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韩琛：鲁迅1927——革命与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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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跌宕的1927年是一个转折的年代，发生于这一年的革命与反革命，深刻地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值此大革命年代，鲁迅既为家国天下的时势转移所左右，不得不历经各个层面的革命洗礼，又注定要面对革命终结的危机，并在复辟的恐怖中完成命运抉择。鲁迅曾执意追随革命，也为革命目的论所蛊惑，但就其个人本位的思想主体来说，他并不愿意为任何革命牺牲自由，故而在革命后第二天毅然疏离革命。鲁迅在国民革命时代的空间漂流、政治共振与文化回应，敞开了一个介入这段历史的别样视野，让人们在反思知识精英与现代革命之复杂关系的同时，也能够批判性地理解至今仍在影响着现实世界及其思想创造的“漫长的中国革命”。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8期。感谢作者韩琛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韩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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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927：革命与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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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

——鲁迅《墓碣文》

”

自1926年8月26日起，鲁迅由北京南下，中间一年有余，先后任职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最后于1927年10月3日抵达上海，并在此度过余生。忆及这一年的辗转飘零，鲁迅颇为感慨：“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1]南下漂流两省制造的热闹与静寂，乃是鲁迅与国民革命交织碰撞的结果，而个人之橄榄式的跌宕体验，其实也正是革命之平地惊雷、继而又迅归平寂的惯常历史样态。大革命的1927年是一个转折的年代，并决定了现代中国的日后走向。鲁迅如此描述当彼时的中国：“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2]值此生死未明的历史关节，民国知识者如何因应国民革命的兴衰起落，非但关系到个人之歌哭荣辱，亦与整个国族的现代性进程休戚相关。鲁迅在革命大潮中的空间漂流与文化回应，敞开了一个介入这个时代的别样视野，让人们在反思知识精英与现代革命之复杂关系的同时，也能够批判性地理解至今仍在影响着现实世界及其思想生产的“漫长的中国革命”。

一

革命、革革命：从北京到广州

民国建制未久，鲁迅便“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3]。人人不思进取，或满于现状，或以复古为稳健，神往于“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4]。而冲决奴隶时代的循环，创造前所未有的“第三样时代”，被鲁迅寄望于以青年为主体的革命。鲁迅对革命的神往，不同于胡适、周作人等五四精英的“落伍与迟疑”[5]。

 鲁迅由沉寂间忽然激进，卷入革命大波，固然系敏感于时代趋势，但更切身的因缘在于，他的个人生活正为恋爱冲击，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生小革命。自与周作人失和，被迫逃离八道湾居所，鲁迅即被屈辱和失落包围。极端抑郁的状况中，鲁迅亦试图展开新生活，而与许广平的恋爱，便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自1925年3月11日进入鲁迅生活始，许广平即给他带来了巨大冲击，二人日后出版的《两地书》，即再现了一场个人情感革命酝酿、爆发的全过程。1926年8月，鲁迅与许广平从北京南下，于上海分手，鲁迅去厦门，许广平到广州。然而，别离两年的约定，却被焦灼的相思中断，在厦门不过4月有余，鲁迅便赶往广州。去广州之前，鲁迅在信中倾诉衷肠，意思概括有二。一要反抗过去：“我牺牲得够了，我从前的生活，都已牺牲，而受者还不够，必要我奉献全部的性命。我现在不肯了，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二为憧憬爱情，“我可以爱”，“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6]。抵达广州的鲁迅，与许广平几乎朝夕相处，枯木逢春般的感受，被他隐隐透露于《朝花夕拾·小引》中：“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的得可爱”[7]。

鲁迅许广平夫妇

恋爱小革命的爆发，是源于许广平的刺激。不过，许广平进入鲁迅生活，却是因为女师大风潮的困境，并希望从鲁迅那里获得支持[8]。之后，鲁迅介入风潮，他一方面以创造新社会的使命来赋予学生运动以合法性：“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9]另一方面，鲁迅直接走上学潮前台：1925年5月12日，鲁迅参加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师生联席会议，并代拟递交教育部呈文；5月27日，鲁迅与周作人等7教员，在《京报》联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同年8月日记中，鲁迅记载去“女师大维持会”13次。女师大风潮以学生胜利告终，校长杨荫榆、教育总长章士钊先后去职，1925年11月，女师大复校。与五四时期通过文艺创作间接进行社会启蒙不同，女师大风潮中的鲁迅直接介入学生运动之中，并成为这场社会运动的中心人物。一年之后，在1927年1月11日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兴奋地写到：“不过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了中心，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10]。

