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被越南超过的焦虑：我们需要一次升维思考
作者：华略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瑶、吴影跃；华略智库CEO陈昌智
来源：上海华略智库（ID:HUALUETT）
全文5700字，阅读约14分钟
是的，当前的境况确实有很多值得焦虑的理由。尤其是近几个月，国内，疫情此起彼伏，上海还没完全解封，北京已严阵以待，部分跨地区、跨国供应链受阻严重，进出口数据令人焦虑，难以数计的企业在迷茫中寻找前路、在黑暗中等待黎明。国外，美国到处串联拉群，或明或暗针对中国，企图将中国从亚洲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剥离出去。
甚至一时间，“越南取代中国”“越南超过深圳”的新闻或观点频见媒体网络。怎么看都有一点乌云密布的感觉，甚至有人认为是“黑云压城城欲摧”。
但如果从历史视角解构当前形势，也许结论和心态就不一样。当然，这个时候抛出什么观点都可能遭到非议，如同你关心不关心经济，都可能引来不同维度的解读一样。这里，我们试图从历史理性出发进行思考。
2022年一季度，中国外贸第一市深圳的进出口总额和增速均不如越南（见表1），引来舆论关注。不少新媒体大V对深圳（包括中国）制造业形势表示担忧，对我国外贸前景持消极态度，甚至有人惊呼“深圳经济被越南超过了！”
笔者认为，“赶超”二字为时尚早，这个论断更是个伪命题。
确实，从数据看，似乎并无不妥。在1-3月几波疫情冲击下，深圳部分企业的生产、物流受到影响，导致交货延迟，叠加国际海运“一舱难求”“一箱难求”等问题，不仅让深圳港口贸易受到影响，粤港之间的跨境物流同样受到冲击。
叠加欧美等深圳主要贸易伙伴通胀压力高企、有效需求下降，深圳连续29年内地出口额第一的记录似乎也有所动摇，一季度深圳出口总额已不敌上海，为全国第二，同比增速也出现了负增长。
在“内忧外患”双重影响下的数据，自然是赶不上早在2019年就已超越深圳的越南。是的，没有看错，早在2019年，越南出口总额就超深圳，并持续保持领先优势。
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跨国企业寻求供应链渠道多样性、提高供应链弹性，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过程中，越南因为优惠的税收（包括关税）土地政策、价廉且充足的劳动力、靠近中国的众多天然良港等优势，成为欧美日韩企业转移其在中国大陆制造基地的下一个目的地。
这实际上是发展规律使然，即经济高速发展必然带来成本上升，那些对土地、人力成本等要素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轻工业必然向成本较低的相对欠发达国家（地区）转移。
所以，越南“超越”深圳并不值得担忧。相反地，我们应该乐见越南的进步和崛起，这恰恰证明我们来时的路是正确的。
素有“小中华”之称的越南，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设立经济特区、签订多项新一代、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越欧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一步一步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出口贸易优势，部分接替最开始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代工贸易角色。
这不仅是越南对“中国经验”的成功复刻，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背后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即如何迎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当然，这并非中国另辟蹊径，本质上是一种尊重常识和规律的结果。
而且，作为一个人口9800万+的中等国家，越南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在外贸进出口这一单项上超越人口只有1700万+的深圳，并不奇怪。毕竟，从发展阶段看，二者GDP总量、人均GDP、进出口结构等都有极大区别，放在一起比较本就不合适，即便未来越南进一步拉大与深圳出口额的差距也很正常。
看数据不能割裂地看，而是要看清相关数据背后的关联。例如，2022年一季度，越南累计出口885.8亿美元，同比增长12.9%；累计进口877.7亿美元，同比增长15.9%。
实际上，不止一季度，今年前四个月越南前三大进口来源地均为中国、韩国和东盟，其中，中国占比达到31.8%。
换句话说，越南制造的核心是从中国、韩国进口服装纺织原材料、消费电子零部件等进行加工组装，最终向欧美出口的代工模式，越南出口的高增长，本质上是中日韩出口高增长。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前四个月，越南自中韩及东盟等地进口和对美欧出口较去年同期近乎同步增长，显示越南制造依然是一种“类中转站”的模式。
例如，从电子信息全产业链来看，我国目前仍大规模地保有像芯片、高端PCB、微型化被动元件、OLED屏幕等高附加值的关键电子零部件生产商，这是下游终端产品制造的基础和前提，恰好也是产业链上游相对“赚钱”的中高端环节。
以苹果公司为例，苹果2021年营业收入3783亿美元（iPhone产品收入占比超过50%），净利润率高达26%，但分配给富士康这类整机代工厂商的毛利率仅有5%-6%。成本较高的核心零部件，包括苹果自研芯片、三星NAND闪存芯片等，而NAND闪存芯片是三星电子主要的利润来源，其唯一的海外生产基地在我国西安，该基地产能占全球芯片产能的比重超过10%。
