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世界看中国 | 郁 土

（ 顾文君  摄 ）

读宫崎市定《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

周有光先生说，要站在世界看中国。此话说说易，要做却难。回看已有史书，二十四史及《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等均是站在朝代看中国；而范文斓主编的《中国通史》等，则是站在中国看中国。真正站在世界看中国的，只有当我读到日本历史学家宫崎市定先生的《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后，方才感觉得到。

该书收录了《留唐外史》《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中国的开放与日本》《东洋史上的日本》等文。宫崎市定先生是日本人，他当然不会站在中国看中国了，理应是站在日本看中国。然而，他并未局限于此，虽然文章所探讨的多为中日之间的关系，然他却能超越此一关系之局限，而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与日本历史。

关于倭寇，中日两国史学家权威的说法是指“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地区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百度百科）。对此，宫崎市定先生有不同看法——所谓倭寇，绝对不是以强取财物为目的的强盗集团。

围绕此一观点，先生对史料进行了梳理与阐述。盖明朝初年，“张士诚、方国珍的余党逃匿海岛，时常骚扰沿海地区。于是，自洪武四年（1371）以后，朝廷实行了所谓‘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令，在沿海推行彻底的肃清政策”（《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

“明太祖及其子成祖时期实行的海禁令规定，将沿海及较近海岛的居民全部内迁，在迁空的土地上屯兵，建立卫所，以防海盗。民众在沿海航行中可以使用单桅的平底小船，但严禁制造和使用双桅以上、船体带龙骨的尖底大船。各国商人如想与明朝通商，必须自备船只来到中国，而且必须携带按有接受明朝册封的朝贡国国王印玺的国书。也就是说，这些商人必须在本国获得作为属国前往宗主国明朝的朝贡使资格，才能到达明朝的港口，然后展开贸易”。

明初，专门负责朝贡贸易的机构市舶司设在太仓的黄渡，后来分置三处，浙江宁波市舶司专司日本贸易，泉州市舶司专司琉球贸易，广州市舶司专司南洋各国的贸易。这“无疑是一种贸易抑制政策，这对外国来说是一种对贸易自由的束缚，对明朝本国民众来说无疑也是一种困扰”。

而中日之间的贸易能够带来极大的利润。“明朝的流通货币是白银和铜钱，而尤重白银，银一两可以兑换铜钱七百五十文。而日本通用铜钱，白银几乎不用，白银一两只能兑换铜钱二百五十文……如果持白银一两前往中国，即使只以五百文的价格贱卖，双方也都可以获得二百五十文的利润。如果再用这些铜钱来购买中国商品带回日本销售，那么就能获得巨额利润”。

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两国的民众必然会在中国沿海的岛屿上寻找适当的地点进行走私贸易”。嘉靖初年是在浙江宁波附近象山湾口的小岛双屿为走私贸易基地。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朝派兵对双屿根据地进行剿灭。在许楝死后，王直统领了余众，他私底下与地方官府沟通，希望明朝政府能够准许两国民间进行贸易往来。此一努力最终失败，明朝当局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下令拘捕王直。王直只身逃到日本。

自明军讨伐双屿以来，日本人恐怕也受到了牵连，生命财产的损失可能不计其数，终于再也无法忍耐，在王直的诱导下大肆入寇，这就是嘉靖三十二（1553）以后的倭乱。

嘉靖三十二年四月，王直及其党羽在日本人的援助下，陷昌海，犯定海，攻海盐，破乍浦，犯杭州，入南汇，犯嘉定，据吴淞，一路蹂躏浙江东西，为王直报了仇。

……世人动辄将倭寇误解为以掠夺为目的的海盗行为，实际上并非如此。他们原来是走私团伙，不是贼……中国官府时常对走私贸易进行干涉，加以讨伐，他们的贸易伙伴被拘捕，家庭成员遭连累甚至被投入牢狱。日本商人最初可能只是观望，但一旦意识到既有的权益无法恢复，中国的贸易伙伴又被官府羁押，受到迫害，因此，当有贸易伙伴请求他们出手援助时，便再也无法坐视不管，从而加入到复仇战争中去。这才是倭寇的本质，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

在这前后，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贸易根据地……日本人也将目光集中到了澳门，加入了澳门贸易的行列……避开中国官兵的弹压，能够自由地与中国人进行交易，没有比这个更令人满足的了，因此，倭乱的平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沿海地区走私贸易的消失。

