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在1990年爆红，有一些特殊原因 | 短史记

文 | 谌旭彬

1990年，汪国真的诗集，成就了中国手抄本文学最后的传奇。

多年后，他如此讲述自己当年的辉煌：

“从1990年到现在，盗版和正版的数量加起来应该有两千万本以上，其中大概六百万左右是正版。……两千多万册的数字，代表的是读者的认可。……我成名后没听说过有哪位国内诗人超越我的影响力的，起码现在还没有。” ①

这番自述不算夸张。

1990年5月，北京学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书还在运送途中，读者的询问已经让王府井新华书店的售货员不胜其扰，“谁知道这汪国真是谁啊！问的人太多了，麻烦，干脆就贴一个条子”，条子上写着“汪国真诗集未到，何时到货不详”。此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的正版诗集卖出了200余万册。1997年，北京零点公司公布“人们欣赏的当代中国诗人”调查结果，汪国真在所有1949年后出生的诗人当中，排名第一。

图：青年时代的汪国真（1956~2015）。

这一切，都始于汪的诗集手抄本被发现。

学苑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孟光的妻子，是北京太平桥中学的英语教师。1990年早春，她发现常有学生不认真听课，偷偷在传抄什么东西。询问之下，得知抄的是“汪国真的诗”，而且“每个学校的学生都在抄”。从妻子口中获悉此事的孟光，产生了做一本畅销书的念头，尽管他此前从来没有听过“汪国真”这个名字。

虽有着畅销的期待，《年轻的潮》这本诗集，还是把孟光吓了一大跳。诗集在书店甫一上架，即被销售一空，不甘失望而归的读者，涌向了学苑出版社：

“人多得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几乎把出版社包围了。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些读者是来买书的，还以为是出了什么大事，慌慌张张地报告了社领导。社领导带着编辑部主任孟光急忙跑出来应对，一了解才知道，这些读者都是来购买《年轻的潮》的。”②

图：汪国真1990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封面。

1990年，成了中国出版史上的“汪国真年”。

据说，有超过1万名读者，给汪国真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书信，汪所在单位的传达室，为了处理这些书信，不得不将编制从1人增加至3人。相当多的来信，提到了“手抄本”。比如：

“记得86年起，读到你第一首诗起，我就爱上了你的诗和文章……见到汪国真的文章，我就工工整整地抄在笔记本上，你的诗我整整抄了一大本子。”（新疆奇乡县，卢远照）

“自从读了你在《辽宁青年》上发表的哲思短语后，被你那极富有吸引力的语言、辩证的思想感染了。以后每期必先看、必抄、必背，我们同学之间互相比赛，看谁背得最多……”（河南许昌，田素莉）

“我从中学时就很喜欢写东西，尤其是诗歌，您的诗集《年轻的潮》我到处买不到，最后花了三天时间抄了一本。”（西安，郑百林）

“我这儿有一本自编的《汪国真诗选》，不过都是从一些报纸、杂志上剪贴而成的。”（张家谋）

“在为你自抄的诗集中，我很认真，在本子方面，我不是买封面很漂亮的画面，我将买封面为同一色（黑色），由自己装饰一番，在扉页上我写上了‘汪国真简介’，当然只是我了解的一些。在设计方面嘛，以后会更进一步的，相信它将是一本很好（从各方面）的集子。会相信我吗？”（成都华阳，廖永莉）

“听说，有您的诗集出版，我就跑遍了本市的大小书店也都没买到。实际上，我真希望买不到，因为我那手抄本要比诗集重得多，您说呢？”（长春，史丽辉）

“每当从报刊上看到您的作品，我总要精心地摘抄到笔记本上，……您的每一首诗都令人回味无穷。”（山东蒲县，张爱国）③

图：汪国真的第二本诗集，内容和编辑体例完全取自一位叫王萍的山东读者的手抄本。

在中国当代史上，每一种手抄本的风行，都意味着存在某种未被满足的精神饥渴。“汪国真诗集手抄本”自然也不例外。

可惜的是，1990年的中国文学界并不能理解这一点。他们无法接受——“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 既然选择了远方 / 便只顾风雨兼程 /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 既然钟情于玫瑰 /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这样的作品被称之为诗。他们花了相当多的精力，想要将汪国真从“诗歌圈”驱逐出去。他们公开撰文，嘲笑汪国真是“诗歌麻将的专家”，“将近三分之一诗作是填字游戏”，说他不该叫汪国真而该叫“汪国假”，说他的作品是“文化病毒”……④

站在文学的角度，这些批评与嘲笑，自然有它的道理。但青年男女们手抄“汪国真诗集”的动力，与文学并没有多少关系。

在给汪国真的书信里，他们如此解释自己为什么喜欢汪国真，为什么要手抄他的“诗”：

“我寻找了好久好久没有寻找到的东西，从你文章中得到了，我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你替我说了，而且说得那样好，那样深刻，那样透彻。”（安徽巢湖市，姜杨）

“（我）常常感叹于它就是我们的所思所想，但却表达不出，是您写出了我的心声。”（秦皇岛，刘晓梅）

“您不愧为我们心中最喜爱的诗人，您真做到可谓‘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却无’的与大众心灵共鸣的最高境界。”（广东，伍碧群）

