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李建军：俄罗斯文学的太阳（上）——论普希金及其文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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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的具有绝对影响力的缔造者。他的创造力和伟大贡献，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面对普希金这样的诗人，我们似乎找不到比“太阳”更为恰当的譬喻。本文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普希金的这一伟大形象，细致地梳理了普希金的文学经验及其与俄罗斯文学的关系。作者认为，普希金是一个朴素的自然主义者，朴素、成熟、和谐，是他的自然主义的伦理和美学中最重要的特点。其自然主义的抒情和叙事里“爱、友谊、同情、怜悯”的态度与主题背后，也包含了一种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是一种无比博大的爱，反映在文学中则深刻地体现在他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叙写以及一种直接介入带有抒情和议论性质的作者话语和修辞方式。而普希金的这种自然主义经过一种积极的转化，又升华为一种现代自由主义。但在高扬自由理想之时，他也着重思考如何处理“自由”与“法理”的关系。此外，也正是靠着一种自由而勇敢的精神，普希金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宣扬了诗人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及其批判社会和匡正生活的天职……总之，普希金以自己伟大的文学成就和典范性的文学经验，从美学和伦理两方面影响了俄罗斯文学。就前者说，他培养了俄罗斯诗人和小说家的艺术感受力，培养了他们的抒情能力和叙事能力，教会他们如何优美地抒情，如何完美地叙事，如何深刻地观察和诗意地表现人的心灵世界；就后者说，他培养了俄罗斯文学的批判精神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提升了俄罗斯文学的人文素质和道义水平，确立了文学与社会和政治的密切而正常的关系。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18年第11期，感谢文艺争鸣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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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的太阳（上）

论普希金及其文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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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对诗又惊又喜，厌恶生活的散文的人，凡是只有崇高的事物才能得到鼓舞的人，此人也还不是艺术家。对于真正的艺术家，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

——别林斯基：《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

对象越是平凡，诗人就越是需要成为崇高，以便从中提取不平凡，以便使这不平凡也成为完全的真理。

——果戈理：《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

女士们，先生们！诗歌使人变得高尚，因而是一种使人解放、自由的道德力量。我们同样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甚至现在还不读我们诗人作品的普通百姓的子孙们，也会懂得普希金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屠格涅夫：《在莫斯科普希金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没有普希金，就不可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

有人将知识分子和作家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两类。前一类灵活而机敏，懂得权变，形势一旦有变，彼亦因应变化；后一类则固执而自信，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始终坚持自己的初志，固守一种原则和立场。据以赛亚·伯林说，普希金是狐狸，托尔斯泰天性是狐狸，却自信是刺猬，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确确实实属于专注而坚执的刺猬。

普希金既不属于刺猬型，也不属于狐狸型。这两个比喻完全不能概括他的性格和人格。他有自己始终不变的地方和不折不挠的坚定性，但却不像刺猬那样固执。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政治生活方面，他也有不得已的妥协与改变，但却不像狐狸那样狡猾和圆通；就政治生活来看，他的让步始终是有底线的，即必须服从这样一个原则——政府的态度是否可以接受。他没有托尔斯泰那样的沉重而绝对的思想，因为，他的思想就像他的情感一样，轻盈，朴实，而又充满活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极端宗教思想，也必为他所不喜，所以，即便他活到了八十岁，也不会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宗教主义作家。普希金的天性中，也有契诃夫的温和与优雅，一种年轻人才有的温和而迷人的可爱与优雅，不同的是，很多时候，契诃夫是被动和静态的，甚至是忧郁和悲观的，而普希金则是热烈的，是积极的行动主义者，常常是欢乐而充满激情的——他比契诃夫更有热情和活力。

不驯服和反抗，是普希金面对现实的基本姿态。他是燃烧的火焰，是迅猛的劲风，是奔流的河水；他更像是自由飞驰的骏马，更像是自由鸣唱的云雀。自然与自由，热情与活力，这些，就是普希金在性格和写作上最突出的特点。他有着比任何一个俄罗斯作家都要丰富而活泼的个性，也显得更加可爱和亲切。普希金既是深沉的，也是活泼的，既是凝重的，也是欢悦的——在他的身上，你可以看见孩子式的纯真和可爱，可以看见青春的活力和欢悦，还可以看见老人的朴素的智慧。亲切、丰富与和谐，是他的文学精神的总体风貌。一切的苦恼与苦难，一切的迫害与伤害，只能丰富这种总体风貌，却不能将它引向令人沮丧的阴郁和悲观。即便在表现忧伤和痛苦的时候，普希金都是充满热情和力量的。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于1799年6月6日出生于莫斯科。1811年进入皇村中学读书。这所学校不仅给了他良好的教育，而且还让他结交了很多朋友。1817年，他从学校毕业，成为外交部挂名的文官。他在彼得堡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既有激进的革命者，也有纵情声色的浪子。在这段优游的日子里，他写了很多充满政治热情和尖锐锋芒的短诗，创作了长篇叙事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他的诗歌受到了许多读者的喜爱。很多人偷偷地抄录和背诵他的《乡村》和《自由颂》等诗歌。然而，他的这些反抗暴政的诗却惹怒了沙皇和上流社会：“一首首讽刺诗，一篇篇优美的文章，把他危险地暴露在当局面前。强大的敌人十分恨他，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阿拉克切耶夫等高级官员，都对普希金恨恨不已。他们终于决定将普希金流放到远方。

1820年5月6日，普希金拿着外交大臣写给英左夫将军的“介绍信”，离开灰蒙蒙的彼得堡，踏上了流放南方的旅程。他先后在基什尼奥夫、敖德萨和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等地方生活，直到1826年9月被新继位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召回莫斯科。新沙皇是一个虚伪、浅薄而放浪的人。他用一种貌似仁慈的方式来限制普希金的自由，以一种貌似有教养的方式来侮辱他的人格。1837年1月27日，被羞辱的诗人走出家门去决斗。那是跟一个叫乔治·丹特士的轻浮浅薄的法国流氓的决斗，也是跟敌视普希金的俄罗斯上流社会的决斗。法国流氓的子弹射中了他的腹部。1月29日下午两点四十五分，我们伟大的诗人，平静地告别了人世，告别了被专制主义的乌云笼罩着的不幸的俄罗斯。

普希金

自由与诗的敌人，终于害死了他。沙皇和大主教都觉得释然和高兴。沙皇在给巴斯凯维奇的信中诋毁他，而法庭则判普希金在决斗中有罪。东正教大主教尤金也诋毁他，说他“是个不肖子孙，一个不够格的家长，一位品行恶劣的公民”。然而，普希金的伟大，如日月在天，绝非几缕薄薄的乌云所能遮蔽。

在《叶甫盖尼·奥涅金》里，普希金关于连斯基之死的叙述和叹惋，几乎就是以预言的方式，叙写了诗人自己未来的死亡和不幸：“风华正茂，充满欢乐的希望，/却未能为人间实现它们，/刚刚脱下孩提时的衣裳，/便凋萎了……”值得庆幸的是，普希金活到了三十八岁，没有死在连斯基那样的年纪。他写出了许多伟大的诗篇，也赢得了无数读者的热爱。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爱也将越来扩大，将成为一种世界性和人类性的爱。而他的死，意味着对凶手们的审判的开始。从他被害死的那一天起，所有那些参与迫害他的人，沙皇和宪兵司令，告密的文人与空虚的贵族，俄国无赖与法国流氓，就被钉上了耻辱柱，就必将永久地承受正义的谴责。

