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视角下的现代日本简史和东亚模式

全球股票债券信贷等金融资产已超过百万亿美元，中国则超过300万亿人民币，这套机制决定了增长、周期、贸易、分工和崩溃。但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到当下主流宏观经济学界，对此都含混不清。

英国国债在短期内突增十几倍，中止了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近500年的动荡；以跨国投资而非贸易获利，也诱发了前所未有的帝国逻辑和国际秩序：扶持而非占领控制后发国家；顺利接受的国家兴旺发达，部分接受的则形成了东亚、拉美、苏东和流氓模式；

中国当下是若干模式的大拼盘，读者观念也是诸多范式的大拼盘，以至于无法交流。为此从头重写了一篇科普长文《金融资本视角下的现代世界简史》，18章5万字，不适合公号发布，所以拆出来分别放出，与原文次序有所不同。

第一篇讲金融资本DNA与英美模式的共生过程，如何引发了工业革命，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巨变，与主流经济学和政治学视角不同，建议必读，详见：金融资本视角下的现代世界简史之欧美模式篇

第二篇对照了法国大革命和晚清-民国之变，缺少了金融资本玩家的转轨过程总是会崩断，废墟上如果没有足够强的外部输入，那通常也站不起来。详见：金融资本视角下的现代世界简史之法国中国篇

第三篇讲苏俄的两次转轨、两次崩断，崩断后一次完美逆行，一次自主失败。对公有制奇迹和失败的点评视角，与经济学家们的不同。详见：金融资本视角下的现代世界简史之苏俄篇

本篇前半部分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奇迹，暗示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变轨中，金融工具要比新教文化、议会和司法更重要。后半部分讲东亚模式的根源：土地管制。

拉美模式、美国的反帝反金融本性、金本位到布雷顿体系、学界的短视、全球体系的残缺和危机，将逐步摘录放出，欢迎关注并转发。

金融资本视角下的现代世界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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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简史和东亚模式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抵达日本，幕府被迫开国，签订通商条约，期间多次发生内战和排外，也曾招来英美荷法四国联军的炮舰报复（1864年下关战争，幕府赔款300万美元）。1868年几个强藩联手推翻幕府、拥戴明治天皇，政局才稳定下来。

这时明治政府有点像刚独立时的美国联邦政府一样类似于空壳，土地、租税、货币、军队、官吏大多在各地藩主手里。但有一项特别的无形资产，100多人的岩仓使团游历欧美两年，期间反复比较和讨论，形成了对于改革的大致共识。同期大清的无形资产完全负分，最具见识的李鸿章在1864年还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之后靠不断的碰壁交学费才能悟到一点点，还始终深受排挤和掣肘，无从施展。现在把火器换成“科技”估计很多人也会点头。

1871年明治政府以“废藩置县”实现集权，接盘各藩约7800万两白银的旧债和旧钞（折约1.1亿日元），换成新的国债，开始统一货币和租税。同时给付华族（旧贵族领主和武士）等同原有大米地租的津贴，旧派人士人数众多但是分散，接受则有钱可拿，反抗则身家不保，基本都放弃了官职和特权。

正在美国考察财政制度的伊藤博文对此非常自豪：“欧洲废除封建制度需要进行长时期的战争，而日本滴血未流、一弹未发，就废除了封建制度。”回国后还对大藏省官员进言：“我国之无国债实为专制苛政之证”[4]，作为一个现代政府，不借钱、不向债权人申报开支、讲明用途、达成合意，什么都收足了关起门来自己说了算，这像什么话？

日本这次惊险一跃确实值得自豪。期间英国投资人也帮了点忙，在1870年认购了100万英镑的铁路债券，1872年又认购了240万英镑的财税整理债券，够给华族发大半年津贴，这对操盘者从容应对、各山头形成互信，有不小的帮助。否则，你们结伙成立一个政府要求别人交权交位，却既没期权也没现金给人补偿，那怎么可能不打起来？