所以，当越南代工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时，我国作为其最大贸易逆差国，在原材料、零部件产品和机械设备等上中游领域的技术优势、供应优势、品牌优势等也会同步放大。
从两个数据可以看出这种差距：
一是研发投入。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前景。越南外贸属于组装出口模式，利润大头仍掌握在外国厂商手中，多年以来，越南研发投入占GDP仅在0.5%左右，而2021年，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再创新高，占GDP比重达2.44%。
二是工业增加值。该指标能较准确地反映一个地区生产活动，尤其是工业生产增量规模和效益。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4.86万亿美元，是越南的近101倍（越南约481.6亿美元）。
尽管越南在出口增速数据上好看，但其实当前越南在产业链上获取的价值极低。
这里再总结一下三点认识：
一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在中低端产业确实有竞争关系，纺织服装、电子制造的产业链向东南亚、南亚等低成本地区转移是全球产业链重组的基本方向，主要驱动力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这也是中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不断升级的结果。对成本导向型产业链的去中国化，大可以秉持开放态度，顺应部分产业链外移趋势，将一些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出去（如果人家也不想转移到中西部的话），在继续获取价值链收益、推进国内产业链升级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产业链跨国协同的韧性。
二是中国产业升级与部分产业向东南亚迁移，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与东南亚国家融合分工、同步迭代会带来互相依存、合作共赢，让整个亚洲变得更好。从地缘政治上讲，这也让东南亚与中国交恶的机会成本更大，因为命运共同体意识会随着彼此之间分工的精细化、互利化而得到增强，未来在“一带一路”合作发展以及在周边安全发展上会产生更多红利。
三是我国已进入了智能化、数字化、绿色化改造的产业升级阶段，并在双碳背景下推动部分行业（如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走在全球前列。这个过程的投资、研发和应用的市场都在中国，所以我们依然有吸引外资的强大磁场。实际上，今年前4个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4786.1亿元，同比增长20.5%（折合744.7亿美元，同比增长26.1%）。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45.6%，韩国、美国、德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76.3%、53.2%和80.4%。
即便在疫情严峻期间，也不乏外企在华加码投资，如全球最大化妆品集团欧莱雅宣布在上海设立在华首家投资公司，致力于投资创新美妆科技；特斯拉在上海建设第二工厂，预计可增加45万辆汽车的年产能，全力打造特斯拉在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中心”；全球领先的德国科技公司默克计划投资7亿元，扩建其无锡制造基地（亚太地区首个Mobius一次性技术产品制造基地），以期提高生物制药一次性技术组件制造及设计服务等能力；宝马集团则投资93亿元全面扩建其位于沈阳大东区的工厂，生产面向中国市场发售的长轴距宝马X5 SUV……
上述分析之后，我们似乎可以在深圳不敌越南外贸出口、甚至越南取代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的问题上放平心态了。但其实，由这个话题引发的国内产业链外迁东南亚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也是近期“外资撤离中国”这一论断热度不减的底层逻辑。
首先，我们要看透本质，找准核心。
进入信息时代后，全球国际贸易投资交往加快，更加快速频繁的企业迁移、产业转移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其中，以苹果、三星、特斯拉等为代表的掌握电脑、手机、汽车等终端产品的跨国企业成为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分布变化的主导者。
以三星为例，自2008年在越南北宁省投资建设三星电子（越南）1号厂以来，已吸引EM-Tech（手机收发器供应商）、Dreamtech（OLED显示模块、指纹传感器模块供应商）等一大批零部件生产商纷至沓来。
2016年以来，三星全面加大在越南的布局力度。截至目前，三星在越南的总投资额高达51.45亿美元，拥有8处制造和研究设施，吸引带动众多韩资企业和越南本土企业为其提供配套。
所以，比起紧盯那些从国内转移出去的中低端加工制造企业，更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具有强大市场影响力、生态主导力和品牌竞争力的消费终端品牌。换句话讲，它们才是未来引领中国制造业跃升的关键力量。
对此，我们要充满信心，后发而至。