诗是灯光，也是镜像。一切真正的诗，都是心灵明澈的镜子。它以诗性而客观的方式反映着诗人的精神世界。普希金的诗就真实而完美地反映着他的人格状况、情感世界和生活态度。从他的诗歌里，读者可以看见他对生活的态度，对权力和现实的态度，对爱情和友谊的态度。别林斯基说，普希金的作品汇集了俄罗斯精神“所有的各种因素，反映了俄罗斯精神的一切方面”。在他的作品里，你可以看见一个自由的灵魂，看见一颗热情而仁慈的心，看见他崇高的人格境界。普希金是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真正伟大的诗人。即便在今天，他的人格和他的诗篇，仍然内蕴着能够照亮我们的光芒，仍然充满了能够鼓舞我们的力量。

一、朴素的自然主义者

自然主义，这是一个美学范畴，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哲学。

作为美学范畴，它的本质特点，是纯真和朴素，是由多元因素构成的丰富与和谐。

作为生活态度，它意味着，心灵始终保持着对人类和世界的正常而积极的态度，没有被虚假的意识形态和异化的生活方式所扭曲。

自然主义以直接而强烈的方式感受着生活，也以坦率而真诚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感受。它给人一种像大自然一样亲切而朴素、多样而美好的感觉。

就天性来看，普希金是自然之子，是个自然主义者。

他按照大自然所昭示的方式生活。

普希金的自然主义是积极的和文明的，而不是消极的和粗野的，因为，它包含着健全的道德内容和正确的道德目的。

不存在无个性的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气质与生活态度：“朴素的自然主义，原本就是一种英国气质。如果说，法国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民族，德国是一个理性主义的民族，那么，英国就是一个自然主义的民族，就像勃兰兑斯所说的那样，英国气质的本源，即‘生气勃勃的自然主义’。”

那么，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呢？是一个宗教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的民族。在它的宗教情感里，既充满沉重的苦难意识和拯救人类的弥赛亚意识，又充满世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沙文主义情结。宗教性的虔诚与道德上的虚伪，行善时的仁慈与杀伐时的残暴，表面上的谦卑与骨子里的傲慢，施舍时的慷慨与攫取时的贪婪，就以一种矛盾而又和谐的形式，并存于俄罗斯人的意识与行为之中。

然而，普希金却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现象。他的自然主义气质更接近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教育的作用和特殊的个性甚至非俄罗斯的遗传的影响。

他的精神世界，像大自然一样宁静和辽阔，也像大自然一样充满力量和不可羁縻；像大自然一样朴实亲切，也像大自然一样丰富多样。

普希金是热情的，也是敏感的；容易为生活中的美好而惊喜，也容易为生活中的残缺而感伤；他能感受到容易被人忽略的美好事物，能感受到善恶和美丑之间隐蔽而微妙的差别。

他像四季一样异彩纷呈。他的身上有春天的温暖、夏天的热烈、秋天的宁静、冬天的冷峻。

通常，一个人的成长是以失去为代价，也就是说，到了青年阶段，他会失去童年的纯真和少年的活泼，到了中年，又会失去青年时代的热情，到了老年，则会失去此前每个人生阶段的很宝贵的东西，成为一个暮气沉沉、悲观消沉的人。

然而，普希金却像大自然一样，将人生的所有阶段的美好的东西，都集纳在自己身上，让它们和谐地并存共生。他终其一生，都葆有天真的童心，葆有青年人的激情与活力，甚至葆有老年人才有的成熟人格和成熟思想。在诗的世界和思想的领域，他像一个活了几百岁的智者，能够洞察人心和历史的所有秘密。

真诚和坦率，丰富与和谐，这些，就是普希金在心灵生活上最重要的特点。

他的内心几乎没有任何矫伪和做作的东西。1815年，年仅16岁的普希金，写了一首短诗，题为《我的墓志铭》：

这儿埋葬着普希金；他和年轻的缪斯，

和爱神结伴，慵懒地度过欢快的一生，

他没做过什么善事，然而凭良心起誓，

谢天谢地，他却是一个好人。

这首诗包含着他后来信持的生活原则。“慵懒”而“欢快”，是一种低调而朴素的生活态度。普希金就是以这种自然主义的方式生活和写诗的人。

从他的外貌和他对指甲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可爱的自然主义生活态度。

巴纳耶夫看到的普希金就是一个朴素的人：“中等身材，衣着毫不奢华，甚至有点不修边幅，一头淡黄色的卷发，侧面看去有点像阿拉伯人的脸形，一副厚厚的、突出的嘴唇，一双极有生气、极为聪慧的眼睛。……我觉得他的面部表情很讨人喜欢，他的微笑令人愉快，仍然觉得他异常温和。”

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

有意思的是，巴纳耶夫和巴纳耶娃都在回忆录中写到了普希金的指甲！

巴纳耶夫这样写道：“首先令我惊讶的是，普希金的手指甲特别长，颇像鸟类的爪子。”

巴纳耶娃的观察和描写更为细致：“我立刻注意到他的一根手指上戴着一只金质顶针似的东西。这引起了我的兴趣。……直到我成年以后，才知道他手指上的金质顶针的用处。他留了一支长指甲，为了怕它弄断，他才戴上了那个金套子。”

指甲，似乎不过是薄物细故，实在无关宏旨。然而，正是在这细微处，在这极为特别的爱好里，我们看见了普希金孩子式的可爱和自然主义生活态度。

嗯，一个爱留长指甲的诗人，一定是个有趣的好诗人！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时候，普希金的情绪反应也是自然主义的。他很容易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在面对外在的诱惑和搅扰、刺激和挑衅的时候，在面对俄罗斯官方的构陷和上流社会的侮辱的时候，他的心性显得过于单纯和透明，他缺乏沉着而镇定的心态，很容易入其彀中，为其侵害。

但是，在诗的世界里，他却很善于控制自己的激情。

尽管直到离世的时候，他才走近中年的边上，但却在情感和思想上表现出一种远远超出他年龄的成熟——在他的热情、冲动的青春激情下面，却有着像八十岁老人一样成熟的智慧、一样仁慈的态度、一样宽广的胸怀。

是的，朴素、成熟、和谐，这就是他的自然主义的伦理和美学中最重要的特点。

别尔嘉耶夫说：“应当记住，俄罗斯人天性很极化。一方面是顺从和放弃权力；另一方面是被同情心激起的和要求公正的反抗。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心；另一方面是残酷无情。一方面热爱自由；另一方面又倾向于被奴役。”

然而，普希金却极大地克服了这些分裂和矛盾。他有无奈的妥协和乞求，但是，没有失去底线的顺从和放弃；他有年轻人甚至孩子式的冲动，但是，没有那种病态的分裂。

他的精神气质与别的俄罗斯作家很不相同。俄罗斯作家大都有说教的倾向，但普希金却很少说教。他固然也训诲，但那态度和方式，却是自然而亲切的。

俄罗斯作家大都是虔诚的教徒，普希金却几乎是一个无神论者。准确地说，他是一个有着基督灵魂的无神论者。他是情感上的基督徒，又是理性上的无神论者。在普希金看来，有的人“头脑在寻求神灵，而内心却未发现”。普希金在自己的内心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他对斯米尔诺娃说：“宗教创造了艺术和文学，——创造了自远古以来一切伟大的东西；一切皆处于与宗教情感的依存之中……没有它既谈不上哲学，谈不上诗歌，也谈不上道德。”