这一时期的鲁迅，像一枚革命火种，所到之处，总是暗流涌动，风潮不断。实际上，经由女师大学潮的广为传播，鲁迅已经奠定起在青年学生中的地位，他对此也心知肚明：“我处常有学生来，也不大能看书，有几个还要转学广州，他们总是迷信我，真无法可想”[11]。虽然觉得此地学生幼稚且无“特出者”，“但为鼓动空气计”，依然要怂恿他们或办刊物，或做好事之徒。有意无意间，鲁迅又鼓舞起厦大风潮，其爆发于1927年1月6日，至4月4日方告一段落。学潮酝酿之际，鲁迅便预感山雨欲来：“校内似乎要有风潮，现在正在塭壤[酝酿]，两三日内怕要爆发，但已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厦大运动，与我不相干。不过我早走，则学生们少一刺激，或者不再举动，现在是不行了。但我却又成为放火者，然而也只得听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罢”[12]。鲁迅为此得意不已：“这里是死海，经这一搅，居然也有小乱子，总算还不愧为‘挑剔风潮’的学匪”[13]。又一次成为学潮中心的鲁迅踌躇满志，以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象[像]，而做改革运动”[14]，并期待到广州去大显身手，“中大的职务，我似乎并不轻，我倒想再暂时肩着‘名人’的招牌，好好的做一做试试看”[15]。

相对于自由恋爱的个人小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志在改造大学体制的学生风潮，无疑就是一场鲁迅可介入、掌控的中革命。不过，诸般学潮却非孤立运动，而是在国民革命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三一八”事件之后，鲁迅等人为北洋政府通缉，他与许广平的南下既为个人境遇所迫，也有南投革命的动因存在。其时，作为国民革命发源地的广州，吸引了很多知识者，以至于鲁迅在1927年给友人的信中感慨：“而且去年想捉我的‘正人君子”们，现已大抵南下革命了”[16]。由此可知，国民革命得以迅速展开，乃是大势所趋，国家各个层面的人事，都不能不受其影响。鲁迅南下初衷本来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17]。然而刚到厦门，鲁迅即欣喜于此地人民思想“其实是‘国民党的’，并不老旧”[18]，而且非常关注北伐进展，并在与许广平的通信中屡屡言及。暂居厦门的鲁迅，俨然已与民党结成一条战线，并党同伐异般地指认顾颉刚系“反民党”的“研究系学者”[19]。

鲁迅许广平《两地书》

至于到广州中山大学去的缘由，也被鲁迅提升到国民革命的高度。“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至多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同创造社连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做一点文章，也不在意”[20]。在鲁迅看来，研究系是支持北洋政府的组织，而创造社骨干多参与北伐，郭沫若于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鲁迅的野心由此而显得极为政治正确。1927年1月18日至4月21日，鲁迅任职中山大学。在此期间，鲁迅在忙于中山大学教务改革的同时，又以五四名人身份四处演讲，鼓吹革命、赞颂北伐，激励“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21]。与此同时，鲁迅发展出一种绝对主义的“永远革命观”：“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22]。而且在关于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革命先于革命文学，唯有改天换地之大革命，才能彻底改变文学的色彩，并形成崭新的文学[23]。

实际上，早在1926年3月完成的一篇文章中，鲁迅曾经表达过这种“永远革命观”。他认为，“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24]。毋庸讳言，4月15日之前的广州鲁迅，为历史洪流所裹挟，完全陷落于不知所谓的革命神话中，甚至在广州这个平静的革命后方，他也期待革命精神如日中天，永放光芒：“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25]。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革命俨然就是新的人伦、礼教和天道，并行使着作为一个核心意识形态的功能。

