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怀念亨利·布勒！
【To cite:】Buller, H. (2014). Animal geographies I.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8(2), 308-318.
在过去15年里，动物地理学（animal geographies）已经成为当前关于人类/非人类的地理研究的一个非常活跃但颇具挑衅意味的领域。然而，尽管“动物转向”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对于“人文”地理学来说，它可能会对学科的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产生根本性的、深刻的重新配置，尤其是“动物”给地理学形容词式的人文主义所带来的挑战。这篇文章是《人文地理学进展（PHG）》上刊发的关于动物地理学的三篇研究报告的第一篇。它阐述了该分支学科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展示了一个具有丰富跨学科联系的、独特的和创新的领域的出现。关键词：动物地理学，宇宙政治（cosmopolitics），人文地理学，非人类，后人类主义，研究
在这个国家的动物
有动物的脸庞。
他们的眼睛
在汽车前灯中闪过一次
然后消失了。
他们的死亡并不优雅。
他们没有
任何人的脸。
（Atwood，1976，《那个国度里的动物》）
对于“什么是动物”这个基本问题，我们不能声称已经接近最终答案 - 但这是因为这不是只有一种答案的问题。这样问的目的是，迫使我们对其他更受限的问题所设立的假设更加明确，这更适合实证研究（Ingold, 1984: xviii）。
集聚的蜂群，膨胀的羊群、鸟和鱼。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动物地理学已经成为地理学中一个越来越具有现实性、活力和潜在创新力的子领域（以至于有些人现在不愿仅仅局限在“人文地理学”内）。1995年，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出版了一期“将动物带回来”（Bringing the Animals Back）的特刊。当时的客座编辑Wolch和Emel谴责人文地理学“对非人类动物死寂的沉默”，他们提出一个强烈的呼吁（尽管不被普遍地接受），一个新的动物地理学不能仅仅将动物单纯作为人类行为和意义的“所指”（signifiers）。Philo在这一特刊后，在期刊Society and Animals上发表了第二篇介绍性文章，试图探寻动物地理学这一新兴领域是如何从20世纪早期的生物地理学和当代的文化地理学中传承发展的。因此，新的动物地理学需要“考察人类与动物之间复杂的空间关系”。这项任务至少需要承认动物自身的能动性，和理解能动性在不同时空中如何被建构与认识的。1998年，Wolch和Emel出版了他们的集刊，题为《动物地理：自然-文化边界中的地方、政治和身份》（Animal Geographies: Place,
Politics and Identity in the Nature-Culture Borderland），声称现在的已经是“动物时刻”。两年后，Philo和Wilbert发表了他们的开创性著作《动物空间兽性地方：人与动物关系的新地理》（Animal Spaces, Beastly
Places: New Geographies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认为任何忽略了人与动物关系重要性的社会科学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足的。2004年，法国地理学家Xavier de Planhol出版了他的权威著作《动物景观：历史动物地理学》(Le paysage animal: une zooge´ographie historique）。在书中，他认为需要一个承认动物在人类生活、记忆和文化中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存在的地理学。最近，我们更为关注在物理性和概念性“地方”中人类与动物的互动，譬如是Urbanik的《放置动物：人与动物关系的地理学导论》（Placing Animal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Geography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在这些著作出版之间，以动物为主题的研讨出现在各种地理学术会议上，例如英国皇家地理学会（RGS with IBG）和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的年度会议上，现在AAG已经有自己的动物研究小组。此外，动物地理学已经延伸到其他一系列学科，在这些学科中，动物终于开始产生关注。不断有新的期刊创刊，传统期刊也开始反思他们对于人类“特别的”关注；大量动物研究的书籍开始出现在商店书架上。其他的领域，如文学研究、文化理论、人类学、生物政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艺术、人文科学、电影研究和其他学科，也在享受着他们自己陆续的“动物转向”；而且，越来越多的地理学家正在利用他们的学术作品，推动者这些转变。