尽管梅列日可夫斯基总是想方设法，要把普希金说成一个“严肃的信教者”，然而，事实是，普希金既不怎么相信上帝，也不怎么相信沙皇；既不迷信宗教权力，也不迷信世俗权力。这一点，你只要读读他的《尘世的权力》一诗就明白了：对“万皇之皇”的庸俗崇拜，他显然抱着警惕的态度。

普希金没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极端的宗教倾向。他的灵魂和思想，没有被宗教的教义和信条束缚住。这是由他的自然主义生活态度所决定的。作为一个现代的自由主义者和积极的行动主义者，他不可能成为绝对温顺的基督徒。

有人说：“他的整个创作植根于基督教文化的土壤中，渗透着基督精神——博爱、宽容、忍让、行善。他不信上帝，又追随上帝，这才是他与宗教的真实关系。”这样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普希金的宗教情感也是自然主义性质的。弗兰克用“宗教直觉”来阐释普希金的宗教体验：“与对诗歌的宗教接受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对美、首先是自然之美宗教接受。普希金宗教般地感受到‘天上星球神奇的合唱’和‘大海的喧嚣’，即‘海神不绝的絮语，波涛深刻、永恒的合唱，唱给世界之父的赞歌’。”普希金的宗教情感，就是对大自然的崇高体验的升华。

契诃夫和屠格涅夫也是无神论者。但是，契诃夫总是被一种忧郁的情绪笼罩着，总是被一种绝望的情绪压迫着；屠格涅夫是平静而欢悦的，专注于追求纯美的境界，但在精神上显得有些单薄。与他们比起来，普希金显得更有活力和热情，更像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

普希金虽然也写过几首表现民族主义情绪的诗，例如，《皇村回忆》《致奥兰斯基亲王》《给诽谤俄罗斯的人们》和《波罗金诺周年纪念》等；甚至偶尔也会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倾向，例如，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他说达吉雅娜在彼得堡感到气闷，厌倦上流社会的纷乱，常常通过幻想奔向家乡和田野，“奔向那穷苦庄稼人身边，/在那远离尘嚣的僻静角落，/流淌着一条清亮的小河”。显然，这种情绪，不过是他的自然主义生活态度的表现。他绝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很少表现出那种极端性质的民粹主义崇拜和民族主义狂热。

自然主义还意味着与权力保持距离，与俄罗斯官方保持距离。

普希金天生就与权力格格不入。

他虽然出身贵族，在皇村学校接受了贵族教育，但却对上流社会有一种强烈的疏离感，对皇宫里的权贵们也没有好感。

事实上，他不仅从来没有飞黄腾达，而且，还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常常受到沙皇和上流社会的伤害和羞辱。

他就是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

他珍惜自己的普通人身份。

对一个热爱自由的诗人来讲，低微的身份和困窘的处境，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就像利哈乔夫所说的那样：“假如普希金穿上传教士的长礼服，系好所有扣子，他相信，他的诗歌就会失去人们熟悉的那份魅力。为了他的诗歌获得真正的崇高魅力，在某种程度上诗人在生活中是应该‘微不足道’的。……诗人在生活中一定应该是平凡的，以便使他的诗歌获得真正的魅力。……在纯粹的大理石上长不了鲜花。”

是的，一切真正的伟大都有平凡的性质，都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现象。

最适宜诗歌生长的地方，不是花团锦簇的高台，而是蒹葭苍苍的所在。

作为一个朴素、热情而又充满活力的自然主义者，普希金像早晨柔和的阳光一样自然，像天空舒展自如的流云一样自然，像吹动青草和树叶的微风一样自然。

他对一切不自然的东西都极度反感。

他从不以虚伪而做作的态度看世界，也从不以虚假而夸张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想。

他笔下的那些美好的人物身上，也具有这种自然主义的品质。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奥尔加是一个比达吉雅娜还要自然和纯朴的姑娘。

达吉雅娜喜欢阅读那些幼稚的浪漫主义小说，她的心也被这类小说弄得乱乱的，变得有些多愁善感。

然而，奥尔加却像山野间绽放的百合，纯粹是一派天然的样子：

在偏僻的乡村，宁静的天地间，

她天真烂漫，大放异彩，

在自己双亲的眼面前绽开，

好似一朵幽谷中的铃兰，

隐藏在茂密的青草丛中，

瞒过了蝴蝶，也瞒过了蜜蜂。

她简直就是生活在乡村的奥菲利娅。她像奥菲利娅那样朴素和纯洁，也像她那样快乐和温柔：

她总是那样地温柔和顺，

总是快乐得像早晨一般，

纯朴得像是诗人的生命，

又像爱神的吻那样香甜，

一双眼睛蓝得恰似天空，

棕色的鬈发、微微的笑容……

诗人用“早晨”和“天空”等来自大自然的意象来赞美她。

是的，自然和朴素，这是奥尔加身上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她最吸引人的地方。

自然的，就是美好的，就是令人感觉亲切和喜悦的。

别林斯基说，在普希金的诗里，“充满着只有普希金诗情的灵魂才能够知道并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光辉的、爽朗的和快乐的忧愁”。

西尼亚夫斯基在《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中说：“轻松——这是我从他作品中得到的一个最为普通和最为明快的感觉。在生活方面，轻松是普希金世界观的基础”。

利哈乔夫说：“鲜花在开放，它们就是美丽的。难道我们应该用园地里泥土玷污它们吗？他本人创造了自己的形象，关怀他的淳朴和平凡。这是不应该忘记的。他希望‘像所有人那样生活’。”

他们的认知和判断所揭示的，正是诗人及其作品的自然主义特性和魅力。

在普希金的自然主义的抒情和叙事里，爱、友谊、同情、怜悯，是稳定的态度和主题。

他的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就是一种和谐而崇高的人道主义，是一种朴素而亲切的人道主义。

作为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他只相信人，只关心人。让人摆脱专制权力的压迫和奴役，按照自己的天性自由地生活，自由地相爱，自由地写诗，这比什么都重要。对他来讲，一切对人的自然天性的扭曲和伤害，一切对人的自由的压抑和剥夺，都是难以容忍的，都必须奋起反抗。

这样的基于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是健全的。

这样的人道主义者是无法不让人热爱的。

在所有俄罗斯作家中，别林斯基最爱的，应该就是普希金。

他写了整整一本书，来讨论普希金。

别林斯基

他之所以爱普希金，就因为他的态度和写作符合朴素的自然主义原则和伟大的人道主义原则。

别林斯基是普希金的知音。他在普希金的作品里发现了一种伟大的心情，一种伟大的境界：

普希金的抒情作品尤其能证实我们关于他个性的想法。植根在这些抒情诗基础里的感情，始终是这样宁静与柔和，尽管它是深刻的，但同时却是那么富有人情味，那么富有人道精神！而且这种感情在他的笔下总是通过如此富有艺术性的、如此和谐的形式表现出来！普希金短诗的内容又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呢？爱和友谊几乎是最能驾驭人的一种感情，这种感情就是他的整整一生幸福与痛苦的直接的来源。他什么都不否定，什么都不诅咒，对什么事情都带着爱和幸福的心情来观察。他的最大的忧虑，不管它是多么深，总是显出一种非凡的光明和透明：它能平复心灵的痛苦，医好内心的创伤。普希金的诗歌总的色彩，尤其是他的抒情诗，——就是人的内在的美以及使灵魂感到欢欣的人道精神。