1875年时华族津贴按当年米价折约1700万日元，占掉1/3的财政，操盘手大隈重信等人决定代之以1.7亿日元的可交易的秩禄公债，每年能省下250万日元。同时允许华族使用公债（准货币）充作银行资本金，引发了一阵兴办现代银行的热潮，银行从5家变成了150多家。[4] 旧式特权阶层从阻拦者变成寄生者，又变成新经济的股东，热衷于寻觅可以赚钱的项目和企业家。

这又是一个点石成金的天才发明，除了有点儿抠门。中下级武士分到的太少，缺乏经营头脑的他们掉入底层，结果酿成了叛乱（1877年西南战争）。还好这时中上层的眼光和利益已经大体一致了，底层反叛只是军事上的麻烦，最后又耗掉了4000万日元的军费搞定。那250万日元白省了。

日本明治维新的亮点，是巧妙的金融安排（当然武力威胁和观念共识也不可缺，压服、收买和说服三者结合更好），让旧势力自愿领取补偿离场，拿着本金去市场上按新规则玩，还会帮着维护政治牌桌上新的博弈秩序，因为再乱了他们损失也大。很多人以为，宪政只能在新教文化、议会历史、独立司法等传统上生长出来，可日本这些当时基本都没有，请洋人担纲总税务司、法官、顾问和教官等过渡着，拖了20年才有宪法和议会。所以再碰到哪个后进国家一直贫穷动荡，不要急于断定他们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什么的不适合现代化，命该如此不可救药。

其实，曾短暂做过奥地利财长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就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和社会结构，都有可能被财政措施所塑造，是财政问题的外在表现。直白讲就是征粮抽兵方式和民众应对的历史传统塑造了民族性，政府财税变革后下一代人的精神文化也会变。

当时日本最大的BUG是强烈反感外债和外资，开国后就想方设法把洋商业务经营限制在口岸据点内部。大隈重信自己也曾说过，“典神州之土地以募集外债，这才是卖国之贼丞”，到了1880年为抑制通胀、支撑机器进口等，才又提议增发1000万英镑外债，内阁激烈争吵僵持不下。恰好天皇认同前一年来访的美国退休总统格兰特的提醒，“看看埃及、西班牙或土耳其吧..将来日本决不能再发行外债”，予以否决，还于1894年再次提及“确定大藏之基础，不起外国债”。[4] 这一规训直到切换金本位和日俄战争（军费17亿日元，约是甲午的10倍而且没有拿到赔款）时才突破。

西点军校出身的名将格兰特，青年酗酒、晚年破产、多任财长都闹出丑闻，完全不适合指导别国财政金融，竟然就这么无意间通过也完全不懂但拥有仲裁权的天皇，影响了懵懂的后来者的进化方向。抵制外债，阻拦外资到内陆经商和入股日企，大量成立国有企业（无法维系后才低价卖给私企），加上军事现代化的开支，这些沉重的负担把日本小农累断了腰，尤其国际粮价大幅下跌以后。

这注定了日本较慢的工业化速度和不相称的贫穷。1910年时连俄国粗钢产量都有340万吨了，日本才25万吨，房子失火后还要把铁钉捡回来再用，一战后山本五十六到哈佛大学进修时，对铁桶随意丢弃、咖啡馆里方糖自取印象深刻。德国美国于1880年前后城镇化率就达到约40%，而日本足足晚了60年，住宅又小又密还是竹木结构居多，地震或者燃烧弹一来就夷为平地。哭嚎者无从得知，自家铁路的外部融资仅仅是美国的1/500，本可以进来付钱买地、加薪雇人、传授培训、承担税收的境外资本们都被拒之门外，又缺少市政债券和按揭贷款让富人乐于帮他们铺路建房。他们只会相信是英美欺凌、财阀剥削，迷迷糊糊跟着那些“抗争者”一路走到玉碎。而类似的情绪和认知至今还在全球许多地区一代代的重复。