南下广州的鲁迅，近乎是一个三位一体的革命者。与许广平自由恋爱、南投私奔，是事关个人解放的小革命；辗转数地鼓舞青年、挑动学潮，是反抗政教制度的中革命，而落脚广州响应北伐、鼓吹革命，则是颠覆社会体制的大革命。如果革命精神确如鲁迅所言，真得能够“永永放射、无远弗到”，当然最好不过，于是人人无需烦恼，只管革命、革革命。然而问题是，革命及其亢奋总是转瞬即逝，包括鲁迅在内的每一个革命者，都必然要面临革命终结的危机，以及“革命后第二天”的抉择。

二

革命后第二天：从广州到上海

革命的幽暗总是显现于胜利之际。1927年4月8日，鲁迅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除却称颂革命，他还畅想了革命成功后的文学，以为先是会有“讴歌革命的文学”与“吊旧社会的挽歌”，然后“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26]。不过，革命的现实后果却是“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桥”[27]，而伫立独木桥前的鲁迅，不得不选择沉默，至于原因，即如他自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28]。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惧，来自于革命后第二天的状况：革命变成复辟，解放变成压抑，战士被“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29]。

黄埔军校旧照

鲁迅在黄埔军校畅言革命之后未及数日，4月12日，蒋介石即在上海发动清党，4月15日，广州国民党政权跟进反共政变，及至武汉“七一五”分共发生，国共两党合作完全破裂。广州“四一五”清党事件的爆发，让鲁迅极为震惊，且他平日与左翼分子素有往来[30]，又于4月21日辞去中山大学职务，于是难免被认为有被“清算”之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革命的代价：“我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之后，那边的《工商报》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已经逃走。后来，则在《循环日报》上，以讲文学为名，提起我的事，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特约撰述员’，现在则‘到了汉口’。我知道这种宣传有点危险，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寑’，益处大概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31]。不久之前还畅言革命的鲁迅，如今却担心自己本身也有可能“被革命”，而他认识的左翼青年学生毕磊等，确乎已经为革命的反革命所吞噬[32]。

怀抱革命梦到广州，然而不过数月功夫，鲁迅就被血吓得目瞪口呆[33]，于是“便被从梦境放逐了”[34]。实际上，鲁迅并不意外革命的暴力，甚至他曾经期盼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开启一个较新的新时代[35]。让鲁迅意外的是革命似乎不过是吃人筵宴的再一次循环上演，并由此彻底崩毁其进化论的思路。革命失败并不仅是鲁迅的观点，而是那个时代的共识。胡适认为清党固然导致“国民党中的暴烈分子固然被淘汰了，而稍有革新倾向的人也就渐渐被这沙汰的运动赶出党外，于是国民党中潜伏着的守旧势力一一活动起来，造成今日的反动局面”[36]。连蒋介石1932年也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恢复中国国民党1924年的革命精神”[37]。然而，反革命形势的形成，恰恰就是1924年埋下的种子：1924年1月召开的一大上，孙中山按照苏共模式改组国民党，以民主集权制的形式建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党组织，这个党治政治模型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其内在之自我纯化的组织建构与外在之党同伐异的一体化社会建构，导致其必须不断进行清党、专政，并最后形成“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党治国家。即便国民革命再从头做起，注定还是将以平庸的反革命告终，因为“从强权政治的角度来看，清洗的出发点也许无可指摘”[38]。

国民革命失败带来的最致命伤害，主要在于让鲁迅丧失了对青年的期望，并幻灭于自己作为青年导师的意义。追溯来看，鲁迅真正奠定其在青年学生中的地位，是来自于他1925年对于女师大学潮的介入。然而女师大风潮并不单纯，其背后有党派力量的深刻介入，并极力将风潮推向激进的方向。1925年11月28日，“由国民党领导，合左右两派加上青年党，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首都革命’在北京爆发”[39]。政党对于学潮的操弄，让学潮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使之不再是一个学生主导的自发运动，而变成了政党夺取学校领导权的工具。及至夺权之后，曾经的学生领袖也为学潮所困扰，进而反对学潮。1926年，许广平出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一职，并很快卷入了一场新的学潮。然而令人唏嘘的是，许广平这一次是以当权者的身份，依仗党政权威来弹压学生，全面践行党化教育的各项措施，整日与学生勾心斗角，极尽周旋。在致鲁迅的信中，许广平道尽自己反学潮的党派性[40]。

