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不计后果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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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计后果的心灵

© 景凯旋／文

　　《中午的黑暗》是一部政治小说，也是这位英籍匈牙利裔作家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在兰登书屋“现代文库”评选的“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排名中，《中午的黑暗》名列第八。1938年，库斯勒曾以德国共产党员的身份，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后便与之决裂。这部小说便是他此次经历的思考结果。小说出版于1941年，原稿是德文，由库斯勒的女伴哈代将其译成英文。作为一部反极权主义的小说，有人甚至认为它比奥威尔的《1984》还要重要，而奥威尔本人对此书的评价则是“其最具价值之处，很可能在于它是一份莫斯科‘招供’的解释，由一个从内部了解极权主义手段的人所写。”此书一经出版，便遭到苏联和西方左派一致抨击。战后，法国左翼党派曾将此书全部买下，予以焚毁。这一事件引起许多法国人警觉，促成了战后全民公决产生第四共和国宪法，这部宪法的主要内容就是限制总统的权力。
　　奥威尔从来没有去过苏联，库斯勒则不但赶上了莫斯科审判的末尾，看到那些被捕者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而且还听到布尔什维克领袖当年得到德皇资助回国革命，以及斯大林篡改领袖遗嘱的传闻。在小说的扉页上，阿瑟·库斯勒写道：“本书中的人物都是虚构的。但是决定他们行动的历史环境则是真实的。尼萨·鲁巴肖夫这个人的一生是所谓莫斯科审判的许多受害者的一生的综合。作者认识其中好几个人。本书谨献给他们作为纪念。”据说书中主人公鲁巴肖夫的原型就是布哈林，他在审判中发言时，否认了关于他和其他被告受过酷刑的说法，并指责这些流言是西方的反动宣传。许多西方左翼人士也相信审判是公正的，被告没有受到任何强迫。小说试图回答当时许多西方人大惑不解的疑问，即在莫斯科审判中，那些老布尔什维克怎么会如此卑微地公开承认莫须有的罪名？苏联政府是否掌握了什么秘密的审讯手段？
　　对西方人来说，这些布尔什维克在历史上很难找到先例，他们的确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面对敌人，他们往往是坚贞不屈的战士，但面对组织，他们却不敢充当英雄。作者通过鲁巴肖夫这个人物，第一次揭示了他们是怎么思考和行动的。像所有监狱小说一样，库斯勒描述了日常的狱中生活：往事回忆，夜间审讯，白昼放风，囚犯敲击墙壁来传递信息，最后的处决等等。作者在西班牙内战中曾被捕入狱，这些细节描写应当与此经验有关。但小说并没有详细描写人物关系和性格，也没有多少复杂的情节，它的重点在推理。这些建立起新世界的革命者不是一群狂热的宗教信徒，他们的目标和自我牺牲绝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理性的，有着自身的逻辑。主人公鲁巴肖夫是一位前党内高级领导人，长期在国外从事地下工作，由于对“第一号”党内斗争的政策产生怀疑，结果被捕入狱。全书情节围绕审讯员如何说服他真诚承认自已的罪行展开，三次审讯穿插着大量对话和心理描写，或者说是一种基于历史逻辑的推理。
　　起初，鲁巴肖夫不承认自己有罪，而认为是组织出了问题。他反思革命的初衷是“梦想掌握权力，目的是废弃权力。梦想统治人民，目的是让他们戒掉被统治的习惯”，如今革命者的梦想正在实现，但权力却变成了他们唯一的目的，不再代表人民的利益。“我们的原则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的结果却错了，这是一个有病的世纪。我们以显微镜的精确诊断了疾病和起因，但是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应用手术刀，总是有个新伤口出现。我们的意志坚定纯真。我们应该得到人民的爱戴，但是他们却憎恨我们。我们为什么这么令人生厌？我们为你们带来了真理，但是在我们口中，它听起来是个谎言。我们为你们带来了自由，但是在我们手中，它看起来像条鞭子。”
　　作为一个老革命者，鲁巴肖夫知道这场革命是有充分的历史根据的，并且知道它无法用最后结果来证明，必须求助于信仰和逻辑。革命的航船把所有压舱物都抛掉了，“只有一只锚维系着我们：对自已的信仰”。可是，当他不再相信组织绝对正确时，思想上产生了动摇。如果说，组织代表了历史意志，那历史本身可能就是有缺陷的。这里，鲁巴肖夫的个人良心与历史目标产生了冲突，这使他感到苦恼。对此审讯员向他指出，他这种离经叛道的想法是错误的，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组织遵循的是历史目的，不是道德。用鞭子抽打人，是为了让人民知道不要再受鞭打。怜悯、同情和良心都对解放人民的事业无益。历史是不讲什么道德的，道德上的宽容只会使更多的人受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是个罪犯，不是因为他杀人不合逻辑，而是因为他是为了个人利益。如果他为了集体利益而杀人，那他就是正确的，就会得到历史的赦免。
