲍尔比就对分离问题感兴趣，到20世纪50年代末，他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观察和理论工作，指出依恋对人类从出生开始的发展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鲍尔比感兴趣的是找出健康和病理发展所涉及的家庭互动模式。他专注于依恋问题是如何发生代际传递的。在他对依恋理论的发展中，他提出依恋行为是一种保护婴儿免受捕食者伤害的进化生存策略。玛丽·安斯沃思(Mary Ainsworth)加入了鲍尔比在塔维斯托克的研究小组，并进一步扩展和检验了他的想法。

对鲍尔比的未来工作和依恋理论发展产生影响的

七个｜重要经历

Edward John Mostyn Bowlby

鲍尔比在修道院学校的教学经验，他在那里与适应不良儿童一起工作。

他有机会与那些因战争而被迫离开家庭的孩子们一起工作，这使得他有机会接触44名少年盗窃犯。

他在其思想和对母子分离的观察中加入了习性学的观点，这帮助他超越了精神分析的观点。

玛丽·安斯沃思的结构化观察技术(即陌生情境法)和不同依恋类型的提出，以及她对安全基地的介绍。

詹姆斯·罗伯逊(1952)拍摄的关于“短暂分离的幼童”的纪录片，其中一部是《两岁儿童去医院》（A Two-Year Old Goes to Hospital）。这部纪录片展示了与主要照护者分离对幼童所造成的影响，有助于改变医院对父母探望的限制。1952年，当他和罗伯逊向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展示电影《两岁儿童去医院》时，精神分析学家不接受孩子会因为分离而悲伤或经历悲伤，而是认为孩子的痛苦是潜意识幻想元素引起的(在电影中，因为母亲怀孕了)。鲍尔比还结合了罗伯逊关于儿童行为的自然主义观察方法。

鲍尔比的精神分析训练导师梅兰妮·克莱因，但是他们对母亲在一个三岁男孩的治疗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看法。尤其重要的是，克莱因强调了孩子对母亲的幻想的作用，而鲍尔比则强调了这段关系的真实历史。鲍尔比的观点——儿童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事件做出反应，而不是无意识的幻想——遭到了精神分析学家的拒绝，鲍尔比也遭到精神分析界的排斥。他后来表示，他对现实生活经历和情况的兴趣“与克莱因学派的观点不同”。此外，鲍尔比在1977年接受斯滕尼斯的采访时解释说，精神分析学界不接受他的发展理论，因为这些理论与当时精神分析的潜意识幻想理论完全不同。他进一步解释说：有一些群体对它有极大的热情，另一些群体则直接不感兴趣或有敌意，大家的反应不同。社工们对此充满热情；精神分析学家对待它很谨慎，奇怪的是，儿科医生最初是充满敌意的，但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得非常支持；成人精神病学家则完全不感兴趣，完全不了解。

唐纳德·温尼科特是一名儿科医生和儿童心理分析学家，他对鲍尔比的工作和职业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专业研究中，鲍尔比和温尼科特有一些相似之处，因为他们都是最早解释早期社会互动重要性的人。鲍尔比和温尼科特都认为，人类天生对社会互动敏感，并且需要这些互动才能健康发展。然而，尽管鲍尔比和温尼科特的想法相似，但他们在处理研究时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例如，鲍尔比感兴趣的是孩子如何内化环境进而影响其发展，而温尼科特更感兴趣的是“内心世界与外部事件互动的方式，从而受到外部事件的影响”。温尼科特比鲍尔比做了更多临床工作，这影响了一些社会工作者，因为他的职业生涯致力于改变政策。鲍尔比解释说，温尼科特是能够推动鲍尔比的工作改变政策的重要人物之一。

主要贡献

母爱剥夺

鲍尔比的早期作品涉及行为不良和情感冷漠的儿童，以及住院和机构照护的影响，这使他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委托，撰写战后欧洲无家可归儿童的心理健康报告。报告于1951年出版，即《母亲照护与心理健康》（Maternal Care and Mental Health）。

鲍尔比收集了当时欧洲和美国仅有的实证性证据。他的主要结论是，“婴幼儿应该与母亲(或永久替代母亲)建立温暖、亲密和持续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双方都能得到满足和享受”，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产生重大和不可逆转的心理健康后果，这一结论既带来了争议，也产生了影响。世界卫生组织1951年出版的《母亲照护与心理健康》产生了重大影响，广泛改变了婴儿和儿童的机构照护实践，改变了有关父母到医院探视婴幼儿的做法。他打破了精神分析的观点，即认为婴儿的内心生活是由幻想而不是现实生活事件决定的。一些评论家反对母亲的 (或同等的)爱正常发挥作用的必要性，或者与孩子形成持续的关系是育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人质疑他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证据的支持。有人批评他把匮乏(没有主要的依恋对象)和剥夺(失去主要的依恋对象)的影响混为一谈，特别是没有区分缺乏主要的依恋对象与其他形式的剥夺和刺激不足所产生的影响。

该专著还被指责用于政治目的，因为它声称任何与母亲分离的做法都是有害的，这会阻止女性工作和把子女留在日托所。1962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了《母亲照护的剥夺：对其影响的重新评估》（Deprivation of maternal care：A Reassessment of its Effects ）。该书介绍了最新的研究进展，并澄清了人们的误解。这本著作还试图解决以前缺乏证据的问题：失去父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根据拉特的说法，鲍尔比最初关于“母爱剥夺”之著作的重要性在于，他强调儿童的人际关系经验对他们的心理发展至关重要。