至少，这一新的跨物种视角已经通过英国动物研究网络、英国社会学协会/皇家地理学会动物人类研究小组、动物与社会研究所、澳大利亚动物研究小组、法国语言社会学协会等机构，促成了了一种新的、富有成效的跨学科参与的学术共同体。每周都会有新的动物“征文”，以满足世界各地日益增多的各种活动和会议的需要。就连《纽约时报》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赞扬了新兴的动物研究领域的活力，认为动物不再是唯一的科学领域。在我们过去以人类为中心的地理学（以及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中），我们如何解释“动物”突然出现？我们应当如何如动物对话，还是追求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人类与非人类相处的生命政治或宇宙政治？我们是否应该遵循Wolch和Emel的呼吁，只是让动物回到我们自己的空间建造中？还是说存在一些更为深刻的、宽阔的理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对人类和非人类的认知和存在都不那么片面的本体论？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将该研究领域边界化，也不想重新建构多物种（空间）关系的基础。相反，我将动物地理学作为一个多孔渗透的、不断演变的和兼收并蓄的异质体，不同的想法、时间、方法、联系在超越人类的世界中繁荣：一个“涌现的学术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动物可以个体或集体地、物质或符号地、隐喻或政治地、理性或情感地发挥作用；社会科学也不仅是纯粹的人类领域，也不是学科的集合，更不是一个客体、主体或现象，但像拉图尔所言，是一种联系的类型（a ‘type of connection’）；因此，那些概念性或物质性的空间/地方联系并不总是被人类的秩序化或他者化所预先设定的，尤其是那些人类与非人类动物最根本的关系。然而，就像Serres所言，“依然存在一个问题，一个找出关系如何转化为存在，以及存在如何转化为关系”的问题。地理学对“地球”（geo/earth）和“生命”（bio/life）之间活跃联系的长期关注，以及对无区分的、单一的或基础的“自然”（Nature）的持续解构，使得地理学能在这一领域有许多潜在的贡献。
约翰·伯格在一篇开创性的文章中指出，“起初动物在人类的想象中所担任的是‘使者’的角色，代表神的承诺。”他接着说，“若说动物是最原始的隐喻，那是因为人和动物之间的基本关系是隐喻性的。”【《为何凝视动物》】从法国拉斯科洞窟壁画的史前动物绘画到当代生物科学的动物模型和拟态，多形态的动物一直是人类的持久陪衬（the enduring foil to the singular human），承载着人类主导的思维印记和隐喻。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动物”的问题首先是一个自传性的问题：它问的是什么是人类。然而，虽然“自然科学”通过进化生物学、20世纪行为学和最近的生命论，承认了人类与动物的物质的连续性或共同性。但社会科学科学很大程度上继续将自己定义为人与动物“断裂”的科学。
声称动物地理学或者其他动物研究完全是基于人文主义的考虑肯定是不公平。然而，最初在这些学科中出现的动物形象，主要还是概念上的隐喻。2002年，Emel等回顾了当时新生的动物地理学，特别指出，动物在“文化和人类个体主体的社会建构”中的作用，以及关于动物的想法和表征如何塑造了个体和社会认同。Anderson同样探究了动物性的观念是如何形塑人类认同的：用Lippit的话来说，动物就是“肉体照片”，它通过定义边界的方式使得人的分类成为可能。可以说，正是动物激发人类图腾式和隐喻式思考的能力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就像是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有益于思考”（‘bonnes a` penser’, ‘good
to think with’）。动物提供了探索、理解、暴露我们自己的新方法：“动物看着我们，我们在它面前赤身裸体。思考或许从这里开始”。【德里达《动物故我在》】用Whatmore的话来说，动物成为思考我们自己的“密探”。通过这个方式，一些当代批判的动物地理学借鉴了文化地理学，考量动物作为“自然”的典范，是如何以不同方式被嵌入、被表征、被定义为“他者”的，并在不同的文化空间及其话语实践中成为“他者”意义的承载者。这可能发生在风景、城市、荒野、保护空间、分类学，甚至是纪录片之中。因此，在最初的“新动物地理学”中，Anderson提到：
“动物园是一个文化机构。它反映的不是自然本身（就像没有这个东西存在），而是人类以‘自然’之名建构起来的各种生命形式的集合。动物园内的动物、视觉效果、展览逻辑和社会功能，都铭刻了各种人类的表征化和物质策略，以驯化、神化、美化动物宇宙。”（Anderson, 1995: 276）