很多时候，普希金是一个乐观的充满力量感的抒情诗人。他赞美爱情、友谊和勇气。他的诗行里充满了春天的温暖气息，充满了夏天的激情，充满了秋天的希望，充满了冬天的耐心和沉静。他总是鼓励人们坚韧而乐观地生活。对任何一个遭受挫折和陷入绝望的人，普希金的诗歌都是温柔的安慰和有力的鼓舞。就像那首《假如生活欺骗了你》（1825），不知给多少忧伤而绝望的心灵带来安慰：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戈宝权译）

当然，他也有感伤和忧郁的时候，但是，即便是抒发这种压抑情绪的时候，普希金的精神也是充满力量感的，就仿佛遮住阳光的乌云，很快被风吹散一样，他的这种情绪也不会驻留太久。很快，一种欢乐的情绪，就会高昂起来，将内心的忧郁，一扫而光。

普希金诗歌精神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它获得了一种新的精神和巨大的力量。

这是一种来自大自然的精神和力量。

只要这世界存在，他的那些伟大的诗篇，就将“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二、法理与反抗：现代自由主义者

自然主义者未必是自由主义者，但自由主义者一定是自然主义者。

自然主义是古典性质的，而成熟的自由主义则是现代性质的。

自然主义需要经过积极的转化，才能升华为现代自由主义。

在普希金那里，朴素的自然主义的生活态度与现代的自由主义的人文精神，和谐地融为一体。

他生来就是一个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现代人，就是一个不服从的现代自由主义者。

现代自由主义的精神高度肯定个人的价值，高度强调个人权利和尊严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

现代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就像张铁夫先生所概括的那样：“首先在于自由是个人的权利，是个性的觉醒，是个人对自身独立价值的追求。”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作家、政治家和思想家贡斯当的自由主义思想，就属于这种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范畴。他在《文学政治文集》的序言中说：“我一直捍卫这样一个原则，即自由就是一切。而我所说的自由，是指个性的胜利，是指个性对力图以专制主义进行统治的政权的胜利，以及对要求得到少数服从多数的群众的胜利。专制政府无权干涉个人意见，不应该使个人的东西服从于社会权力。”贡斯当是普希金喜欢的作家。他曾认真阅读过这位法国启蒙主义作家的作品，所以，对他的这种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应该是熟知的。

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普希金是19世纪俄罗斯作家中最成熟和最彻底的现代作家。他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精神的继承者，也是法国启蒙运动尤其是伏尔泰和贡斯当的反专制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就此而言，他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自己的同时代人。

别尔嘉耶夫说：“普希金是自由的讴歌者，然而他的自由比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希冀的自由更加深刻，更加独立于时代的政治仇恨。”别尔嘉耶夫只说对了一半。事实上，普希金的自由既是深刻的，也充满了强烈的现实感和“政治仇恨”。

普希金是一个自由的现代人，内心充满自由主义的激情。

他简直就是一团熊熊燃烧的自由之火。

他的身上流着非洲黑人的血液：“我的母亲的家谱更是令人感到好奇。她的祖父是一名黑人，一位小国首领的儿子。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公使不知用什么办法把他从那里当人质的土耳其后宫中弄出来，并连同其他两个小黑人一起送去给彼得一世。”他心性的单纯和活泼，他对生活的热情，以及难以遏抑的自由冲动，似乎都与这种遗传有着微妙的关系。

在全世界古往今来的诗人中，还没有谁像普希金那样，写了那么多赞美自由的诗篇，也没有谁像他那样以真正自由主义的方式生活。

自由是他诗歌的灵魂，也是他生活的基本态度。

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束缚和奴役，反对一切对人的压迫和侮辱。

然而，沙皇和沙皇政府正是自由最大的敌人。“亚历山大是‘神圣同盟’的首领。这样，无意之中他就成了极端反动势力的头领。他是个青年，主张自由，但奇特的命运使他同自己的自由观念作对，因为他难以既做正直的人，又做体面的君主；既做社会进步力量的朋友，又做令国内外惧怕的统治者。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列强只有一种选择：要么用高压手段、用严厉和正统的思想进行统治；要么就客气地让位。”

一切独裁者都是道德上的伪君子。他们都是戴着人格面具的人。他们都是双面人甚至多面人。他们半阴半阳，半人半鬼，半神半魔。分裂是他们的人格常态。卑鄙是他们的道德常态。冷酷是他们的情感常态。于是，很自然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也赞美自由，也曾到处宣扬自由。1818年，在华沙国会开幕式上，他甚至宣布要在俄国限制独裁政权。“俄国的知识青年怀着希望和惊愕欢迎这一演讲。自由主义者已经感到，由于皇帝的诚意，他们的梦想在朝夕之间即可成为现实。”那些天真的青年不知道，对于独裁者来讲，慷慨的话语承诺，与切实的践履诺言之间，有着极为遥远的距离。庄严的承诺最终成了一句空话。现实的利益压倒一切。为了维护沙皇的权力稳固，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必须牺牲俄罗斯全体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然而，自由的火焰，已经由沙皇亲自点燃。

自由，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主题。

自由的风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呼啸。

在青年一代心中，自由的火焰不仅没有熄灭，而且越烧越旺。

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年仅18岁的时候，普希金竟然如此强烈地渴望自由，竟然如此热情地赞美自由，竟然能写出气贯长虹的《自由颂》。

这是一首比黄金还要宝贵的诗篇，值得一字不落地引用在这里：

去吧，从我的眼前滚开，

柔弱的西色拉岛的皇后！

你在哪里？对帝王的惊雷，

啊，你骄傲的自由的歌手？

来吧，把我的桂冠扯去，

把娇弱无力的竖琴打破......

