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专题】专家笔谈｜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意义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本期刊发一组笔谈纵论共同富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普遍性、省域先行探索的实践路径等重大热点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根本出路在于改进权利和机会的配置来实现能力的大体平等；浙江民营企业家队伍是浙江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宝贵资源和担当者，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与省域现代化先行，符合社会主义发展和现代化演进的一般规律，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性内容；中国式现代化将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话语创新，对于人类现代化具有普遍性启发；中国式现代化应该被视作不断丰富的现代化概念的新类型，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耦合，是人类现代化一种新的普遍性。以期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和进一步的讨论。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两个先行；人的现代化；民营经济
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
洪银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
已有的现代化理论，或者是指发达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历程，或者是指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目标和发展进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理论创新，已有的现代化理论可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借鉴，但更要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出发进行创新。
现代化是中国人的百年梦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体现在党的二十大所描绘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和行动纲领中。中国人口达14亿多，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8.3%，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约为10亿人）。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整体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我们之所以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因为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已有的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进的现代化，是在发展中大国推进的现代化。当然我们也要尊重现代化的一般性规律，重视先行国家现代化的成败、特色、经验和教训，也要明确进入现代化国家的国际标准（如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和道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既要发挥自己的后发优势，更要发挥我们自己的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本质特征。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样也会创造发展中大国实现现代化的人类奇迹。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与以资为本的西方式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人民至上。现代化要使全体人民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切身感受到。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现代化涉及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有专门篇章论述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现代化生活即高品质生活，现代化的高品质生活体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民收入的水平和消费水平显著提高，这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础；二是消费升级，消费者由追求消费的数量转向消费的质量，即转向中高端消费，更为关注消费的品质、档次、品牌、卫生、健康和安全；三是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四是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具体的现代化景象就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描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第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当前世界上现代化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许多关于后现代化的文献，实际上都在批判这些国家是贫富分化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同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富裕一部分人，而是富裕全体人民。收入水平、环境质量、公共服务、法制环境的相对比较，直接影响人民对现代化的评价和认可度。相对比较不仅仅是个纵向比较，更重要的是横向比较。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是最终目标还是在进程中都不能够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富者累巨万，贫者食糟糠”的现象。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共同富裕，一定是在发展中来实现，体现在共享发展中。在共享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就是包容效率和公平的发展。其路径：一是针对区域、城乡的发展差距，特别强调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推动后发展地区和农村的现代化跨越；二是针对因分配体制造成的收入差距，特别强调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制度。完善分配制度的要求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尤其要关注低收入劳动者的富裕问题，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的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浙江是共同富裕的先行区，这几个方面是走在全国前列的。
第三，促进人的现代化。现代化不能只见物质不见人。与西方式现代化单纯追求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相协调，这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的突出表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报告还特别提出，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的现代化主要有以下四方面：一是要解决人的价值观问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落脚点要落脚在企业家的文化和公民道德建设，以文化人；二是要促进人的观念达到现代水准，现代人是具有现代知识、现代观念、现代思维方式和现代行为方式的人，需要冲破传统思想观念的障碍，包括：勇于改革创新的观念；转向高质量发展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观念等；三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基于“现代工业的基础是革命的”科学判断提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分工、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应对之策是通过教育和培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适应不断变动的分工需要，当前的数字技术不仅排斥简单劳动，而且排斥技能劳动，不仅会替代某个就业岗位，甚至会替代某个就业行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工人的流动性、分工的变化非常频繁，人的全面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就显得更为紧迫更为丰富，所以教育要同技术进步赛跑，这对我们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四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即“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经济现代化要追赶发达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不排斥对世界优秀文化的学习和吸收，文化现代化不完全是追赶发达国家，更不是文化的西化，要体现文化自信。