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世界文明观的创新发展
引用规范：周仲秋，吕文菁. 新时代世界文明观的创新发展[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21(6)：32-38.
作者简介：周仲秋（1956—），男，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摘 要：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对世界文明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考察了世界历史下各文明体之间的交往，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世界文明观。习近平立足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基本立场，围绕世界文明的相处之道和发展之道，提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型世界文明观；他科学把握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变化，从全球化对世界文明的影响出发，审视信息文明的发展带给世界文明的机遇和挑战，从全球治理的视野提出世界文明的全球融合是历史大势。为此，习近平提出了世界文明发展的新思路，指出开放包容是人类文明的相处之道，合作交流是文明进步的发展之策，实现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对于“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文明发展之问，习近平给出了中国答案，那就是，在文明融会通达的基础上积极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成全世界人民共创一个和谐的美好世界。
关键词：习近平；马克思；世界文明观
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是其世界历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生产方式的性质以及产品的消费方式的演变与革命来理解和论证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工业与资本、商业与贸易、战争与征服在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把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作为划分不同文明类型的主要依据和根本尺度，强调只有在不同文明之间充分实现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普遍交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明的冲突。马克思对世界文明发展的最高价值诉求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冷战结束之后，以工业化和现代化为标志的全球化进程大大促进了世界各国的文明觉醒，也推动着各国文明之间的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迅速发展。世界不同文明的差异日益凸显出来，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先行优势而强势主导着全球化进程。然而，“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加强，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文明优越导致的文明碰撞还普遍存在，“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面对世界文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任何一个文明体已然无法独善其身，必须由世界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应对。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基本立场，围绕世界文明的相处之道和发展之道，提出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新型世界文明观，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
一、新视野：全球融合是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大势
视野是观察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它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也伴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更新而不断地拓展和变化。十九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深入研究了文明之间的交往，但由于当时资本主义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早期阶段，所以，马克思更多地看到了资本的迅猛扩张和资本主义文明的向外侵略。可贵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强调理论的与时俱进和理论视野的开拓更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冷战结束后开启的全球化，为世界文明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尤其是信息文明时代的到来，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体之间相互依存、彼此交流融合。因此，在审视世界文明发展时，只有始终坚持理论视野的开拓创新，方可顺应时代潮流。习近平立足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基本立场，从全球化对世界文明的深刻影响出发，审视信息文明的发展带给世界文明的冲击，从全球治理的视野指出世界文明的全球融合是历史大势。
第一，全球化视野下世界文明相互依存度大大提升。马克思世界文明观是建立在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之上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之后马克思又强调，“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是促进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源性力量”。资本的不断向外扩张，加速了各国之间的交往联系，促成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少，精神产品也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了。整个世界也就呈现出一副由各种联系交织起来的画面，世界文明在融合中不断创新和进步，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因此，世界历史的发展必然带来不同民族文明的交往交流。当下，全球化已经成为了经济、科技、信息等全方位的全球化，与此同时，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变得更为广泛、直接和激烈。习近平的世界文明观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依据，对全球化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积极回应。他站在全球化的理论视野上审视世界各文明体之间的相处之道，指出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必然走向。“说其是历史大势，就是其发展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如果各国重新回到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孤岛，人类文明就将因老死不相往来而丧失生机活力”。全球化视野下，“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有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摈弃唯我独尊、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等狭隘思维”，世界文明才能“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这是对世界文明发展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作出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引领。
