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民国的三个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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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三个面相

© 主讲：张鸣

　　今天有幸能和大家一起回顾民国史。最近民国史有点热，这点我很高兴。有段时间大家热清史、明史，热的是皇帝、皇后、太监。其实最应该关心的是跟我们最近的这段历史，没有皇帝的历史。那是我们中国人正式操练西方民主制度的历史。教科书上讲，我们尝试走过民主的路但失败了，这是历史的选择。这样的结论很多人不太满意，100年前我们在转型，10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在转型，我们总得想想当年为什么没有成功。这段历史是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关注的。我们在座的人想知道一点，剪了辫子以后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我希望讲三个问题，三个面相：第一是信仰的面相，第二个是制度的面相，第三个是话语的面相。这三个面相在民国内部互相打架，彼此之间有很多纠葛，转型时期就是这样。

　　首先我讲信仰纠葛。这里的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信仰。在传统中国社会，就是我们的“三纲五常”概念，这既是我们的道德，也是我们的政治信仰，或者叫做政治伦理。中国传统社会纲常伦理的核心是“君臣关系”。但是民国没有皇帝了，这个缺憾怎么办？有替代品没有？有！这个替代品在皇帝还没有下台之前就已经来了。是什么呢？这就是“进化论”。这个“进化论”不是达尔文的原版，而是经过严复先生翻译过来的进化论。
　　“进化论”信仰有两个主要内容，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就是我们拼吧、磕吧，谁拼赢了证明谁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磕死了活该。第二个信念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在人类社会中，生存的竞争、丛林的厮杀导致了历史的阶梯性的进步，在后面的就比在前面的好。康有为先生有“公羊三世”特别典型。人类制度都是后面的比前面的好，前面的就是君主专制，后面的就是民主共和。君主专制是乱世、民主共和是太平世。我们现在发现，实际上实行民主共和的国家也有很乱的，但当时的参照系就是西方，就是欧美世界，人们对制度的认识就是这样的。
　　“进化论”进来的时机很巧，正好是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这是多数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日子。显然按照这种信仰，当时中国人的处境是大大的不妙。你不仅是被西方打败了，而且被自己的近邻——一向看不起的日本人打败了，而且败的一塌糊涂。那不证明自己是劣种吗。东亚病夫，野蛮人，当时这样的称呼都给我们了。看当时的游记，日本人最喜欢说我们是劣等民族，觉得我们是竞争中的失败者，只有极少数人是有人道主义的。
　　按道理说，我们是失败者，我们应该不信这套进化论的。但是，中国人自己信这个，中国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劣等。中国人认为我们就是天潢贵胄，我们绝对不是劣种，我们绝对不是野蛮人。于是，那时甚至发生了义和团这样的事件，乱杀人、围攻使馆，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在世人眼里就像恐怖主义分子，就像塔利班。中国人还是认为总有一天我们会起来的，我们会在竞争中胜出来。进入20世纪最初的几年，有很多人写小说、写时评、做梦说我们以后会称霸世界，重新获得我们的尊严，奴役这些白种人。
　　在这样的梦呓中，中国开始立宪的过程。当时的中国人嫌这个过程过慢，加上西太后死后，掌权的满族亲贵们政治举措失当，于是皇帝很快被推翻了。中国人开始了自己的西式民主制度实践。我们一下子就采用了被认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美国制度。总统直接统率内阁，然后有立法机构和参议院。当时美国政治协会的会长来中国当政治顾问。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民主共和的招牌挂在了中国的国门之上，中国就像被魔棒点了一下，立即会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凭借最先进的制度一举赶超过去，成为最强的国家。但问题是，一旦我们真的这么做以后，发现麻烦还是挺大的。