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在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这样一个新的时代中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特别重要的内容。一是健康中国建设，要把保障人民健康发展作为优先发展的战略问题。健康中国不仅仅涉及到医疗卫生，还涉及到我们的环境和生态。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没有污染的食品都直接关系到人的健康水平。二是要创新财富观。我们过去讲的财富都是物质财富，现在明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有新的财富观来推进现代化，不仅要谋求物质财富，还要谋求生态财富，不能为了谋求物质财富而牺牲生态财富。三是能源革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不仅是新能源的发展和利用，更是一场科技和产业的革命。因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生态文明时代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以上四个方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现实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浙江的现代化建设走在全国的前面，也有现代化先行省这样一个设计。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共同富裕先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就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两个先行”奋斗目标，在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上一体推进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树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范例。
人的全面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经济思想理论资源和浙江实践本土经验
罗卫东
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现代化本质上是让人民拥有大体相同的发展能力，共同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推动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发展能力的均等化相结合，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相结合。经济学思想发展中关于生产、分配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为现代化问题提供了理论资源，浙江的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提供了本土经验。我们应当汲取和借鉴经济思想发展中的理论资源，总结传播浙江实践的本土经验，并为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提供研究支持。
一、汲取借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学派的经济思想理论资源
人的全面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观。马克思最早全面地深入阐述了这个价值观，他提出的人类全面解放的目标超越了其他任何中间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他是最革命的启蒙者。中国共产党一直延续马克思主义的这项目标，将这项目标作为判断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准。从经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看，涉及共同富裕中人的现代化的理论主要包括马克思学派和英美经济学学派。
马克思认为任何关于人的问题都是制度的问题，他反对马尔萨斯从自然的角度去讨论人口过剩的理论，指出是资本主义的本性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和人口过剩。英美经济学派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理解在两个世纪中逐步演进。早期亚当·斯密主要从经济成长和财富扩张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变革，他致力于分析如何打造支持经济增长和财富增长的自由交易体制，解决了增长方式的理论建构问题。针对增长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约翰·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指出，在充分保证和发挥生产制度自然逻辑的前提下，应当根据人类的价值观和感情来建构分配制度，改进资源的分配和收入的配置，从而提升整体福利。不过，增长方式和分配制度的改善无法解决人在进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禀赋差异。对此，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详细讨论了人的能力问题。能力缺失导致了劳动阶级的贫困，能力缺失来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分工让劳动阶级的能力片面化，损害他们的健康、让他们变得视野狭隘和急功近利。马歇尔认为经济制度的设计应以人的能力的增长为基础。阿马蒂亚·森继承了马歇尔这一思想，强调经济政策应围绕能力的平等来设计，从人的能力的大体均等化出发整合了自由、机会均等等重要问题。
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过程中也面临着人的能力均等化的困境。在提高人民幸福感和实现美好生活目标的路径上，从经济思想史和人类经济生活变迁史的角度看，有必要重新建构政治经济学：一是不但关注经济运行，而且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心指导思想来配置资源；二是不能只停留在财富和收入均等这种结果均等的讨论，而是应当讨论权利和机会均等这种属于政治哲学的内容。深入讨论权利和机会的配置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归结到如何再造能力，使得共同体中那些天然差异得到最大程度的缩小，这是共同富裕的最根本问题。
二、高度重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浙江实践及其本土经验
从本土知识的发展中提炼出普遍性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2002年习近平主政浙江后大力推动浙江现代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对浙江工作提出明确指示，对近些年浙江实践经验的总结有助于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主动总结和传播浙江的现代化模式和实践经验是浙江本土的经济学者当仁不让、责无旁贷的事情。值得呼吁的是，学者作为见证者、亲历者乃至参与者，应当广泛深入地利用实践机会和调研条件，自主地生产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知识。
浙江现代化的主要指导思想已经为大家所熟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鼓励改革创新，走开放发展的道路，坚持依靠企业家、信任企业家、支持企业家。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实践有六个突出的特征：第一，演化和建构有机统一，浙江的内生演化特性非常明显，政府也参与了建构；第二，政府和市场彼此协同；第三，民营和公有相互赋能；第四，內源与外向相互连贯；第五，经济和社会高度协调；第六，效率与公平内在兼顾。浙江实践的基本经验有如下四点：第一是高度重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作用，这是浙江的核心竞争力和生命线，也是浙江的实践经验当中特别值得总结的一条，正是由于这一点，民营和公有经济相互赋能，在民营经济的竞争下浙江的国有企业效率也提高了；第二是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比其他省区，浙江的价格体系的信号比较完整，受到其他非经济因素的扭曲较少；第三是高度重视法制和保持政策稳定，从而保障经济行为主体预期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第四是高度重视提高行政服务效能和优化营商环境。浙江本土实践中颇具特色的是企业家队伍的产生与发展壮大。企业家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稀缺要素。浙江经济发展的群众基础雄厚，在农村工业化进程和市场经济改革中，一批人跳出农业开拓市场进行草根创业，逐渐发育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在这种内生的民间力量自下而上的推动中，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在大众创业的热潮中出现了一支优秀的企业家队伍，他们奋发图强、开拓进取，在市场经济中与政府进行良性互动。
