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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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些年来，学界陆续出版了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程光炜的《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重返八十年代》，吴俊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计划出12 卷）、《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刊》丛书等，同时还有一大批学者在做着大致相同的工作。本文着重以洪子诚、程光炜、吴俊这三位学者的研究为例，指出在当代研究中关注史料、研究史料已蔚然成风。孟繁华老师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他认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既要有当下的文学批评，不断有新声新见，同时也要有对历史材料的关注，不断回到“过去”，发现未被发现的“历史”，超越学术政治或学术的意识形态，这样才能构建当代文学研究的合理、完整格局。

感谢《文艺争鸣》杂志授权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孟繁华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

“乾嘉学派” 

——以洪子诚、程光炜、吴俊等的研究为例

    洪子诚          程光炜          吴俊

近些年来，学界陆续出版了洪子诚的《材料与注释》，程光炜的《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重返八十年代》，吴俊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计划出12 卷，第一卷1949-1957 已经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刊》丛书等。同时还有一大批学者在做着大致相同的工作，比如以《文艺争鸣》牵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的建立。关注史料、研究史料已蔚然成风。这个现象大约从20 世纪90 年代初期就已经露出端倪，那时就有学者提出“回到岗位”，“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当时概括出的这些现象是有具体历史原因的。20 世纪在90 年代已经结束，但20 世纪90 年代的这一学术变化却不是作为遗产，而是作为当下的一部分进入到新世纪的。不同的是，当代文学研究这方面成果的出现，还是近几年的事情。我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大家都会意会这是一种比喻。我的意思是说，当代文学研究，既有当下的文学批评，同时也有对历史材料的关注，这样才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完整格局，才会将当代文学做成一门学问。

这方面的成就和影响，首先是洪子诚教授。他是著名的文学史家，虽然也间或参与当下文学批评，但他的主要身份还是文学史家。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现在高校普遍使用的教材。而且数十年来，他一直注意材料的发掘，特别是对“十七年”材料的发掘和使用，在当代文学界几乎无人能敌，他通过材料修正了当代文学史的一些通说。

当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通过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发现了周扬这样的言论：“胡风说，机械论统治了中国文艺界二十年。……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双百方针不贯彻，都是一些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言必称马列主义，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我一直记着胡风的这两句话。”我们通常会把姚文元的文章作为“文革话语”的典型来理解，洪子诚却在这一话语中发现了弦外之音。姚文元这段话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无论怎样解读，我们总会理解了姚文元的话并非都是一派胡言。当然，对材料的重视、考据，最能体现洪子诚功力和治学特点的，还是他的《材料与注释》。这本书收录了洪子诚比较新的论文，主体是对部分当代文学史料的钩沉，以材料与注释相对照的形式——材料包括重要讲话稿、会议记录等，注释补充了相关的历史背景、文学事件、人物关系，展现出历史现场的复杂性。他自己认为：尽管该书处理的六篇文学文献各自独立，但在写作时，也有三点核心的问题意识贯彻全书：一是关注1950 至1970 年代文学生产的组织方式，二是考察中国作家协会在这一时期的文学组织发挥的核心作用，三是追踪“周扬集团”的崛起及其文艺政策的展开，同时研究其在与更为激进的文艺——政治集团的较量中终于完败的过程与原因。洪子诚用权力关系对此做了有力的破解。洪子诚同时还表示，虽然此书已经完成，但他却仍有困惑，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历史研究的特殊之处在于，同样的材料在不同视野下的处理方法、结论甚至研究者的学术道德都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洪子诚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学术道德。我的理解是，这里的“学术道德”与抄袭剽窃以及不遵守学术规范等无关，它关乎的是一个学者的道德良知以及诚信方面的考量。在我的印象中，洪子诚是一位温良恭俭让的先生，他为人诚恳处事低调。同时，他内心也有激烈甚至桀骜的一面，比如他的学术信仰，他对个人学术道路乃至治学方法的选择，就是可以证实的一个方面。如前所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是李泽厚对当时现象的一种描述，李泽厚认为他“并没作价值判断，没有说这是好是坏。当时的情况是，1989 年后，流行钻故纸堆，避开政治思想，一些人提倡‘乾嘉学术’，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学问。同时，陈寅恪、王国维、钱钟书被抬得极高，一些人对胡适、鲁迅、陈独秀这批人的评价和研究也就没多大兴趣了。这现象有其客观原因，大家心知肚明。”那场讨论我们记忆犹新，后来文化市场和知识分子集团的一部分改变了问题的路径，使这一学术现象原有的意义被彻底覆盖。但需要说明的是，洪子诚的研究与这一现象和讨论没有关系。只要我们看看洪子诚的主要著作——《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讲稿》《当代文学的概念》《中国的新诗史》，以及《材料与注释》《我的阅读史》等，就会发现，洪子诚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无论是问题还是材料，与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尽相同。他的沉潜与普遍的浮躁形成鲜明的比较，他关注问题的视角和对材料的发掘，甚至对文学史文体的实验，一直处在引领者的地位。如果是这样，可以说，洪子诚的内心一直洋溢着未被察觉的学术激情。这也是洪子诚的研究被重视、被尊重的原因。