　　首先，我们怎么处理传统政治操纵和现代政局的关系，连孙中山先生都搞不明白。孙中山在美国的檀香山受教育，他应该是当时了解西学比较多的一个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当时有一种意见，因为革命党人打不过北洋军，所以孙中山需要让出位子给袁世凯。孙中山在位时，中国实行的是美国体制，总统最大。孙中山让位之前，让体制变成了半总统制，形成了法国体制，有了一个总理。有人说为什么要学法国呢？法国是最糟的一个体制。孙中山的目的是制约袁世凯，显然这样的操作没有脱出传统政治权术的范围。玩儿了一个花招，但玩儿到制度上去了，这应该说是孙中山的一个失策。作为制度的奠基人就没有搞清楚制度的严肃性。
　　第二个问题，中国人不会选举，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选举。这个问题到今天还很严重。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西方有一种文化，就是个体本位文化的一人一票，但中国恰恰不是这样的。我们中国人所谓的“选举”就是选官。《二十四史》里都有选举制，那个选举制不是投票而是考试。我们讲过去的科举就叫选举，通过考试选拔官吏而不是通过投票。现在突然间投票了，别说老百姓不明白，就连精英都不明白，乡绅也不明白，他们都让票。所以第一届国会老百姓没有投票。第二，实质上真正的地方精英没出头，但是那些留学的、跟革命党沾边的人都投了，所以第一届选举国民党胜，参众两院多数席位。
　　之后政府又搞责任内阁制，一旦这样袁世凯就被彻底架空了。这时候十分凑巧的，国民党党务的实际操作者被暗杀了。虽然现在没有确证，但这个事跟袁世凯脱不了关系，袁世凯也来了一招传统的权术。一来一往，这个民主制度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袁世凯撕破了脸，把国民党的地方官免了。但是国民党的议员还没有被赶走，因为袁世凯要留下他们选举，要让国会把他正式选出来。国民党籍的议员们这时候已经服软了，袁世凯说，今天你们要是不把我们核心的总统选出来就不能走。熬到后半夜就选他了。袁世凯一当上总统，就把国会所有国民党议员全部赶走，国民党议员走了以后，议会不够半数就不能开了。从此以后中国政府就变成了没有皇帝的皇室。袁世凯从大总统变成终身大总统，又变成自己可以指定接班人的大总统。中国从最先进的美国体制，走到了一个没有皇帝的皇帝体制。

　　但是袁世凯并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显然他知道，中国的问题并不是说他成为独裁者就可以解决的。如果独裁、专制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就不用变革了。首先，他发现虽然国民党被赶走了，但非国民党系的一些人并不服，当年辛亥革命是群雄并起的。他把国民党赶走，派一些悍将到地方当了督军，这些督军党政军一把抓也不怎么听话。虽然是极权体制，但是中央的权力很小，眼看着地方的钱都不往上交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民众的问题。老百姓习惯于过有皇帝的生活。清朝的皇帝倒了以后，老百姓说，皇帝没有了我们可以不交税了，而皇帝没有了就可以没有王法了。原来的土匪都是偷偷摸摸，现在直接出来了。卖私盐的以前偷偷地搞，现在在市场上公开地卖。因为没有皇帝，所以没有王法。同时，进入民国之后人民的生活并没有改善，社会治安也没有变好，乱七八糟的事情特别多。一帮遗老遗少在感慨，说民有四野、国有四野。民国不分南北，总统不是东西。
　　袁世凯想做很多事情，但做不了。有中央权柄的人，却发现自己什么事都做不了。社会道德、意识形态混乱，怎么办？没有君了、没有皇帝了，没有君臣之分了怎么解决？总要有一个东西，一个精神的东西、制度的东西，把中国重新扶起来，这是他面临的非常严峻的问题。于是，他就恢复了传统，袁世凯在称帝之前就在恢复传统，尊孔、祭天、强调恢复旧道德。对他来说也许没有选择，但在别人来看不是开倒车吗？我们好不容易往前走，你还要开倒车，还要称帝。
　　这也是受了日本的影响。我们知道袁世凯当政以后不久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也参战了，派兵到中国来打德国人。当时德国人占了青岛，后来日本人占了青岛，就跟袁世凯谈判《二十一条》。在谈判的过程中袁世凯一直在拖，一上午分成好多小节，每一次小节中间休息就茶歇拖到最后还是不行，只好签订了《二十一条》。这个条约没有完全执行，但这是一个亡国条约。签了这样一个条约的政府，人民不用说了，在精英的眼里——你是什么政府、有什么合法性。袁世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跟日本打吗？没本钱。怎么弄？这时候有人出主意，我们干脆称帝，皇帝权威有传统的道德做支撑，就是有权威性，我们搞“君主立宪”，你当皇帝。袁世凯征集各地督军的意见，一片赞扬声说可以搞。袁世凯并不是不学习西方，当时的文官制度、学校制度都学习西方，他认为搞君主立宪也是在学习西方。他只是想通过权威的从属来解决现在的麻烦。但他的“君主立宪”是中国化了的君主立宪。他忘了，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的政治信仰已经变成了进化论。在进化论里是不容许倒退的。如果说袁世凯不称帝，西南军阀、各地的大员们反抗中央要背着反叛的名声，但现在就有了一个反复辟、反倒退的正当借口，而这个借口力量之强大是空前的。蔡锷三千护国军有多大力量？他也没打到北京也就在四川那儿折腾，怎么几个月之内全国都变了？
　　袁世凯完了，做不成皇帝，毒火交加，他们家有个传统——“活不过60岁”，就死了。从此以后，制度的复辟再也没有市场了。有人说还有张勋复辟呢，那是府院之争实在解决不了问题了，段祺瑞就把复辟的遗老给弄过来了，他搞的时候连北京卖报的人都认为是瞎胡闹。为什么呢？因为有这样一个大帽子放着呢。军阀中有一点理想的，虽然也认为说中国意识形态、道德混乱，得恢复点传统，但同时必须要尊重这个制度。
　　从1912年到1949年，我们写在条文上的制度，挂在国门上的制度是民主制度，是共和制。无论是原来的北洋时期的两院制还是后来的五院制政府，都有立法机关，都有选举。这是表面上的制度，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军国体制，军人当家。从袁世凯到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蒋介石。蒋介石总说“党国”，但国民党是空的，还是军国。蒋介石到1949年的时候还说“我们这帮人都是军阀，所以打不过共产党”。我们看到政治的实际操作是这样的，掌权人一个一个都是大军阀，一直到蒋介石都是如此。在政治操作上，段祺瑞在袁世凯死后恢复了约法、表示尊重国会。但他发现一旦尊重国会，就没法儿办事。国会就是不讲理的地方，他发现讲理不行，但玩儿权术、玩儿军人干政就行。玩儿正的行不通，玩儿邪的一路顺风。后来也是如此的，包括1947年搞选举的时候就很乱，有人抬着棺材上国会。