浙江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建设，优秀的企业家队伍必不可少，现代化发展中需要这些担当者来实现内生性的增长和效率公平的兼顾。当前关于企业家的发展存在改善的空间。第一，企业家需要提高自身精神素质。当前一些企业家安于现状，没有高尚的创新动机，缺乏充足的创业动力。这正是穆勒的经济思想中所担心的，资本家如果缺乏素质、同理心和趣味，会导致社会问题。企业家队伍需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受教育水平，发展出新时代企业家精神和浙商精神。第二，政府要让企业家感到有保障，避免风声鹤唳。在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两个健康”的前提下，企业家主体的感受也很能说明问题。要面对企业家认真做调研，清楚他们担忧的内容和来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必须重视需求方，应当从企业家这类政策的需求方来重新思考政策设计、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社会治理。在浙江的区域现代化中，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地方立法、政策设计上要保住最宝贵的现代化资源和要素，同时去巩固和扩大这些资源和要素。
三、突出强调共同富裕和现代化中人的全面发展
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过程中，要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根本目的。浙江应当大力推动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忠实践行“八八战略”，以“两个先行”打造“重要窗口”，在实现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伟大变革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
第一，重点关注与人的能力均等化相关的领域治理，以更具引领性的范式指导发展。浙江对于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的探索为全国探路，需要攻坚克难、把握新机遇、探索新领域，需要敢为人先、敢闯敢试。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停留在一般经济学的生产领域，还需要考虑分配制度的构建和如何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需要有更大的引领性范式来指导实践，应当重点关注教育经济学、卫生和医疗经济学以研究教育和医疗问题，关注企业家这类稀缺要素的精神素质。在治理上改进权利分配和机会分配的不均等问题，让人的能力的配置更加具有共同体的特征，形成相对接近的能力。
第二，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助推人的能力建设。在引领数字化为“人的现代化”服务的过程中，应坚持全体人民全面发展的价值导向，坚持科技向善，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引导数字化为人的现代化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应采取人文主义，以人为本；应采取共和主义，顾及人的多样性；应采用历史主义，针对人的能力建设的长周期特性，秉持历史的理性；应采用开放主义，在与其他文明竞争中凸显优越性，而不是封闭中修改标准、规避西方现有规则。在这些过程中，如何引导数字化为人的现代化服务，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具体而言，一是以数字化牵引高质量发展，激发数据要素的潜能，发挥数字治理作用，加强对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的治理。二是以数字化缩小“三大差距”。通过数字化精准识别特定区域、家庭和人群，为“扩中提低”摸清底数，优化资源配置，助力资源流动，在城乡融合和区域一体化格局中助推乡村振兴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三是以数字化方式推动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在推动能力均等化的过程中关注政府公共部门优质服务的共享，比如优质的中小学和高等教育、医疗、博物馆等文化资源方面，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更高的共享性和公平性，为推动优质资源高水平共享赋能。四是提升人的数字化能力，从而实现人的能力的长期提高。
作为经济学者，应当汲取经济思想史中的学术资源，总结传播浙江实践的宝贵经验，并为未来现代化发展提供研究支持。自新古典经济学盛行以来，经济学科的底色变成了自由主义，许多经济学者也往往敏感于政府干预。我们应当加强经济思想史方面的素养，在认识问题时具有更强的历史感，对政府干预或政府作为有更为理性和稳妥的看法，不采取偏激的反应。经济学者应当充分利用实践机会和调研条件，研究浙江的现代化道路，让浙江的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的大地上被认识、被了解、被理解，乃至被学习。在接下来的发展中，经济学研究应当深挖处于深层的问题，从共同富裕和区域治理出发研究如何有效地改进机会和权利的配置，促进个人能力再造，从而最大程度地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天然差异，让人的能力更加具有共同体的特征。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
史晋川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民营经济的“56789”，即“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创新、80%的就业和90%的企业数量”。民营经济能不能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国经济能不能高质量发展，以及能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非常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
一、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它不仅仅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它本身就是一个集改革与发展于一体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核心问题就是资源怎么优化配置，即资源在产业部门与地理空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前者是工业化问题，后者是城市化问题，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发展问题。资源配置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二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始四十多年来的发展过程主要是资源配置主体的民营化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把民营化和市场化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就是体制改革。
因此我们把资源配置问题与体制问题同时考虑，资源的产业配置、空间配置，即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背后的推动因素是什么？推动因素是资源配置主体的民营化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从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得到很好的发展，实际上其背后体制变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因素，或者说带有决定性。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说也是一样的，如果在一定的范围内对生产关系作出相应的主动调整，对生产力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民营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和高速经济发展基本同步的过程。所以民营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力量，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过程当中，推动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坚持用改革来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二、推动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打破新二元经济结构
新二元经济结构是跟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相比较而言的，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农村和城市分离、工业和农业分离的一种二元经济结构，也就是“刘易斯二元经济”。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我们在打破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出现了新的二元经济。不管是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还是新的二元经济结构，它的关键就是旧体制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动，损害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革的一个很大红利就是破除了计划经济当中的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促进了要素的自由流动，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但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一个显著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是改革不彻底所形成的新的二元经济结构，即国有经济部门与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分立。国有经济部门实际上是实行了严格市场准入和产业管制的部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封闭性的且具有垄断地位。相比之下，非国有经济部门是不存在市场准入及严格产业管制的，它基本上是开放的，且有着充分竞争。因此这样一种新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特征就是要素流动的非对称性。国有部门可以利用自己比较独特的政治地位和资源掌控优势，自由地进出另外一个非国有部门，但是，非国有经济部门要想进入国有经济所在的那些具有垄断地位的产业部门，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等规定，民营企业要想进入上述部门，实际上仍然面临重重障碍。我们可以观察到从事现代服务业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产业，国有经济部门自由地进入，与阿里、腾讯合资，在下面设相应的公司。但我们没有观察到阿里、腾讯或京东可以主动进入国有企业进行合资合作。新二元经济结构对要素流动造成了要素配置的扭曲和产业结构的扭曲，这是一种双重扭曲。
