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丨新星出版社为什么选择了Hard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之中，我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收到了一份来自日本东京的包裹——不是口罩，而是新印制完成的《我的伯父周恩来》日文版样书。
该书由日本法政大学出版局出版，是中日中国主题图书出版联盟成立以来，日方出版社推出的第四种图书。此前三种分别由岩波书店和东方书店出版。根据出版计划，东京大学出版会、大阪大学出版会等也将在合作框架内陆续出版《传家》《中国科技史》等图书。而在这之前的1月，英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告诉我们，《传家》英文版译稿已经收齐，进入编辑阶段，预计今年正式出版。
▲2018年4月，新星出版社、日本岩波书店、日本大学出版部协会代表各方签约成立中国主题图书出版联盟。
每一步都不容易！新星出版社在中国主题图书海外编辑部建设方面起步相对较晚，但一开始就将目光瞄准了在当地乃至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知名出版机构，比如英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还有日本岩波书店和日本30家大学出版社组成的大学出版部协会。选择他们是出于他们的影响力，但这也意味着选择了Hard模式。这些出版机构往往历史悠久、积累深厚，都是大众和读书人心目中的金字招牌。他们选题众多、资金充足、珍视品牌，部分机构还有着冗长复杂的决策流程，合作起来确实不易。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样的Hard模式，又有怎样的收获呢？
除了借助合作方的知名度和渠道优势扩大对外传播的影响力外，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与国外大型出版社、知名出版商合作，本身就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我们曾邀请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国际版权总监范德比尔特女士为新星出版社介绍国际版权运作，令人受益匪浅。日本与中国文化相近，他们在图书出版中的许多做法，都值得借鉴。有一个细节，日本图书版权页上的出版日期精确到日，这为后续的很多营销工作打下了基础。这次出版的《我的伯父周恩来》日文版，日方在设计中选用了贴近西花厅海棠的背景色，更在编校周家族谱时发现并改正了一处错误（此前中文版已经由不同出版社出过两版），如此用心不仅让作者周秉德大为赞赏，也令我们印象深刻。除了合作出版图书，我们还与合作方探讨了派员学习交流的可能性。或许在不远的未来，我们的编辑、版权等业务人员将会获得在哈珀·柯林斯、岩波书店等出版机构学习实践的机会。
▲新星出版社从岩波书店引进的九卷本《岩波日本史》。
同时，也有商业方面的考虑。通过海外编辑部的建设，我们与合作方加强和巩固了合作关系，在引进选题时也有了更多的选择。访问岩波书店时，我们的编辑发现了一套九卷本的《岩波日本史》，作者都是知名学者，是大家面向大众讲史的普及性读物。我们调研发现，国内市场正缺少这样的作品，于是迅速拿下这套书，组织国内日本研究专家翻译，将于今年出版，有望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良性的合作关系应该是双向的，我们也期待引进与输出互相促进，一边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社会效益，一边扩大选题来源实现自身发展壮大。
世间之事，俯而就之易，仰而企之难。以新星出版社的原创选题积累，要面向这些眼光挑剔的国外大社名社实现更多的版权输出实属不易。我们几乎已经拿出了压箱底的优质选题，未来也愿意为外文局乃至国内出版机构“走出去”搭建桥梁、提供渠道。但我们更看重的是提高自身选题策划能力，并与合作方一起策划开发中国主题图书。我们把2020年定位为“原创年”，准备逐步改变以引进为主的选题结构，不能不说，这也有海外编辑部建设的倒逼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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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星出版社总编辑助理 孙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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