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早开拓西域的中国人
在中国古代上，凡是甘肃以西的地方，包括由此出发所及的西南、正西、西北的广袤的区域，统称为西域。
有史以来，无数中国内地的炎黄子孙，络绎不绝地来到西域，就此扎下根来，在这里建立政权、生息繁衍。因此，关于西域，基于几十上百峰骆驼、百把商人、以贸易为主题的“丝绸之路”之类的“研究”，纯属鸡毛蒜皮、一叶障目的话题。
如前所述，在古代，因为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上，还是科技、文化、军事上，均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中国周边的任何一个组织，如果在本地打了败仗，只要往西逃，便可以轻松地找到生存空间，毫不费力地占据大片土地，称孤道寡。最晚在秦汉时期，这便是普遍现象。
例如，世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匈奴。司马迁、班固都说：匈奴人是夏朝王室的后人。他们的话当然是可信的，因为司马迁和班固都亲眼见过匈奴人，司马迁还曾与匈奴王子金日磾同朝为官。汉朝时，匈奴的残部从蒙古高原出发，一路向西，直到横扫欧洲大陆。西方专家说，匈奴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地域广大的王国。历史上，在广袤的西域，匈奴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将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由于这是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恕不赘言。这里，谈一点其他的事情。
一、大夏
读过中学的人都知道张骞出使西域一事。
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地是大月氏国。史载明确：大月氏人是羌人的一支，为炎黄族人。
希腊伪史中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正是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地----大月氏国的地盘；大月氏占领前，这里叫做大夏。
事实上，大夏是比大月氏更早来到这里的中国人。
历史上，大夏与月氏长期为邻，一直生活在中国的西北地区。《逸周书·王会解》附《伊尹朝献·商书》，商朝立国之初，根据商汤的旨意，伊尹对四方来朝的贡品提出要求：
“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
这就是说，早在公元前16世纪的商朝初期，大夏、月氏、匈奴便同时存在于中国的北部地区，并且纳入了商朝的朝贡国范围。 距今，已经三千六七百年了。
到了西周立国之初，大夏的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据《逸周书·王会解》，西周建立后，位于周王朝西部地区前来朝贡的国家有：
“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兹白牛。犬戎文马，文马赤鬣缟身，目若黄金，名古黄之乘。”
在周王室的文献中，大夏与月氏（禺氏）、犬戎并列，被周王朝列为西部属国。我们知道，月氏（禺氏）、犬戎一直是位于西北地区的群体。
在春秋时期，大夏的活动，也出现在《管子》之中。《管子·封禅书》：
“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
《史记·封禅书》也记录了这一点：
“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
二者所述是同一件事。管子时期，齐桓公曾经率兵西进，征讨大夏，越过沙漠地区，并取得胜利。齐桓公将这次胜利，列为他具备封禅泰山的重大业绩之一，也说明这是一次劳苦功高的战争。
在《山海经·海内东经》，中，大夏被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地理位置：
“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
由此可知，此时的大夏，位于当今中亚地区，大致在葱岭西部。
到了汉朝初期，大夏的地理位置又发生了变化。《史记》：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
在汉朝文景时期，大夏迁到了当今阿富汗北部地区，即后来的大月氏所在地。
不难看出，大夏进入中国史籍，从商朝初年到汉武帝时期，长达1500年时间。