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

我要打击皇位上的罪恶。

请给我指出那个辉煌的

高卢人的高贵的足迹，

你使他唱出勇敢的赞歌，

面对光荣的苦难而不惧。

战栗吧！世间的专制暴君，

无常的命运暂时的宠幸！

而你们，匍匐着的奴隶，

听啊，振奋起来，觉醒！

唉，无论我向哪里望去——

到处是皮鞭，到处是铁掌，

对于法理的致命的侮辱，

奴隶软弱的泪水汪洋；

到处都是不义的权力

在偏见的浓密的幽暗中

登了位——靠奴役的天才，

和对光荣的害人的热情。

要想看到帝王的头上

没有人民的痛苦压积，

那只有当神圣的自由

和强大的法理结合在一起；

只有当法理以坚强的盾

保护一切人，它的利剑

被忠实的公民的手紧握，

挥过平等的头上，毫无情面。

只有当正义的手把罪恶

从它的高位向下挥击，

这只手啊，它不肯为了贪婪

或者畏惧，而稍稍姑息。

当权者啊！是法理，不是上天

给了你们冠冕和皇位，

你们虽然高居于人民之上，

但该受永恒的法理支配。

啊，不幸，那是民族的不幸，

若是让法理不慎地瞌睡；

若是无论人民或帝王

能把法理玩弄于股掌内！

关于这，我要请你作证，

哦，显赫的过错的殉难者，

在不久以前的风暴里，

你帝王的头为祖先而跌落。

在无言的后代的见证下，

路易昂扬地升向死亡，

他把黜免了皇冠的头

垂放在背信的血腥刑台上；

法理沉默了——人们沉默了，

罪恶的斧头降落了

……

于是，在戴枷锁的高卢人身上

覆下了恶徒的紫袍。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

专制的暴君和魔王！

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

你的覆灭，你子孙的死亡。

人人会在你的额上

读到人民的诅咒的印记，

你是世上对神的责备，

自然的耻辱，人间的瘟疫。

当午夜的天空的星星

在幽暗的涅瓦河上闪烁，

而无忧的头被平和的梦

压得沉重，静静地睡着，

沉思的歌者却在凝视

一个暴君的荒芜的遗迹，

一个久已弃置的宫殿

在雾色里狰狞地安息。

他还听见，在可怕的宫墙后，

克里奥的令人心悸的宣判，

卡里古拉临终的一刻

在他眼前清晰地呈现。

他还看见：披着肩绶和勋章，

一群诡秘的刽子手走过去，

被酒和恶意灌得醉醺醺，

满脸是骄横，心里是恐惧。

不忠的警卫沉默不语，

高悬的吊桥静静落下来，

在幽暗的夜里，两扇宫门

被收买的内奸悄悄打开……

噢，可耻！我们时代的暴行！

像野兽，欢跃着土耳其士兵！

……

不荣耀的一击降落了

……

戴皇冠的恶徒死于非命。

接受这个教训吧，帝王们：

今天，无论是刑罚，是褒奖，

是血腥的囚牢，还是神坛，

全不能做你们真正的屏障；

请在法理可靠的荫蔽下

首先把你们的头低垂，

如是，人民的自由和安宁

才是皇座的永远的守卫。

这是一首伟大的赞美诗，也是一首伟大的讽刺诗。它通过讽刺来赞美。它将讽刺的长矛指向“不义的权力”，即世间的专制暴君。它是对权力之恶的愤怒的抗议和诅咒，也是对正义和自由的勇敢的辩护和赞美。

普希金的《自由颂》是在拉吉舍夫《自由颂》的启发下写出来的，但在思想和精神视野上，却显得更加开阔和成熟。在普希金的《自由颂》里，“自由”出现了4次，“法理”出现了9次，“帝王”出现了5次，“人民”出现了5次；在拉吉舍夫的《自由颂》里，“自由”出现了27次，“法律”出现了5次，“人民”出现了9次。由于，拉吉舍夫的诗有540行，而普希金的诗只有96行，所以，两相比较，“自由”在前者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后者，而“法理”在后者所出现的频率明显过于前者。在拉吉舍夫那里，“自由”是核心性质的主题，也是一个单一性质的主题，但是，在普希金的诗里，自由是理想，法理是条件，如何处理“自由”与“法理”的关系，或者说，如何最终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和获得自由，才是真正的主题，所以，“法理”出现的频率就高于“自由”。

显然，普希金所歌颂的自由，是以法律为前提的自由，因为，只有法律才能最终调停“帝王”与“人民”的冲突，并最终保护所有人的安全和自由；而拉吉舍夫的所歌颂的自由，属于绝对性质的无限制的自由，因而，他虽然偶尔也会提到法律，但更倾向于用暴力手段来一次性地解决问题——“大自然赋予的复仇权利，/已经把沙皇带上断头台处刑”；“把虚伪的奴役摧毁”“拨开乌云展现明朗的青天”。普希金的自由是理性和现实主义的，而拉吉舍夫的自由则是情绪性和浪漫主义的，甚至有一种乌托邦的性质。

普希金的自由理念基本上是现代性的，而拉吉舍夫的自由理念则基本上是前现代性的。这样，普希金在发泄不满和愤怒的时候，不像拉吉舍夫那样充满令人恐怖的极端性，而是表现着更深刻的思想，宣达着更具现代性的真理——自由和法理不仅高于帝王的权力，而且能保护一切人的利益；一旦法理被权力玩弄，那么，自由的丧失，就是不可避免的，人民的不幸，也将是不可避免的；恣睢的权力，只有当它向法理低下自己傲慢的头颅，才能避免被推下高高的宝座；只有用法理首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安宁，统治者的安全和幸福才能得到保障。

然而，诗人对暴君似乎并不抱太大的幻想——他们只配得到人民的仇恨和诅咒；等待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的，也只有灭亡，因为，囚牢和刑罚、褒奖和神坛，都无法保障他们的安全。虽然诗人直接点名讽刺的是拿破仑和卡里古拉，但是，他的锋芒所向，却是所有的暴君和独裁者，包括俄罗斯的沙皇。

几乎在写《自由颂》的同时，普希金还写了《致娜·雅·波柳斯科娃》。在这首诗里，他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追求自由的理想和信念：

我这只平凡而高贵的竖琴，

从不为人间的上帝捧场，

一种对自由的自豪感使我

从不为权势烧香。

我只学着颂扬自由，

为自由奉献我的诗篇，

我生来不会用羞怯的缪斯

去取媚沙皇的心欢。

但，我承认，在赫利孔山麓，

在卡斯塔利亚泉水叮咚的地方，

我为阿波罗所激动，所鼓舞，

暗地里把伊丽莎白颂扬。

我，天堂里的人世的目击者，

我怀着炽热的心一颗，

歌唱宝座上的美德，

以及她那迷人的姿色。

是爱情，是隐秘的自由

使朴实的颂歌在心中产生，

而我这金不换的声音

正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

在这首诗里，普希金表现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精神和写作态度。写诗是一种社会性的公共事业。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力量，在面对权力的时候，它始终保持距离，以便自由而有效地批评它。它也歌颂权力，但前提是，它已经不再是一种恶，而是将自己升华为一种美德。总之，诗的本质是自由和正义，是表达人民的愿望和情感的，是“人民的回声”。

自由的情感是一种博大的情感，自由的意识是一种开放的意识。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而必然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和人类主义者。普希金就是一个具有世界意识和人类意识的自由主义者。在《“既未到过域外……”》，他这样写道：

既未到过域外，偏爱把异邦夸说，

对自己的祖国却总是责备，

我常常问道：在我的祖国，

哪里有什么天才和真正的智慧？

哪里有着高贵的心灵，

而又热爱自由的公民？

从这样的诗行里，我们看见了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的人。他没有那种俄罗斯将拯救人类的自负的“弥赛亚”意识，更没有对世界的敌意和排斥态度。诗人总是睁大眼睛发现“异邦”的优点，并用理性而积极的态度“责备”自己的祖国。因为诗人知道，只有这样，自己的祖国才能文明和进步，而祖国的公民也才能成为“有着高贵心灵”的公民，才能成为“热爱自由的公民”。

他也通过批评“异邦”的暴君，来为人民的自由呼喊。1821年6月18日，得知拿破仑已于5月5日在圣赫勒拿岛去世的消息，普希金感慨万端，写了一首题为《拿破仑》的长诗，向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发出了迟到的谴责和审判。其中，这样几段特别值得回味：

