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略观点：疫情纾困政策，既要打雷还要下雨
作者：郑兴怡 战略规划部高级研究经理、陈杏钧 战略规划部研究员
来源：上海华略智库（ID:HUALUETT）
全文4604字，阅读约12分钟
2022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再次加剧，对深圳、苏州等地都造成了冲击，3月末以来更是在上海蔓延，三地相继进入全城“抗疫”的局面。疫情影响下，许多企业生产服务和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了很大冲击。
从上海来看，停工已经对汽车生产造成巨大冲击。如蔚来的整车生产于4月9日暂停，停产的原因是位于吉林、上海、江苏等地的汽车供应链合作伙伴陆续停产。
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文说：“如果上海和周边的供应链企业还无法找到动态复工复产的方式，五月份可能中国所有的整车厂都要停工停产了”。
华为大佬余承东在其朋友圈发文称：“的确如此，如果上海不能复工复产，5月之后所有科技/工业产业涉及上海供应链的，都会全面停产，尤其汽车产业。”
显然这些发言不仅是个别企业的立场，更是代表多数行业的普遍忧虑。尽管目前上海重点企业陆续复工，但是复工复产后的经济情况也是不容乐观的。
从深圳来看，前段时间因为疫情的严重影响，位居电子供应链“顶流”的华强北各大电子批发市场，如今也面临大量关闭、停业的形势。在深圳实施“封城”措施前，华强北赛格广场街道上就已空空荡荡，往日繁华的车流、人流不再。同时，富士康、欣兴、臻鼎-KY等代工厂商纷纷停工，在深的大量中小型电子厂和中小微电子信息企业承受巨大亏损。
从苏州来看，疫情期间同样出现停工、产能延后的情况。苏州疫情至少已影响三星电子、理想汽车等电子企业，这些企业出现用工短缺，近半数公司有超三成员工无法到岗。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包括运输服务、餐饮、旅游等服务行业的冲击更为明显，不仅无法开工，还要承担房租、支付工资等较大的经营成本，尤其是疫情反复的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和消费信心产生巨大影响。
由上可见，在疫情影响下，深圳、上海和苏州的部分知名企业都遭遇了停产危机，导致产业链上下游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更是不得不“躺平”。而每一条产业链背后，都关系到千百家企业、千万人的生计，当下的企业困局令人担忧。
根据清华大学朱武祥教授等在2020年初疫情中对1400多家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在没有任何营业收入的情况下，34%的企业只能维持1个月，33.1%的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只有17.91%的企业可以维持3个月。
再看疫情限制措施维持时间。根据流行病传播规律，一个地方一旦病例达到2000以上，那么封城的周期就要达两个月以上。比如，年前西安从封城到解封用了34天，而商业完全恢复用了两个多月。
上海当前的静止状态，预计至少将持续到5月份底。那就意味着，如果政府没有有效的纾困措施，将有三分之二的企业在两个月以上的封城中面临难以估量的风险。
为缓解疫情带来的影响，全国各地密集出台一揽子覆盖面广、针对性强、含金量高的助企纾困措施，涉及房租减免、减税降费、缓缴社保、提供金融支持等多个方面，推动经济平稳运行、企业渡过危机。上海、深圳、苏州作为全国经济强市，也分别出台了应对疫情助企纾困的“政策组合拳”。
——深圳。3月25日，深圳市政府印发“惠企30条”，推出八大方面30条措施纾困市场主体，提振市场信心，预计这些措施将为深圳市场主体减负超750亿元。
此次政策最关键的是“实”字，充分体现企业诉求。如鼓励“非国有物业业主与租户共克时艰，协商免租、减租、缓租，市区根据实际予以适当支持。”同时，对企业最为关注的税和费都给予了清晰的安排。另外，在减免房屋租金、降低用水用电用气成本、补贴企业防疫消杀支出上也进行了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深圳30条措施后面均明确标明了办理方式和责任单位，对每项政策均明确了办理路径。以第一条“扩大“六税两费”减征范围”为例，后面备注了办理方式为纳税申报即享；第二条“房土两税”备注的办理方式为申请享受、非接触办理。
——上海。3月28日上海印发了“抗疫助企21条”。政策综合了退税减税、降费让利、房租减免、财政补贴、金融支持、援企稳岗等多种助企纾困政策，明确提出要减轻各类企业负担。初步测算，仅税收政策2022年就可以为全市相关行业和企业减负1400亿元左右。
其中跟企业最为息息相关的租金减免上的规定是：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金，对承租国有房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2022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的街镇行政区域免除6个月租金，其他地区免除3个月租金。
值得关注的是，为加快推动政策措施落地，便于企业及时申报享受相关政策，“抗疫助企21条”实施大规模增值税留抵退税，加大减税降费政策力度，延长申报纳税期限，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暂停航空、铁路运输企业预缴增值税，免征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增值税等六个部分，并且也对每项政策明确了申请方式、办理路径、咨询电话等。
——苏州。苏州年初以来就遭遇局部的疫情，所以早在2月26日就发布了“纾困20条”，从助力减税降费、降低经营成本、加大金融支持、优化稳岗就业服务、提高政务服务水平、细化落实帮扶细则等6个方面提出了20条政策措施，聚焦制造业、服务业相关领域，给予企业实实在在的帮扶，全力帮助各类服务业市场主体渡过难关，减税降费预计规模超500亿元。