稍加整理便知，早在三四千年前，大夏就生息繁衍在中国的西北地区，且长期与月氏、匈奴等为邻，一直同为商、周朝廷的附属国。
在中原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春秋时期，大夏曾经较为强盛，一度在西北草原称霸，骚扰中原。后来，大夏被齐桓公击败，不得不西逃，进入中亚地区。后来因为某种压力，翻越葱岭定居于今阿富汗北部地区。其迁徙路线，与后来的大月氏基本一样。
大夏、月氏相互之间十分熟悉，所以，大月氏没有费什么气力，便顺利实现了对大夏的统治，并融为一体。
汉武帝以来，中国有无数使臣抵达这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与张骞同朝为臣，《汉书》 的作者班固的亲兄弟班超驻守西域一辈子，正是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这许多文字记载。
大夏、月氏之间的相通之处，实在太多。《史记》：
“大夏……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
《汉书·西域传》：
“大宛国，……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
大宛的风土人情与大月氏、安息相同。
我们谈到过，安息也是大月氏的一支创建的国家。《汉书·西域传》：
“大月氏国，……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钱货，与安息同。”
“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
由此可知，大夏的民俗，与大月氏一样；大夏的语言，与大月氏相通。这就证明了先秦文献关于大夏、大月氏的关系是可靠的。
这正是汉武帝不断遣使西域的主要原因之一。《史记·张骞传》：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俗，……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
张骞告诉汉武帝，包括大夏在内的西域大国，它们的文化与中国相近相通。这大大地激发起了汉武帝不断探索西域，“威德加于四海”的热情。
我们知道，夏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朝代。在商、周朝廷的文献中，称一个群体为“大夏”——不仅是“夏”，而且是“大夏”，这是十分值得我们注意的。
我们知道，在先秦文献中，“夏”，就是中国的代名词，这一文化传承至今，我们依然称中国为：华夏。
《论语·八佾篇》：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又如《孟子·滕文公》：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汉朝建立百余年后，因为张骞出使西域，才重新发现一个可以称之为“大夏”的国度。
在强调夷夏之防的汉武帝时期，对于外国国名，无论是音译，还是意译，都不可能随意使用“夏”字。
唯一的可能，“大夏”不仅和匈奴一样原本是夏后氏之苗裔，而且是最正统的那一支。否则，商周朝廷没有理由称他们为“大夏”，汉朝更不会再一次予以确认。
二、阿富汗一带的大秦
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著名的秦国，随后又有一个著名的秦朝。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是直接与西域胡人接壤的强悍国家；秦朝建立后，更是打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因此，西域称中国为大秦、中国人为秦人，这就是china的由来。
“大秦”，本身便意味着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印度人常以“摩诃至那”称呼中国。《大唐西域记》卷五：
“戒日王劳苦已曰：‘自何国来，将何所欲？’对曰：‘从大唐国来，请求佛法。’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戒日王问：先生从何而来？来这里做什么？
唐玄奘答：从大唐国来，来学习佛法。
戒日王问：大唐国在哪儿？离我们这里有多远？
唐玄奘答：印度人所说的“摩诃至那国”，就是大唐，位于这儿的东北方，距离几万里。
如前所述，鸠摩罗王也以“摩诃至那国”称呼中国。
“摩诃”，就是“大”；“至那”，就是“秦”。
“摩诃至那”，即：大秦。
摩诃至那、大秦、支那、china、中国，是一个意思。
中华强盛之时，便是“摩诃至那”；衰弱之时，便被省去“摩诃”成为“支那”。如此而已。
在佛教文献中，即便是在中国国内，有西域僧的场合，也常以秦、大秦称呼中国。如《高僧传》卷六：