当世界从奴役中觉醒，

被希望的霞光照亮，

高卢人用愤怒的巨手，

推翻了腐朽的偶像；

当国王的肮脏尸体，

横陈在暴动的广场，

不可避免的伟大节日——

自由的节日大放光芒。

愤怒的人民掀起风暴，

你却预见到绝妙机会，

不顾人民的崇高希望，

你竟然蔑视整个人类。

只相信毁灭性的幸福，

你无畏的心如狂如醉，

受了专制制度的诱惑，

你迷恋玄虚幻灭的美。

你安抚变革中的人民，

平息他们幼稚的激狂，

新生的自由变得哑然，

突然丧失了它的力量。

奴隶簇拥你踌躇满志，

实现了你权力的欲望，

你用桂叶缠绕起锁链，

把民军们驱上了战场。

在这些诗行里，普希金尖锐地批评了拿破仑在政治上的狂妄、傲慢、投机和倒行逆施。这个科西嘉人通过欺诈和愚弄民众，攫取了法兰西的最高权力，并在“自由的节日”，扼杀了“新生的自由”。同时，他用冠冕堂皇的借口，发动了战争，将人民推向了战争的深渊。这样的拿破仑，已经不再是解放者，而是像过去的所有专制暴君一样的奴役者。只不过，他的奴役更有欺骗性——“你用桂叶缠绕起锁链”。普希金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革命与自由的矛盾如何解决？或者说，如何通过革命切实地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革命的目的，原本是将人民从暴政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真正属于人的自由和尊严，然而，其结果，却常常与人们的初衷大相剌谬。所以，如何提防独裁者对革命的背叛，就是一个关乎公民自由和福祉的重要问题。

拿破仑

自由不是免费的午餐。没有无代价的自由。自由意味着承受痛苦和付出代价。自由反抗专制，专制压制自由。普希金就受到了沙皇政府的严酷迫害。他被流放到南部边疆的穷乡僻壤，居住在一个叫米哈伊洛夫斯克的村子。他受到了政府的严密监视，受尽了折磨和侮辱。政府的迫害让他的父亲既恐惧而又恼怒。1824年10月31日，在给茹科夫斯基的信中，普希金详细地讲述了“流放”带给他和家人的痛苦：

被我遭流放吓坏了的家父一口咬定，等待着他的是同样的命运。奉命监视我的佩休罗夫居然恬不知耻地要家父私拆我的信件，说白了，是叫家父充当监视我的密探。家父火爆的脾气、易怒和敏感的气质，都不容我向他解释；我决定沉默。他们常收到官府有关我的公函。为使自己摆脱难堪的境地，终于有一天我去见家父，请求他准许我开诚布公地……说个清楚。家父竟然大发脾气，于是，我给他鞠了一躬，骑上马就走了。家父和舍弟不再和我这个恶魔、逆子来往，……后来，我又去见家父，找到他和家母，把我憋了整整三个月的心里话全都说了出来，最后我说，这是最后一次和他说话。家父居然利用无人在场作证的机会，跑出去对全家人说我打了他，说我挥舞拳头想把他打倒在地……我不想在你面前申诉，可我不明白，他到底为什么要对我进行刑事起诉？想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矿坑里去吗？想毁掉我的名誉吗？救救我吧，哪怕把我弄到要塞去，弄到索洛维茨基修道院去也好啊，至于舍弟和姐姐为我受的苦，我就不说了。请再次救救我吧。

普希金流放中的生活是困窘的。1823年8月25日，他从敖德萨写信给彼得堡的弟弟，诉说自己经济上的严重的拮据状况，希望他能居中转圜，让父亲救助自己：

……他不给钱我将无以为生。在现今这种书报检查的情况下，我无法仅靠写作谋生。……担任点公职也是身不由己（不可能退职）。人人都在欺骗我，除了亲人我还能指望谁呢？我不会靠沃龙佐夫的面包活命了，不想，够了。经济上我困难到了极点。看到我父亲对我的境况漠然视之，我心急如焚，尽管他每封来信都亲切异常。这让我想起在彼得堡的一件事。有一天我生着病，在秋天烂泥路上，在树木冻得咔咔作响的严寒之中，我从阿尼奇科夫桥坐出租马车回家。就为八十戈比的车钱，他骂了我一辈子（拿这几个钱赏仆人，你我都不会舍不得）。再见，亲爱的。我心情忧郁，写这封信也没能让我快活起来。

1825年4月下旬，他用法文写信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求他放自己一条生路，到国外去求医：

失宠遭黜，理当俯首听命、默然承受。而今斗胆上书，实出万般无奈。

罪臣早年身染沉疴，元气难复，至今不曾医治。饱尝动脉肿瘤之苦已近十载，今须及时手术。所言属实，望圣上明察。

此前罪臣亦曾仰望圣上隆恩，不期反受世人责难。今再次吁请陛下：罪臣欲赴欧洲某地多方求医，伏乞恩准。

然而，亚历山大一世并没有看到这封信。普希金的母亲也曾向沙皇求情，但遭到拒绝。亚历山大一世让他就在流放地附近治病。

最为屈辱的，是他必须接受特务头子和警察头子宾肯多夫的监督和管教。他离开彼得堡，要经此人允许，例如，1831年11月24日，他就写信给这位“将军大人”——“卑职有急事须去莫斯科，不得不暂离两三个礼拜。由于尚未担任公职，故而仅向警察分局长求得允许。此事理应禀告大人”，署名也非常谦卑：“卑贱、恭顺至极之仆  亚历山大·普希金” 。他的作品要出版，都必须向此人汇报，得经此人审查和允许，或者经此人呈报沙皇，由沙皇审读并批准。从1827年开始，他先后向这位心狠手辣的沙皇鹰犬写过几十封信：1827年写了7封；1828年写了4封；1829年，写了1封；1830年，写了7封；1831年，5封；1832年，7封；1833年，2封；1834年，12封；1835年，10封；1936年，1封。总共56封信。有时，一天会写两封，例如，1827年7月20日，他就因为《高加索的俘虏》的盗版和《天使》等作品的审查等事宜，连写两封信，希望他能帮助自己“保护财产”和允许自己的作品出版。

然而，即便如此，普希金内心的自由之火，不仅没有被扑灭，而且燃烧得更加炽烈。他在1821年所写的《短剑》，就借古讽今，通过赞美罗马的维护共和、反抗独裁的英雄布鲁图，表达了他自己对沙皇政府的极度不满、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反抗的激情。在他的诗行里，短剑意味着巨大的力量——“化诅咒为行动，变希望为现实”。

自由，这是普希金诗歌创作的灵魂性的主题，也是他毕生追求的伟大理想。由于他的努力，自由成了俄罗斯文学的第二天性，也成了许多俄罗斯作家所表现的重要主题。普希金培养了俄罗斯作家对自由的热情，培养了他们追求自由的勇气。

三、独立与匡正：诗人的地位与使命

诗人是社会的良心。他们敏感而正直，是美好情感和美好事物的赞美者，也是卑劣情感和丑恶事物的批判者。从诗与社会的关系看，诗人必须承担启蒙和批判的责任。也就是说，诗人必须用怀疑的眼光发现生活中那些隐蔽而严重的问题，应该有匡正生活的意识和勇气。

