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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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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摘编


分级诊疗秩序为什么难以形成?——对医疗机构等级制与分级诊疗关系的分析

谢志岿、张扬文馨、 杜进林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撰文指出,分级诊疗改革在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引导形成合理的就医秩序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尚未达到预期的效果。研究发现,等级制医疗资源配置使得分级诊疗变成了事实上的分水平诊疗,导致病人不愿意选择水平相对较低的基层医疗机构,致使分级诊疗秩序难以形成。分级诊疗改革案例也表明,推进医疗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对其运行的微观体制机制和底层制度进行梳理和研究。分级诊疗制度实施效果尚不理想。导致目前居民出现越级就诊、趋高就医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医疗服务资源配备不均衡,分级诊疗的不同层级缺乏合理分工,分级诊疗不同层级医疗水平等级化。分级诊疗不同层级医疗水平等级化导致居民视基层医疗机构服务为低水平医疗服务代名词,不愿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阻碍分级诊疗秩序的形成。要打破目前分级诊疗医疗水平等级制这一僵局,必须改革医疗机构分级管理体制,优化基层医疗资源配置,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技术服务水平,在此基础上实现分级诊疗不同层级的合理分工及利益调整。



信息社会公民隐私安全风险及其防范

谭九生、张庆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撰文指出,当今社会信息和数据泛在,数据更为有利可图,且愈发易于获取,公民隐私安全面临的风险增大,具体来说公民承受着隐私信息可能被泄露、被贩卖的危险、个人身份信息被冒用的风险等等。该风险产生的因素包括:开发商和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信息数据管理维护薄弱、犯罪主体的趋利本能及开发商的利益倾向、危害难以定责、相关法律法规欠缺和处罚力度不足、多主体协作机制尚未建立、公民隐私安全意识薄弱等。分析这些风险产生之因,最为关键的一点是开发者服务商和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此外由于信息数据管理维护薄弱、犯罪主体的趋利本能及开发商的利益倾向、危害难以定责、相关法律法规欠缺和处罚力度不足、治理主体单一、多主体协作机制尚未建立、公民隐私安全意识薄弱等多方因素的存在,致使公民隐私安全风险的问题更为严重和难以根治。为保护公民的隐私安全,在意识层面必须做到充分重视互联网的发展和治理,通过建立多主体的协作机制,强调政府、互联网企业和公民共同发力,并进一步完善隐私安全保护相关法律、加大打击信息犯罪处罚力度,提升互联网防护水平,促进互联网企业规范自身行为,完善互联网技术保护措施。加大打击犯罪处罚力度、提升互联网防护水平,共同有效规避公民隐私安全风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路径:一个基于价值的分析框架

金仁旻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撰文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之间实践关系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从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两个维度将我国文明实践活动分为双价值局囿型、生态价值导向型、帕累托最优型和经济价值导向型四类。在分类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五种路径:生态价值提升式、双价值提升式、生态价值回归式、经济价值升级式和经济价值转移式。生态价值提升式以创造更多生态价值为目标,比如,我国很多地区采取的退耕还林工程就属于此类建设路径。通过退耕还林,放弃经济价值创造,提升生态价值创造,以实现保护环境和改善环境的目标。双价值提升式以同时提升经济价值和生态双价值为目标,可以称之为双价值提升式建设路径。生态价值回归式主要针对经济价值获取以巨大的生态价值为代价的实践活动,通过放弃经济价值追求生态价值,可以称之为生态价值回归式建设路径。这类活动往往对生态环境威胁也最大,所以,必要时要采取舍弃经济价值,追求生态价值,努力使之成为生态价值导向型。经济价值升级式主要针对生态价值小,但经济价值较好,且经济价值端具备升级潜力,能够在保证经济价值创造的同时,升级经济价值创造方式,减少对生态价值不利影响,间接创造生态价值,可以称之为经济价值升级式建设路径。经济价值转移式指生态价值创造可持续性面临压力,需要外部经济价值转移才能维持,可以称之为经济价值转移式建设路径。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虽然十八大以来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距离美丽中国的伟大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经济价值创造和生态价值创造双重压力,不能走西方的老路,需要根据国情在理论层面有所突破,这需要清晰的框架构建。



工业开发与地方性生产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四川省自贡市为例

陈红霞、高清明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撰文指出, 工业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地方性转向”的理论基础需要进一步验证。基于阿帕杜莱地方性生产理论和自贡市的案例分析表明,工业生产在自贡地方性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证明了工业生产能够成为地方性生产的原初动力,进而说明工业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地方性转向”的理论基础是坚实的:一方面,工业生产能够催生新的群体身份利益,形成地方性生产的原初动力;另一方面,工业生产是地方邻里、地方主体生成的重要影响因素,甚至对于地方性生产本身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阿帕杜莱的理论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方面,阿帕杜莱为了强调经济利益在群体身份差异中决定性作用,否定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在塑造群体身份中的作用,但这两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阿帕杜莱将差异视为一种境遇化的、具体的、通过比较而成的存在,而“想象”才是塑造差异的方式或工具。这里“想象”可以解读为“建构”,但群体身份之间的差异并不一定是建构的,也可能是客观存在的,片面强调“想象”的作用会削弱“地方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然,但这些不足并不影响阿帕杜莱理论的启发性。



阅读链接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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