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立公平正义的劳动关系而奋斗 ——《江松劳动哲学专栏》告别语

为期三年之久的《江松劳动哲学专栏》终于落下了帷幕。感谢亲爱的读者伴我一路同行，感谢《中国工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由、开放的交流对话的平台。

正如《中国工人运动观察报告（2011—2012）》所指出的，在过去两年里，由工人自行组织和发起的集体维权行动已经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主流，并反映了中国劳动关系在市场化转型完成之后的一种必然趋势。工人集体行动自上个世纪末兴起之后，在彰显工人诉求的正义性、推动劳动立法、促进劳资关系调整机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正在逐渐显现。这类行动向社会各界表明，中国工人在市场化的劳动关系中，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理解了自己的权利，并为实现这些权利而行动。尽管这类行动仍然存在组织性程度低，并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临时性等缺陷，但行动本身仍然表明，工人们的阶级意识和行动意识正在形成。

这也正是本专栏赖以产生并持续存在三年之久的背景、推动力及其责任和使命所在。劳动哲学，也可以说就是劳动关系或劳资关系哲学。它是对过去和现在的反思，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它是对现实劳动关系的批判性审视，也是对理想劳动关系的一种顶层设计。这样一种反思、批判、展望和设计，不应该仅仅是劳动者一方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而应该同时面向劳、资、政三方；不应该仅仅是劳动者的自我意识，而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推动公平正义的劳动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劳动哲学首先是面向劳动者的，是一种为了劳动者、依靠劳动者、属于劳动者的哲学。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30余年间，劳动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权益和地位，呈现出一个不断下滑的趋势，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和调查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中国的GDP和经济总量已经跃升到世界老二的位置，与此同时，劳动者并没有同比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相反，却承担了改革得以不断推进的绝大部分成本和代价：数千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两亿多在城乡分治体制之间来回奔波的农民工、5800万留守儿童和2000万流动儿童、6000万以上的劳务派遣工、600万以上的尘肺病农民工……这些冰冷的数字中包含了多少劳动者的血泪、痛苦、屈辱和无奈！他们的这种牺牲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所谓“人口红利”，变成了国家财富以及先富阶层豪富的一部分。对这种不公平的现实，哲学不能够漠然视之，不能够以一句“历史进步的不可避免的代价”轻飘飘地打发掉，而应该进行深入的批判和基于学理的抗议，应当从哲学的高度伸张劳动者的权利和要求。劳动哲学是一种为了劳动者的哲学。

然而，这样一种劳动哲学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知识分子在学院和书房里一厢情愿地进行的构想，它应该也只能来自于、植根于劳动者的思考、呼声和抗争。从90年代国企改制过程中工人的抗争，到近十年来方兴未艾的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工潮，无不表明：历史并不是一个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进程，历史其实就是各种具有意志力量的个人、人群、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博弈过程，在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逐渐觉醒了的劳动者正从消极被动地承受转向积极主动地对历史进程施加影响。工人们在思考，在议论，在聚会，在上网发声，在网上网下团聚和组织，在发动此起彼伏的集体行动，一种新的历史主体正在形成和发展。正是他们，内在地需要也内在地支撑一种劳动哲学。不仅如此，在我几年来与工人们的接触中，还惊喜地发现，这些普通的工人，正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会媒介和网络自媒体，用各种各样的体裁和形式，诸如小说、诗歌、音乐、绘画、戏剧、小品、相声、影视、口述历史、行为艺术、博客文章和微博帖子等等，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其中不乏哲学思考，而这正是劳动哲学最直接最丰厚的思想资源。不言而喻，劳动哲学是依靠劳动者的哲学，否则只能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

只有那种紧紧地依靠劳动者的哲学，才能够也必定能够成为属于劳动者的哲学。的确，自古到今，劳动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自己独立的哲学，而只是接受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地灌输给他们的哲学。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墨子哲学可以说是属于劳动者的哲学，但秦汉以来即被打入冷宫，几乎失传，直到近代才被重新挖掘出来。在西方历史上，也是到了近代以后，才涌现出为了劳动者、依靠劳动者、属于劳动者的哲学，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方国家的命运另当别论，在西方，它至今仍然是劳动者的重要思想资源，仍然是底层社会赖以批判和抗争的理论武器。哲学是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是存在论、价值论、认识论，是灵魂、理念、信仰，是有限之无限、相对之绝对、无用之大用，是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维度，没有哲学的人生，其实是懵懂的人生，至少是没有深度、广度、力度和强度的人生。每一个人都需要和应该有一定的哲学，每一个劳动者也都需要和应该有自己的哲学。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劳动者之所以总是处在弱势的社会位置而被少数人统治和奴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劳动者没有与统治阶级分庭抗礼的哲学，他们被统治者的哲学洗脑和控制了，这反过来使他们像依赖鸦片一样依赖于统治者的哲学。劳动哲学，正就是一种属于劳动者自己的的哲学。