当前很多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问题上思想观念严重落后，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非常明确地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破立并举，其中“破”的关键就是破除社会经济运行中的新二元经济结构，必须切实贯彻中央和国务院意见所讲的“三个统一”。一是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二是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三是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完善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事关市场主体的权利，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事关市场的开放和要素的自由流动，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事关市场的监管和秩序，这三个统一是三位一体，不能分开来看的。
三、推动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正确对待民营企业的创新
通常在谈到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动时，大多强调的是鼓励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很少会涉及民营企业的体制创新，即使讲到体制创新也主要是鼓励民营企业在微观经济层面企业组织和治理的创新。其实，民营经济的创新同样也包括民营企业在社会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层面的体制创新。改革开放的历程充分表明，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和发展中作出巨大的贡献，认为仅体现在“56789”等是远远不够的。民营经济发展中民营企业许多大胆的体制创新，同样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近年来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许多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中，突破了原有的市场准入、产业规制和行业监管，使得国家及有关部门针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出台了一些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规范民营经济创新活动的同时，也给民营企业的创新带来了极大困扰。这一问题在近些年平台经济反垄断中尤为突出，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待和正确对待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动。
在数字经济领域平台经济迅猛发展，民营企业通过大量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突破了原先的市场准入和行业监管等体制壁垒，这是带有体制创新意义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可以称之为“新技术—旧体制”和“新模式—旧体制”的冲突。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民营企业的这种体制创新活动对体制的冲击并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同样也并不一定都是不合理的，这种体制冲击的效应其本身也具有双重性质。
民营经济的平台企业利用技术创新冲破原体制的束缚，从而大规模进入原体制下产业准入存在很高的政府管制壁垒的行业（例如金融、自媒体等）。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大大降低了创业的制度成本（交易成本），极大地激发了民间万众创业的热情和积极性（例如电子商务、网约车等）。创新使得在原体制下被抑制或未被开发的市场需求得以极大的释放，给利用新技术进入市场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同时推动我国经济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迅速跻身世界前列。当然，民营企业的平台经济创新活动也存在着一些对体制的不合理突破。例如，大数据收集、整理、使用中的客户隐私，大数据使用中的算法与定价的价格歧视，平台经营中的限制竞争行为，利用大数据对于消费者的一些过度的信贷诱导等。还有一些可能是在合理与不合理之间，比方说资本充足率等。
因此，政府对待民营经济创新活动对体制的突破，必须要认清创新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要分清两类不同的体制创新效应。对民营企业合理的体制创新及突破，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的改革，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及时认可和保护民营企业的创新。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对体制不合理的突破，在及时监管规范的同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改进监管规范的方式。政府在反垄断抑制不正当竞争行为时，一定要积极探索新行业新领域的新规律，不仅要做对的事情，还要用对的方式去做事情。政府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防范资本无序扩张时，必须正确地识别和区分民营企业在不同产业领域运用资本进行的各种创新活动突破体制束缚的双重效应，该亮红灯亮红灯，该亮绿灯亮绿灯，亮错红灯的地方，也要及时发现改成绿灯。
创新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动力，也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针对新技术突破旧体制束缚的双重效应，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的同时也更好地鼓励民营企业创新，通过这种创新来实现民营企业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
“两个先行”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
白小虎
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两个先行”充分体现了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生动实践的高度政治自觉，忠实践行“八八战略”，树立中国式现代化省域范例。“两个先行”奋斗目标，与党的二十大“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具有高度的理论一致性。“两个先行”既立足于浙江省情、中国国情，也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共同富裕先行”为中国式现代化增加了新的普遍性内容。
一、“两个先行”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体推进“两个先行”符合社会主义演进的发展规律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在省域层面率先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路径
共同富裕、现代化分属于不同的范畴。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属于社会主义范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目标，指出这一理想社会的制度特点，指出了人与人基本的社会关系，即人的发展在机会和权利上的充分平等和全面发展，并得到社会主义制度（生产关系）的保证。省域现代化这一概念则属于现代化范畴。现代化是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普遍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进程。通常而言，现代化表现为由最先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通过世界市场扩张而引发的其他民族和国家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和民主化而实现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因而，现代化是以生产方式变革和生产力进步为中心的社会变迁进程，隐含了不同生产关系（基本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社会主义范畴和现代化范畴都是世界进程。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表明，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下采取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均离不开具体国情。各国必须结合自身国情来确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世界范围内没有定于一尊的社会主义成功范式。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理想目标，各国必须自主独立加以探索，而不可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现代化范畴也是世界进程。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现代化是资本驱动的现代化。马克思在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成就的同时，也揭露、批判其残酷之处，并且指出，社会主义必将以一种更高的生产力和更合理的生产关系的现代化替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和现代化都不能脱离一国的历史制度条件，否则社会主义就无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会踏入模仿式、依附式现代化造成的发展陷阱。