作者用“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来总结倭寇之实质。

假如仅仅是站在中国看中国的话，便无法看到明初朝廷所实行的‘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令对中日两国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当然也就难以突破倭寇便是日本海盗集团的定论，从而得出更贴近历史真实的结论来。

在《古代的日本》一文中，作者认可“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文化，经过长时间的传播逐渐影响到东方，这种假设应该可以成立”。“人类发明并使用金属，尤其是青铜器，这无论如何都是一划时代的事件。而这一事件一般认为发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美索不达米亚周围出现的青铜文化，逐渐向四方传播……印度和中国的青铜文化作为这一传播的结果，则是相对容易推测的……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播到印度北部，其间约需一千年，然后再传播到中国北部，又需要一千年”。“青铜器传播到中国北部的黄河流域后，那里便产生了殷周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源流”。“ ……青铜文化进入中国以后，更向东进，经满洲、朝鲜，不久便到达日本”。

继青铜文化之后，便是铁器文化，“这就是继在文明的起源地美索不达米亚出现的铁器文明。铁器发明的时间及地点也不是很清楚，但在亚述帝国时代（公元前800年前后）已经大量使用，铁制武器代替了以前的青铜武器”。“在这两种文化出发的基地美索不达米亚，从青铜器的发明到铁器的发明，其间大致经历了两千年”。

“就中国来说，如果认为接受青铜文化是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那么在它后面追赶上来的铁器文化，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就到达了中国”。“中国从西方接受了铁器文化以后，都市国家的发展就出现了停滞并最终衰落，战术也由战车转变为骑马战，经过战国时期的抗争，最终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大一统，这就是秦汉帝国。传入中国的铁器文化，更向东方传播，经满洲、朝鲜而向着日本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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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这种论述，就与我们的历史书上所说完全的不同。“夏代，人们已经开始把铜、锡、铅熔化在一起铸造青铜器，开创了中国的青铜时代。但当时的青铜器的铸造水平还比较低，青铜器的使用也不广。商周时期，随着铸造技术的不断提高，青铜器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迅速发展”（九年义务教育课本《历史》七年级第一学期，华东师大版）。这里面丝毫没有提及青铜器是外来的。夏代是公元前2070至前1600年，如此，就比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青铜器的出现晚了一千多年。

关于铁器的描述，也没提及其是外来的。“春秋时期，铁器已经出现在军事、生产等领域。当时铁器的种类繁多，既有锄、铲、镰等农具，也有斧、锛、凿、刀等手工工具。此外，铁还是制造锋利武器的好材料”（同前）。很明显，宫崎市定先生关于青铜器、铁器是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并向四周传播的观点，与我们的历史教材上相悖。

然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学术观点，都应该是允许的吧。只有在争论中，学术研究才能够向前发展嘛。更何况作者是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待此一问题的。

“西亚的金属文化是经过了以往数千年石器文化的不断积累所产生的结果，以最适宜成长的西亚为根据地，在那里开了花。与此相同，产业革命也是经历了过去五千年有史以来全人类的文化发展，在英国找到了最适宜的条件和土壤，在那里结了果”。

当然，作者的上述论述，都是为了来研究日本，即从全球角度来看待日本。他反对“用日本来说明日本”“我一直坚守的态度是，眼光只集中在日本，只从日本内部的发展变化来说明日本的历史，这根本就是不妥当的”。

他认为，“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历史，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最大的原因是它符合了欧洲各国的利益。欧洲各国希望在亚洲最方便的地点得到一个能够安心利用的基地。欧洲列强通过殖民政策，能够获得利益的最大目标当然是中国。为了制服中国，在日本建立根据地，利用日本人，是再好不过的捷径。日本很巧妙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了它独特的追随外交”。

“在那个时候，为欧美列强充当爪牙的就是日本，而且还不只一两次”。作者举例，“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运输辎重的马匹，是得到幕府的许可从日本民间购得的”。作者总结道，“归根结底，还是欧洲各国为了鱼肉中国需要利用日本，保护日本。日本在配合了他们的步骤下，推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

试问，假如不是站在全球的角度看日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作者感慨道，“日本人之所以无法对日本作出相对稳定的评价，是因为日本人没有把日本的历史完全客观地放在世界历史中来加以观察”。

那么，我们做得又如何呢？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五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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