　　但是在军人当政的过程中，他们对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还是尊重的，比如说个人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经济、文化的独立他们都是认账的。在张作霖之前记者骂总统、骂总理那是家常便饭，天天骂，骂的很难听，简直跟泼妇骂街一样。张作霖受不了，就杀了两个记者。蒋介石当政的时候，《申报》的记者都敢跟他叫板。他们对言论自由还是尊重的。北洋政府时期也是相当尊重言论自由的，那时候很少有封闭报馆的事发生，即使封了以后还是要开的。到了国民党时期，才有新闻检查，但报纸可以自由办，今天封了明天可以办另外一个。言论的自由度相当大。大学有学术自由，国立大学认定了校长之后，政府不能干涉。学生敢赶走校长，清华赶了五六个校长，后来梅贻琦去了，他特别恭谦，能力也很强，所以担任了清华校长。他自己说“没人倒我，因为我姓‘霉’，谁‘倒霉’啊”。那时大学自治，政府是不能干涉的，你就是给我钱也不能干涉，教授的评议会是有权的。
　　至于学术自由，一直到国民党时期，国民党是不许宣扬共产主义的。但大学讲马克思主义是可以的。稍微有点思想的国民党元老，都看过马列主义，有一些还在大学里教过马列主义，学术自由受到尊敬。文学艺术更是如此，北洋时期一概不管，那个时候真的是文学艺术的天堂。今天我们作协作家是有工资的，那时社会的经济状况不好，政府也不会给钱花，想挣钱就写稿子。社会生活很困苦、内忧外患，但是言论表达自由。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生出了什么东西？就是文学、文化的繁荣。人要是天天幸福、天天吃山珍海味，一睁眼就是帅哥美女那么什么也写不出来了。

交流与互动

　　主持人：非常感谢张老师精彩的演讲，接下来是我们的互动时间。

　　提问：张老师您好，有两个问题向您请教：您说民国是整个中华历史上对民主的实践，那么，失败的原因你有没有简单总结呢？
　　还有一个是您谈到说我们现在要向民主政治转型，我们知道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都是一些民主的国家。民主本身是不会带来社会稳定，特别是据我所知人均1000～3000美元是社会最动乱的时候，好多国家采纳了完全的民主的方案，就像“中华民国”采用了美国的制度带了混乱，反而韩国等一些国家独裁统治带来了一些成功。您能不能为我们国家未来的政治转型提供一点方向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有皇帝，但我们知道英国有国王在，日本有天皇在，只不过他们的皇权被抽空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这样的模式？