假如当时日本欢迎外资前来合办银行、修建铁路、造船炼钢呢？那我估计到1910年时的人均收入大约翻倍，农民比例降低一半，国内冲突绝不会那么激烈、让那么多智者仁人绞尽脑汁都毫无办法。对外也不会那么嫉恨反感英美，会更依赖海权、贸易和粮食进口，国际吃相也会斯文的多。

一战后的日本

（下面两段节选自原文第12章 美式救世 ）

亚洲没成为战场，也没什么死结。1921年底华盛顿会议召开，英国建议美国加入英日同盟，但美国政府在威尔逊碰壁之后不可能同意，坚持要求英日同盟解散，限定各自海军规模；日本退还山东权益，签订《九国公约》保证中国完整和机会均等。日本政府对三国同盟、英日同盟或者当东亚一哥又不烧军费三种方案都没意见，军方愤怒也只能服从，忍痛把4万吨级的土佐号战列舰测试击沉。

英美日三个海洋大国错过首次结盟机会，新兴的日本没能定位成全球平衡者联盟之一，外交和军方的官员就不需要频繁的和英美沟通协调，这可能是一个历史分岔点。直白比喻是，你块头不错啊加入我们警察互相照应着看场子吧；或，你块头不错啊你看这个场子吧；那这个青年未来变成流氓的概率是不一样的。

（下面3段节选自原文第13章二次崩盘）

日本是第一个秩序塌掉的。1929年7月上台的滨口雄幸首相和大藏相井上准之助宣布将恢复金本位，并在1930年1月执行。这可真不是个好时机。随后黄金外流+信用紧缩+出口暴跌同时来袭，上百万失业工人回乡，而农村同样破产，几十万小学生中午带着空饭盒，卖女儿、卖青苗的悲惨噩梦重现。1930年11月滨口因主张裁军而被刺重伤，次年8月去世；9月关东军几位参谋发动九一八事变，国民欢呼，陆军高层倒向关东军，导致内阁下台。

继任首相犬养毅任命高桥是清担任大藏相，随即废止金本位并扩张财政，走出通缩，后有日本凯恩斯之称。1932年2月井上准之助被刺杀。1932年5月犬养毅因不承认关东军乱政而被刺杀，百万国民写信要求对凶手减罪。1933年3月国联谴责占领东北行为，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声明“我们准备被钉在十字架上”宣布退出国联。1936年上千名陆军要求天皇亲政并被镇压的二二六兵变中，以国债不可破百亿日元而严词拒绝扩充军费的高桥是清也被刺杀。

此后日本陆军彻底冲垮了宪政秩序和外部约束，和老师德国参谋部一战时的作为极其相似，也即将撕掉日本最后一点理性、耗干最后一滴血，到天皇发布投降宣言前还有军官冲进皇宫搜索录音。《战犯参谋》里把他们的心态路程刻画的栩栩如生。

（插入两段关于德军参谋部这种官僚机构的描述，摘自原文第11章 一战崩盘）

在最后关头，德国参谋部不配合首相和外交大臣的进展，对吓坏了的皇帝最后施压时，也几近胁迫。也可能他们觉得这就是军人的义务。开战后军方就甩开各种束缚，把皇帝变成傀儡，把议会变成拨款的橡皮章，以战时计划控制经济和生产；可这些军官们藐视军事以外的规则，使用毒气，秘密送回俄国反叛者并提供大笔经费（后来与之签订《布列斯特条约》获得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五千万人口，但接着对方就支持德国革命以图废约）；不顾外交官员的反对发动无限潜艇战，迎来美国动员后每月新投放的20万陆军兵力；多次拒绝合理的谈判条件，直到被寄生操控的德国消耗的一干二净。更神奇的是最后几乎全身而退，迫使德皇退位并把责任甩给他，投降签字找个临时民选机构顶包，还能编出一个“德国被暗算了背后捅刀”的阴谋论帮着洗白。