“读了您的诗之后， 便觉得那正是心之所想却又不能表达的东西。”（辽宁锦州，霍静书）⑤

图：汪国真诗歌手抄本

有统计数据显示，汪国真的读者，约80%是高中生与大学生。

这些生于1970年代的青年男女，没有能够从80年代由宏大词汇构建起来的学校教育当中学会如何自我表达，是汪国真的“诗”，给了他们一种“替我表达”、“替我说出心声”的快感。

这种快感，与文学无关，但与人性有关，与抒情表达这一人的基本需求有关。

事实上，整个1980年代，不但学校教育是由宏大词汇构筑而成，整个文学界也大体是相似的光景。伤痕文学与朦胧诗，大多致力于控诉与反思时代悲剧。《苦恋》的遭遇，徐敬亚的《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都是当时文学与体制之间紧张关系的产物。西川曾回忆：

“那时的诗人都跟英雄似的，北岛、顾城等诗人有一次去成都，最后的观众把所有的出口都堵住了，没办法，北岛和顾城他们只能从厕所的窗户跳出来，才算完事。”⑥

“英雄”二字，准确概括了80年代读者对朦胧诗群体的身份定位，也点破了他们与体制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是之故，视北岛为方向标的诗人王家新，目睹北岛从体制（中国作协）手中领走2000元“优秀诗集奖”时，竟有一种英雄缴械的幻灭之感：

“（我）像挨了重重一击似地坐在那里发楞。北岛离去时，我也没有力量出去跟他打招呼。我只是感到深深的沮丧和悲哀。”⑦

不但文学界如此，80年代的国产流行音乐领域，也同样还属于“理想飘扬的年代”。

尽管歌唱的内容不再带有浓厚的政治气息，但诸如《让世界充满爱》《黄土高坡》《少年壮志不言愁》《我热恋的故乡》《囚歌》《悔恨的泪》这类歌曲，仍属于“公共表达”，而非“个人心声”。崔健的《一无所有》大概算个例外，公共表达（在当时喊出自己“一无所有”并不容易）与个人心声（情歌）兼具，于是大红大紫。⑧

图：80年代，在歌词里唱出“一无所有”并不容易。

相对于上面这些公共表达，那些生于70年代、人生经历相对平缓、简单的青年男女，在1990年，显然更愿意沉浸在汪国真的“诗句”里，并把它们抄写下来：

“要输就输给追求 / 要嫁就嫁给幸福”

“我不知道 / 是否 / 还在爱你 / 如果爱着 / 为什么 / 会有那样一次分离”

“是否 / 你已把我遗忘 / 不然为何 / 杳无音信 / 天各一方”……

他们未必需要文学。但在多愁善感的年龄，他们必定需要一些载体，用来抒发个人情绪。

与汪诗相近的词句，在1990年前后的流行音乐里，是找不到的。上一年，有人在《音乐研究》杂志上撰文《流行音乐批判》，已将问题说得非常明白：

“我们反对禁欲主义，但也不主张青年人沉溺于爱情，整天哼着‘紧紧地抱在怀’、‘深深的一个吻’。这种青年是不可能有出息的，依靠这种青年是搞不成四个现代化的。……它（流行音乐）已在我国造成危害，还会造成更大的危害。”⑨

在1990年前后，汪国真的那些“诗”，实际上充当了流行音乐的替代品。

时代的变迁很快。1992年“南巡讲话”公开发表，“在《人民音乐》《音乐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音乐周报》等报刊上铺天盖地的批判文章，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突然丢却了咄咄逼人的霸气”⑩，流行音乐再度焕发生机。

1993年，经文化部审批的港台歌星演出，较上一年多了几乎1倍；大陆流行乐坛发行专辑达上百张，算上盗版，李春波的《小芳》共卖出200万盒之多。

时代进程变了。“汪国真热”也开始在这一年冷却，汪诗手抄本渐成往事；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手抄的流行歌曲“歌词本”。

在抒发个人情感方面，较之汪诗，流行歌曲无疑是更合格的产品。

图：90年代流行的手抄“歌词本”

注释

①《汪国真：时间给了我含金量最高的奖章》，山东商报，2010年5月31日。

②参见：窦欣平，《遇见·汪国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③《读者谈汪国真》，收录于：李穆/编，《年轻的风采：专访汪国真》，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

④参见：朱大可，《口红与真理》；韩国强，《文化病毒与癫狂症》；崔卫平，《诺贝尔奖：不幸的进军》。收录于：袁幼鸣、李小非/编，《“汪国真现象”备忘录：文化热点大反思》，学林出版社，1992，第119-212页。  

⑤《读者谈汪国真》，收录于：李穆/编，《年轻的风采：专访汪国真》，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

⑥西川，《海子“他被简单化了”》。

⑦王家新，《我的八十年代》。

⑧参见：张燚，《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人文解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第03~21页。

⑨陈志昂，《流行音乐批判》，《音乐研究》，1989年第4期。

⑩居其宏，《音乐界实用本本主义思潮在新时期的命运——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作》，收录于：居其宏/主编，《改革开放与当代中国音乐学高层论坛论文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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