第二，信息文明时代视野下世界文明加速融合。马克思世界文明观是以早期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为视野的，马克思预测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世界各文明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紧密性，指出随着现代世界市场的形成，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将成为必然。他主张，“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预测了人类社会联系的日趋紧密。今天，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串联，地球已然成为一个地球村，各文明体之间的联系的确呈现日趋紧密的态势，这与马克思所测的虽如出一辙，但绝非一致。“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人类尚处在工业文明时代，而今天人们已经进入信息文明时代。习近平指出，“任何一种文明都要与时偕行，不断吸纳时代精华”。面对人类文明在新时代出现的新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文明体能独善其身，只能共同应对。信息文明时代，开放的互联网作为一个没有地域、没有国界的平台，不同的文化形态、思想观念在此交流、交融、交锋。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空间，极大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更是世界文明交流拉近距离、克服困难、消除障碍的伟大革命。任何事物有其利必有其弊，信息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如“数字鸿沟”的出现加剧了世界文明发展的不平衡。对此，习近平号召建立起“多边、民主、透明”的网络文明体系：主张尊重主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和管理模式，反对网络霸权；促进开放合作，推动各文明体在网络空间中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构建良好的网络秩序，明确各方权利义务，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滋养网络空间、修复网络生态。信息文明的迅猛发展密切了世界文明的交往，这也必然要求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聚焦信息文明视野下人类文明的发展。习近平立足信息文明新视野，指出， “互联网是传播人类优秀文化、弘扬正能量的重要载体”“各国应顺应时代潮流，勇担发展责任，共迎风险挑战，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他向世界承诺“中国愿通过互联网架设国际交流桥梁，推动世界优秀文化交流互鉴，推动各国人民情感交流、心灵沟通”。信息文明发展视野下，只有各国一起共同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促进各国文明在网络空间的交流互鉴，才能让世界文明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丰富人们精神世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第三，全球治理视野下世界文明趋向交流融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虽然没有直接谈到“全球治理，”但实质上对“全球治理”有相关的论述。如他认为，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在马克思眼中，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治理是以资本为手段和工具并最终为资本增值服务的。显然，今天的世界已然不是完全由资本掌控的世界。尤其，新形势下，“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因此，各文明体只有把文明发展问题置于全球治理视域中，才能实现世界文明的和谐共生，这是人类文明走向共同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全球治理新旧秩序更替之际，世界文明的交流与合作，必然伴随着世界文明的差异和冲突。当前，全球治理赤字已成为当今世界文明发展的严峻挑战：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持续不断，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人类文明融合受到冲击。溯其根源，全球治理的失灵致使世界文明发展步入了局部失序状态。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么办”的时代命题，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共同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而奋斗”。从全球治理新视野出发，中国不断推进构建新的全球治理秩序，实现世界文明的交流融合。在尊重各国文明发展权利的基础上，习近平一贯主张“不管国际格局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平等民主、兼容并蓄，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文明多样性，做到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他从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中总结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共同价值，主张在共同价值的基础上更新全球治理秩序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顺应时代，中国向世界发出“一带一路”倡议，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进新的全球文明发展秩序的构建，这既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也契合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新的理论视野铸就了新的发展思路。在时代前进的步伐中，视野的拓展推动着理论吸收时代的精华、满足时代的需要，从而实现发展思路的创新。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世界文明之间的互动方式主要呈现为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文明以牺牲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文明来换取自身的发展。这种对抗性发展符合资本演绎的逻辑。否定并终止这种对抗性发展是人类进步的必然选择，和平从来都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发展也始终是世界各国的强烈诉求。习近平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充分汲取世界文明发展的惨痛教训，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国强必霸”和“零和博弈”的陈腐思维，提出开放包容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合作交流是世界文明进步发展之策，共同发展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指出共同进步是世界文明百花齐放的必然选择。
第一，开放包容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相处之道，是文明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之一。不同文明形态的异质性、差异性及其利益冲突一直困扰着世界文明的发展，这里既有由来已久的偏见、歧视和隔阂，又有新孕育的疑虑、对抗和冲突。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再到亨廷顿，他们的结论一致：文明冲突不可避免。在马克思看来，进入世界历史的阶段后，过去本民族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状态就被各民族世界性的交往所取代了。世界性的增强并不会泯灭民族性的差异，即便是全球化也不会必然地导致文明的同质化，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文明的差异和矛盾，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办? 以唯物史观来看，“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冲突的根源还是在于经济利益分歧和国际规则的不公，文明冲突是有解决的办法的；而亨廷顿则任意夸大了宗教、意识形态等的差异，得出了文明冲突不可避免、难以解决的结论。