依恋理论及其发展

鲍尔比在他1988年的著作《安全基地》(A Secure Base)中解释说，在《母亲照护与心理健康》出版时，这些数据“不符合当时的任何理论，在我受雇于世界卫生组织的短暂时间内，也不可能开发出新的理论”。他接着描述了依恋理论的后续发展。由于对传统理论不满意，鲍尔比从进化生物学、习性学、发展心理学、认知科学和控制系统理论等领域寻求新的理解，并提出了一个创新的主张，即婴儿的联结机制是进化压力的结果。鲍尔比意识到他必须发展一种新的动机和行为控制理论，建立在最新的科学基础上，而不是弗洛伊德所信奉的过时的精神能量模型上。

《依恋与丧失》(Attachment and Loss )三部曲分别于1969年、1972年和1980年出版之前，建立在习性学和发展心理学概念之上的依恋理论的主要原则已在三篇经典论文中得到正式论述：《儿童与母亲联结的本质》(1958年)、《分离焦虑》(1959年)和《婴幼儿期的悲伤和痛苦》(1960年)。鲍尔比拒绝接受精神分析对依恋的解释，反过来，精神分析学家也拒绝接受他的理论。大约在同一时间，鲍尔比的前同事玛丽·安斯沃思在乌干达完成了关于婴儿依恋本质的广泛观察研究。她在这一研究和其他研究中的结果为后续依恋理论提供了大量证据基础。依恋理论于1969年发表在《依恋与丧失》三部曲的第一卷《依恋》(Attachment)中。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972年和1980年出版，分别是《分离：焦虑和愤怒》（Separation: Anxiety and Anger）和《丧失：悲伤和抑郁》（ Loss: Sadness and Depression）。《依恋》一书于1982年修订，以纳入最新的研究。

根据依恋理论，婴儿的依恋主要是在感知到痛苦或危险的情况下，为了生存而向确定的依恋对象寻求接近的过程。在大约六个月到两岁期间，婴儿开始依恋在社会互动中对他们保持敏感和回应性，并始终提供一致照护的成年人。父母的反应影响依恋模式的发展，这反过来又塑造“内部工作模式”，进而指导个人在后续关系中的感知、思维和期望。

鲍尔比在他的“三部曲”中更具体地解释了依恋，指出所有人都会发展出一种关于自我的内部工作模式和一种关于他人的内部工作模式。自我模型和他人模型是建立在与主要照护者的早期经验之上的，并塑造了个体对未来与他人互动和人际关系互动的期望。自我模型将决定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这将影响他们的自信、自尊和依赖。他人模型将决定个体如何看待他人，这将影响他们的回避或接近取向、孤独、孤立和社会互动。在鲍尔比看来，人类婴儿需要与成人照护者建立一种安全的关系，没有这种关系就不会有正常的社会和情感发展。

随着蹒跚学步的孩子逐渐长大，他们会把自己的依恋对象作为一个“安全基地”，从这里出发去探索周围环境。玛丽·安斯沃斯利用“安全基地”、 “陌生人警惕”、重聚行为和依恋行为的其他特征，开发了一个名为“陌生情境”的研究工具，用于发展和分类不同的依恋类型。

依恋过程是不分性别的，因为婴儿会对任何始终如一且在互动中保持敏感性和回应性的照护者形成依恋。社会参与的质量似乎比投入的时间更有影响力。

习性学和进化的概念

从20世纪50年代起，鲍尔比就开始接触欧洲主要的习性学家尼科·廷伯根、康拉德·洛伦茨和罗伯特·欣德。鲍尔比的灵感来自洛伦兹对雏鸭进行的研究，研究表明它们会在看到的第一个有生命的物体上留下印记。进化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鼓励鲍尔比进一步研究习性学，以进一步研究精神分析学，并向鲍尔比介绍了丁伯根的著作《本能的研究》(The Study of Instinct)。鲍尔比遵循了这一指导，并开始对习性学感兴趣，因为他想重新编写精神分析，以便将精神分析聚焦于该研究领域所缺乏的具体理论。他欣赏精神分析所不熟悉的习性学方法(Van der Horst, 2011)。通过广泛学习习性学，鲍尔比能够了解到习性学家通过具体的经验数据来支持理论观点。

利用这一新兴科学的观点，以及广泛阅读习性学文献，鲍尔比为现在所知的人类依恋行为提出了新的解释性假设。特别是，根据习性学的证据，他能够拒绝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盛行于精神分析和学习理论中的依恋橱柜理论。此外，鲍尔比对照护者与孩子关系的本质和功能的思考影响了习性学的研究，并启发了廷伯根、欣德和哈利·哈洛等习性学专业的学生。

哈洛的学生斯蒂芬·苏米(Stephen Suomi)描述了鲍尔比对习性学的贡献，包括影响哈洛将依恋研究引入动物研究，特别是对恒河猴和其他种类猴子的研究。根据苏米，鲍尔比的另一个贡献是，他影响了动物研究人员考察动物的分离。此外，苏米写道，鲍尔比为习性学领域带来了对恒河猴中普遍存在的不同依恋类型随时间变化的后果的认识（特别是哈洛的工作）。根据苏米的说法，“尽管鲍尔比是一名受过正规训练的精神分析学家，但他本质上是一名真正的习性学家”。

鲍尔比激励罗伯特·欣德（Robert Aubrey Hinde）开始了他在灵长类动物（猴子和人类）的依恋和分离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并从整体上强调了关于人类发展的进化思维的重要性。显然，习性学和依恋理论的相遇带来了真正的取长补短。

本文编译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Bowlby

参考资料

>>> 诺埃尔·希伊.50位最伟大的心理学思想家.郭本禹，方红，译.新曲线出品.

翻译&审校：文心

图文排版：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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