其中，苏州全市范围内承租国有房产的，统一减免6个月房租；同时鼓励各类房屋租赁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合理分担损失，全市预计减免房租规模30亿元以上。
通过以上政策，稳岗帮扶总的扶持力度预计超过700亿元。
疫情加速了企业市场生存环境的改变，政府的“输血”行动能否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的生存能力，还取决于“输血”的方式与效果。为了对冲疫情的影响，三地出台的政策及时性、精准性、落地性和覆盖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一，“输血”是否及时。疫情期间，社会整体需求萎缩以及物流运输受阻，市场订单减少和大客户流失导致资金周转压力大，诸多企业陷入现金流危机。如有餐饮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司的优惠政策申请正在走流程，结果未知。有时政策落实的中间环节太多，等政策下到企业，企业已濒临倒闭。
第二，“输血”是否足够。纾困规模再大，摊派到企业依然是力有不足。如有一家会展企业2021年拿到纾困资金30万元，但2021年全年会议会展能够正常举办的有效月数不足5个月，30万元纾困资金仅够解决3个月的员工工资而已。
第三，“输血”血型对不对。企业遇到的难题是千差万别的，“一刀切”的纾困解难政策很难适合不同企业。因此，政策扶持要精准到位且及时传递到所需企业。调研发现，科技型公司及大型公司大部分政策都能享受到，而餐饮业、批发零售业、文体旅游业、交通运输及物流业和民办幼儿园等其他行业很难享受政策福利。
第四，“输血”管道是否畅通。实地调查中发现，有些企业反映并没有切实感受到相关政策的实惠，很多真正需要帮扶的小微服务企业由于申报门槛过高，而无法享受纾困扶持。同时，中小微企业对政策接受理解的能力有限，很难及时获取到必要的政策支持。
第五，“造血”功能是否恢复。“企业自救”才是考验企业应对危机的刚需。虽然缓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企业税费能短暂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但疫后企业却面临更大的额外“补税、补费”财务压力，潜在风险不容小觑。拿到纾困帮扶资金，仅仅是在生存线上多挣扎一段时间而已，如何支持企业自救、正常化开展业务才是根本出路。
助力企业不只是为“救急”，更要着眼于长远。将纾困解难与激发活力并举，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快数改智转、提升企业效能、优化营商环境，打好“组合拳”，方能精准帮扶企业纾困。
第一，进一步落实精准帮扶纾困措施。深圳、上海、苏州的普惠性纾困扶持措施很大程度上为企业减轻负担，但受影响最为严重的依然是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通运输、旅游等行业，这些领域的中小微企业，继2020年初以来进一步遭受沉重打击。
因此，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帮扶需要建立特别专项机制。针对重点企业、特殊企业制定一事一议、一企一策，因“企”制宜，形成更多针对性、个性化的措施，实施分类定向帮扶。同时，需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贯彻力度，尽快发布政策解读，确保政策的精准性、时效性、直达性，助力市场主体增强信心，恢复发展。
第二，加强纾困政策连续性稳定性。虽然疫情对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了较大冲击，但对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等新兴产业影响较小。线上经济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智能制造、无人配送等新兴产业展现出强大成长潜力，进一步促进了“互联网+服务业”新业态的兴盛，进而助推产业结构升级。
因此，支持线上经济发展的政策举措要不断增强连续性、稳定性，适时将部分阶段性惠企政策转化为可长期实施的政策，“放水养鱼”，为企业稳步发展增添定力。同时，做好对中小企业和失业人员的减税、延缓贷款工作，尤其是让国有金融机构和垄断性国企在非常时期减收让利，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真正体现其全民所有的属性。
第三，打造安全稳定的供应链运作体系。保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基础。近期我国疫情多点频发，部分地区出现企业经营困难、物流运输不畅等问题，这给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一方面，要聚焦眼下最紧迫的物流阻塞问题，畅通经济运行。将企业减负重点从建立汽车、集成电路、消费电子等重点产业和外贸企业“白名单”，进一步明确到地方版纾困举措，促使产业间、区域间政策更加细化，增强市场主体应对困难的底气。另一方面，要加强银企合作，沿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纾困，通过将信贷资金精准注入到产业链的薄弱环节，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第四，“外部输血”与“自身造血”相结合。进一步引导企业实施“精密智控”“智改数转”，有利于推动行业较快恢复正常运营秩序。各级各部门不仅要关注中小微企业眼下运转的难题，更要悉心保障其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着力提升经济韧性。要主动安排专项资金，对中小微企业“智改数转”项目给予贷款贴息和有效投入奖补，建立省-市-县联动的资金支持政策。这样既能通过政府的有效帮扶，为暂时遇到困难的市场主体进行“输血”，帮助其渡过难关；又可以通过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让企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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