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材料与注释》研讨专辑 | 石岸书：叙述的“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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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注释》：

“一种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研讨专辑

《材料与注释》是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2016年推出的一部当代文学研究新著。该书包括“材料与注释”与“当代文学史答问”两个部分。前者是洪子诚教授对于1950至1970年代的六篇重要文学文献（包括讲话、社论与检讨等）做出的注释，他自述其追求是“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后者则是他以答问的形式表达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最新思考。

该书既延续了洪子诚教授一贯的冷静与精深的研究风格，同时也为当下的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学术视野。2017年3月11日，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了“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召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主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20余位学者与会。参会嘉宾围绕《材料与注释》的形式与内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以及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思想等议题展开讨论。会后，姚丹、姜涛、鲁太光、李静、石岸书与罗雅琳六位将各自发言修订成文，形成了这组笔谈。本刊特予刊发，以飨读者，同时以期引起进一步讨论。

目录：

01  姚丹  诗与真——《材料与注释》中的“主观”与“客观”

02  姜涛  检讨“真诚”之迷思：作为原理性的思考

03  鲁太光  寻找“文学”的文学史写作

——读《材料与注释》兼谈文学史研究中的情感问题

04  李静  《材料与注释》：“历史化”的技艺与经验

05  石岸书  叙述的“后退”——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到《材料与注释》

06  罗雅琳  50—7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三种“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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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叙  述  的  “后  退”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到《材料与注释》

石岸书

         洪子诚在《材料与注释》的“自序”和作为“代后记”中明白交代：本书的写作既是为了探索“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也是为了抵抗在“1960年代”一度盛行而今日仍随处可见的“思想、精神、语言、思维方式”的“化约、简化”，以及由这种化约、简化所构造的激进、极端的历史叙述。《材料与注释》之所以会以这样的方式呈现，是与他对历史叙述的深刻的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并非来自于后现代历史学的理论，而是有感于他所经历的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那些翻来覆去的各种历史叙述，是个体的生命经验的真切感受。

       正是这种深刻的不信任，使洪子诚试图突破一切化约、简化历史复杂性和多面性的历史叙述。在本文作者看来，这种突破的方式，却是采取从历史叙述“后退”的方式展开的。洪子诚“后退”到了与历史叙述最遥远的地方：“材料与注释”的藏身之地。这是历史叙述的起始状态，一种保留着更多历史复杂性与多面性的“原材料”状态；历史叙述的生产停滞在原材料与粗加工的环节，停留在叙事的起点，拒绝向结构性的叙事成品推进。后退”并不就是消极的，相反，这是“以退为进”。“后退”是一种向真实历史关系的“后退”，从神话向现实的“后退”，也就是从意识形态向科学的出发点的“后退”。

感谢作者石岸书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编者按

对我来说，当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被公认为“完成了当代文学‘评论’向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刻转移”，推动了“‘当代文学’学科从幼稚逐渐地走向成熟”[1] 的时候开始，洪子诚及其历史叙述就凝结为一个高密度的历史节点；这个高密度的历史节点，既连接着中国当代文学编纂史，更折射着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洪子诚及其历史论述就构成了必然要分析的历史对象了。而他最近一些年的史学论著则可以用列宁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来概括：“进一步，退两步”。“进一步”，指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退两步”，则指的是《我的阅读史》和《材料与注释》。因此，理解和分析《材料与注释》，必须参照着《中国当代文学史》。

《中国当代文学史》需要被放置在三个时代所构成的坐标系中理解：1990年代、1980年代与1960年代。当然这三个时代既是指洪子诚所经历的活生生但终于逝去的历史，也是指这三个年代的象征性，例如1960年代象征着左翼（文学）传统的高峰，1980年代则象征着启蒙主义（文学）传统的高峰。而1990年代，则是左右分化的时代，即左右两种传统互相辩驳、参照和反思的时代。然而，如果说1990年代对于中国当代知识界来说是“分化”的时代的话，那么对于洪子诚来说，却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因为正是在1990年代，洪子诚既“同情地理解”了左翼（文学）传统的历史意义，也仍然坚持了他的启蒙主义以致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态度，换言之，既历史地理解了1960年代，也历史地理解了1980年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2]

我的文学史研究，80年代到90年代，也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笼统地说，80年代在思想倾向上是一种“启蒙主义”的立场……到了90年代，尤其是中期之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看起来好像是与关注中国文学现代性特殊经验的思潮相呼应。比如，我不是将中国的“左翼文学”（作为一种有思想艺术特征的写作潮流），看做一开始就站立在错误的起点上，而重新认识其发生的合理性。……不过，这种变化（或“转变”）对我来说不是“立场”的绝对更易。因此，我虽能够“走出80年代”，却不无遗憾地存有“80年代残留物”。……我充分理解在90年代重申“左翼文学”经验的历史意义，但也不打算将“左翼文学”再次理想化，就像五、六十年代所做的那样。 [2]