在普希金之前，俄罗斯文学基本是上流社会的消遣，几乎所有的文学家——如德米特里叶夫、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等——都是宫廷里的官员，而写诗不过是他们消遣的“余事”。不仅如此，他们依附于权力，服务于权力，为宫廷和上流社会编织无聊的谀词，就像普希金在《“诗人在显贵的金色的圈子里”》中所讽刺的那样：

诗人在显贵的金色的圈子里，

受着沙皇们的垂青福分不浅。

他将痛苦的真理掺进谎言，

掌管起笑，又掌管起眼泪，

使麻木了的趣味变得新鲜，

给贵族的傲慢以荣誉的桂冠，

让他们的筵席搞得富丽堂皇，

然后注意听取聪明的表彰。

而同时，被仆役驱赶着的人们，

拥挤在黑色的台阶一旁，

不能靠近一扇沉重的铁门，

远远地谛听着歌手的吟唱。

这些盘桓于“金色的圈子里”的诗人是失职和可耻的。势利和谄媚是诗歌之敌。势利，使他们背叛了诗歌；谄媚，使诗歌失去了尊严。这样的诗人，不过是附庸风雅的弄臣，是宫廷和上流社会手中的玩偶。

形式上看，普希金几乎一直是体制内的政府官员，但那不过是挂名而已，更何况，他也并不拿那些官家给的名头当回事，曾经写信给宪兵司令和第六厅厅长本肯多夫，要辞去那些简直就是侮辱他的官职。对他来讲，写诗无疑是比在宫廷和政府机关服务还要高尚的事业，就像高尔基所说的那样：“他最先把文学家的称号提高到前此所无的高度；在他看来，诗人乃是人民的一切情感和理智的表达者，诗人的天职在于了解并且描写出生活的一切现象。” 他将全民族的利益看得比贵族阶级的利益更重要，而他的“个人经验比贵族的经验更广、更深”。

普希金致力于培养俄罗斯诗人的新的精神气质，致力于建构俄罗斯诗歌写作的精神基础和伦理原则。他要为俄罗斯诗歌确定新的方向，开辟新的道路。他先后写了很多首诗，来谈论诗歌和诗人，来阐释什么样的诗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诗是无价值的；什么样的诗人是伟大的、值得尊敬的，什么样的诗人是渺小的、应该被唾弃的。在《诗人》里，他这样写道：

他不让自己高傲的头颅

倒向人世的偶像的脚前；

他跑开了，粗野而威严，

充满叫喊和反叛的声音，

跑向无边的波浪的海岸，

跑进涛声滚动的檞树林……

独立，自由，高贵，只有保持这样的精神姿态，一个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诗人，才有可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诗。在普希金看来，那些伟大的诗人，都是有尊严的人，是即便对皇帝也不低头的人：“莎士比亚、歌德、司各特没有对皇帝、英雄的奴颜婢膝。”所以，在《致诗人》一诗里，普希金便从人格的角度，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对诗人的身份角色和写作伦理的理解：

诗人！不要重视世人的爱好。

热狂的赞美不过是瞬息即逝的喧声；

你将会听到愚人的批评和冷淡的人群的嘲笑，

但你应该坚决、镇定而沉着。

你是帝王：你要独自生活下去。

你要随着自由的心灵的引导，沿着自由之路奔向前方，

致力于结成那可爱的思想的果实，

不要为你高贵的功绩索取任何褒赏。

它们都存在你的心中。你自己就是最高的法官；

你善于比谁都严格地评价你的劳作。

严厉的艺术家啊，你对它们满意吗？

你满意吗？那么就让世人去责备好了，

让他们向燃着你的圣火的祭坛吐痰，

让他们孩子气地摇晃着你的三脚香炉吧。

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尊重自己，要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也不怕庸众的嘲笑，甚至要有帝王般的高贵和自信，相信自己就是自己的“最高的法官”。这是一种充满了独立精神和价值自信的成熟意识。这种平等而自信的精神能够帮助诗人承受巨大的压力，能帮助他在最险恶的环境下完成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利哈乔夫说：“普希金意识到自己作为诗人的力量，而没有这种意识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作。我经常思考他的这句诗：‘你，沙皇——孤独地活吧！’这句诗应该怎样理解呢？诗人感觉自己是文学王国里的沙皇。普希金令人吃惊地表达了这个思想。他意识到自己是孤独的与大家平等的沙皇的同时，他仿佛在自己的创作中忙碌起来，并且感到自己不是臣民的沙皇，而是全世界的大人物，不仅仅是诗歌界。他是俄罗斯历史的沙皇，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评判官出现的，而且是普加乔夫、彼得大帝、鲍里斯戈都诺夫的评判官。他完成自己的审判。”是的，在这首诗里，普希金赋予诗人以伟大而崇高的地位，赋予他们以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才有的威望和力量。诗人只有将自己置放在这样的地位上，只有赋予自己这样的威望和力量，他才能自由而有力量地写作，才能写出真正自由而伟大的诗篇。

事实上，普希金之所以将诗人比作帝王，并不是为了高自标树，自命不凡，而不过是一种修辞，一种强调诗的精神威严和精神力量的修辞。普希金并不是一个权力拜物教分子，也无意做一个傲慢而狂妄的文本领域内的暴君。不，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伟大诗人，普希金更珍视自己作为普通公民的身份。在《我的家世》中，他就语含不屑地反驳了那种“硬说我是一个显贵”的“胡说八道”，而且，很为自己家的平民身份自豪：“我怎么能算一个显贵？/感谢上苍，我只是一个平民”：

我还保存着成捆的诏书，

上面盖有家族标识的印记。

我没有同新贵交好，

我抑制着自己的傲气。

我只读书，我只写诗，

我是普希金，不是穆辛，

我既非富翁，也不是王宫中人，

我自己就够伟大了：我是平民。

对一个伟大的诗人来讲，个人化的抒情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公共化的政治抒情。当暴政的黑暗笼罩着整个国家的时候，诗人就应该听从“祖国的召唤”，勇敢地与专制和权力之恶对抗，就像普希金在《致恰阿达耶夫》中所写的那样：

爱情、希望和平静的光荣，

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诳，

是青春的欢乐，

也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地消亡；

但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

在残暴的政权的重压之下，

我们正怀着焦急的心情

在倾听祖国的召唤。

我们忍受着期待的折磨，

等候那神圣的自由时光，

正像一个年青的恋人

在等待那真诚的约会一样。

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

现在我们为了荣誉的心还没有死亡，

我的朋友，我们要把我们心灵的

美好的激情，都呈献给我们的祖邦！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

显然，在普希金的意识中，诗歌已经不是一种个人化的消遣，而是一种唤醒人民的强大的启蒙手段，是一种能够促进社会进步的伟大的政治力量。

《史记》

批判是一切人文学科的基本功能，而讽刺则是诗歌最重要的社会功能。例如，历史学就不能成为帝王的功劳簿，而应该是他们的罪行录。然而，那种像中国的《史记》一样的良史实在太少了。更多的官修正史，都是为专制权力辩护的。普希金对卡拉姆津的《俄国史》就很不满意，写过一首《讽刺短诗》来批评它：

他著的《史》书，优雅、质朴，

不偏不倚地向我们表述

专制的必要，

鞭子的好处。

普希金看到了俄罗斯社会种种普遍而严重的社会问题——任性的权力缺乏最起码的制约，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到处都是肆无忌惮的暴徒和奴颜婢膝的奴才，正像他在《给弗·费·拉耶夫斯基》中所写的那样：