　　事实上，鲁巴肖夫并不怀疑革命对敌人的残忍，他怀疑的是革命对自己人的残忍。因此他心里清楚，自己是同意审讯员的观点的。在他看来，“我们是以普遍真理的名义实行新马基雅维利主义——那就是我们的伟大之处”。他的组织第一次发现了历史的规律，而历史规律与人道主义是不相容的。二十世纪的革命伦理已经取代十九世纪自由主义的费厄泼赖伦理，那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管这目的是历史规定的还是领袖规定的。只要他承认为了革命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那么审讯员就是正确的。就像他曾经为了这个目的枪杀了许多敌人，将那些产生动摇或持有异议的同志处死，甚至明知自己的情人兼秘书无罪，他仍然为了保全自己而牺牲了她，因为按照革命伦理，他的存在对革命更有价值，而这也是审讯员说服他的决定性论据。
　　他们之间的对话其实是同一个人的内心对话，使鲁巴肖夫最后屈服的是他的自我逻辑。毫无疑问，他是个有思想和尊严的革命者，能经受住任何敌人的严刑拷打，但他却不能否定自己一生所从事的事业。事实上，他本人和审讯员都不相信他的罪名是真的，但为了组织利益，他必须招供认罪，甚至不能“默默地去死”。托洛茨基曾说过：“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在这个逻辑面前，是没有任何个人尊严的，鲁巴肖夫必须承认，他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客观上对革命是有害的，他与组织的命运早已联系在一起，向自己良心的任何妥协都是背叛，都是出于无谓的虚荣，“由于我们所承认的唯一道德标准是社会效益标准，为了留在党内公开否认自己的信念显然比堂吉诃德式继续进行一场没有希望的斗争更加光荣。个人自尊问题，……个人的疲倦；厌恶和羞耻感——这一切都是要彻底连根带枝拔掉的……”因此，当审讯员指出，他的行为违背了组织路线，在逻辑上、客观上将导致内战，只有承认罪行才会帮助党，并说：“鲁巴肖夫同志，我希望你明白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他突然感动万分，同意公开承认参与谋杀领袖的阴谋。
　　小说的主题是关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听惯了这样的历史唯物论说辞：人类正在奔向一个伟大的历史目的，那将是一个完全美好的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应当为了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为了后代人而牺牲当代人。但就像鲁巴肖夫最后时刻的疑问：“四十年来他们用威胁和允诺，用幻想的恐怖和幻想的酬报把人民赶进沙漠，但是许诺的乐土在哪里？”也许有人会说，这一人类实验的时间还比较短暂，必须用更长的时间来证明，但问题仍然在于，通往历史目的的道路到底在哪里？如果这条道路是南辕北辙呢？作者在最后一章引用拉萨尔的话：“没有道路就别给我们指出目标。因为世界上的目的和手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动了这个也就改了那个，每条不同的道路都使你看到其他的目的。”手段错了，所以目的就错了，这是作者得出的结论。
　　鲁巴肖夫终于低头认罪，但他还是找不到自己为何而死的答案，他认为这也许是体制的一个错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原则，既牺牲了别人，也使自己成为牺牲。“我们抛弃了一切传统，我们唯一的指导原则是结果原则。我们的航行没有伦理压舱物。也许邪恶的核心就在那里。也许人类不宜没有压舱物就航行。也许理性本身是有缺陷的指南针，把你引向一个迂回曲折的航道，以致最后目标也消失在浓雾中了。”这个压舱物就是人道主义伦理。鲁巴肖夫最后时刻模糊地希望，未来新的精神会教导大家，只有手段的纯洁才能证明目的的正当。
　　作者意识到这场革命抛弃了一切传统，从而造成了灾难，但他似乎仍然坚持有一个历史目的，革命本身并没有错，但它必须是人道主义的，否则就会走向错误的方向。这也许正是书名的含义所在：中午的黑暗。事实上，从传统的观念看，历史从来就没有什么目的，在历史进化的观念出现以前，人类社会一直都是靠自发秩序演进的。每一个个体都会有自己的人生目的，这构成了自在社会的丰富多样，形成了幸福、仁慈、责任、力量、智慧、宽容、博学等客观价值，而假如有人宣称全体人类只能有一个共同目的，那无论这个目的是多么高尚，它都一定会是强制性的，都会导致自在社会的价值颠覆和实现手段的专制。