显然，解决文明间存在的冲突，不能靠隔离疏远，更不能用敌视压制，而是要加强文明间的交往联系，使不同文明体系间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接近、实现不同文明形态生产力普遍发达，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世界文明形态。习近平强调开放包容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习近平向世界各国倡议，用“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以“兼收并蓄的态度”对待其他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中华文明也在开放包容中博采各国文明之所长，实现了自身文明的不断进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它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而且还在于，其在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将客观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习近平倡导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和”“合”理念，探寻中华文明与当今世界发展的契合点，为世界文明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开放包容的相处之道。
第二，合作交流是世界文明进步发展之策。在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中，文明的交往是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在马克思看来，“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马克思认为，人类文明从低到高的发展，并非是自发完成的。资本主义文明并不同于它之前的所有文明，它创造了之前文明所从未创造过的奇迹，而资本的本性决定了资产阶级必然需要四处奔走以追求更大的利益，带来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文明对其他低级文明的强取豪夺，客观上造就了文明之间的交往交流，从而实质上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提到的“交往”，不仅仅只是指物质交往、精神交往或者是内部交往、外部交往等等，在一定程度上种“交往”可以看作是他们强调的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交流和合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战争甚至是不同文明之间特别是低级文明和高级文明之间交往的一种普遍形式。马克思曾经了解到印度发展的历史，他看到印度即使在历史上多次被别的民族入侵，但由于印度当时处在较高的文明水平，那些处在较低水平的入侵民族也会被较高水平的文明所征服。他也曾经研究过古老的中国文明，指出中国文明对欧洲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影响，“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马克思恩格斯揭示出，不同文明体之间必须要交流才能取长补短，实现文明的进步和发展这一基本规律。当然，在那个时代，资本主义文明在世界各处扩张侵略，更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失衡，所表现的只能是强者征服弱者的文明形态的纵向流动。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世界文明体发展的多级格局正在形成。世界文明已经进入一个横向交流的全新时代，平等互尊、互信互鉴已成为世界文明交往的新方式。习近平引领世界文明发展潮流，倡导“互尊、互信、互鉴”理念，强调“21 世纪是合作的世纪。心胸有多宽，合作舞台就有多广”；指出文明交流应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在互尊互信的基础上实现对话，用对话代替对抗，以交流代替战争，通过坦诚地平等交往，增进互信，建立共识。习近平立足于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需要，破解信任赤字带给文明发展的危机，聚焦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的文明体之间的交往，摈弃以往的极端交往形式，主张建立起平等互尊、互信互鉴的良性互动，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合作交流的新思路。
第三，共同发展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展开，指向的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进步。世界历史的不断发展为世界文明的不断融合提供了途径和渠道；而世界文明的不断融合又加快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世界文明发展遇到困难和冲突时，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恶性竞争甚至兵戎相见，导致灾难性危机；另一种是顺应时代潮流，齐心协力应对挑战。马克思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改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此，资本主义国家也正是依靠迅猛发展的生产力优势侵犯弱小的国家，传播资本主义文明，导致弱小民族文明的没落或消失。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却在客观上带来了世界文明的共同进步。不言而喻，当时的世界文明尚处在一个从低级不断向高级流动的阶段，高级文明的发展带动了低级文明的进步，而这种所谓的“共同进步”，其背后是低级文明或弱小民族文明在被侵略的不平等基础上的被迫进步。随着时代的发展，尊重各国文明的发展，促进各国文明的共同进步应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但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却依然威胁世界的共同发展，其根源就在于西方大国强行推行文明霸权，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冲突，不利于和平与发展的实现。习近平立足于中国与世界的深度互动，指出只有以共同发展的思路为引领，才能使不同文明形态绽放各自的独特价值，回应人类文明共有的发展诉求。他主张“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中国积极承担推进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重任，习近平代表中国向世界郑重承诺“中国将始终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坚持走共同发展道路，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他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习近平的世界文明观依托新的理论视野，立足信息文明时代，从全球化文明发展的需求出发，探讨更新世界文明发展秩序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形成的必然性。以新视野审视世界文明的发展，习近平提出新的文明发展思路，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推进世界文明的合作交流，实现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新思路指向新境界，面对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终极之问，习近平期望通过文明的融会通达实现人类文明的命运与共，在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共建共享一个美好世界。习近平的世界文明观为世界文明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方向和目标，是马克思世界文明观在现时代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世界文明观的新境界。