“晋彭城郡有释道融……融与婆罗门拟相酬抗……融乃列其所读书并秦地经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指鸠摩罗什）因嘲之曰：‘君不闻大秦广学，那忽轻尔远来’。婆罗门心愧悔伏。”
这是发生在国内的故事。文中以“秦地”代“国内”；而来自于大月氏的名僧鸠摩罗什，便称中国为“大秦”。
以“大秦”称呼中国，很可能与大月氏有关。世代生活于祁连山的大月氏人，带着对秦人的深刻印象，征服了西亚、南亚的广大地区，随即让“大秦即中国”这一概念在这里扎下了根。
在西域，但凡与中国有着较重的中国风味的国家或者人群，皆被称作大秦。《魏书·大秦传》：
“大秦国……其人端正长大，衣服车旗拟仪中国，故外域谓之大秦。”
“大秦”国名，并不是中国人起的，是来自“外域”。也就是说，是从“外域”翻译过来的。
有趣的是，中国史书中，还记载了位于西域的一个个“大秦”。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除了阿克苏姆王国、拂林国、古叙利亚一带被称为大秦，在大月氏故地，即今阿富汗一带的地区，既有一个“大秦”，也有一个“忽懔国”。在前面的文章中，我们谈到过，隋唐以来，大秦、拂林便混为一谈。
大秦州，是唐高宗时期奇沙州都督府所属的一个州。《新唐书•地理志》：
“西域府十六，州七十二(龙朔元年，以陇州南由令王名远为吐火罗道置州县使，自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凡十六国，以其王都为都督府，以其属部为州县。凡州八十八，县百一十，军府百二十六)：……奇沙州都督府(以护时犍国遏蜜城置)，领州二：沛隶州(以漫山城置)、 大秦州(以睿蜜城置) 。”
唐高宗时期，在苏定方大军平定西域之后，龙朔元年（661年），朝廷派遣王名远在西域设州置县，规范管理。以这一带的十六个国家为都督府，其下设州县，共88个州、110个县，同时设置了126个军府。其中，以护时犍国为基础，设置奇沙州都督府，其下辖沛隶州、 大秦州。
护时犍国，在《大唐西域记》卷一称之为“胡寔健国”：
“胡寔健国东西五百余里，南北千余里。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多山川，出善马。”
不难看出，在西域来说，该国的版图已经不小。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二：
“出铁门至睹货罗国(旧曰吐火罗讹也)。自此数百里渡缚刍河至活国。即叶护可汗长子呾度设(设者官名也)所居之地。又是高昌王妹婿。……设云：“弟子所部有缚喝国，北临缚刍河，人谓小王舍城……”时缚喝西南，有锐末陀、胡寔健国，其王闻法师从远国来，皆遣贵臣拜请过国受供养。……入揭职国，东南入大雪山，行六百余里出睹货罗境入梵衍那国。”
可见，唐玄奘上述活动区域，包括忽懔国、缚喝国、锐秣陁国、胡寔健国，均在吐火罗地区，属于西突厥王子所辖的范围。苏定方平定西域之后，均归属大唐，列为州县。根据《新唐书•地理志》，这一带大体属于奇沙州都督府所辖。
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奘是受护时犍国王的盛情邀请，抵达该国的，并且受到国王的“供养”。按照《大唐西域记》的惯例，唐玄奘必然要说到该国的佛教、异教传播情况，风土人情。有趣的是，对护时犍，他却令人吃惊地惜墨如金，没有做任何描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是如此。
又据《大唐西域记》卷一，距离护时犍国不远，还有一个“忽懔国”，而唐玄奘还曾到过这个国家：
“忽懔国周八百余里。……西至缚喝国。……缚喝国东西八百余里，南北四百余里，北临缚刍河。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人皆谓之小王舍城也。……从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锐秣陁国。锐秣陁国东西五六十里，南北百余里……西南至胡寔健国。”
忽懔国与护时犍国之间是缚喝国，著名的小王舍城便属于缚喝国。
根据十六个都督府设置情况，奇沙州都督府的周边是月支都督府、脩鲜都督府、写凤都督府、波斯都督府。奇沙州都督府所辖之大秦州，应该是基于原忽懔国疆域。也就是说，大秦州和忽懔国，可能就是一回事。
如前所述，在大月氏抵达之前，这里已经有来自中国的大夏人。长期以来，大月氏在这一地区建国后，并以此为基地，在西亚、中亚、南亚地区不断扩张，创建了巨大的基业。
在这样的地方的“大秦”，一定是拥有更加浓厚的中国色彩的一个群体，也就是说，比大月氏更晚来到这里，甚至是来自中国内地的一群人。因此，我们不能排除另外的可能：秦朝灭亡后，大批的秦朝遗民或者更晚的一批人逃亡到了这里，并在此定居。
三、古代印度的“大秦国”
