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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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

城市电竞产业发展的空间布局与政策联动

刘福元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电子竞技产业带来了不利影响，无论是赞助收入还是周边商品和门票收入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和传统竞技、体育项目相比，这一特殊时期也为之带来了一定的发展机遇。电子竞技产业能够引领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并对当地的社会凝聚力和文化氛围等具有正向作用。近年来部分城市将其作为本地经济发展的重点乃至关键环节进行了多层次的空间布局将其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重维度，三者之间虽有重合但产业功能和发展路径有所区别；虽然“一体化”或“联动式”发展是较为合理的选择，但目前不同城市仍有不同侧重或取舍。具体而言，宏观维度下的电竞小镇，应当覆盖电竞产业链各个环节并促进其整体发展、实现关联产业的融合发展等；中观维度下的电竞场馆，应当开拓复合式的投资方式、探索复合式的运营理念等；微观维度下的电竞酒店，则应以电竞用户为基准制定差异化的价格策略、以顾客需求为基准实现差异化的功能设定等。通过梳理各地方颁布的18部电竞专项文件可知，细化各个维度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明确相应领域的审批和规范方案，并形成三重维度间的联动措施，是推动电竞及关联产业蓬勃发展的重要途径。

现代基层治理体系中乡镇（街道）政法委员作用机制初探

法治实践创新专项课题组成员钟永康、唐琼、杨阳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乡镇(街道)党组织配备政法委员是《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关于党管政法工作向基层延伸的重大制度安排。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既是采集信息、发现风险的感应末梢，又是化解矛盾、消除隐患的前沿阵地，更是便民利民、解决问题的一线窗口，政法各项工作要靠基层落地落实，在基层生根生效，必须进一步发挥党在基层政法工作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乡镇（街道）政法委员属地管理“有责无权”的现实困惑一直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一些现实问题普遍存在：乡镇（街道）政法委员的社会知晓度不高，对乡镇（街道）政法委员这一身份的定位存在不同的认识，导致权责不清、工作积极性不高、工作效率低下等问题；综治中心平台的利用效能欠缺，对硬件平台要求落实相对较好，但软件建设发挥实际效用方面，往往形式多于实体；乡镇（街道）政法委员工作机制的系统性差，突击式、运动式开展社会治理偏多，条块分割、“两张皮”导致一些问题未在有利时机得到推动；乡镇（街道）政法委员与政法部门"各自为战"、缺乏统一领导协调、缺乏情报互通、资源不易整合等复杂局面。政法委员要管理好基层政法工作，关键要加强统筹协调，顺畅工作机制，要做到明确两个重点，构建密切联系辖区群众工作机制；从组织、功能和信息系统三个方面完善架构，构建综治中心分层协调机制；强化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述职制度，健全主动接受县级政法委指导机制；行使乡镇(街道)政法委员司法信息知晓权、司法服务统筹权、协同治理主导权和基层政法考核权四项职权，构建与政法部门联动工作机制；加强思想政治、纪律作风和履职能力三项建设，构建能力实战培养工作机制。

青年公益人参与乡村振兴的需求分析及其支持策略研究——以ERG理论为视角

郑观蕾、刘蕾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由于社会矛盾的转化以及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引下，乡村振兴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进入国家顶层设计，是我国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举措。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人才振兴，青年公益人作为一种新型人才，是参与乡村振兴必不可少的智库力量。青年公益人具有青年和公益人的双重属性，《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指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兴则民族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意味着活力，代表着未来。” 公益人具有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出于爱心或社会责任开展社会服务活动，因此青年公益人对于促进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青年公益人参与乡村振兴从根本上受到乡村和公益的双重驱动，从外在需求上则受生存需求、关系需求和成长需求的三重驱动，其中生存需求是基本需求，关系需求是保障需求，成长需求是核心需求。青年公益人在追求需求满足的过程中，各种需求呈现出“满足-上升”与“挫折-倒退”的动态平衡。本文通过对单案例进行长期跟踪，以ERG理论为视角，探讨了青年公益人参与乡村振兴的各种需求、困境及其支持策略。为了更好地促进青年公益人参与乡村振兴，需要充分考虑青年公益人的生存需求，同时给予其足够的关系支持和成长空间。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成效、困境及对策建议

孙继琼、王建英、封宇琴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在大熊猫主要栖息地整合开展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体制试点基础上设立和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于稳定大熊猫繁衍生息、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深入调研，可以看到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日益规范，生态治理和项目退出积极推进，社区参与和教育游憩不断突破，转产就业和生态经济稳步发展。相较于制定单项制度，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承载着综合性配套改革的重任。尽管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试点情况较为复杂，尚面临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思想认识存在误区、改革思路不清；政策体系方面工矿企业退出政策、生态移民政策有待完善；由于生态要素的多部门交叉管理依然存在，有效的跨区域管理机制尚未建立，导致跨区域协调困难；目前，国家没有针对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的专项资金投入，现有的保护和建设资金分散，无法满足生态移民、工矿企业退出补偿、生产经营设施退出和人员安置工作等方面支出。因此进一步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应立足现有问题，在提升思想认识、完善政策体系、健全协调机制、加大资金投入上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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