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竞恒｜帝国残阳：黄仁宇的“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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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残阳
黄仁宇的“天问”
一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38页）
这段话摘自美籍华人、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最后一段文字。这位历史学家以这样一段充满了宿命色彩、压抑、沉闷而无法摆脱悲剧意味的文字作为全书的结尾，究竟是为了说明什么。答案也许不言而喻，它在大明帝国悲壮的落日片段中，尝试解答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那么，此外还有什么？
区别于传统旧史学的思想框架与方法论，现代史学并不试图通过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判断来解读历史事件的本质。在这里，安史之乱并不因杨贵妃的女祸或杨国忠的“奸邪”而爆发，南宋也并非亡于贾似道的人品败坏。黄仁宇喜欢用“大历史”一词解读历史现象。在他看来，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持续性联系，并且环环相扣。对历史的解读需要切入某种宏观的维度，分析历时性的组织方式、技术条件、上下层互动与管理。这种联系，被他称为“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long- 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黄仁宇《中国近代史的出路》，载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这一基本思考角度，决定了他没有将考察明帝国落日的视野放在天启或崇祯时期，而是从万历皇帝在位期间截取了一个片段——大明万历十五年。
在这一象征性质的截取片段中，黄仁宇试图尽量全面、立体、生动地展示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几种历史人物类型：皇帝、首辅、官僚、将领、思想家。这些有代表性的人物背后显示出各种社会的或传统性的联系。大明帝国灭亡的原因就蕴藏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
黄仁宇写作的方式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也不是娱乐性的通俗读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所以商业性质的书局说，你的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间恩怨，虽有一定兴趣，但是又因海瑞，牵涉明朝财政；因为李贽，提到中国思想，应属学术著作。”（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载《万历十五年》附录，第259页）或者正如他人所评价的那样：他的作品不守学院规律。所以次级资料也欠详尽。但是书评人没有道出，这些缺点，不是无心之错，或一时松懈，而是存心有意如此……他希望替中国学人开创一条新的道路。”（黄仁宇：《如何修订他的历史观》，载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1页）从这个意义上讲，黄仁宇显然自觉，并有意识地在进行一种“成一家之言”的书写尝试。学院式的烦烦考据，显然不是他的目的。
《万历十五年》认为，大明帝国灭亡的真正原因是帝国文官体制已高度僵化，这种僵化而强大的文官集团的运作方式有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即使素以君权强大和专制而著称的明代皇帝，也难以掌控这架已经高速运转于轨道上的机器。在这部机器中，皇帝并不被视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被视为一种机构。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当万历皇帝还是一个20岁青年时，他的陵墓建设就已经动土开工。
不同于我们习惯谈论明代的“君权强化”、“特务政治”、“宦官专权”，黄仁宇的中心问题始终紧扣大明帝国的中枢神经及其网络——已经高度制度化的文官集团及其管理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万历皇帝因通过消极怠工和不理朝政而多年放弃皇帝的职责，这一切也并没有使政府陷于瘫痪。因为文官集团有它多年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同上，第77～78页）科举考试，地方官和京官的按时考核，派遣和升迁中下级文官，一切都照例进行。这一制度架构下，“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家的处置者，而是出于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同上，第87页）。
二
关于明代文官集团那种代表了制度性、文化惯习甚至道德象征的运作方式，笔者试以模仿大明帝国政治制度的朝鲜王国为例进行进一步说明。
朝鲜王国的体制基本是全盘对其宗主大明帝国的模仿，从意识形态的朱子理学到文官集团的运作方式都深刻体现了这一点。在朝鲜王国的历史上，有两位国王是被文官集团推翻的。一位是明正德元年（1506年）被推翻的燕山君，一位是明天启三年（1623年）被推翻的光海君。
燕山君在位十二年，“时赏赐无节，至于淫戏事”。（《燕山君日记》十二年六月己巳，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册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24页）面对这位昏乱的国王，朝鲜文官集团发动政变，将他废黜，拥立了性格软弱的中宗大王为新君。《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燕山君昏虐，宗社将危，众议推戴。（中宗大王）性仁孝勤俭，善于听断，谨祀恤民，恭以接下，优纳谏诤，诚心事大，终始不替。”（《中宗实录》卷一，同上，册三，第825页）这里，一位君主的废立，取决于“众议推戴”四字，即可见文官集团的强大。而新上任的中宗大王毫无个性，正符合文官集团心目中那位象征着道德理想的“仁君”形象而存在。他和大明帝国的孝宗皇帝一样受到文官集团的赞美，看来不是偶然的。
光海君在位十四年，他被废黜的原因是他背弃“中华”（明朝）而交通“夷虏”（后金），这种行为无法为宗室和文官大臣们接受，因此，在王太妃的主持下，文官集团废黜了这位国王。这一次政变，文官集团所使用的思想资源正是传统儒学道德中的“华夷之辨”（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鮮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9页）。在明朝的文官集团体制和观念中，儒学的道德律令高于一切权威。政府也依靠道德对一切上下事务进行操作和处理。