这其中蕴含着一种固有的地理概念：“动物”在某种程度上是“格格不入”或者“不妥当的”，它是一种越轨的存在，占据了“中间”的位置，因此与人类的使用、意图和归类产生了冲突。许多“野生”动物生活在城市里，套用理查德·李奇对珍·古道尔观察黑猩猩使用工具的著名回应来说【“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工具、重新定义人类（Men），或者接受作为人类的大猩猩”】，我们现在必须重新定义“城市”，重新定义“野生”，或者接纳动物作为市民。Lynn和Shepherd声称，城市和非人类世界“在思想和实践上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接受Wolch的“动物乌托邦”（Zoopolis）概念的基础，该理论是认真对待动物的，允许在城市的动物居民能够走出阴影。同样的，这些“兽性空间”也可以反过来成为人类边缘性的隐喻，或经典的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模式。最近关于这种探寻在多重“人类”空间中动物的文化和话语建构的地理学研究有：Yeo和Neo的新加坡自然保护区猕猴、Franklin动物在现代澳大利亚建设中的地位、Lulka的美国野牛、Srinivasan关于英国和印度的犬类管控、Thomson墨尔本城市的蝙蝠和Urbanik和Morgan公园中的狗。然而，对于动物地理学家来说，仅仅接受人类中心主义对动物的历史、文化、分类和道德定义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伴随而来的生物政治学也是如此，它将动物明确放置在自然与文化、动物与人类、客体与主体的一侧，凸显了“高度分离的二元论，或者不可比拟的、阶层化的、独立的差异性”。与Castree类似，认识到“在认知和政治层面上，非人类的“他者性”几乎没有出现在当代的地理学研究中”。激进的动物研究包含三个问题：首先，承认并证明动物的目的性和能动性对我们共同居住和他们的世界产生的影响；其次，通过对文化实践、空间形态以及去中心化的主体性进行更加流动、动荡和关系性的人类/动物本体论的重新配置，从而颠覆迄今为止接受的二元论方法；最后，创造一种更加激进的政治，可能容纳所有这些复杂性和其中固有的变化。
“认真对待非人类需要的不仅仅是认识到动物是如何影响人类生活的，还需要听到非人类的呼喊。”（Johnston, 2008: 636）
听到另一边的呼喊，不仅仅作为文化的表征和拟人化的解释，对新动物地理学而言是一个挑战。Kohler问到，这真的可以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完成吗？这个回应在本体论上是异位的，在认识论上则是实验性的。从一开始的Philo和Wilbert到Urbanik，这一新兴的子领域的关键短语就是“人与动物关系”，这是一个常见的冒号后副标题。这些“关系”具有多种含义，并在多个尺度上运作。在一个层面上，它们是共同构成的，重点是：
“挖掘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各种关系网络……追踪他们的‘拓扑’关系，并展示所涉及的空间和地方如何对互动中的关系的产生构成性的影响。”（Philo and Wilbert, 2000b: 5）
在另一种情况下，“关系”也与后达尔文主义产生共鸣，至少是一种可被认识的人类与动物的生机活力、共同的亲密关系和具身的有限性。可以说，从这些共识中，孕育了超越语言的同理和理解的可能性。然而，与此同时，这种对“关系”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自然科学将对动物行为的唯物主义解释拓展到对人类社会和个人行为的社会生物学中（包括对动物的行为）。在这一点上，新动物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当今人文地理学中广泛采用的一系列思想流派，对现代主义的结构、划分和秩序进行集体批判。这些包括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松散的后结构主义，后者包含了福柯对个人自主与意愿的批判、德里达自我与他者的反思和德勒兹、加塔利“成为动物”（becoming animal）的复杂概念。这些关键性的观念已经拓展到科学的社会学、后殖民主义、“栖居”、可供性（affordances）、伦理、行动者网络、混杂性、非表征理论、动物行为学和后人文主义。因此：
“动物研究极大延伸了女性研究后殖民研究中提出的语言、认识论和伦理问题，例如如何理解不被我们理解的他人的声音，如何关注差异但不曲解与侵占，如何倾听和承认可能无法言说的东西。”（Weil, 2012: 4）
通过与人类产生多种多样的关系（很多方面是不和谐的、矛盾的），动物为从概念上、实践上、伦理上的理解超越人类世界提供了一套不稳定的素材，超越人类的世界是始终处于创造的、展演的。Jamie Lorimer写道，“这里关注的不是所说的，而是所做的。手势、姿态、情感和行为，以见证多物种的生成”。对于动物研究和（人文）地理学来说，这一主张无疑是来得很及时的。对于动物（以及他们与我们的关系）来说，这是否是一个好时机，我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再谈这个问题。尽管如此，由于这些学术遗产，动物地理学已经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关系转向和物质转向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从审视人类的概念性工具到作为文化空间中的人物，我们更为亲密和实际地与真实的动物发生了鲜活的邂逅，无论是狗、鸽子、野牛、长脚秧鸡、海豹、奶牛、猪、外来猫科动物、鲸鱼、狼、鸟、老鼠或者鲑鱼。哈拉维的When Species Meet以她与她的狗Cheyenne玩耍时的关系案例，描述了从对灵长类动物他者性的科学建构到具身性的跨物种生物社会性的演变，阐明了她们如何共同建构了事件、地方与行为。她认为，“游戏只能在那些愿意冒险放弃字面意思的人之间”：