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高度，准确地把握了共同富裕和现代化两者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浙江市场先发、改革先行的省情，提出把共同富裕示范和率先实现现代化有机结合一体推进的“两个先行”奋斗目标。一体推进“两个先行”遵循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的指示精神，充分体现了“国之大者”和浙江使命，是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省域范例。“两个先行”是一个各有侧重的有机整体，体现浙江的特色与先行优势。共同富裕示范区既是浙江的战略使命，也是浙江不可替代的优势，是浙江“努力建设展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窗口”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从发展充分性角度来说，省域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侧面，唯有加上“共同富裕先行”，“共同富裕先行”与“省域现代化先行”结合，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浙江省委第十五届二次会议提出“把扛起中国式现代化浙江使命与奋力推进‘两个先行’结合起来”，是浙江创造性将中央精神与省情相结合的成果，充分展示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工作作风。
二、“八八战略”的率先探索把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现代化的一般进程相结合，奠定了“两个先行”的实践基础
“八八战略”是一个管总的全面系统开放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省域的全方位探索。浙江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因快速发展而率先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浙江省委第十一届二次全会作出了“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明确了浙江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八八战略”进一步探索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方位的省域现代化。“八八战略”实施后，又作出了“活力浙江、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绿色浙江”五大决策部署，形成了一个“八八战略”总战略与五大战略部署相辅相成的布局。浙江率先在省域范围内创造性地完成了“五位一体”区域现代化战略布局，成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先行者。
二十年来“八八战略”得到深入实施，初步解决了浙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浙江进行共同富裕先行探索提供理论指导。“八八战略”强调要发挥浙江八个方面的优势，其中，首要的便是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解决浙江“成长的烦恼”。
“八八战略”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着眼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增强浙江发展优势。“八八战略”把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相结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了一条先富带动后富的路子。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把浙江广大老百姓那种传统悠久的“无中生有”闯市场办企业、自主创业的民营经济称作“民本经济”。群众创业主体不断扩展，发挥主体能动性投入市场化、工业化的进程正是先富带后富的过程。公有经济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成分，也是一种“民本经济”。众所周知，浙江不仅民营经济发展得好，公有制经济也一样发展得好。民营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在“民本”上是一致的，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路径上也都是一致的。民营经济由小到大发展，致富的人群从一个家庭、家族向村庄、乡镇扩展甚至超出浙江，“地瓜经济”藤蔓带动了更多人致富，致富的共同体不断扩展。浙江的农村工业化和市场化历程充分表明，民本经济的资源和组织方式根植于公有制经济的土壤中，公有制经济是各种小范围富裕共同体扩展为更大规模共同体以至于全社会共同体的“粘合剂”。民本的民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双向赋能，这是一条先富带动后富的现实路径。
三、民营经济是“两个先行”最大的特色资源，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主体作用，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推动实现“两个先行”奋斗目标
“八八战略”二十年来的经验表明，发展民营经济是先富带动后富现实的有效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民营经济无疑是浙江发挥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探路的必然举措。在“两个先行”的进程中，还需要发展壮大更多、更高质量的共同富裕共同体，还需要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更完善的发展环境。
对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关注三个方面。一是要引导和支持民营经济自觉主动现代化转型。不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个体小微企业，相当一部分企业还没有完成从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都面临着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的组织、经营、管理的现实挑战。民营经济应该主动拥抱数字化，同样要把数字化转型看作是关乎生存的战略投入，而不能局限于短期成本-收益的权宜应对，要不失时机地完成从数字化适应到数字化转型的转变。二是放大民营经济对创新强化和开放提升的主体作用。在民营经济现代化转型的同时，应关注如何创造条件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在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如何创造条件使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中有一席之地，如何支持和引导大型科技型民营企业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主体，如何支持和引导民营企业在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中发挥主导作用。三是要拓宽民营经济发挥作用的领域，为民营经济开放更多绿灯。在基础设施等关键的公共经济领域，科教文卫等事业领域，健全法律法规，引导和支持民营经济发挥促进共同富裕和省域现代化的民本作用。四是畅通民营经济与国有、集体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合作形成共同富裕共同体的渠道。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的保障体系，鼓励民营经济的资本、技术等要素与公有制经济混合搭建乡村振兴、山海协作等公共产业平台，形成更大规模带动更多市场主体参与的共同富裕共同体，通过产业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区域发展差距。
现代化的中国话语体系建构
何显明
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重新提出和诠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命题，标注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时代方位，也为建构和传播现代化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历史性和世界性话语创新意蕴