在唐代文献中，除了前面说到的三个“大秦”（阿克苏姆王国、拂林、大秦州），还有一个大秦，就是位于当今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的“大秦婆罗门国”。
《新唐书·地理志》：
“一路自诸葛亮城西去腾充城二百里。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弥诺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个没卢国。”
《新唐书·地理志》描述的路线，其中有当今国人熟知的腾冲、丽江。从腾冲出发，往西行1600里，便到了个没卢国。
个没卢国，两《唐书》又作“迦没路国”。
大秦婆罗门国的位置，就在“东天竺北界个没卢国”。
唐玄奘西游天竺时，就到过这个“个没卢国”。在《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为“迦摩缕波国”，并且留下了颇为有趣的故事。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五：
“经二日，东印度鸠摩罗王遣使奉书，与戒贤法师曰：弟子愿见支那国大德，愿师发遣慰此钦思。……（玄奘）法师辞与使俱去至彼。王见甚喜，率群臣迎拜赞叹，延入宫，日陈音乐饮食花香，尽诸供养，请受斋戒。如是经月余。戒日王……发使语鸠摩罗王：急送支那僧来。鸠摩罗王敬重法师，爱恋无已，不能舍离，语使曰：我头可得，法师未可即来。”
迦摩缕波国的鸠摩罗王听说有一位大唐僧人在本国附近活动后，便派人一再邀请来本国做客。盛情之下，唐玄奘便来到迦摩缕波国，受到鸠摩罗王热情招待。附近有一位“戒日王”，也曾派人邀请唐玄奘。戒日王当听说被鸠摩罗王接去后，立即派遣使臣到迦摩缕波国，要求将唐玄奘送到他那里。鸠摩罗王说：要我的脑袋可以，若想要唐玄奘，那就得等一段时间。
戒日王是虔诚的佛教徒，佛教史上著名人物。戒日王对唐玄奘的热情，可以说与他的信仰有关，更多的是为了解有关中国的信息。
但是，鸠摩罗王和他的迦摩缕波国，则与佛教毫无关系。《大唐西域记》卷十：
“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宗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兴以迄于今，尚未建立伽蓝，招集僧侣。其有净信之徒，但窃念而已。天祠数百，异道数万。”
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都城便“周三十余里”，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国家，到处是异教的“天祠”，没有一座佛教寺院。
鸠摩罗王，在《大唐西域记》作拘摩罗王。
鸠摩罗王为什么对唐玄奘如此感兴趣呢？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中，他与唐玄奘有这样的对话：
“拘摩罗王曰：‘虽则不才，常慕高学，闻名雅尚，敢事延请。’曰：‘寡能褊智，猥蒙流听。’拘摩罗王曰：‘善哉！慕法好学，顾身若浮，逾越重险，远游异域。斯则王化所由，国风尚学。今印度诸国多有歌颂摩诃至那国《秦王破阵乐》者，闻之久矣，岂大德之乡国耶？’曰：‘然。此歌者，美我君之德也。’拘摩罗王曰：‘不意大德是此国人，常慕风化，东望已久，山川道阻，无由自致。’”
翻译如下。
鸠摩罗王说：本人不才，久闻先生大名，所以冒昧邀请您过来指教我。
唐玄奘说：本人才疏学浅，愧不敢当。
鸠摩罗王说：先生了不起啊，不惧艰险，不远万里，只身一人到异国他乡游学，能有这样的精神，一定是圣王明君教化的结果。目前，印度各地很流行“摩诃至那国”的《秦王破阵乐》，这曲子，莫非就是来自贵国？
唐玄奘说：正是，这是歌颂我国皇上的曲子。
鸠摩罗王说：先生果真来自“摩诃至那国”。我一直仰慕“摩诃至那国”，渴望建立联系，苦于山川阻隔，没办法亲自去啊！
显然，因为唐玄奘是中国人，所以鸠摩罗王对唐玄奘感兴趣。他是希望借此增加对中国了解。
鸠摩罗王说仰慕中国，也一再付诸于实际行动。《新唐书·西域传》：
“二十二年，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人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来，泥婆罗以七千骑来，……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及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并上地图，请老子象。玄策执阿罗那顺献阙下。”
在唐玄奘到达迦摩缕波国之后不久，贞观二十二年，唐朝使臣王玄策一行平定天竺时，吐蕃出兵千人，泥婆罗派出七千骑兵，鸠摩罗则送去牛马三万和大批的军用物资，配合王玄策一举平定了“五天竺”。