“如屈身和佯攻，这些奇妙的、令人高兴的信号将我们带入了意义的世界，但这个世界不像是看起来的世界…意义的世界从它们的功能中解放出来，成为在接触区中共同存在的游戏。”（Haraway, 2008: 240）
也是正是在愿意结合认知行为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志方法的实验性运动中，（后人类）的动物地理学（或者说是整个动物研究）最近才能处于最具创新性的阶段。在Lestel称为“行为民族学”（ethnotheology）的研究中，动物与人类的行为与知识在关系（和文化）上相互交织在一起。或者，更进一步说，是行为学、生态学和民族学的结合。在这些接受了多物种邂逅的关系性地理，我们将“文化”的现象拓展到纯粹的人类意义之外。据Lestel 预测，这一拓展将可能是“社会科学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同样，Hayden Lorimer主张人与动物关系的新理解是通过“惯常环境”、“外在生命”和“生命的基本现象”来揭示的，对行为学和现象学进行重新的“调节校准”，以更好地解释“生命正在发生的事情”。对Despret而言，拟人化和拟动物化的体验（anthropomorphic and zoomorphic experience）最好视为一种共享的经验。谈到行为学家Konrad Loren的作品时，她提到：
“谈到在一只鹅或者寒鸦的世界中什么最重要时，Loren让自己的身体像他一样清晰地表述了这个问题，他不仅从问题所针对的人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还激活了这个观点。因此，他激活了作为主体的他的客体（he activates his object as a subject），一个激情的主体，一个产生激情的主体；一个问题的主体，一个产生问题的主体。”（Despret, 2004: 131）
现在，我终于谈到了动物地理中推进更激进的政治的可能性。在我们与非人类的接触中，政治很少缺席。尽管正如斯唐热（Stengers）指出那样，政治本身的定义可能最终会导致政治理论的消亡。然而，动物权利的理论和政治争论一直是新近动物地理学的关键问题，尤其是动物在工业资本主义中现代食品工业中的地位和遭遇。这肯定继续是当前许多动物学术作品的重要驱动力，但新兴的一种关系性本体论的政治表达和动员吸引了不少最近的动物地理作品。在他们最开始的文章中，Philo和Wilbert为动物地理学设置了一项政治议程：尊重动物生活中固有的领域性，将其作为人类与动物地理上共存的新模式的一部分，并且避免将动物硬性地束缚在我们自己的空间秩序中；实际上，就是“给予他们更多的空间”。五年之后，Hinchiffe等人质疑了这种被净化的“非人类空间”的存在（特别是在英国城市中），还批判了这种可能定义和限制领域性的“表征性政治”。这并不是说“给他们更多空间”并不重要（当前计算农产动物在运输中的密度讨论便是一个例子）。相反，需要倡导的是一种物种间的接触或共生，这借鉴了斯唐热的宇宙政治（cosmopolitics）【宇宙指的是众多人类和非人类、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存在所建构的，在其中不断地建立和打破的联系，使得宇宙变得政治性】，以更为友好、更不固定人类和更有风险的方式理解边界、政治行动者和政治后果（a more convivial, less fixedly human and more risky
approach to boundaries, to political actors and to political outcomes），对“属于”（belong）或“从属”（pretain）的含义提出更为内在的挑战。最后，动物地理学是一项重要转变中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动物的问题一直是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然后，正如Kohler和德里达所论证的，“动物”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十分有限的：如上所述，对人类来说，是一个普通的和无差别的陪衬。形而上学哲学在没有语言的情况下挣扎：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作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样子，只能想象狮子会说什么。道德哲学也有其支持者。哈拉维说到，“没有任何理性或自然分界线，能够解决人类和非人类动物之间的生死关系”。她坚持认为，可回应的宇宙政治不可能来自统一且提前设定的“最终和平”协议。因此，我们必须更多地转向社会科学、动物地理学和其中多重的、麻烦的、冲突的和不和谐的人与动物关系，以揭示多物种的社会实践，这种实践正孕育了伦理的实践和可回应的宇宙政治：“当我们以人类作为参考点时，我们最终只会谈及人类…我们甚至在开始之前就限制了宇宙政治的展开”。【阅读原文link】
https://geography.exeter.ac.uk/staff/henry_buller/
【编译：C360咸鱼贩子】
【校对：五山邓肯】
【编辑：陈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