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书：伊桑·卢的《疫情现场笔记》
2020
10.11
星期日
01
无关又有关的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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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我最近发现的这本书之前，我想先说两句闲话。
这两天陆陆续续读了一些东西，大多数都不值得专门写一篇完整文章，但完全不谈谈好像也挺可惜，因为都挺有意思。
最新一期的《展望》杂志，封面文章叫“美国新内战”，题目取得很夺人眼球，但内容其实就是流水账式地梳理美国大选选情，夹叙疫情、示威及最高院大法官任命的拉锯战，这些话题我之前分别写过，当时引用的分析来自《国家利益》、《大西洋月刊》、图宾先生的博客等，都比这次《展望》上的要深入。可见题目起得惊悚，干货不一定有许多。
前天新的《时代周刊》和新的《经济学人》都出版了。《时代周刊》的亮点在封面，由白宫喷出的毒雾笼罩天空。川普政府禁止CDC对白宫的大规模感染进行病毒溯源调查，《纽约时报》等纷纷猜测可能是怕得出川普才是“零号病人”的结论。
这一期《经济学人》的刊中刊是一份关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的特别报道，主题叫“Winners and losers（赢家和输家）”，我觉得如果要翻译成中文，意译为“谁主沉浮”要比直译更有味道。
《经济学人》引用了经合组织的预测数据，到2021年底，美国的经济规模会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欧盟和日本会萎缩，而中国的则会扩大10%的规模。
有意思的是《经济学人》分析中美两国经济的弱点，说美国最大的弱点是“有毒且分裂的政治”，美国急需“重大（政治）改革”。
说到中国，《经济学人》的分析一如既往的严格（或者说“酸”）——在承认中国经济恢复最强劲的时候，后面一定得加一句限定“至少短期来看”，言下之意是长期来看不一定；在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主导的防疫措施作用巨大的时候，紧接着一定要教条式且小肚鸡肠地预测“长期来看”创新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被政府主导所“阻碍”。而滑稽的是，本期“深入报道”栏目，话题是蚂蚁金融的IPO，讨论的是中国在“科技金融”创新领域是不是又领先西方了。
总的来说最近这几份英语杂志都比较无聊，所以当我偶然间发现伊桑·卢的《疫情现场笔记（Field Notes from a Pandemic）》时，不由产生了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这本书目前我读了二分之一，还没读完，我就有些迫不及待地向各位推荐了。
02
理解而非妄断：非虚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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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森·卢是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华人，根据其书中自述，他的祖父母住在石家庄，外祖父母住在哈尔滨。一岁的时候，卢的父亲去德国读大学，他随父母在德国生活了五年。之后他跟父母去新加坡工作定居，最后他一个人去了加拿大，成为路透社的记者。
在《疫情现场笔记》的第三部分，卢说自己是属于“全球化的一代”，会说几国语言，从小在不同的国家生活，交的朋友种族背景五花八门。也许是这个原因，卢的文字采用的是一种温和的交流的语气，透露出一种互相尊重与理解的意味。
书的前两部分，对他在石家庄、北京、新加坡的经历，卢鲜少用直接批判的姿态，而是试图理解每个人、每个措施背后的动机，然后补充必要的背景知识，最后才抒发个人观点。
举一个例子，卢在讲武汉封城和中国政府防疫时，花了不少篇幅介绍“春运”，帮助外国读者了解那个时间点有多特殊。
另一个例子，卢一月底到中国是为了看望病危的祖父。当卢和父母在祖父所在的疗养院待了半个多钟头后，有工作人员劝他们离开。卢是这么写的：
如果让《纽约客》、《纽约时报》的那几个华裔或者驻华记者写，可以想见，这段文字会变成这样：
然后，工作人员进入房间，告诉我们必须离开。声音很轻，没有侵略性，不是一些人说的由保安押着你出去。从他们的神色和断断续续的动作来看，我认为他们对把我——一个跨越半个地球来看望祖父的孙子——赶走感到抱歉……毕竟，我们是离开的人，而他们必须留下，而且很明显情况会变得更糟……驱逐令人沮丧，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让人意外，考虑到快速笼罩整个地区的恐惧氛围，尤其对一家老年疗养院来说。我说我跨越了半个地球来看望病危的祖父，恳求他们让我多留一会儿，但被他们拒绝了。他们一直跟随我们到大厅的门外。他们因为戴口罩而显得严肃异常的脸上闪过一丝仿佛是愧疚的神色。（最后一句蓝色字体的句子视作者的节操添加或者删除。）