洪子诚的“1990年代”，就是前两个时代及其所象征的（文学）传统的“综合”，或者说，“调和”。其结果，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诞生。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史》是“1990年代”的产物，这是可以从思想史意义上把握住的。也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部文学史中看到这种“调和”所带来的方法的不连贯乃至矛盾。

不过，在洪子诚的“后1990年代”，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学史》之后的时期，则是一个沿着《中国当代文学史》所触及的方向、困惑和问题，而从“历史的叙述”“后退”的时期。“后退”的阶段性成果，就是《我的阅读史》和《材料与注释》。

 

1

“后退”的阶段性成果，就是《我的阅读史》和《材料与注释》。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以“一体化”为核心范畴而建构起来的较为完整自足的历史叙述，在这种历史叙述中，主体与历史之间实现了高度的平衡，阐释主体与阐释对象之间罕见地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张力关系。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一体化”这一概念的客观化、中性化的外表，就是这种平衡和张力关系的集中体现。《我的阅读史》则是从“个人化”的维度突破这种平衡，突破这种张力关系，试图从个体经验出发，去透视、把握和深入历史的复杂性。《注释与材料》则是从相反的维度，即从“对象化”的维度实现的突破，它把本来是作为阐释对象的“材料”放置在中心位置，同时提升通常居于历史叙述的边缘地位的“注释”，从而使阐释对象及其注释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如果说《我的阅读史》还是“个人化的历史叙事”，是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结构性的历史叙事”的“后退”，那么《材料与注释》则是最大限度地“放逐”了历史叙述，从历史叙述“后退”到“材料与注释”的层面。《材料与注释》的前六篇集中体现了这种叙述方式。当然，材料的选择与编排是精心谋划的，这些材料必将化入此后的文学史叙述之中，为后起的历史叙述提供支点。而注释也不是彻底客观化的，在这些注释中，洪子诚克制然而坦率地表达着他的洞见、情感与立场，从而不只是材料之间形成对话，注释与材料、注释与注释之间也呈现出对话关系；有时候，注释甚至在形式上就已经成为了正文，例如《张光年谈周扬》一篇即是如此。

洪子诚老师

这种从两个相反方向所展开的突破，洪子诚曾一度暗示过。他早就注意到阐释对象和阐释主体的互相影响的关系，在他看来，“研究的对象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在研究过程中会产生很微妙的作用，导致‘对象’和‘主体’的不稳定性。对象与阐释主体是相互制约的。主体阐释对象，改变对象的状况，对象也限定、制约主体的立场、方法、意图趋向。” [3]如何处理对象与主体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是历史叙述的基本问题，而洪子诚正是试图开创当代文学史叙述的新方式，最大程度地探索这种互动关系的边界。《我的阅读史》和《材料与注释》就是这样的两种新的方式，它们都试图尽可能地将阐释对象与阐释主体区隔开来，各自以极端化的方式探寻历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

然而，为什么会采取“材料与注释”的方式？为什么要从历史叙述“后退”？

洪子诚在《材料与注释》的“自序”和作为“代后记”的《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明白交代：既是为了探索“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也是为了抵抗在“1960年代”一度盛行而今日仍随处可见的“思想、精神、语言、思维方式”的“化约、简化”，[4] 以及由这种化约、简化所构造的激进、极端的历史叙述。于是我想，《材料与注释》之所以会以这样的方式呈现，那是与他对历史叙述的深刻的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并非来自于后现代历史学的理论，而是有感于他所经历的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那些翻来覆去的各种历史叙述。历史与叙述的共谋关系在洪子诚那里，是个体的生命经验所真切感受到的。正如他自己也一再说到的：“后来不必借助更多的理论，就能懂得‘历史’与‘叙事’的关系；不必费太多的气力，就了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几十年来，上演着的‘历史’不断改写，不断‘颠倒’、‘拨乱反正’、再颠倒的戏剧，想忘也忘不了。” [5]

正是这种深刻的不信任，使洪子诚试图突破一切化约、简化历史复杂性和多面性的历史叙述，1960年代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1980年代风行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这样的历史叙述。并且我猜测，或许某种程度上也应该把洪子诚自己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包括在内，因为随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体制化，它作为文学史教材客观上不得不提供一种主导性的历史叙述。而《材料与注释》作为突破这一切历史叙述的尝试，便可以理解了。而在我看来，这种突破的方式，却是采取从历史叙述“后退”的方式展开的。