程光炜是治中国当代文学的“中生代”学者。我曾在《程光炜与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范式》一文中有过评介。和洪子诚的研究不同的是，程光炜的成就除了他个人的研究著述之外，更体现在他的课堂教学中。当代文学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的特殊性，是它能够相对独立存在的基本前提。它所承载的巨大的历史内容，仍然是我们今天无可回避的精神难题。我注意到程光炜在《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一书中关注的问题与“方法”。比如《文学史与80 年代“主流文学”》《文学的紧张——〈公开的情书〉、〈飞天〉与80 年代“主流批评”》《第四次文代会与1979 年的多重接受》”等提出的问题，就是对20 世纪80 年代主流创作与批评的重估；《一个被重构的“西方”》《人道主义的讨论——一个未完成的文学预案》《经典的构筑和变动》等，或纠正了通说，或是发展性的研究；而“文学作品的文化研究”中，对王蒙的《布礼》、刘心武的《班主任》、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三恋”的重新解读和批评，改写了过去对这些作品的评价方式和方法。程光炜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了许多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积极回应。他在《教室里的学问》中说：“今天来看，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阐释”已经做完，批评方法上再想有新的突破很难。眼下比较要紧的，是怎么将这些阐释做实，落实为作家作品的故事，给阐释在史料文献上作一些“解释”性的工作。这样，史料文献的跟进就变得极其重要不可或缺了。比如，以莫言故乡平安庄为中心，方圆几十里有一个“文学地理圈”，这个“文学地理圈”也存在于贾平凹的棣花镇周围，王安忆淮海路周围。我在刚完成的一篇文章中说：“因为迄今，我们只略微知道一点点贾平凹、莫言和王安忆作品‘地方志’影影绰绰的影子，而基本未碰那下边曲折蜿蜒的矿址，知其一却不知其二。例如，商州、高密东北乡和上海淮海中路的历史知识和氛围究竟是什么，作家与它们最真实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仍是云遮雾罩的状态，还没有一个比较充分的清理方案。这个文学地理圈与他们八十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还不得其解。另外，莫言的从军、贾平凹上大学、王安忆的插队，他们的读书、交友、个人生涯和文学活动等等，也都与其创作发生了纵横的关系。这些作品“阐释”背后的史料文献，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在这两三年来的课堂上，博士生赵天成的王蒙《夜的眼》和鲁彦周《天云山传奇》、谢尚发的张洁身世、邢洋的1979 年代短篇小说评奖轶事，以及李屹和邵部对萧也牧死因等史料的考证，给我留下了不错印象，让我意识到这项工作仍然可以持续地做下去的。”因此，这一工作，既是这个团队同历史的对话，也是师生两代人的对话。当然，程光炜是这个学术战略的设计者。

吴俊出身于“学术豪门”，他是钱谷融先生博士研究生的开门弟子，也是唯一硕博都在钱门问学的弟子。少年成名的吴俊，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中就显示了过人的才华。他的《当代西绪福斯神话——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曾使史铁生大为震惊，他认为在批评家面前作家是没有秘密的。2007 年吴俊出版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综合文化研究的方法，以“国刊”为中心讨论了国家权力与文学的关系，将一个若明若暗尚不明确的关系呈现出来，将当代文学研究的深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近年来，他的主要工作也集中在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的发掘和选择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第一卷：1949-1957》是12 卷本《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的第一卷，书系以编年形式著录1949-2009 年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各类文献资料标题与名称，包含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海外的批评史料，包括出版的著作书名，发表的论文及相关文章篇名，举办的会议、活动的主题信息，相关的公开发布的政策文件标题，领导人或领导机构的重要指示与报告标题，报刊、出版物中的其他相关资料，以及与文学批评密切关联的各种文学史现象。这套编年书系12 卷，计550 万字。规模之浩大，在本学科几乎成为之最。我们还没有看到书系全貌，但吴俊的学术能力和治学态度是完全可以信任的。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12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一般来说是没有“流派”和“学派”的。这是我们的文化环境决定的。即便当代文学史上似乎已经“铁定”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等，细究起来也勉为其难。它们只有风格学意义上的差异。我们知道，所谓“文学流派”，一种是有明确的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的自觉集合体。这种流派，从作家主观方面来看，是由于政治倾向、美学观点和艺术趣味相同或相近而自觉结合起来的，具有明确的派别性。他们有一定的组织或结社形式，有共同的文学纲领，独立的文学主张，最重要的是在创作实践上形成了共同的鲜明特色，这是自觉的文学流派。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另一种类型是不具有明确文学主张和组织形式，但在客观上由于创作风格相近而形成的派别。这种不自觉的集合体，逐渐形成了一个有共同风格的派别。他们被后人从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总结，被指认为某一流派。这样的流派，如唐代诗坛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派和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宋代词坛的婉约派和豪放派，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鸳鸯蝴蝶派等。所谓学派，《辞海》的解释为：“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这是指传统的“师承性学派”，因师承传授导致门人弟子同治一门学问而可以形成“师承性学派”。《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是：“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另一方面，以某一地域、国家、民族，或某一文明、某一社会、某一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术传统的一些学术群体，同样可称为“学派”，或曰“地域性学派”( 包括院校性学派)，或曰“问题性学派”，例如“布拉格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中国当代文学无论创作还是研究，都在统一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因此，不可能有相对独立的文学流派或学派。因此，这里将近年来研究当代文学的一种新潮流概括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不过是一种比附而已。乾嘉学派已成过去，20 世纪90 年代关于“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讨论也早已烟消云散。但是，乾嘉学派百余年间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的积极作用却没有成为过去。这时，我们在期待当代文学研究在不断有新声新见的同时，也能不断回到“过去”，发现未被发现的“历史”，就超越了那种学术政治或学术的意识形态，而有了构建当代文学研究合理格局的崭新意义。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18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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