这个官僚机构呈现出很多之前元帅、大臣、总督等官僚所不具备的特点，成员都是自我提拔的且出局后多半什么都不是，最害怕的是同僚排挤，而非更高的权威比如君主、首相、议会、法律和条约；不顾及更高的利益比如亡国，几十万名属下死伤；分工配合夺权并操控其他部门的能力远超个体；撤换一两个头目后依然故我。这种官僚机构不像是国家的一个统治工具，国家倒像是它寄生的皮囊，等打造机器的第一代政治家比如俾斯麦、斯大林和明治维新元老们谢幕以后，即使宪政国家选举上来的政界强人也很难应对。里根总统就曾评论，“事实上，官僚机构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所能见到的最接近永生的东西”。不知他眼中这种“官僚自动机”能否比美国宪法还要永生。当下看来将会是影响历史进程最重要的因素，其他影响因素由他们挑选、塑造或渗透，其他动因比如“国家利益”等词语，则像是他们找来的幌子。

战后东亚模式的由来

（选自原文第14章 战后路径分化）

日本没被马歇尔计划约束住，发展模式就满是东亚特色。先是靠着朝鲜战争约20亿美元的军购，回了一半血。接着回到排斥外资、勒紧国民腰带的老路上，禁止外资利润汇回“浪费”宝贵的外汇，1951-1955年累计就只有1.9亿美元FDI流入。为进口设备或引进技术申请外汇额度的企业家在部委走廊里苦苦排队，发展自然要慢些，虽然官僚们爽些，还能吹嘘自己产业政策怎么立功。

到1960年时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6，和现在中美比值相当，不到英法德当时一半，比意大利都低。美国1955年把日本送入GATT，随即纺织品就开始摩擦，因为战后日元汇率设定为360时就明显偏低，还只盯着美国一个大市场逐个行业猛吃，不像西欧各国之间内需相互吸收消化为主。1964年送入OECD并要求允许资本汇兑，1967-1971年外资流入量达到132亿美元左右，日本人均收入飞涨，但外资大多是小份股权和债券模式，控股权几乎拿不到。

日本特色是官僚文化强势，前面提到宪法和议会比明治维新晚来了约20年，麦克阿瑟占领后地方长官才改为选举，财权事权也很弱。部委官僚们每周决策政事的“事务次官会议” 从1886年持续到2009年，决定好了交给第二天的内阁会议通过，多数部长们没啥用，就变成了当选派系的奖赏，会念稿就行。新人进部委后被叮嘱“有局无省”，就是你只服从本司局同僚利益不要理会上头。[14] 部委们之间也如是，面上为国实则竞相扩权操控企业和地方，自然不欢迎外资刺头。

部委们五十年代制定的围海造田增产大米、修路植树出口木材、捕杀鲸鱼改善营养等项目，几十年后也不肯停下来。审批权和现金流要尽量由官僚们以各种名义过手，国民们只需老老实实的住小房子开小车就行，导致内需不振和后来的资产泡沫、生育下降。制造业过于依赖出口市场，在币值低估和年功序列工资的庇护下大杀四方，到日元升值和员工变老、薪酬升高后大多打回原型。

一轮轮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们始终摸不到这些根源，只能愤愤敲打，不知道日本社会需要的、政治家表达的、具体谈判时各部委官员声称的和他们脑子里真实想要的，其实是许多张互相不怎么搭的网。你以为他在某处不肯退让是为了保护产业，实则可能是他担心部里同僚失去审批权不爽，下个月换人来谈判，自己滚去管资料室直到退休，这辈子前途完蛋。还好战前的军部官僚早被清洗，也不像苏东集团那样由政工官僚+军部官僚把持，所以摩擦仅限于经济领域，也不必再为剔除那核心几十几百人，来一次八国联军乃至世界大战。