如果把《中国当代文学史》视为参照，我们就必须追问，这种历史叙述的“后退”，又是从何处开始？

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史》既是“前进”的产物，也是“后退”的产物。这种矛盾的定位是从不同方面得到说明的。一方面，这部文学史开创了当代文学新的叙述范式，并且尽可能反思性地理解、包纳历史的复杂性；另一方面，这部文学史恰恰是从1960年代左翼（文学）传统和1980年代启蒙（文学）传统的两座高峰上双重“后退”的产物。尽管由于洪子诚的情感与追求，他从1960年代“后退”地更为彻底（或者那也是因为他从未主动攀登上过这座高峰），而对1980年代高峰上的美景仍然恋恋不忘，但这种双重的“后退”是明确的。正是“1980年代”的终结与“1990年代”的展开，为洪子诚的双重“后退”提供了契机。反过来说，这种双重的“后退”也是双重的反思，双重的接纳，双重的历史性理解，或者借用他自己用来描述丸山升的语词来说，就是双重的“抵抗”。[6] 但绝不是“断裂”。我想，对于洪子诚来说，他的历史意识与“断裂”或者“决裂”是不太有缘的，因为他总是以反思性的态度将其自身纳入到跌宕起伏的社会主义历史之中，他总是把历史体验为主体在场的历史。

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正是这种双重“后退”的产物，《材料与注释》也必须放在这一漫长的“后退”中来看待。我想，“一体化”的叙事虽然尽可能保持中性化和客观化，尽可能对历史的复杂性给予充分的发掘，然而，它终究也是一种排斥性的历史叙述，它似乎终究不能完全地契合洪子诚那种要充分把握住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历史的缝隙与矛盾的追求。于是，在《材料与注释》中，他终于“后退”到了与历史叙述最遥远的地方：那就是“材料与注释”的藏身之地。这就是说，他“后退”到了历史叙述的起始状态，一种保留着更多历史复杂性与多面性的“原材料”状态；历史叙述的生产停滞在原材料与粗加工的环节，停留在叙事的起点，拒绝向结构性的叙事成品推进。

“后退”并不就是消极的，相反，这是“以退为进”。“后退”首先是洪子诚自己使用的词语。比如在《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这篇名文中，他就用“后退”来形容周扬有限度地调整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尝试，在这里，周扬的“后退”意味着为文学适度保留自主空间，重新激发文学的活力。[7] 而在一次与冷霜的对话中，洪子诚也曾提到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指出他自己的文学史研究有些类似阿尔都塞所说的“从意识形态回到现实情境”，[8] 这里所说的“回到”，在阿尔都塞那里，即是“后退”。在阿尔都塞看来，青年马克思走向马克思主义，起源于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后退”，以便接触被意识形态特别是被黑格尔哲学所遮蔽的现实。马克思的“后退”也是双重的：即从黑格尔哲学后退到被黑格尔哲学用来作为“材料和注释”的英国经济学与法国政治学，又从德国关于法国的意识形态中“后退”，从而发现了法国的现实。“后退”是一种向真实历史关系的“后退”，从神话向现实的“后退”，也就是从意识形态向科学的出发点的“后退”。[9]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后退”的阐释，或许可以借用来理解洪子诚在历史叙述上的“后退”。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后退”的阐释，或许可以借用来理解洪子诚在历史叙述上的“后退”。为了“从历史叙述拯救历史”，为了充分发掘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洪子诚一而再、再而三地“后退”，先是从“1960年代”“后退”到“1980年代”，继而又从“1980年代”“后退”到“1990年代”，从而产生了《中国当代文学史》，而最终，又“后退”到“材料与注释”的基本层面。这是从“历史与叙述”向“材料与注释”的“后退”，也更是一次价值实践，是他对多样性、自由理念与知识分子精神的一次实践。因而，“后退”还是洪子诚的历史姿态和历史站位。这不禁让我想到鲁迅的历史姿态和站位，鲁迅是“横站”的，而以鲁迅为精神导师的钱理群，与洪子诚同为1939年生人，他的历史姿态则是“前进”。这里并没有高下之分，而是不同的历史姿态与站位，都蕴含着对历史的深刻洞察，都蕴含着面对历史的智慧、担当与坚持。

这里并没有高下之分，而是不同的历史姿态与站位，都蕴含着对历史的深刻洞察，都蕴含着面对历史的智慧、担当与坚持。

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相伴随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后退”的历史，即从共产主义“后退”到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后退”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从上层建筑的革命“后退”到经济基础的改革。正如1990年的胡乔木面对东欧剧变的现实而写道的：社会主义改革“从形式上说可以看成后退，因为过去的想法离不了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实质上都是真正的前进，使经济活力和人民生活大大前进了。” [10]历史的辩证法总是令人难以捉摸，是“前进”还是“后退”，或者是“以退为进”，似乎都陷入了历史的诡计。但无论如何，在这种历史的“后退”中，我们看到的是历史进步的观念在不断瓦解，宏大叙事在不断崩散，以至于在当代知识界，一种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整体叙事仍然迟迟难产，一个个“中国故事”仍然漏洞百出，难以流畅地向世界讲述。我们正是要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理解洪子诚的“后退”，理解他的历史姿态和文学史探索，理解《材料与注释》的意义。

本文原刊《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注释

1.谢冕、严家炎、钱理群等：《<中国当代文学史>研讨会纪要》，见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222页。

2.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第8-9页。

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3页。

4.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10页。

5.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第7页。

6.洪子诚：《我的阅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7.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第33页。

8.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第12页。

9.［法］阿尔都塞著，顾良译：《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5-71页。

10. 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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