到处是重轭、刀斧或者桂冠，

到处是恶棍或者沮丧的人，

到处是暴君或者伪君子，

或者带偏见的奴隶，俯首听命。

所以，诗人就不能是一个心平气和的唯美主义者，也不能是对公共事务毫不关心的逍遥派。普希金对那种完全漠视现实、逃避责任的诗人深恶痛绝，在《诗人和群氓》一诗里，毫不客气地对他们下了逐客令：

走开吧——性喜平和的诗人

同你们有什么关系！任你们荒淫，

放开胆子让心肠变得铁石般硬，

心灵厌恶你们，犹如厌恶荒坟。

为了你们的恶毒和愚蠢，

你们依然拥有鞭子，拥有

牢房和斧头，直到如今；——

够了，你们这些疯狂的奴隶！

面对丑恶的现象，普希金表现出一种近乎绝对的否定态度和批判立场。形容他的这种态度和立场，正用得上“嫉恶如仇”这样的现成话。他的不满和厌恶，完全是不遮不掩的。他用无情的鞭挞和讽刺，来表达自己对那些无耻之徒和丑恶现象的极度不满和愤怒。在《“啊，烈火熊熊的讽刺的诗神”》中，普希金呼唤诗神“请赐我一根尤维纳利斯的皮鞭”，并宣布，“我的讽刺诗针对各种弊端”；在诗的后半部分，他这样写道：

祝你们安然无恙，不幸的诗人！

祝你们安然无恙，报刊的帮凶！

祝你们安然无恙，温顺的蠢人！

而你们，卑鄙下流的哥儿们，——

请出来！我要用耻辱的刑法

来折磨你们这群恶棍！

倘若我把某位仁兄忘记，

请求你们提醒我，先生们！

啊，多少苍白无耻的面孔，

啊，多少顽固不化的脑门，

都在等待我给他们盖上

永远磨不掉的印痕！

讽刺是诗歌的牙齿。没有讽刺，诗歌就没有力量，就无法实现诗性的正义，就无法完成自己最伟大的使命——捍卫真理，对抗邪恶，匡正生活。普希金克服了种种干扰，始终将自己的批判锋芒指向最高统治者和上流社会。正像他在《“在上流社会和宫廷……”》中所写的那样：

在上流社会和宫廷

灯红酒绿、华而不实的纷扰中，

我保持冷静的目光，

保持自由的理智，纯洁的心灵，

爱真理高尚的火焰，

诚挚善良，像一个天真的儿童；

我嘲笑荒唐的一群，

我的判断准确无误，睿智公正，

我把戏谑写上白纸，

辛辣的讥讽像漆黑的墨一样浓。

普希金批评一切影响社会进步的消极现象。书报检查是专制社会里惯见的事情。它钳制思想，遏抑创造力，给作家和知识分子带来极大的痛苦，给文化和文学事业造成巨大的伤害和损失。俄罗斯的书报检查官，就像勃洛克批评的那样，“那些官员蓄意侵害诗歌隐秘的自由，阻碍它履行自己的神秘使命，想让诗歌按某种自己的轨迹发展。”于是，普希金便写了一首长长的《寄语书刊检查官》，一方面尖锐地批评了那些“缪斯的阴郁的监守，我长期的压制者”，同时，提醒他们要“应当有头脑，正直而开明”，要“与作家为友，在显贵面前也不畏惧”。

《普希金诗集》

普希金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讥体诗”，写了大量的《讥……》的讽刺诗。他所讥讽的对象，大都是俄罗斯上流社会炙手可热的人物，例如卡切诺夫斯基，例如斯图尔扎，例如阿拉克切耶夫，等等。他甚至写了一首《讥亚历山大一世》，毫不留情地讽刺起了沙皇：

我们的沙皇是位了不起的大官，

他接受的是鼓点声中的教育：

在奥斯特里茨城下他逃之夭夭，

一八一二年，他又吓得浑身战栗。

不过，他却是线式战术的教授！

最后这种战术也使这位英雄玩腻——

如今，他在外事部门充当了

一位小小的八等官吏！

普希金写作此诗之际，当在亚历山大一世远征法国归来之后。此时的沙皇打败了拿破仑，拯救了欧洲，正是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然而，普希金却没有忘记他当初战败落荒而逃的“光荣”，也没有忘记他将士兵训练成“没有灵魂的自动步枪”的“线式战术”。就这样，他用犀利的讽刺，揭去了罩在沙皇头顶的神圣面纱，打破了他的战无不胜的神话，帮助人们重新看见那些被忽略或被遗忘的真相。在《乌云》一诗中，他对沙皇更不客气。他通过隐喻进行反讽，将沙皇比作“一片乌云”，呼唤风把它“逐出这太平的天宇”。

阿拉克切耶夫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时代最有权势的大臣。他是一个阴险毒辣的人。他对人民既不信任，也没有感情。他用棍棒对付俄罗斯人。他按照沙皇的意旨，将整个俄国变成了一座大兵营：“农民们穿着军装在鼓乐声中耕耘土地；根据下士的口令，他们一起向前拉犁；按照口令一起歌唱。”然而，面对这样的恶魔，普希金却毫不畏惧，写了一首非常犀利的讽刺诗来嘲讽他：

整个俄国的压迫者，

各省省长的折磨者，

帝国议会的教导者，

沙皇的朋友加兄弟，

一肚子仇，一肚子恨，

没有头脑，没有感情，

此人是谁？忠心耿耿，

……一个老总。

普希金培养了俄罗斯作家讽刺的勇气和技巧。果戈理就是他的讽刺精神的继承者。他的“死魂灵”和“钦差大臣”两个书名和故事框架，都来自于普希金。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没有普希金就没有果戈理。

德鲁日宁贬低俄罗斯文学的“讽刺流派”。他将普希金的“亲切的戏谑”与果戈理的尖锐的讽刺对立起来：“只有当我们的文学中开始出现对抗果戈理派的合理而无害的势力时，我们对普希金的小说才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是对果戈理与普希金文学关系的严重的误解，而这种误解则是由他的唯美主义文学偏见造成的。罗赞诺夫在《普希金与果戈理》中也表达过同样的认识，即将果戈理与普希金视为两种对立的文学现象，并将果戈理当作俄罗斯文学“讽刺倾向的鼻祖”。事实上，普希金才是俄国讽刺文学的鼻祖，才是俄罗斯文学讽刺流派的缔造者，而果戈理，作为普希金伟大经验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只不过是将这种经验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阐明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普希金甚至在《伏尔泰》一文中，严格地分析了伏尔泰的人格和表现，批评了他的弱点和“人性的不完美”，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作家的真正位置就在他的书斋里，最终，只有独立和自尊能够使我们超然于生活琐事之上，泰然面对命运的疾风暴雨。”茨维塔耶娃说：“普希金的普加乔夫表现了诗意的自由，就像诗人本身就是诗意的自由一样，这种自由在诗人身上巧妙地超脱了那些萦绕不去的形象和纠缠不休的样板的束缚。”正是靠着这种自由而勇敢的精神，普希金不仅确定和捍卫了诗人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而且，还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典范性的写作，践行了诗人批判社会和匡正生活的天职，从而成为一个捍卫真理和自由的伟大诗人。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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