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证如山：明末耶稣会士剽窃中医，伪造译著，虚构出西洋医学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在中国“翻译”了大批的“西学”著作，其中《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被称为西洋解剖学“西学东渐”的代表作。
其实，只要我们静下心来，认真浏览这些“译作”就能发现，其核心内容基本是剽窃中国著作，经过改头换面后行诸于世的；而且，它们真正的作者即文抄公，全是中国人，如《几何原本》的作者就是基督徒徐光启；《同文算指》的作者就是基督徒李之藻。有关具体情况，我们以后慢慢说。
今天，我们专门谈《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这两部书。这两部书似乎是迫不得已才编造出来的。毕拱辰在“泰西人身说概序”中透露出了缘由。他说，甲戌岁（1634年），他对汤若望说，你们翻译的著作说尽了天地之事，唯独没有涉及到医学。汤若望就拿出西洋《人身图》和邓玉函在李之藻家中翻译的《人身说》（即《人身图说》）给他看。
《泰西人身说概》是“耶稣会士邓玉函译述，东莱后学毕拱辰润定”， 《人身图说》则是“远西耶稣会士罗雅谷，同会龙华民、邓玉函译述”，两部书都与邓玉函有关，而邓玉函于1621年抵达澳门，随后在嘉定学习汉语，又在杭州传教，1630年就去世了。《人身图说》的主撰者罗雅谷于1622年才抵达澳门。假设邓玉函专心学习汉语时间为2年左右，那么，这两部书完成的时间应该在1623至1630年之间。
总之，《泰西人身说概》和《人身图说》出现较晚，是耶稣会士们在“翻译”了大批的“西学”著作之后，才冒出来的。尽管毕拱辰言之凿凿，但是假的终归是假的。
一、中国古代的“解剖学”
中国古代有“解剖学”吗？这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不知怎么竟然成为了一个问题。
我们翻开字典的检字表，稍微琢磨一下这一个个以骨、月为偏旁部首的汉字，还会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解剖学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如果没有解剖学和相关实践，这些个汉字从何而来？
《说文解字》
《黄帝内经·素问篇·六节藏象论》：
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肺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其充在骨……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也；其华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气……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其华在唇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黄，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
如果没有强大的解剖理论和实践为基础，中医关于五脏六腑的各自功能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又是从何而来？
事实上，在《黄帝内经》中便体现出了强大的解剖学基础。如《黄帝内经·灵枢篇·肠胃》所描述的消化道的各器官及其数据，与当今解剖学的几乎毫无二致：
谷所从出入浅深远近长短之度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重十两，广一寸半，至胃长一尺六寸，胃纡曲屈，伸之，长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径五寸，大容三斗五升。．小肠后附脊，左环回周迭积，其注于回肠者，外附于脐上。回运环十六曲，大二寸半，径八分分之少半，长三丈二尺。回肠当脐，左环回周叶积而下，回运环反十六曲，大四寸，径一寸寸之少半，长二丈一尺。广肠傅脊，以受回肠，左环叶脊，上下辟，大八寸，径二寸寸之大半，长二尺八寸。肠胃所入至所出，长六丈四寸四分，回曲环反，三十二曲也。
毕拱辰在《泰西人身说概》序言中，老实承认他们阅读过的中国专门的解剖学著作，而且说：
按新莽时，捕得王孙庆，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治。又宋庆历间，待制杜杞执湖南贼欧希范与囚领数十人，尽磔于市，皆剖腹刳其肾肠，使医与画人一一探索，绘以为图。[1]
公元初的王莽时和宋朝庆历年间（1041-1048），官方专门安排医生在处决死囚后立即进行解剖并绘以为图。
自古以来，中医学从来就不缺少解剖图。宋朝杨介著于政和二年（1112）的《存真环中图》便是解剖学专著，他说：