　　毫无疑问，这部书充满了敏锐的历史洞察和批判。作者之所以能看清体制的黑暗，主要还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都保持了自我意识。这个自我使他将革命看作是一场个人自由的事业，而不是一场权力斗争。正是由于此，他将这场革命描写成一个与初衷相悖的悲剧，它散发出人类幸福的炫目光亮，迅即却陷入巨大的黑暗。也正是由于此，作者始终相信这场革命的正当性，悲剧的发生只是因为一味追求结果原则。但结果尽管错了，动机却是对的。动机问题正是审讯中最后讨论的问题，鲁巴肖夫虽然承认有罪，但仍然坚持他的动机是纯洁的，这使他的结局值得同情。无论在奥威尔还是在库斯勒身上，我们都能感觉到一丝托洛茨基的味道。他们反对的不是革命的心志伦理，而是斯大林的实用主义伦理。因此，这场革命向人们表明的就不仅是一个新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问题，一个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动机与结果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在鲁巴肖夫的献身与库斯勒的自我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关联：拒绝一个自在的世界。
　　在很大程度上，十八世纪兴起的浪漫主义思潮重新塑造了人性意识，自我成为人类的中心观念，心灵则是其中的主宰。这个描述来自以赛亚·伯林的著作，他对思想暴政与政治暴政的关系洞悉入微。按照伯林的看法，自从浪漫主义思潮兴起之后，价值就不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的，新的主观价值观崇尚自我、天才、意志自由、斗争、反叛、内心的纯洁和受难，而“如果我们自己就是价值的创造者，那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内在状态——动机，而不是结果”。浪漫主义思潮颠覆了旧世界观的三个基本前提。首先，人类没有任何确定的本质，因为他创造自己；其次，既然价值是创造出来的，就无法加以描述，因为它们不是事实。最后，世上没有和谐统一的价值，公正会妨碍仁慈，平等会制约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崇敬的是一个人的真诚献身精神，而不是他的目标正确与否。结果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动机。高尚的事物是，为了动机或信念可以牺牲一切。“真正有意义的是人们献身于他们信仰的价值观。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是悲剧中的英雄；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是庸俗之辈。”
　　库斯勒本人正是伯林所说的那种浪漫主义知识分子。他1905年出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十四岁时移居奥地利，此后就读于维也纳大学，但最后却放弃了毕业考试，加入到前往巴勒斯坦的移民队伍中，在一个农业共同体生活。不久他又离开中东，成为一家德国报纸的记者和编辑。如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欧洲的混乱局势，库斯勒认为有序演进已不现实，开始相信只有剧变才能促进社会进步，因此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37年他奔赴西班牙采访，遭到佛朗哥军队逮捕，被判死刑，最终幸免于难。这一尖端体验被他写进《与死亡对话》一书。1938年库斯勒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后便改变了思想。二战爆发后，库斯勒一度被法国政府关进拘留营，逃出后设法前往英国，先是因非法入境被投入监狱，出狱后参加英国军队，后来又加入对德宣传工作。战后，他仍然一直都在漂泊，居无定所，不断地四处演讲和写作。他后来成为英国皇家学会成员，并由于对欧洲文化的杰出贡献而获得索恩奖。
　　他的一生经历丰富多彩，与他来往的都是世界名人。他很早就认识布莱希特，战争爆发时吞下过本雅明给的毒药，却没有死成。流亡途中，他与托马斯·曼共进过午餐，后来又成为奥威尔的同事和朋友。战后在巴黎，他与萨特、加缪和波伏娃等人都有交往，这是一个左翼文人圈子，整天坐在咖啡馆里争论不休。由于萨特和波伏娃的亲苏态度，他们之间还发生过龃龉。他对第二个妻子马迈内当着他面跟加缪调情熟视无睹，自己更是放浪形骸，跟上百个女人有过关系。在匈牙利事件中，他不顾朋友劝阻，深夜用砖头去砸匈牙利驻英使馆的窗户。他一生结过三次婚，吸过迷幻剂，研究过毒品和自杀，多年来一直为在英国为废除绞刑而呼吁，并最终获得上议院的批准。他的一个情人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但他却从不与这个女儿联系。他最后因不堪帕金森病的折磨而自杀，实践了他支持安乐死的主张。同时自杀的还有他的第三个妻子。虽然人们无法确定她是否受了他的诱迫，但他去世后，却有女人指控他对自己实行过性暴力。他具有那个时代的文学知识分子的全部特征，始终以一个反叛的时代英雄形象呈现于世人面前。在世俗眼中，他无疑是一个缺乏节制和责任的人。对此他毫不在乎，他想要向世人展示的正是这个。