众所周知，国际社会流行的现代化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是西方社会建构的。一方面，“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西方社会率先进入的工业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走向，因而依据西方经验概括的话语体系蕴含着诸多现代化变革进程的普遍性规律，或者说现代性的一般性规定；另一方面，这种局限于早发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和实践经验的话语体系，并不具有其宣称的普适性意义。西方学者布莱克、艾森斯塔特等都曾以现代性与现代化的界分以及“多元现代性”的阐释来否定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成见，亨廷顿有关“现代性有助于政治稳定，而现代化却孕育了不稳定”的著名论断也揭示了实现现代性过程的复杂性及其路径的多元性。问题在于，当西方建构起以维护其霸权利益为主旨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将全球各个角落都卷入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并借助于其建构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极力向全世界推销其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时，客观上严重挤压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自主空间，并极大地消解了非西方社会自主性地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文化自信和战略定力。长期的文化殖民在很大程度上已使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内化为某种心理秩序，导致非西方社会即使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使本国的发展深陷困境，也无法质疑西方经验的普适性，更无力抗拒西方建构的服务于其霸权秩序的现代化话语体系，相反，西方国家却可以通过给这些国家贴上“失败国家”之类的标签轻松地化解西方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紧张关系。
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进入了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其现代化实践或多或少都蕴含着某些独特的经验，也给现代化过程和成就注入了一些本土的文化因素，因而都可以标注出本国特色的现代化方案。但受经济规模的限制，大部分二战以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即使凝练概括出某些不同于早发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也不足以构成对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挑战。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足以产生世界性影响，并深刻改变着全球现代化的版图。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西方大肆张扬“普世价值”“历史终结”话语的背景下坚定不移地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创造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很自然地构成了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自建构形成以来遭遇的最大挑战。中国现代化方案出场的特殊背景，以及中国方案蕴含的西方现代化话语难以涵盖的丰富实践经验和制度性成果，为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思维定势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思想视野的束缚，建构现代化的中国话语体系，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话语表达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直以革命话语与现代化话语两大话语系统的交替使用来表达民族复兴的意涵。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受左的意识形态的干扰，社会主义实践一度偏离了以现代化建设为核心的发展导向。改革开放实践完成的最重要的拨乱反正，就是推动社会主义实践重新回归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1979年邓小平多次使用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表述。联系到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的局面，以及邓小平曾经说过的“现在虽说我们也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显而易见，无论是邓小平当年特意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表述，从话语建构上讲都具有防御性话语的属性，侧重的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特定的目标追求和道路选择。这一话语体系的建构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紧张关系，面临着西方以现代化目标和过程的普遍性质疑“中国特色”正当性的压力。而在话语的传播上则长期面临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同世界主流话语对接的困难，无法及时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转化为国际社会熟悉的话语。“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在新的语境中提出，预示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策略的重大调整，那就是突出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对实现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命题的重要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显然，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强调的是中国对现代化这一人类社会进步共同命题的探索，回答的是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特殊性是普遍性的具体表征，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是现代性的普遍性规定的中国表现，它遵循着现代化进程的普遍性规律，追求着现代化进程所体现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更具体地讲，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自觉追求，是对现代性实现方式的自主性选择。话语的建构和传播，从来不是自说自话、自言自语，只有共同的语境、共同的话题，才能让潜在的沟通交流者依托共同的语言，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对话机制。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共同的命题，无论是发达国家对现代性的反思，还是发展中国家对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以及摆脱贫困的苦苦追求，回答的都是“什么是更合理的现代性，怎样才能实现这种现代性”的问题。在我们还无法左右国际舆论议程设置的条件下，我们只有聚焦现代化这一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同一语境中同世界各国展开现代化的对话，才能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渗透到全球现代化话语传播体系中去，进而一点一滴地呈现出现代化的中国话语的影响力。
三、中国式现代化为建构现代化的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素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这一全新的重要论述预示着中国式现代化在现代化的道路、制度上的种种不同于早发国家的选择，并不只是中国特有的仅仅限于中国的经验，而是凝结着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丰富内涵。
一是中国式现代化反映了后发国家现代化面临的共同挑战，是积极应对后发境遇的必然选择。后发实际上建构了一个特殊的现代化时空境遇，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后发既有一定的优势，也必然存在着早发国家没有遇到过的现实挑战。譬如，早发国家普遍借助于全球范围的殖民掠夺完成了资本积累，是全球的资源支撑起了欧美几个少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后发意味着所有发展中国家永久性地丧失了这种资本积累的条件，而且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必须在西方长期掠夺所造成的一穷二白资源条件下开启现代化进程。后发的时空境遇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动力最初都是从外部注入的，现代性因素积累的匮乏，以及西方国家建构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将它们抛入边陲性、依附性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发社会不得不在更大程度上依赖政府的组织动员来克服后发劣势，创造现代化的起始条件。后发还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是一种并联式的现代化。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就曾指出：“在欧洲和北美，现代化进程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在一个时期内一般只解决一个问题或应付一项危机。