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塔｜〈黍離〉：中國最早的流浪(漢)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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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離〉：中國最早的流浪(漢)詩
北塔
〈黍離〉是《詩經》中最為人所熟知的篇什之一。關於這首詩的作者和題旨，歷來莫衷一是。早在漢朝，專治《詩經》解釋學的四家已經出現了分歧。燕人韓嬰說“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見曹植〈令烏惡禽論〉）魯人申培說“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見劉向《新序‧節士》）趙人毛亨說“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見《毛詩序》）。由於韓嬰和申培的著述已經亡佚，只有毛亨的流傳下來，所以他的解釋後來居上，漸漸成了正統和權威。連朱熹都因襲毛說，並申論道“既歎時人莫識己意，又傷所以致此者。”（見《詩經集傳》）本來，漢儒和宋儒治學的門道很不一樣，前者重“事”而後者重“理”。但在對這首詩的解釋上，朱熹卻沒有做出自己的推理、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
漢儒有考據癖（清代“乾嘉學派”正是奉“漢學”為正宗），對任何古代作品，都非要考證出個“本事”來不可，否則就顯得他們缺乏“考證”的本事。但在黔驢技窮時，他們的看家本領是穿鑿附會。對〈黍離〉的考證就是一個牽強的典型例子。
毛萇之的例證是：這首詩被孔夫子編入《王風》，而且列為《王風》之首；而鄭玄是這樣解釋《王風》的：“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于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于《國風》焉。”本來，首都及其周邊（京畿）地區的詩是要編入《雅》而不是《風》的，但是，由於王室的權力弱化到諸侯不相上下，甚至還不如諸侯（如“春秋五霸”），所以不稱“雅”而稱“風”。我們姑且認可這種說法的合理性，那麼王風的作者應該是在東都洛邑（今洛陽），或者說，〈黍離〉的寫作地點是在洛邑，而不是故都鎬京（今西安市西南之斗門鎮）。但其寫作的物件或者題材恰恰是鎬京。也就是說，這不應該是現場寫作。問題是：我們讀這首詩時，明確感覺到它的在場性和寫生性。那麼，是否是作者去鎬京“采風”之後，回到洛邑寫的呢？ 我們就算承認，作者在離開現場之後，依然憑著充分的才華能惟妙惟肖地營造出在場性和寫生性；但是，我們來看具體的文本，就會對這種假設產生懷疑。 詩中寫到了一年中的三個時間：“彼稷之苗”、“彼稷之穗”和“彼稷之實”，即高粱還是苗的時候、長出了穗的時候和已經成熟的時候。難道他在這三個時間都去采風了嗎？要知道，在上古，從洛邑到鎬京，可是路途遙遠啊。他這一年中就不幹別的，光是來往於兩地之間了。而毛亨是這樣陳述它的寫作情景的：“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此“行役”不像是多次，更不像是正好逢著“苗”、“穗”和“實”這三個時節。因此，“閔宗周”之說問題多多。
那麼，這首詩的作者到底是誰？題旨到底為何？
我小時候最初接觸《詩經》，讀的是余冠英先生的《詩經選譯》。他認為，這首詩寫的是“流浪者訴述他的憂思”。我至今認定為精當之論。《詩經》中的很多作品都是無名氏的率性寄情之作。余先生沒有像漢儒那樣去沒事找“事”，也沒有像宋儒那樣去強詞奪“理”，而是用心去體會；可以說是找准了解釋《詩經》的法門——“心解”。
我以為，這是中國最早的“流浪（漢）詩”。我們可以拿它跟《詩經》中的另外兩首被公認的“流浪（漢）詩”放在一起讀解。〈葛藟〉和〈杕杜〉是兩首主旨明確的作品，它們的構思與〈黍離〉相似：都以植物意象起興，都寫到了孤獨和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不是沒有他人同行，而是他人不理解“我”〈黍離〉，甚或不理睬“我”——那些人不像自家兄弟那樣會幫助“我”（〈杕杜〉），在“我”稱他們兄弟的情況下依然對“我”不聞不顧（〈葛藟〉）。且不說屬於“唐風”的〈杕杜〉，〈葛藟〉同樣屬於“王風”，一再歎息“終遠兄弟”，歷代論家卻從來不把這兄弟分離的責任推到鎬京的淪落上去，其實，做那樣的推論也可以找出似乎順理成章的理由。那麼，有什麼理由非得要把〈黍離〉的背景推到淪落了的鎬京呢？難道僅僅是因為它被置於“王風”之首嗎？
跟〈杕杜〉和〈葛藟〉一樣，〈黍離〉也是“流浪（漢）詩”：一個流浪漢來到首都洛邑，但是城裏生活成本太高，他住不起，所以，徘徊在郊區的田野裏。他一直想謀個好生計，但是，從“苗”到“穗”到“實”，一直沒有得著好機會，心中的理想因為屢屢遭受挫折而幾近破滅——這理想肯定不僅僅在於好生計。隨著時序的推進，他心中的憂愁越來越濃烈。但是，有幾個人能瞭解或理解他的憂愁呢？不瞭解的人不僅不幫他，還質問他到底想要什麼——“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實，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麼（這是流浪漢的典型心態），所以他只好問老天爺，他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持“閔宗周”之說的學者會坐實“此何人”為那個要為西周滅亡負責的人，以至於有人把最後一句譯成“是誰弄得國家不堪回首？”而我認為，此人就是抒情主人公自己。既然他是流浪漢，我們也就不必要去追問或考證他姓甚名誰。
其實，這位流浪漢自己已經在追問或者懷疑自己存在的意義和依據，天地玄黃，“我”何去何從？“我”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這首詩最後提出的是“我是誰？”的問題，一個存在主義的根本問題。“篇終接混茫”，接的是形而上的終極關懷。幾千年來，這首詩之所以能穿透時空，直擊我們的心靈；就是因為它的這最後一問，觸及到了每個人的人生之終極問題。如果是“閔宗周”、故國之思、亡國之痛或撫今追昔等等都不可能達到這樣的境界。而〈杕杜〉和〈葛藟〉的境界卻是具體、直接而傖俗，前者的抒情主人公央求得到別人的幫助——“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我連兄弟都沒了，您還不行行好？”）——這首詩因此被稱為中國最早的乞丐詩；後者的抒情主人公抱怨別人漠視自己——“謂他人父，亦莫我顧！”（“我都叫他爹了，他卻還是不理我！”）如果說〈杕杜〉中主人公的訴求完全是物質的話，那麼〈葛藟〉中主人公的訴求已經介於物質與精神之間，而〈黍離〉的訴求則進入了精神的境界，超越了物質的層面。
由此，我認定，〈黍離〉的流浪主要是一種精神流浪，它的追問是一種思想追問。它在《詩經》時代的姐妹篇是〈杕杜〉和〈葛藟〉，在境界上又遠遠超過那兩篇；它在後世的遺響也就不是曹植的〈情詩〉、向秀的〈思舊賦〉、劉禹錫的〈烏衣巷〉和姜夔的〈揚州慢〉——儘管千岩老人（蕭德藻）以為，這首感慨今昔之詞有“〈黍離〉”之悲。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倒是與它在精神上異代同聲、隔世知音——“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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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委 / 陳銘華 遠方 達文顧問 / 非馬 鄭愁予 葉維廉 張錯 羅青公眾號編輯 / 蘇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