明朝虽然没有发生过文官集团推翻“暴君”的事例，但正如黄仁宇在谈到素来以对抗文官集团为乐趣而著称的明武宗时所说的那样：“要不是他在三十岁的时候就结束了生命，而是更加长期地继续他的所作所为，其后果究竟会怎么样，也确实未可逆料。”（《万历十五年》，101页）明代的文官集团制度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正德、嘉靖、万历这几位皇帝都耗费了大量精力与时间同体制对抗。而历史证明，反抗是徒劳的。因此，万历帝最后选择了消极反抗之路——他宁愿将时光消磨在与太监“掷银为戏”的无聊游戏中，也拒绝接受文官集团游戏规则的宰制。在这里，我们读出了某种“历史宿命论”的残酷。
三
明代体制创建于洪武时期的基础之上。明太祖通过严酷的打击，消灭了中产以上的富人。在全国造成了一个由自耕农组成的社会。这个政府所要做的，就是用一套落后的行政组织与手段向若干自耕农征税。帝国政府对技术管理与精确数字不感兴趣，也无力实践。因此，大明帝国以朱子理学的道德理念作为立国基础，以道德理念取代技术操作。文官无需精通管理与会计，他需要做的是用道德修养提高自己，再用道德来处理政治与经济事务。
黄仁宇认为：“明代的覆亡，乃是财政破产……明代的文官组织，也达到无法管理的程度。”对于明代灭亡后清朝的情况，他认为：“只是它的本质不能够和明朝有重要的差别。它的文官集团仍是以四书五经为精神团结的依归，社会组织仍是以尊卑男女长幼为纲领，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的联系，也全靠科举制度维系。”（黄仁宇：《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载《放宽历史的视界》，第151页）
深入到这一步，我们可以发现，黄仁宇不仅要探讨明帝国灭亡的深层原因，他更深远的探讨是中国这一套传统道德资源与科层组织的问题出在哪里？他的结论是，《四书》的精神是与近现代社会管理与理念相矛盾的。《万历十五年》不过是他选取的一件病理切片，他要做的工作，是分析整个的病症。而阻碍中国向近现代社会组织型态迈进的，在他看来——正是传统的儒学伦理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管理模式。而不能发生社会转型的后果，则是导致日后国共内战和中国需要大规模改造的根源。
黄仁宇的问题意识和结论追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儒教与道教》中提出的观点：“在中国，由于缺乏一种形式上受到保护的法律与一种理性的管理和司法，加之存在着俸禄体系和根植于中国人的‘伦理’（Ethos）里、而为官僚阶层与候补官员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所以不可能产生西方所特有的理性的企业资本主义（Betriebskapitalismus）。”（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在这一深厚传统与文化－制度架构之下，明清帝国的官僚运作方式没有本质差异——虽然清代君主专制主义的程度要比明代发达，并且没有明代那样强大的文官集团与传统。
在明代，海瑞用道德立场判决各种法律案件的技术问题，在清代鸦片战争时期，文官们则习惯于让“奸臣们”承担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将技术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22、203～205页）。也就是说，“帝国的残阳”本身就富于一种宿命论式的象征性，不仅仅是大明帝国的落日。
在这种历史的、制度的强大规定之下，个人的努力往往显得徒劳而悲壮。
在《万历十五年》中，上至皇帝与制度的搏斗，下至首辅张居正的改革，申时行的调和，再到海瑞的“正直”，戚继光的努力，李贽的反思——总之，这一切精英个体的努力，都不能改变明帝国僵化低效体制已无力支撑帝国大厦的这一事实。这一切，都充分表现在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一节文字中。
书中还有一节，描写万历皇帝的陵墓。黄仁宇通过对腐烂、潮湿、阴暗、发霉的皇帝墓葬和骸骨进行描述，勾勒出那种压抑、沉闷而挥之不去的整体氛围。他写道：“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他朱翊钧生前有九五之尊，死后被称为神宗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是命运的残酷。”（《万历十五年》，第129页）
四
这种亲身经历的历史的苦难与反思的经验，是黄仁宇写成《万历十五年》的根本动力。要追问近现代中国那些残酷与痛苦的根源，那些促使作者父亲、亲人、朋友卷入一场又一场革命与战争，却又无力改变这一切的，又见证了许多故人为此牺牲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对黄仁宇来说，历史——或者说“大历史”，本身就带有“宿命”规定的强烈色彩。一件历史事实的背后，是一长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承接。
黄仁宇认为：“我大可以说，现代中国的所有痛苦完全起源于明代开国之初，因为当时将退缩的精神加以制度化。”（黄仁宇：《黄河青山》，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74页）在这里，线条可能会清晰起来：正是大明帝国初建时造就的那一套农村组织与落后的管理模式，缺乏专门技术化的文官集团，强大的运作惯性和通过道德代替财政管理，这一切促使了明、清帝国的内向保守和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只能依靠散漫的村庄、低效的文官、道德或个人魅力来勉强支持。这正是中国需要大规模改造和社会剧烈变革才能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讲，《万历十五年》不仅仅通过万历皇帝的悲剧或宿命意味投射了黄仁宇个人的悲哀与无奈，也是整个明代以来中国历史必然经历痛苦的那个巨大命定的展示：个体的努力与挣扎在这里往往徒劳而悲壮。
“对我来说，命运预定说很有用，可以在中国当代环境之下维持历史主义。”（同上，第210页）帝国残阳，不仅是大明帝国落日前的刺眼斜照，也是中国近现代悲壮历史的一抹鲜红。黄仁宇那些为建设新国家而牺牲的国共双方的故友，命运都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等没有本质不同。在他看来，历史有着自身演进的内在逻辑。因为：“我逐渐明白，中国内战就像17世纪的英国内战和19世纪的美国内战一样，在第一声枪响出现前，命运就早已决定了。”（同上，第194页）
《万历十五年》正是这位“现代史迁”用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立言结果。《万历十五年》背后的图景，还是那片挥之不去的悲壮残阳。
本文选自《社会学家茶座》第4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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