　　借用库斯勒一部随笔集的名字，他是一个“沉迷于无限的酒徒”，一个典型的浪漫型作家，一个受心灵驱使崇尚冒险和反叛的文人。这样一个服从内心激情的人，不会将事物的结果看得很重要，他在乎的是人的内在动机，为了实现自我可以无视一切。在这点上，库斯勒与萨特、波伏娃除了政治观点有分歧外，是完全相同的。宁可激情而死，也绝不平庸而活。甚至库斯勒对极权的仇恨，也投合了他外表的浪漫不羁和内心的暴虐。浪漫主义思潮的价值观本质上是批判性的，不是建设性的。这使得库斯勒的小说有着深刻的洞察，同时又使他的批判具有某种欠缺，正如他的创造天分令人佩服，而他的品行却会让世人感到不安。他对鲁巴肖夫的同情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同情来自他对悲剧的理解。尽管他不再相信这场革命的目的，但却欣赏革命者最初的动机和激情。因此他把鲁巴肖夫描写成一个悲剧英雄，在孤独中面对公众的冷漠和嘲笑，思考着不可避免的受难的意义。在小说的结尾，作者对鲁巴肖夫临终前的描写就像是古希腊悲剧的收场：“一阵波浪来把他慢慢托起。这是永恒的一耸，它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又继续安详地向前逝去。”面对个人与历史不可调和的冲突，鲁巴肖夫也像古希腊的悲剧主人公一样，近乎宿命地接受了悲剧的命运。
　　但鲁巴肖夫的悲剧命运却不能使我们产生情感的净化，正如那些在各种政治清洗中惨遭迫害的革命者，他们的遭遇在我们心中引起的往往不是同情，而是漠然。这是因为，希腊悲剧的主人公屈从的是更高的伦理，而使鲁巴肖夫和那些革命者屈从的却是更低的伦理。作者或许都没有意识到，小说最深刻的地方在于，那些革命领导者往往辩不过一个普通的审讯员。小说中两个审讯员的理论水平远不及鲁巴肖夫，他也从心里瞧不起他们。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越是没有理论修养的审讯员就越是有说服力。第一个审讯员懂得一套历史理论，认为对付像他这样有信仰的知识分子，必须用他自己的逻辑来说服他，让他心悦诚服地认罪，但最终这位审讯员却因为工作无力，表现出过多的温情而被处决。第二个审讯员则要简单得多，他只有“一本正经的粗暴”，相信人的神经系统抵抗力是有限的，任何讲道理都是在浪费时间，应当从肉体和道德上击溃对方。他不但用连续审讯的方式来折磨鲁巴肖夫的意志，还指责他一贯说谎，为了保全自己而诬陷他的情人。这是摧毁鲁巴肖夫的最后一击，表明他在道德上也是破产的。最后，当同事祝贺审讯员成功说服鲁巴肖夫认罪后，他只是淡然地说：“这完全是体质冋题。”
　　最终的胜利是属于审讯员的，因为他们的言行更符合动机与结果的一贯性。与那些被审讯的老革命者相比，他们更懂得这场革命的真正含义，那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崇高的目标，这只是一场新的权力角逐和权力分配而已。在这种语境下，任何高尚的动机遇到他们的任务动机，都会一触即溃。他们的力量在于，他们不需要有高深的革命理论，甚至不需要懂得任何逻辑，这种理论展示的最终结果都是现代人的心灵创造出来的，他们只需懂得这一理论的核心结论：暴虐的必要性。这是最简单的头脑也会理解的。
　　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在考察观念史时，不能忽略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在揭露政治暴政方面，《中午的黑暗》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作者仍未能说明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如此喜欢革命，这是因为库斯勒同样也有一颗不计后果的心灵。启发了这场革命的知识分子，其思想动机植根于浪漫主义思潮，要创造一种新的价值并为之牺牲，厌恶平庸而崇拜斗争。当他们把这种心灵运用于政治生活中，必然会表现出韦伯所说的只有心志伦理，而没有责任伦理。不幸的是，在真实世界里，这种心志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这场革命的领导者们也持有同样的伦理，用动机的道德观取代了结果的道德观。虽然他们也宣称革命有一个终极结果，可实际上却从未想过这个结果。多年前，报纸上曾登过一则新闻：斯大林分子卡冈洛维奇在1957年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后，成为一个领取退休金的老人。有一次，一位西方记者看见他在红场上孤独地散步，便想向他提一些问题，这位从前的苏共领导人高傲地回答，西方人别指望从他那里得到有用的东西，记者在结束报道时，写下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转过身，向历史给他指示的方向走去。”
　　这个轶事或许可以补充《中午的黑暗》的主题，它告诉我们，如果责任伦理不能回到政治生活的中心地位，那么再正当的历史运动都将永远没有中午，只有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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