美式的“外压”不足以战胜官僚集团，连大众选举、自由媒体、司法独立的效果也有限。国际的谈判签约，国民的批评和起诉，不过是一阵风，挡不住官僚自动机们领着工资日夜琢磨反制方案。1974年独立出来的国土厅收紧土地管制，后来酿成惊天泡沫和同样惊人的生育萎缩。细川护熙省长以多次进京申请一个汽车站搬迁几十米而获得全国好评，担任首相后决意全面破除行政管制，几乎立刻被排挤掉。

部委官僚、政党派系、地方政府、建设工团、农民协会之间，还生长出一个错综复杂不可撼动的网络，以基建项目开支交换钞票和选票，生为日本人就逃不掉、几十年也改不了。连续多年水泥用量超过G7其余6国（英美法德意加）之和，直到国债爆表、耗干财政。对应的却是居民部门在G7中房子最挤、汽车最小、生育最少、工作最拼、债务最重、养老最惨，现在人均GDP又回到G7中仅仅高于懒洋洋的意大利的水平了。

但由于官僚们控制权最佳，因此成为邻近几国（官员们喜爱）的榜样推崇上天，跟着头雁亦步亦趋甚至变本加厉，都拒绝采用美式的地方自由开发+房产税的方式释放土地，企业和居民的用地需求无法绕开重重法律规定、总量调控和官员寻租，都导致产业外迁、资本外流、住宅紧张，而生育下降速度也都比日本还要快，形成了从起飞到辉煌到停滞到塌陷各一代人的“东亚模式”。假如没有土地管制和生育率萎缩，或许可以一直混下去。

（下两段选自原文第15章 里甘-沃尔克节点）

各国的官僚、学者、政客、大众们的认识还没扭转过来。连财长里甘的继任者贝克尔都想要管一管，掺和广场协议和后续干预。发达国家的财长行长们大多直到1992年英镑危机后才放弃盯住汇率的惯性思维，认同“资本市场连通、汇率浮动、外储无用”；日本当时是谜之自豪，美国赤字飙升和“借债度日”是要完啊，一边看着自己资本无处可投纷纷流出，一边自豪于变身债权人即将迎来日本世纪了。学术界反应也像政府技术官僚们一样迟钝，学者顾虑同行评议和官僚顾虑同僚压力相似，有个笑话说是学术进步靠葬礼，就是大佬们过世以后，大家才乐于按自己认同的而非大佬倡导的范式去做研究。

其余国家就更慢了，要等待危机时刻晃动旧有结构和观念，就像美元通胀、价格管制、加油排队冲击了美国人；还要期待恰好的时机、恰好的人在恰好的位置上，就像前美林证券董事长里甘和前纽联储市场交易主管沃尔克。太过剧烈的震荡可能导致绝望的大众欢迎纳粹和东条英机，一般的震荡又不足以改变牌局结构。

（下两段节选自原文第18章 出路安在）

使用“资本网络卷入的有效人口”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增长，比“劳动生产率”视角不知好用到哪里去了。以此推论，科技进步拯救不了人口萎缩的东亚模式。曾经把住房看的比命贵的日本，现在有约1/5的住房已经废弃。已有资产相对于萎缩人口开始过剩时，那么除了制造业更新升级和住宅折旧更新等微量投资以外，剩余资本就只能出海，穷国阻拦落地就又涌向美国推低收益率。

但日本还算是东亚之光，还有约6成住宅虽然拥挤但毕竟是独栋，生育率还能到1.4，像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的青年们接近全部住进公寓楼的，生育率只能到1.0。以前曾断续写过上万字解释公寓楼vs联排独栋与生育率，行政集权vs地方自治与超级大城，缴地缴费自主开发vs出让金与住宅负担，企业用地昂贵vs宽松与增长就业996等相关性，可是屡被打击，等攒出精力来再整理发布吧。（如果加到10万字30章，那就收进去）

（首版全文5万字18章已发布于知识星球，欢迎老读者中的职业投资者和机构从业人员加入交流。）

本篇参考资料：

【4】 富田俊基：《国债的历史：凝结在利率中的过去与未来》

【14】野口悠纪雄：《战后日本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