世传五脏图有道家烟萝子，专为神运朝真之说，大概存焉。宜贼欧希范被刑时，州吏吴简令画工就图之，以谓详得其状；或以书考之则未完。崇宁中，泗刑贼于市，邓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视，决膜摘膏，曲折图之，尽得纤细。介取之校之……
杨介在撰写《存真环中图》时，远有广为传世的烟萝子五脏图，近有几十年前的欧希范五脏图。杨介认为这些都不完善，前者只得“大概”，后者“以书考之则未完”。这就是他创作该书的动力。杨介在获得了崇宁年间（1102-1106）解剖死刑犯尸体的第一手资料后，完成了这部书。
宋贾伟节“存真环中两图序”：
都梁山杨君吉老以所见五脏之真绘而图，取烟萝子所画条悉而厘正之。
杨介基于宋朝两次解剖实践，厘正了以前的解剖图书中的错误。
学术就是这样进步的。
《存真环中图》中的部分解剖图
中国古代，解剖学早已不再局限于看病，并诞生了法医学。早在千年前，中国的司法领域就有了专职的法医。宋朝法医宋慈（1186—1249）所著《洗冤集录》便是系统的法医学著作。宋慈在序言中说：
遂博采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稡之，厘而正之，增以己见，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刊于湖南宪治，示我同寅，使得参验互考。
宋慈说，当时流传着许多法医学著作。宋慈基于前人的智慧，加上自己的见解，创作了这部著作。
二、明朝时，欧洲没有医学
明朝时，欧洲根本就没有医学，也不可能诞生像样的医学。
众所周知，当时的欧洲，城乡臭气熏天，死尸满地乱扔；王公贵族们终身不洗澡不洗脸不洗手，随地大小便。关于这方面，不再赘言。
按照现行西方史，意大利、法国是当时欧洲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如此记录当时法国的医学：
是国（拂郎察，即法国）之王，天主特赐宠异。自古迄今之主，皆赐一神，能以手抚人疬疮，应手而愈，至今其王每岁一日疗人。[2]
法国人靠国王手摸治病，但是，国王每年只坐诊一天。
意大利的医学是这样的：
……又有沸泉，有温泉，沸泉……温泉，女子或浴或饮，不生育者，育；能育者，多乳……又有地出火，四周皆小山，山洞甚多，入内皆可疗病，又各主一疾，如欲得汗者，入某洞则汗至；欲除湿者，入某洞则湿去。因有百洞，遂名曰一百所。[3]
意大利人靠钻进不同的山洞治疗不同的疾病，靠喝温泉水治疗不孕不育。
意大利、法国尚且如此不堪，欧洲如何能存在医学！这样的环境下，又如何能够诞生医学！
自唐朝以来，中国从朝廷到每个州郡，都设立了医学院。有趣的是，靠国王手摸治病的西洋，竟然和中国一样，也建立起了医学院：
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优者进于大学，乃分为四科，而听人自择，一曰医科，主疗病疾……其试，一日止一二人，一人遍应诸师之问，如是取中便许任事。[4]
欧洲的医学院的教师是谁？医学知识来自何方？
中国的州县还广设免费为百姓诊断病情医院和贫民救治机构，欧洲也不甘落后：
又有病院，大城多至数十所……凡贵人，若羁旅，若使客，偶患疾病则入此院。院倍美于常屋，所需药物，悉有主者掌之，预备名医，日与病者诊视。复有衣衾帷幔之属，调护看守之人。病愈而去，贫者量给资斧。此乃国王大家所立，或城中人并力而成。[5]
当时的欧洲，播下一斤种子收获不过三五斤，全社会连吃饭都成问题。无论是国王的经济能力，还是当时欧洲的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
三、照抄中国医书的“西方解剖学”
靠国王手摸治病的邓玉函等人，硬是给中国传来了欧洲的“解剖学”。
只要我们稍加留心，你就能发现，他们“翻译”出来的欧洲解剖学著作，是地地道道抄袭中国著作的产物。
《人身图说》通篇使用中医穴位名称来描述人身各部位，而且进行穴位治疗。例如：
至太阳（穴）又分为二肢……上至凤池（穴）……一下行至舌底及缺盆（穴），一升上于头厚皮及天庭（穴）之缝……并兰台（穴）、廷尉（穴）……西师云：如头疼及太阳（穴）痛，须于印堂（穴）血络即太阳血络开血即愈，屡试有验。[6]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人身图说》把中医的穴位名称几乎用遍了。
西医有穴位之说吗？当然没有。西医会以穴位来进行人体描述吗？当然不会。如果说这“解剖学”著作确实来源于欧洲，那么，在原著中，西医又是用什么样的文字来描述这一个个穴位所在的位置？
尽管《人身图说》是“解剖学”的书，但是，邓玉函等人抄书上瘾，过于勤奋，一再不辞辛苦地抄下了全套的中医治疗方法。例如：
若乳发肿毒，当于其左右旁及下分打火罐以散之。[7]
环跳穴，系骨节凑合之处。受病，宜贴风痛膏，或打火罐，或九龙雷火针。[8]
如果乳房发肿毒，就在乳房的左右旁及下面分别打火罐；环跳穴是骨节凑合之处，如果病了，适合贴风痛膏，或者打火罐，或采用九龙雷火针。
穴位、火罐、膏药、九龙雷火针，中医的十八般武艺尽数上场。只要不是睁眼瞎，都知道这是地道的中国货。
如果穴位问题还可以狡辩的话，那么，这该是铁证如山了。除了抄袭中国著作，不可能有其他解释。
只要我们肯花时间，就能找到许多源头。如《人身图说》：
人之肝或止一，或有二，极多不过三。[9]
显然，这就是抄自宋朝杨介《存真环中图》：
肝则独片者，有二片、三片者。
毕拱辰在《泰西人身说概》序言中说，中国古代解剖死囚尸体，“事与泰西颇类”，欧洲也是这样干的：