此战之后，与王玄策一见面，鸠摩罗王除了给大唐天子“献异物”，还做出了两件重大的事情，《旧唐书·西戎传》：
“有伽没路国，……王玄策至，其王发使贡以奇珍异物及地图，因请老子像及《道德经》。”
第一，“上地图”，即奉上版籍，主动对唐称臣，恳请列入中国的疆土；
第二，“请老子象”，即皈依大唐的国教。
因此，东天竺地区后来被朝廷划定为月氏都督府下属的盘越州。之所以取名“盘越”，是因为早在汉朝，这里便由中国人建立了盘越国，《魏略·西戎传》：
“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
其实，在此之前，鸠摩罗王曾与大唐使臣李义表有过一场关于“宗教”问题的交流。《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贞观二十一年，西域使李义表还，奏称：东天竺童子王所，未有佛法，外道宗盛。臣已告云：‘支那大国未有佛教已前，旧有得圣人说经，在俗流布。但此文不来，若得闻者，必当信奉。’彼王言：‘卿还本国，译为梵言，我欲见之，必道越此徒，传通不晚。’登即下敕，令玄奘法师与诸道士对共译出。”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即王玄策平定天竺的前一年，李义表归国后报告唐太宗：鸠摩罗王（即童子王）的国家，不信佛教，另外的宗教颇为兴盛；我告诉鸠摩罗王，早在没有佛教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道教，如果了解了道教教义之后，你们一定会皈依的。童子王说，麻烦你们把它翻译成梵文，我想好好学习，如果一定超越其它宗教，再传播不迟。唐太宗下令唐玄奘与蔡晃、成玄英等一起组织翻译。
可见，起初，鸠摩罗王还多少有半信半疑的成分。但是，当王玄策平定天竺之时，他主动担当后勤任务，之后，又当主动献上地图，直接“请老子像及《道德经》”，表明其态度有了根本变化。
此后，他与“五天竺”各国国王一样，始终对大唐朝廷十分恭顺。
鸠摩罗王与其它天竺国表现不同，而中国史籍也称迦摩缕波国为“大秦婆罗门国”，这意味着，当时的中国人是认同他们为同胞的。
迦摩缕波国，因为他们明显有别于当地人，故被称为“大秦”；因为不信奉佛教，而是信奉“外道”，故而称之为“大秦婆罗门国”。
迦摩缕波国人，确实与一般印度人不同。按唐玄奘的记载，这不同之处，首先表现在人种上。《大唐西域记》卷十：
“迦摩缕波国……语言少异中印度……此国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二月行，入蜀西南之境。”
唐玄奘发现了迦摩缕波国的几个特点：
第一，这里的语言与中印度有所不同；
第二，这里与中国西南地区接壤，距离中国西南边境只有二个月的路程；
第三，最重要的是，他们与中国南方的族群差不多。
事实证明，唐玄奘所言不虚。
迦摩缕波国与唐代西南地方政权南诏接壤，二者保持着密切联系。唐人樊绰《蛮书》卷十：
“大秦婆罗门国，界永昌北，与弥诺国江西正东安西城楼接界，东去蛮阳苴咩城四十日程。蛮王善之，街来其国。”
迦摩缕波与南诏之间往来频繁，关系友好。
《旧唐书·西戎传》有更多记载：
“有伽没路国，其俗开东门以向日。”
迦摩缕波国人崇拜东方，与中国传统文化高度一致。因此，鸠摩罗王向王玄策提出“请老子像及《道德经》”，就在情理之中了。唐玄奘说这里“事天神”，遗憾的是，他没有描述更多内容。
迦摩缕波国人，与中国傣族人同根同源。《阿萨姆邦的那些人和事阿萨姆纪行之四》（https://www.fmprc.gov.cn/ce/cein/chn/sgxw/t1369823.htm）：
“接待我们的印度朋友讲，当地方言称阿萨姆为‘Asom’，就是掸族的意思，与我国的傣族属于同一个民族。穿行在阿萨姆街头，发现这里的民众与我们确实很有‘亲戚像’。在与邦首席秘书会谈时，执掌礼宾行政事务的女士就穿一身传统筒裙装，并告诉我们她就是傣族，让我们倍感亲切，仿佛见到了家乡人。邦首席秘书讲，应邦政府邀请，2014年云南保山市组团到访并参加当地文化节，反响热烈，他也很想去云南看看，邻居毕竟越走越亲啊！
阿萨姆民风淳朴，人民热情好客，许多人主动与我们攀谈，说起中国唐代高僧玄奘游历阿萨姆的故事。这可不是牵强附会，而是确有其事。《大唐西域记》载，公元7世纪，玄奘接受了当地国王拘摩罗（kumāra）的邀请来阿萨姆邦讲经说法，对当时强大繁荣的迦摩缕波王国赞誉有加。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玄奘在阿萨姆都是拥有千万粉丝的‘明星’。玄奘之后，阿萨姆的佛教衰落了，但拜玄奘之福没有消亡。在丁苏吉亚地区，我们探访了这里的佛寺，庙内常有信徒奉烛，香火还挺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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