不妨更进一步头脑风暴，如果让蓬佩奥讲述这段故事，文字可能会变成这样：
然后，工作人员进入房间，告诉我们必须离开。声音很轻，没有侵略性，不是一些人说的由保安押着你出去。从他们的神色和断断续续的动作来看，我认为他们对把我——一个跨越半个地球来看望祖父的孙子——赶走感到抱歉……毕竟，我们是离开的人，而他们必须留下，而且很明显情况会变得更糟……驱逐令人沮丧，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让人意外，考虑到快速笼罩整个地区的恐惧氛围，尤其对一家老年疗养院来说。我说我跨越了半个地球来看望病危的祖父，恳求他们让我多留一会儿，但被他们拒绝了。他们一直跟随我们到大厅的门外。这是对人权的践踏！
看完《疫情现场笔记》的石家庄部分，我已经确定卢并不是英语世界常见的那种对华记者，这让我对接下来的故事，多了更多的期待。
03
批评与解释：东西方视角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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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世界里有不少卖“华裔”或者“中国问题专家”人设的记者，在西方，他们会装作自己很懂中国，在中国，他们又时不时地喜欢扮演“高等文明使者”的角色。这让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总是让人觉得不伦不类。
卢的书中有许多惊艳我的细节，其中一些是对中国防疫措施的批评，一些是对中国防疫措施的解释。
比如对北京各个小区的门禁管控，卢是这么写的：
对一个外来者而言，他可能不清楚物业管理者从哪里得到管控进出的权力。但这是在中国，自古以来国家拥有并计划所有事，私有制是不存在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现状，但旧习惯残存……“居委会”管理基层复合体，是地方政府的有效率的外延，而地方政府的权威来自国家。
对“社交距离”等隔离措施，卢这么写：
措施更多的不是靠政府推行，而是靠人们快速一致地遵守……发起面对面的社交聚会，甚至无必要地外出、拜访祖父母，会被视为不负责任的行为，不被社会接受——不是随意乱穿马路、吃消遣性毒品的那种不负责任，而更像是酒驾或者开车不系安全带的那种不负责任。
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细节的正确把握，使得卢的记录与分析显得更为公正客观。也因为这，卢提出的一些批评就显得更为中肯可信。
比如对中国政府强力的防疫措施，卢表达了合理的担忧，通讯公司与政府部门合作，监控每个人的行程，之后会不会带来隐私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实际，也很紧迫。之前某地想将二维码常态化就曾引发过社会激烈的反对。卢在后文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还引入了哲学家福柯的分析，指出西方社会对防疫措施的排斥，其实主要也是出于一样的原理。比起中国，西方集体主义的传统要弱得多。
又比如对有一段时间出现的防疫标语乱象，卢批评它们是“恐吓性的与残酷的”。他将其中有代表性的翻译成了英文，猜这些英文对应的原文，颇让我费了一番脑筋：
我很努力地猜这些恐怖标语都是什么，可惜才疏学浅，大部分没有猜出来，只通过“坟头长草”，猜出来第3条，然后发现确实有这么回事，而且还曾遭官媒点名批评。
04
幽默：沉重时代的轻盈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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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疫情现场笔记》里，我读出了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味道。如果把《在路上》当成小说看，说句老实话，非常难看，但如果把它当散文看，它漂亮的不像话。《疫情现场笔记》也有类似的特点，虽然它不是小说。
每读十几页，《疫情现场笔记》里就会冒出几个让人会心一笑的句子。一点点乐观主义，给一本记录大灾难的书平添了一抹温情。
像是在新加坡，卢和朋友去吃饭，结果有一队朋友打车写错了目的地，其他人只好耐心等待。“sacrifice is sometimes needed for the greater food”，卢写道——有时候为了更好的食物需要一点牺牲——这句话显然是化用“personal sacrifice is needed for the greater good（为了更大的善，需要个人的牺牲）”这句谚语。