闻西土格致名流，值有殊死重囚，多生购之，层剥寸刲……故其著论致为精辟。[10]
总之，中国医学有什么，西洋医学就有什么；中国医学是怎么建设发展的，西洋人也是怎么做的。
邓玉函等人到底找了多少中国医书来寻章摘句，东拼西凑，我们已经无法还原其全部真相。毕拱辰在序中说，本书是邓玉函在李之藻家中“翻译”出来的。以邓玉函的经历，当时，邓玉函至多是刚刚可以使用汉语进行日常交流，不可能拥有翻译医书的水平，更不可能具备阅读中医著作的能力。因此，《人身图说》的真正作者很可能就是李之藻本人。
李之藻是进士出身，明朝省部级的高级官员，无疑，其家藏书丰富。李之藻被耶稣会认定为最虔诚的基督徒，为耶稣会编造了大量图书。由于李之藻并不知道欧洲的真实状况，故而闹出了穴位、火罐、膏药、九龙雷火针的“西医”笑话。
四、胡诌的西洋医学理论
仅仅有解剖学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起一整套医学理论，才能算是有了较成熟的医学。
那么，在耶稣会士笔下，西医的理论是怎样的呢？
阴阳五行是中医的理论基础，耶稣会士不好完全照抄，就编造了一个“阴阳”“四行”学说，但是套路是一致的。
胡诌出来的四元行图
所谓四行，就是假设世界是由火、气、水、土构成的，而人体是一个小宇宙，相应的，人体也是由火、气、水、土所构成，进而产生热、干、冷、湿四情。利玛窦《乾坤体义》：
天下凡有形者，俱从四行成其质，曰火、气、水、土是也，其数不可阙增也。夫行之本情，并为四也，曰热、干、冷、湿是也。四元行，每二元情配合为性而成焉。若冷与热，干与湿，直相背而不可同居，以为二行矣。[11]
这个火、气、水、土的四行学说，显然是抄袭自佛教理论。耶稣会士当然知道这一点，他们也知道中国人知道这一点，但是，利玛窦在《乾坤体义》中说：
释氏，小西域人也。若已闻太西儒所论四行，而欲传之于中国，谓地、水、火、风，乃四大也。[12]
利玛窦竟然反过来指责佛教抄袭了基督教。众所周知，释迦牟尼远远早于耶稣，只有耶稣抄袭释迦牟尼的可能，绝无释迦牟尼抄袭耶稣的可能性。
为了化解这一困境，在《天主实义》中，利玛窦甚至胡乱解释中国历史：
考之中国之史，当时汉明帝尝闻其事，遣使西往求经，使者半途误值身毒之国，取其佛经，流传中国。[13]
利玛窦竟然说，汉明帝因为听说了耶稣在中东传教，才遣使西域取经，但是使者误往印度，取回了抄袭基督教的佛经。
根据抄袭佛教的东西编造了四行理论之后，要想成功建立起医学理论体系，就只能抄袭中医理论了。众所周知，天人合一学说，以人体是一个小宇宙，便是中国所独有的东西。这套理论太复杂，耶稣会士不可能搞得明白，李之藻又出马了。“波尔杜曷后学傅汎际译义，西湖存园寄叟李之藻达辞”的《寰有诠》：
穷理者，比拟而释元行之为四也。一，谓人如一小寰宇，四液在身，如四行在大寰宇然，红液应火，黄液应气，白液应水，黑液应土也。[14]
不仅强调人体是一个小寰宇，而且照搬中医五行学说，以四行对应四液。罗雅谷《哀矜行诠》：
人肉躯函有四情：热、冷、干、湿是也。比四者和，而肉躯始安。[15]
人之一身全赖元气充满，元气分为二：一湿气，一热气。二气均调，乃无疾病。[16]
中医讲五行和肉躯安、元气充盈乃无疾病，罗雅谷也这么说。更加惊人的是利玛窦的一番话，《乾坤体义》：
若四季者，春乃湿暑，则属气焉；秋乃旱寒，则属土焉；夏乃暑旱，则属火焉；冬乃寒湿，则属水焉。其岁二十四节，亦以四季分类……若人内四液者，血属气，黄痰属火，白痰属水，黑痰属土也。……人发病疾，盖四液不调耳已，古医家以四者分课，则先访审所伤者，后以相背药治之也。[17]
利玛窦竟然将治病与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对应起来考虑！西医并不如此，而且欧洲不存在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的气候，因此，欧洲绝不可能诞生这样的理论。
不只是利玛窦这么说，傅汎际《寰有诠》：
四液相调，以成具魂者之异禀，四行亦各配合，以成万有之殊形。一，谓四季分应各行，火应夏，土应秋，气应春，水应冬，入多国古儒分别四行为二，就各所施，一谓之男，一谓之女，其义，似中土所谓阴阳者。[18]
除了四行分别对应春夏秋冬，傅汎际还搬出了“入多国”即埃及，宣称那里也建立有阴阳学说。高一志也说，西方自古就有阴阳学说：
外内虽各有主，而女阴男阳妇必从夫，以为起居之表焉。古博学之士布路大尝曰：“妇虽贵且尊……又譬如日月，月主阴，泽下物，光力悉借诸日，倘掩日，非特失其光，且致诸物乖乱。”[1]
西医中有阴阳学说吗？当然没有。耶稣会士的阴阳学说和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一样，抄自中国文献。
耶稣会士还宣称，欧洲医生根据时节看病下药：
故医家治疗，常考月与列宿会合之次。[19]
只有中医才讲究天人合一，将防病治病与时令紧密联系起来，并且建立起了完善的理论体系，《黄帝内经·素问篇·四气调神大论》：
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耶稣会士抄了一点佛教的东西，再抄袭中医理论，强行东拼西凑起来了一个阴阳四行理论，但是完全不能用来治疗实践。真的用这套来行医，无异于谋杀苍生。