第一，文明融会通达的新境界。马克思对文明间的交往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交往有3种最基本的形式：“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国人本世纪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东西（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尚处在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资本的扩张性在文明交往上呈现出极具掠夺性，突出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向外扩张和侵略，其实质就是文明间的隔阂与冲突。世界发展到今天，已然是一个有着多种社会制度、多样文明发展的多元世界。面对世界文明的姹紫嫣红，今天的国家间交往如果依然选择采用过去非此即彼的文明交往理念，显然是过时的、不明智的，只会造成文明的退步和世界的动乱，不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在世界整体联系不断紧密的过程中，全球性的一系列严重挑战和问题已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客观上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连结为一个利害相关的共同体，并使这一体系中的不同主体不得不共处共存，共同合作”。习近平创新发展了马克思的文明交往观，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指出各国文明只有远离封闭，对话交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达至美美与共。习近平坚持文明是多彩的，也是多样的，强调“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对待不同文明的差异性，维护各民族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国文明独特的发展道路。习近平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强调“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世界各文明体应摒弃傲慢和偏见。“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有各国文明在交流、互鉴、共存的基础上不断融合，才能实现各国人民的民心相通，推进世界文明进入融会通达的新境界。
第二，人类命运与共的新境界。马克思文明观的理论境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共同体”理念，其逻辑是在历史必然性中寻找答案，是一个属于“应然”范畴的理想境界。对于个人发展与共同体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他看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认为，由于共同体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共同体的表现形式会根据生产力的提升而变化。但马克思认为，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共同体，“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此是“冒充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呈现出“自由人联体”。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人的联合体”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共同体”，这里的“自由人”正是突破了地域性的个人，是处在世界历史中的人。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真正的共同体必须建立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基础之上。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弘扬，其逻辑是在现实性中寻找答案，是一个立足于现实世界的全新境界。习近平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作出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准确判断，以人类的整体命运和世界和平发展为价值考量，指出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世界才能更好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在继承发展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的解决世界现实发展难题的中国倡议。从民族共同体到区域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的世界文明观不断地创造新的境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理念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中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标志。
第三，共创美好世界的新境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未来世界应该是一个和谐公正的大同世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未来的世界社会分工的消亡，“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概括了共产主义作为和谐社会的特征，指出“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是建立和谐社会的使命，“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出发，考察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预测了人类的未来方向，即个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的诞生。“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在马克思那里，未来人类社会对世界市场的“支配”，理应是一种共同参与、共同监督的和谐状态，在其中，突破过去世界市场中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不平等关系是关键。马克思强调，“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可以得见，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的构想，还是建立在二元对立也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之上，指向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取代，这是一个长远目标，也是马克思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当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为了满足世界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关于未来世界构想的基础上，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分野与对立，提出了世界文明发展的现实目标。在主张“和而不同”的基础上，习近平指出，“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明确各文明体平等交流、合作共赢的直接目的是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就现阶段来讲，这一主张，明显更符合新时代世界文明发展的实际。在推进构建美好世界的实践中，习近平主张以“一带一路”为纽带，推进沿线各文明体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双边、地区、全球等多层次命运共同体构建，促进文明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习近平强调以平等、互利、合作、共生的价值理念为指导，构建合作而不对抗、竞争而不争霸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交往中，践行互尊互鉴的文明观，中国与亚洲、欧洲、非洲、阿拉伯世界、拉美等不同文明的国家都展开了友好的文明往来，加深了各国之间的联系，为共建共享美好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习近平的世界文明观，是对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潮流中世界文明形态“相处之道”“发展之道”的时代性认知与全球性诉求，是马克思共同体理论在当代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的世界文明观并非完成时，而是正在进行时。“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前进的道路上，中国人民将“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文明的发展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的未来进程将进一步彰显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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