尽管与老牌的美欧工业强国甚至日韩相比，我国头部企业、终端企业缺乏是不争的事实，且它们在市场份额、核心技术、品牌影响、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依旧强劲。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推动下，终端产品的新特点、新趋势或将为我国加快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本土终端品牌带来“弯道超车”的新机遇。
一方面，我国供应链优势十分突出。在反复爆发的新冠疫情和变幻莫测的全球竞合局势的叠加作用下（当前部分城市因突发疫情而致供应链中断，负面影响较大，目前正在全面修复），完整稳定的供应链是众多终端企业布局考量的关键。而我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链齐全，强韧的供应链可最大限度为技术复杂、系统高度集成的终端产品提供研发、原材料、组装、出口等全环节保障。
2021年，我国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制造业等多数行业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化学原料相关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出口比上年分别增长64.6%、40.3%、40.3%、39.9%。可见，疫情之下全球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以及对我国稳健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认可都在进一步强化和凸显。
另一方面，我国拥有超大市场规模这一特有优势。对于汽车、机械臂、头盔、眼镜、手表等由传统“硬件”焕新而来的终端领域新技术新产品，不论从消费市场考虑，还是从落地应用场景和试错机会的角度看，我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多元化的应用场景，将更有利于推动终端产品找到消费人群、实现迭代升级、打响品牌效应。
近期，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重磅文件，以期更深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释放超大规模“中国市场”优势能量，促进“中国市场”从“大”到“强”。这将进一步促进终端相关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打破可能存在的信息不透明、地方企业垄断等市场藩篱，让本土终端企业更好背靠超大规模的中国市场，与外国老牌终端企业“同台竞技”。
可以说，未来我们完全有优势、有实力去培育打造一批像苹果、三星、特斯拉等对特定产业链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能量的全球性终端企业品牌。同时，由于终端生产过程属于智能制造范畴，这些终端企业也必将重新定义制造业的价值，带动制造业“微笑曲线”向倒U型的“武藏曲线”转变，推动我国在此次产业变革中腾笼换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图5：微笑曲线、武藏曲线、数字化曲线示意图
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全力培育壮大华为、大疆、小米、OPPO、VIVO、比亚迪等传统认知的终端企业时，也要强调非典型终端领域品牌“多点开花”，如体育用品领域的安踏、李宁、特步等，医疗器械领域的鱼跃医疗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充满变数的新领域新赛道中，保持定力、占据优势。
最后，我们要选定对手，高位竞逐。
中等收入陷阱曾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美上演，二战以来真正能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例子屈指可数。大国要富裕就一定要掌握核心关键技术，而不能一直成为中低端的“世界工厂”。
越南乃至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新的加工贸易国家都不足以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他们更像是追随者、同行者。而真正值得我们去对标和超越的，应该是那些掌握终端产品应用“卡脖子”技术的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
对此，我们要全面聚焦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设备等“大终端”“新终端”领域：
一方面，要立足现有技术基础，通过加大资金投入、人才培育和科技攻坚，在人工智能、芯片设计、传感技术、底层算法等关键技术领域拉快研发进度，努力实现技术水平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
另一方面，要敢闯无人区，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类脑智能、仿生学等基础研究领域进行深度前沿探索，创造更多“从0到1”的颠覆性技术成果，锻造我国专属的终端科技“杀手锏”。
这个时代从来不会阻止你闪耀，但你也覆盖不了任何人的光芒。在永远激烈的大国角逐场上，或许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在正确的道路上，坚持做困难的事，风雨兼程中执着生长，其他的让时间给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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