中医五行以木主肝，火主心，土主脾，金主肺，水主肾，相互间还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但是，耶稣会士只是搞了个四行，无法完全照抄，也得硬着头皮抄，傅汎际《寰有诠》：
又日主心，火主胆，木主肝，水主口与舌，土主首。[20]
抄着抄着就忘了，以“木”代替了“气”，抄出了火、木、水、土的“新四行”，而且与中医一样：木主肝。即便如此，心、胆、肝、口与舌、首之外的如脾、肾之类器官，口与舌、首的阴阳又是怎么一回事，傅汎际也顾不得了。傅汎际《寰有诠》又说：
月天之下，四行本所序次，亦各定有尊卑，火贵于气，气贵于水，水贵于土也，即居静天九品之灵，其次第亦然，位弥高者体弥尊……[21]
这里，他似乎又忘记了“木”，回归了“旧四行”。胆（火）贵于气（木，肝），气（木，肝）贵于口与舌（水），口与舌（水）贵于首（土），以此来看，口与舌比脑袋还重要？四者之间的关系，就是谁比谁更牛的关系？凡此种种，只有神仙才能解释清楚。
在耶稣会士笔下的四行，还是这么一个怪物，傅汎际《寰有诠》：
霸辣笃谓火行属四面三角等边形，气行属八面三角等边形，水行属二十面三角等边形，土行属六面四方形也。[22]
傅汎际搬出了霸辣笃，即柏拉图。柏拉图是这样解释四行：火是四面三角等边形，气是八面三角等边形，水是二十面三角等边形，土是六面四方形。
耶稣会士所说的四行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只有天知道。
柏拉图的四行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同样是只有天知道。
这三角形、四边形的阴阳又是怎么回事，依然是只有天知道。
如果谁认真对待，想要把他们的阴阳四行弄明白，十之八九会发疯。
这样的阴阳四行理论，能指导出如何的医学理论和实践？我不知道谁能回答出来。
五、靠切脉诊病的西洋医学
如果不能诊断病情，解剖学学得再好也毫无用处——总不能凡是肝痛肚子疼的患者都拉开肚皮检查一番吧！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进入西医院，找医生看病，医生必然先开出一大堆的单子：验血、验尿、验屎、彩超、核磁共振...... 一系列的检查做完了，医生看完检查报告，做出了结论，然后住院、打针、吃药。
可是，如果当你进入医院的时候，恰好整个城市停电了，西医该如何给你诊断病情？众所周知，人类使用电的历史，才百余年。用较原始的手段验血、验尿、验屎的历史，不过二百年。
二百多年以前，如果一个人肝痛肚子疼，西医是如何诊断病情的呢？
来华耶稣会士的汉文著作告诉我们真相了。“极西高一志撰，虞城杨天精、河东卫斗枢、段衮、韩霖较”的《齐家西学》说：
三家（笔者注，指法律、医学、格物穷理之学）者，乃西学之大端也……其二家谓之修疾治命之学……故吾泰西古俗，医有公学，诸名士释古医之遗经，发明人性之本原，辨外体百肢之殊，内脏诸情之验，及万病之所以然，而因设其所当用之药方，亦大约六年中，师教弟子以切脉及疗治之法，后严考试，而非领考司之命，不得擅行医也。[23]
高一志说，欧洲办了很多的医学院，学制6年，学生需要学习很多的医书，通过考试之后才能从业。在这六年时间里，学生主要学一些什么呢？答案是：切脉及疗治之法。
艾儒略证实了这一点。基督徒李九标主要记录艾儒略言论的《口铎日抄》：
先生（艾儒略）曰：“……何异医者按脉治病，以手印手，冀得其症而疗之。”[24]
原来，在来华耶稣会士笔下，当时欧洲的“西医”，是靠“以手印手”切脉诊断病情的。
西医靠切脉诊病吗？当然不是。君不见，今天有的西医每天都在指责中医切脉诊病不科学！
以耶稣会士的“阴阳四行”学说，及其“日主心，火主胆，木主肝，水主口与舌，土主首”，“血属气，黄痰属火，白痰属水，黑痰属土”之类的胡言乱语，我不知道他们如何诊脉的。
无疑，耶稣会士之“按脉治病”纯属编造。
这足以证明，当时的欧洲，根本就没有医学。
六、道德底线之外的“西学东渐”
至此，也许有人仍存在这样的疑问：如果欧洲完全没有医学，耶稣会士怎么可能会凭空编造出解剖学著作？
这是有道德底线的人才会产生的疑问。
我随手列举几个例子。
蚕桑，是中国特有的东西，至少，西欧是没有的。尽管当时欧洲人正在进口中国丝绸，但是，耶稣会士竟然写出了教中国人如何种桑、养蚕的文字，如《齐家西学》：
西俗，多于池外道旁，树桑供蚕，益倍于诸树之利。夏月，桑子既熟，取种播之……[25]
养蚕为女红之首业，亦略陈之。蚕种怀于春孟，生于春仲……[26]
服不服？不服的话，我再举例。
欧洲人种植过黍、粟、稻之类吗？至少，西欧人不仅没种过，而且没吃过。但是，耶稣会士竟然写出了教中国人如何种黍、如何种粟、如何种水稻的文字，如《齐家西学》：
黍有长茎、短茎二类，短者良，种时在春末夏初，厥地喜易，喜肥，喜频灌……粟性热于黍……稷于百谷中最粗……豆有多种，大率喜善地。地欲三翻：孟冬、孟春、季春……稻各地可种，地硗则加壅溉，冬前后翻治既平，依形画区，内外立垄，开渠备溉……[27]
诸如此类的文字太多太长，我就不罗列了。
这些，是不是抄袭剽窃中国著作？不用怀疑了吧！
耶稣会士撰写的种桑、养蚕、种黍、种粟、种水稻的文字，与他们的“解剖学”著作一样，是揭示“西学东渐”本质的最典型的代表。
七、结论
直到明朝末年，欧洲尚处于“手摸治病”阶段，根本没有医学，既无医学理论，也无诊断方法，更不存在医生。
来华耶稣会士“翻译”的“泰西医书”，实际上通过有组织地抄袭中医著作，东拼西凑编造出来的；具体的执行者是皈依耶稣会的李之藻等人。
注释：
[1]《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9-20页。
[2]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82页。
[3]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86、87页。
[4]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69页。
[5]艾儒略《职方外纪》，中华书局，2000年4月，第71页。
[6]《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78页。
[7]《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77页。
[8]《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31页。
[9]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90页。
[10]《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9页。
[11]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述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526页。
[12]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述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528页。
[13]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述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96页。
[14]《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62页。
[15]《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③）》，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39页。
[16]《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③）》，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6页。
[17]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述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528页。
[18]《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62页。
[19]《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08页。
[20]《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08页。
[21]《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61页。
[22]《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⑤）》，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71页。
[23]《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52页。
[24]《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③）》，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21页。
[25]《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97页。
[26]《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504页。
[27]《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一辑②）》，凤凰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94-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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