还有在北京的时候，卢住在他的叔叔家。卢的叔叔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一名律师，他在中国挣钱，供妻小在美国生活，分隔两地已经很多年了。
叔叔和妻子儿女已经多年未见，卢说：“我承认，即使对他这样的异地家庭，也有点极端了。”
05
疫情是如何一步一步改变一个人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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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疫情现场笔记》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详细地描绘了一个西方社会的成员，其生活是如何一点一点被疫情改变的，他是怎么逐渐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的。由于卢在这段时间途经了许多国家，他的家人、朋友的反应，又向我们展示了身处不同国家的普通人，面对疫情时的不同反应。
在二月初的北京，卢在叔叔家待了许多天以后，忍不住出门透气，他说想象不到北京的地铁居然如此空旷。他一路走到前门，看到前门行人稀少，只有一些摄影师，正在抓紧无人的时间拍着寂静的首都。
当二月中旬卢飞往新加坡时，新加坡已经有少量病例，但还没有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总理李显龙在电视上讲话，说追溯一些病例，源头在新加坡本地，所以怀疑已经有社区感染，虽然病例数还不多，但却叫人担忧。
卢在新加坡和朋友们出去吃饭，一位在香港工作的新加坡女孩得知他从北京来以后，变得十分紧张，给他发信息，要求他自主隔离。而女孩的男朋友，同样在香港工作的一位英国年轻记者，也发消息给卢，表达歉意，说女孩太紧张了。
卢承认，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重视疫情，总觉得离开中国，就是离开疫区了。
在新加坡，卢慢慢感受到疫情带给他生活的变化。这个过程很有代表性。先是有朋友的家人在武汉，听到有人染疫去世的消息。接着听说朋友的父母封城前从武汉到新加坡，进行了隔离。再接着一起出去吃饭的朋友，其家人听说卢从北京来，于是禁止朋友再外出。再然后卢父亲单位同事的妻子被怀疑感染，所有人变成在家办公。同事妻子最终无恙，但在家办公的形式保留下来。新加坡的大公司开始把职员安排在不同地点上班，这样一群人感染了，另一群人还能正常干活。超市中，开始出现抢购食物、卫生纸的风潮。生活与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先后发生了变化。
在这一串变化中，卢讲了一段个人经历：
06
非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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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现场笔记》我还没有读完，后面还有关于德国的章节，还有有关英国、日本、加拿大的文字，因此现在让我做小结是很难的。
有一些观点（比如对当时湖北地方政府官僚主义的批评）是很到位的。但可能是出于西方政治正确的原因，总体而言，感觉最后的议论不如前面的叙事精彩。因为有些细节，比如春运的特殊，前面明明花了大篇幅的笔墨介绍，最后集中讨论时这一点却基本上被无视了。
还有前文作者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防疫措施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因为担心传染，自觉配合。但到了结尾，为了突出韩国、新西兰、德国的“成功”，却开始自相矛盾，选择把中国的防疫工作描述为政府强制。
其实，真的要比较防疫的效果，感染率、致死率、管控难度等，韩国、新西兰、德国的表现可能并不如中国。另一方面，结尾部分开始出现的“人权论”，也陷入了对西方世界这次被砸得稀烂的“生命权”的无视，对一些发达国家军队上街戒严等“侵犯人权举动”的无视的怪圈。
这种前后文的割裂感其实不只在《疫情现场笔记》里有，目前很多英文杂志的文章或多或少都会带上点这样的色彩——前文有理有据，娓娓道来，到了结尾忽然手臂高举，贴起标签，喊起口号来了。我都要怀疑这是不是西方出版业的潜规则了。
不过尽管如此，我仍然要推荐《疫情现场笔记》，尤其是书的叙事章节，都是生动的第一手资料，不是躲在家里道听途说来的。它比较清楚地记录了西方社会是怎么迎来疫情的，也比较准确地介绍了中国的防疫是怎么运作的。从这个角度讲，它具有宝贵的意义，它代表了一种中西方该有的正常的沟通方式。
—END—
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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