然而，在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央集权化、国家整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以及社会福利等诸项问题不是依次，而是同时出现在这些国家面前。早期现代化国家对晚期现代化国家的‘示范作用’先是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尔后又加剧了人们的挫折感。”并联式的现代化虽然可能会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但也使后发社会遭遇了更多的风险挑战和抉择，极易发生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扭曲、失衡。从新型政党制度到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在道路和制度建构上作出的一系列独特选择，从后发境遇的视角来审视，无疑切中了后发国家现代化面临的诸多共同挑战，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选择提供了新的参照。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地反映了大国现代化的特殊境遇。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全球涌现出了一大批人口过亿的大国。这些国家加入到现代化进程中来，其引发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调整，及其给全球生态系统带来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大国崛起给全球秩序带来的不确定性更是引起了普遍性的关切。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超大规模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种种挑战，正是大国现代化难题的集中体现。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不对称，它直接决定了这些国家无法复制发达国家建立在大规模消耗全球资源基础上的现代生活方式。大国发展的地缘政治效应，也决定了在后殖民时代，必须坚决摒弃早发国家那种以邻为壑，将全球带入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的发展模式，否则就会使全球长期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同时，大国要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也迫切需要充分发挥人口规模、市场规模的优势，健全相对完整的产业经济体系。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到建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重要选择，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审视，对于人口大国来说无疑呈现出了某种普遍性意义。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化局限的重要探索。从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从福利国家到后现代主义，校正和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现代化弊端，一直是人类文明进步进程中重大的历史主题。中国既有过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历，又独辟蹊径开创了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由此形成并逐步完善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将有可能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基础上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全面发展上取得历史性突破，从而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自己的贡献。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道路和制度建构上一系列不同于早发国家的选择，蕴含着诸多丰富和完善人类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实践经验。这就要求我们立足人类社会现代化、全球化的整个历史进程，着眼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充分挖掘中国式现代化积累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内涵，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经验转化为现代化的中国话语，为开创人类现代化的新局面、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出中国独到的思想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耦合
胡承槐
科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命题是全面地、系统地、准确地理解、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党和人民在未来三十年中“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这一根本任务的关键。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命题，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上直观地加以理解，而要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综合地加以理解，更要从哲学上加以理解。
一、中国式现代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集合体
在现有的话语体系中，现代化普遍性内容基本上是由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所提供的，现代化或说现代性的一些质性规定，如世俗化、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私有资本、理性、科学、市民社会、独立个人、民族国家体系、民主、法治等等都是在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生成和阐发出来的。进而，由于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社会，且在因率先现代化而带来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强势地位的加持下，西方国家的现代社会的上述现代化特征便获得了普遍性外观，并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所需遵循的范式，西方国家也因此获得了发明现代化普遍性的“专属特权”。用柏拉图以及黑格尔的说法，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不仅是一种现象性的特殊存在，而且同时是一种本质性的普遍规定。借用朱熹的更为形象的“理一分殊”“月印万川”的说法，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就成为了天上的也是唯一的那个月亮，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则只是一种特殊性存在，是分有或摹写天上那个月亮的普遍性或本质的月亮，也就是与天上唯一的月亮对应的千万条河道中的众多月影。这种思维方式最为典型的反映就是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比如胡适的“全盘西化”说。
毫无疑义，我们不能依照上述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命题，把中国式现代化仅仅理解为“分有”“摹写”西方现代化经验的所谓本质之后的特殊存在，同时，还需特别加以指出的是，也不能把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命题中的“中国式”仅仅理解为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与西方国家的相异性。当然，“中国式”一词，天然地包含着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相异性、特殊性，这点是不错的，但仅仅停留于此，则不仅没能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最为根本的本质含义，而且还会落入把西方式现代化提高到现代化范式唯一性，即把西方式现代化当做唯一具有普遍性的范式而把中国式现代化限制在只配享有现代化特殊性这样一种话语陷阱中。
那么，我们该如何更为准确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命题呢？首先，我们应把现代化的普遍性理解为一个建构性概念，即它不是天然地存在的绝对实体，而是历史地生成和不断构建起来的理论抽象。其中，由于西方国家最先进入现代社会，故而，在构建现代化普遍性的过程中，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经验贡献最大。中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理当汲取西方式现代化经验中的合理因素，诸如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等。同时，正是由于现代化的普遍性是不断构建起来的，故而，我们不应将由西方的特殊经验上升而来的普遍性神化、绝对化，而应该把它理解为可修正的、且在具体历史进程中必须加以修正的行动理念。随着整个人类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不仅西方国家可对现代化普遍性加以不断地创新、补充和修正，同样，后发现代化国家也可以对现代化普遍性加以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创新。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命题中的“中国式”一词，还是类型学、比较学（研究）意义上的范畴，即“中国式”是与“西方式”相对应、相并列的概念，中国式现代化同样具有类型学意义上的范式含义，与西方式现代化概念一样，是现代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体。而且，由西方国家率先构建起来的现代化普遍性的那个月亮，并不是十五的月亮，这个月亮需要加以不断的修正和补充。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命题中的“中国式”，就是指我们给予修正和补充上去的那些现代化普遍性成分。对此，我们应当有充分的自信。