但是劳动哲学的对象又不仅仅限于劳动者，它同时也应该对资本所有者和企业家说话。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和企业家才能也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就个体而言，单个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能力甚至远远高于单个劳动者，这个事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劳动哲学并不主张消灭资本和管理，而是主张劳动与资本、管理的理性博弈和制衡，最终主张劳动与资本、管理的合二为一——劳动者人人成为资本家和管理者。这是一个在保留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框架前提下解决劳动、管理的对抗性冲突的顶层设计。本着这样一种构想，劳动哲学从如下角度向资本家和企业家说话：

——即使是从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出发，资本家和企业家也不应该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应该追求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即追求企业的永续发展和整个阶级的整体利益。其实，这才是一种最理性的选择，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先进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反复证明，唯有建立一种劳资理性博弈、和平竞争、协同合作的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永久性的动力机制。相反，对劳动者的无度剥削和严厉控制，虽然能够取得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但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并且最终必然导致巨大的贫富两极分化和剧烈的阶级斗争，从而从根本上损害乃至毁灭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

——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在世界范围内，泰勒制和福特主义已经过时，人本主义管理已经成为世界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的主流。以人为本，固然包含以资本家和企业家为本位，但更重要的是要以劳动者为本位，这样才能激发企业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发生产力和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源头活水。

——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劳资博弈有三种模型：零和博弈、负和博弈和正和博弈；早期资本主义属于零和博弈，资方之所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劳方之所失，结果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就是导致一种负和博弈，斗争的双方两败俱伤。经历这个惨痛的教训后，西方国家逐步进入一个正和博弈的轨道，就是在宪政民主法治的框架范围内展开劳资双方之间的理性的、和平的、制度化的、有序的博弈，结果基本上可以说是双赢的。作为后发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应当也完全可能避免负和博弈，尽量缩短零和博弈的时期，争取尽快进入正和博弈。

——劳动哲学严厉谴责一切剥削和压迫，谴责无良企业和无良资本家，但不仅不反对而且支持具有长远目光和社会责任感的资本家和企业家，支持资本和管理要素的健康发展，支持合理的利润追求，我相信，中国绝大多数劳动者也持有这样一种理性的态度。如果说现在还存在一种仇富的心态，这主要是由为富不仁的行为造成的。我们呼吁中国新生的资产者和企业家，首先确立本阶级的自觉意识和理性共识，尽快完成自组织过程，建立行业规则和行为守则，进而追求与劳方和整个社会的相互理解和合作。

最后，劳动哲学还要向政府说话：

——政府是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者和裁判者，没有政府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要求实际上更高了，无论是在知识、信息还是道德、品行上，无论是在思想认识还是执行能力上，我国政府都面临严峻的考验。

——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具体到劳资关系领域，政府既不能单纯充当资方的代言人，也不能单纯充当劳方的代言人，而需要站在客观、公正、中立的角度，站在全社会管理者的立场，协调和处理劳资矛盾。有工人说得好：我们不需要政府偏袒我们，只需要政府保持中立就可以了。迄今为止，在大多数劳资冲突中，地方政府是站在资方或自身维稳的立场打压劳动者的维权行动的，这个思路必须得到纠正。政府现在最需要做的是，推动而不是阻碍劳资自治和劳资集体谈判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劳动者目前急需要政府做的事，不是在某一场劳资冲突中站在劳动者一方打压资方，而是兑现政府对于劳动者主人翁权利、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承诺，尽快推进有关劳工权利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使劳工运动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这才是从源头上履行政府应尽的职责，也是从源头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如果政府在劳资关系问题上没有顶层设计，没有长远的战略，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府就会疲于奔命，不仅缺乏执政效率，而且缺乏公信力，久而久之，必将导致劳资政三方乃至整个社会全盘皆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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