　　张鸣：第一个问题我就不说了，因为难以简单的总结。
　　第二个问题很有意思，是不是民主化就可以解决问题。当年说中国人一民主马上就富强了，这个经过证明是错误的。实际上很多国家民主的结果反而是乱象横生。但反过来是不是说中国就不适宜民主？该怎么走？显然我觉得，中国必须民主。但是，这个国家不能一蹴而就。你也不能无限等待，因为我觉得民主是一个比较奢侈的制度，它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和条件。尤其是有相应的经济力量。在你的经济水平没有达到之前，贸然地引进制度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如果饭都吃不饱的话，怎么可能想那些事情呢？很容易形成民粹、很容易形成极权主义。
　　在我们还有很多愤青的情况下，你让他们投票，没准儿就乱了，他不会理性的思考。谁能煽情，谁敢说、谁敢极端化就选谁，这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中产阶级，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必须发达的经济体制。人民生活有了这样一个平台以后这才有可能。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还需要教育、文化要跟上。现在我头疼我们的教育，我们不是在培养公民，我们是在培养奴才和愤青。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批一批受大学教育的人都是愤青的话，民主就遥遥无期，这种情况下还不如不实现民主呢。这是悖论。但话说后来我们又不能不走。中国要不要像英国一样，以皇权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和作为对国家的交代？但是，中国已经没有这个条件。第一，中国在走入近代的时候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第二，这个政权后来又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而且犯的很离谱。现有的皇帝是不可能再维持的。后来有人提议，以汉人为皇帝吧，有人说找孔夫子，但这是会加速灭亡的。所以说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历史的选择没有给我们这样的条件。谢谢！

　　提问：张老师您好，您刚才讲在中国没有皇帝的时候，好像产生了很大的恐慌，以至于很多政府只能回到原来的社会，换句话说中国封建时期的皇帝的历史太漫长了，这样的历史惯性不能一下子就可以消除的。但我们有没有想法主动地消除封建的问题？

　　张鸣：首先我纠正一下，中国的传统不是封建。封建是封疆建土的制度。西欧在绝对君主制之前使用的一个制度。中国有封建制度是西周以后，实际上，我们是君主专制但不是封建制，我们是长期的君主专制国家，而不是什么封建制。但君主专制体制确实是在我们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障碍。但事实上中国一直在前进。我认为中国一直在前进着。包括比如说过去的世袭制、官僚化的倾向，实际上中国人是知道，虽然有影响但其实他并不喜欢。人性有的时候是相通的，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们都渴望自由，不是说外国人懂得自由的含义而中国人不懂得。我们用我们的汉字说的自由跟他们用英语说的自由是一样的。

　　提问：张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在向民主转型的话，怎么防止将来几大利益团体之间的博弈导致民众投票没有实质的意义？

　　张鸣：如果说只是一人一票相对来说会好一点。我的前提是民主制度基本上实行了，不至于产生乱象，不至于投出希特勒来。一人一票比没人有票要好一点
　　但一人一票是不是会变成操纵，尤其是不是会大资本操纵，这就需要制度本身去完善，自己走。这个在一段时期内是免不了的。
　　被大资本操纵，相对比被极端分子操纵好一点，而制度是两害之中取其轻，没有什么完美的制度，包括美国的制度也不是完美的制度。实际上对人性来说都是害，但是没有办法人就是这样。人在社会上活着就是要这样。

　　提问：张老师您好，刚才您提到一个观点说民国是众多思想的一个试验田。民国是一个军阀混乱但思想空前繁荣的时期，但在这个时期文盲占到98%，那么，如果在这种思想体系下思想的混战、思想的竞合成为了少数知识分子之间思想的博弈，而被少数的军阀或者是握枪杆子的政权所利用，而使得中国在民国时期没有民众政治主张的体现？

　　张鸣：实际上当今的美国，一般的大众也没有什么参与。思想层面的东西就是知识分子的东西。不要指望扫地的、看门的、种地的都有政治思想，这是胡说八道的，是不可能的。他们知道的是通过某种政治思想的冲撞，最后能结出一个政治操作的果实，他们知道这个好坏，这个东西给我带来的钱多还是钱少、面包多还是面包少。你发动大众去学艾思奇，他学的懂吗？这很荒唐，不管是那个时候也好、还是这个时候也好，都是不可实现的。我们要想制度更加先进，前提是需要引进来，需要思想的冲撞和讨论，那个时候需要这个时候也需要。这是两回事。我们要向大众普及的是，选举的时候要理性一点。别看着他长得好看就投票，要通过教育来知道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在哪儿，但这不是政治思想而是法律常识，对大部分人来说是自动接受常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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