二、中国式现代化与共同富裕的耦合
中国式现代化所提供的普遍性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反映了现代化的普遍性，即现代化的演进必然与共同富裕耦合。随着现代化一般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社会财富随之普遍地得以增加，进而让整个人类社会摆脱财物不足的困局而进入富裕状态成为可能和现实。只有现代化以及与现代化的全球体系紧密相联系，才能让人们变得富裕起来，这就是现代化的魅力所在，也是现代化由点到面向全球扩散开来的重要缘由之一。然而，在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尽管西方国家的人们已进入“普遍富裕”的状态之中，但是，其发展模式的普遍性含义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不断下降：其一，西方式现代化虽然由于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的长期发展，以及工人运动的持续压力而解决了普遍贫困，但因其现代化过程始终处于私人资本主导之下，而未能解决财富向私人（大财富拥有者）集中的趋势，社会大众尤其底层劳动者的相对被剥夺感始终伴随着整个现代化过程，并在经济发展周期的低潮时期转化为激烈社会矛盾；其二，西方式现代化条件下的“普遍富裕”还建立在国际掠夺、国际剥削的基础上，海外的高额利润的回流始终是西方国家财富积累的重要一环，一旦离开海外高额利润回流，西方国家的财富大厦即便不会崩溃，也绝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庞大。这两点，第一点为一切社会主义者所诟病、所反对，第二点，为一切国际主义者所诟病、所反对。不仅如此，由于西方式现代化国家带有私人资本主导和国际掠夺、国际剥削的先天基因，而无法被绝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所模仿和沿袭；因为，如果承袭第一点，绝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将无法深度动员整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无法解决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问题，而无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而第二点则根本无法模仿和承袭，因为绝大多数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处于被掠夺、被剥削的地位，你掠夺、剥削谁去？掠夺和剥削被掠夺、被剥削者，又于心何忍？故而，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既包含西方式现代化范式所提供的普遍性诸如市场化、工业化等因素，又超越西方式现代化范式的新型现代化范式，体现在财富分布上，中国式现代化将超越西方式现代化的“普遍富裕”状态，而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建构起共同富裕的社会状态。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范式与共同富裕是耦合的，因为只有走出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构建起共同富裕的社会状态，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命题才得以完全成立，才能真正为人类现代化提供新的普遍性。
概而言之，中国式现代化是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的现实条件和宏观背景，共同富裕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要求、现实内容，二者之间具有互相支持、互相成就、互为约束条件的辩证关系。
三、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的推进路径
首先必须指出，由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有互相成就、互为约束的辩证关系，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进程诸如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科学化等等也就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一般条件，亦即是说，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不仅不能脱离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科学化的一般进程奢谈共同富裕，而且必须以现代化一般进程为背景并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来构建共同富裕社会状态。
进而，当我们以现代化的一般进程为背景讨论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时，一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和对待（私人）资本。众所周知，现代化的最初发轫是以（私人）资本的生成为标志并在（私人）资本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根本特征是资本支配劳动，在以资本支配劳动为本质特征的生产劳动方式条件下，最好的社会后果是“普遍富裕”，而不是共同富裕，因而，推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对（私人）资本支配劳动的生产劳动方式加以改造。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推进的具体路径主要有以下两个层面：
一是微观层面农村共同富裕的路径问题。在中国广大的基层社会尤其是农村和城乡结合部那些传统社会结构保存得比较好和集体资产比较丰厚的村庄和社区，有着众多的共同富裕案例，比如曾经辉煌现在已破落的或处境艰难的大邱庄、华西村，现在依然兴盛的南街村，长盛不衰的奉化滕头村，近来发展势头正盛的武义后陈村等。这些比较典型的案例都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征：村社结构比较稳定，村民比较团结；拥有一定的集体资产；有一个或数个能人、强人带头；充分利用和融入外部市场经济关系，直接引入现代工业生产力；内部集体劳动、集体经营；在内部微观层面建立起劳动（劳动者集体）对资本的支配关系，生成共同富裕的财富分配关系。这条以宏观层面市场化、工业化发展为背景的基层微观层面的共同富裕之路，在理论上讲，具有广泛的可复制性，不过在现实的实际生活中，可复制推广的范围、程度依然有很大的限制，其限制主要来自基层社会要同时具备以上五个方面的条件比较困难。
二是宏观层面全社会共同富裕的路径问题。宏观层面推进共同富裕的问题更为复杂，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障碍必须加以克服。第一个障碍是传统社会结构的结构性差异问题。众所周知，今天依然存在的传统社会结构带有强烈的职业身份等级属性，它有三个层次，即干部（公务员）阶层、城市居民阶层、农村居民阶层，这三个阶层的权利和义务有巨大差别，财富收入的差别也很大，这种差别与身份制或半身份制相联系就成了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障碍与前一个障碍有着一定的关联，但发生在经济领域内部，即公有经济单位与非公经济单位职工收入的差异基本在两倍左右。造成这两种差异的核心因素都是身份问题，而不是市场的问题和能力的问题，故而，要改变这种系统的结构性收入差距问题，当深化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以深化改革为抓手，逐步迈向共同富裕。第三个障碍是资本与劳动关系中资本强势地位问题。这里又分为两个具体问题，一是企业内部的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关系问题。劳动所得在整个GDP占比过低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尽管这些年有所改变，但在世界上仍属偏低的国度，仍然需要花大力气加以提高。二是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不论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的资本强势问题，本质上都是一个如何管控的问题。不应习惯性地将市场与管控对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告诉我们，市场自由与有效管控之间是可以找到平衡的。
（原载于《治理研究》2023年第2期）
END
【说明】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正文引用请以纸质出版为准。
目录｜2023.02｜2023.01｜2021-2022年总目录｜2022.06｜2022.05｜2022.04｜2022.03｜2022.02｜2022.01｜2020-2021年总目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李包庚｜刘红凛｜唐皇凤｜陈立旭｜“八八战略”20年专栏｜唐京华｜热点｜中国式现代化｜碳达峰碳中和｜民生·治理｜特稿｜徐家良｜褚松燕｜燕继荣｜张文显｜齐卫平｜谭安奎｜林闽钢｜郁建兴｜李实｜何艳玲｜任剑涛｜刘涛｜沈满洪｜陈丽君｜唐亚林｜何大安｜郑磊｜孟天广｜学术会议｜数字治理的浙江经验｜征稿｜第四届当代中国治理前沿论坛｜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智慧法学｜“‘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