思不出其位。许广平的革命身份的遽然转换并非偶然，因为以主张公理、改革校务的革命开始，却以“学校成为党部，学生变为工具，读书求学遂成为反革命”[41]告终，几乎是其时学潮的共同命运。厦门大学风潮经由国民党党部及海军警备司令部调解得以解决，结果之一就是全面实行党化教育[42]。至于要实行教授治校的中山大学，亦同样致力于党化教育。鲁迅也未想到，自己“竟做了一个大傀儡”，使他觉得“教界这东西，我实在有点怕了，并不比政界干净”[43]。非但党化教育在各级学校普遍展开，而且随着北伐的胜利，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发生极大转变。1928年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蔡元培的《取消青年运动》提案虽未获得通过，但次年的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要求学生活动应限于校内，五四之后蓬勃发展的学潮至此已走到末路[44]。到上海的鲁迅，从此疏离学院体制，除却要坚持独立批判立场之外，应该亦关联于学潮失败及教育党化的后果。

国民大革命以清共告终，学潮中革命以实行党治教育结束，社会各个层面的革命居然都是以复辟而导致自我反动，革命幻梦破碎的鲁迅离开广州到上海去。在1927年9月19日致翟永坤的信中，鲁迅表达了自己对于政教两界的失望：“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45]。不过， 更为让人困惑的是，即便是追求恋爱自由的个人小革命，同样也走向反动，并形成了一种莫名所以的局面。抵达上海的鲁迅和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然而却并没有与朱安女士离婚，终其一生便维持着这种诡异的婚姻状况。也就是说，鲁迅既不能丢弃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也不能放下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因此只有维持，而没有决断。如果这个不得已的局面，就是追求个性自由的五四运动在家庭方面的结果，那么也可以说，至少从鲁迅来看，其恋爱自由的个人解放小革命，同样也以失败告终。

许广平

在1923年的讲演中，鲁迅认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46]。鲁迅南下革命游走一圈，最后在让自己回来的同时，也让许广平回来，并组织起一个核心家庭。许广平因此而有所抱怨：“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47]。而不得已的顺从，同样也是朱安的命运：“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48]。无论是给予朱安的“供养”，还是不让许广平外出工作，鲁迅都把它归结为一个经济问题，而不是有关性别平等、人格尊严的问题，这本质上就是一个自然化性别差序的男权策略。虽然鲁迅对家庭婚姻小革命的失败体会至深，然而却无法将自身从父权主体降解为异别他者，于是只好把父权核心家庭的性别阶差政治，草草消解于甘苦与共的诗意想象中。1934年12月，鲁迅赠给许广平一套《芥子园画谱》，并在扉页上题诗一首：“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49]。

鲁迅带着革命梦想南下，最后却以仓皇逃离革命策源地广州告终，历时一年有余、三位一体的完全革命，当然也近乎完全失败。鲁迅在“革命后第二天”所面临的不是希望，而是革命终结于复辟的虚妄：国民革命流产于反动的“清党”，学生运动导致党治教育的全面贯彻，至于恋爱自由的结果，则是一个核心家庭的再现。诸种大小革命，各自以复辟结束。幻灭于革命之末路，梦醒了不少的鲁迅，竟有些想念北洋政府治下的北京，且“觉得也并不坏”[50]，两厢比较的对象，自然是革命圣地广州。

三

恋爱与革命：被压抑者的归来

革命意味着全新的历史开端，其不仅带来政经制度、观念价值的重构，也涉及到日用常行的剧烈变化。现代革命既是国家社会革命，也是家庭人伦革命。家庭革命因其切身性，往往比社会革命更为艰难痛楚，而其欲得善终，却完全依赖于社会革命的秩序安排。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家庭婚姻革命，恋爱自由不仅是新观念，而且也是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主义”[51]的新价值范式的重要建构之一。

不过，“虽然‘自由恋爱’在二十年代的中国，已是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但从观念的提倡到行动的落实，却也不是想象中的简单和容易”[52]。鲁迅也不例外，新旧过渡时代的他，总是呈现为一种自我抑制状态。然而，作为后五四世代的许广平，却没有这样的顾忌，其会毫不犹豫的将观念付诸于行动。鲁迅和许广平对婚姻伦理的不同认识，早就体现于他们各自在1923年发表的关于“爱情定则”的言论中。在致孙伏园的信中，鲁迅大体同意张竞生之“爱情定则”的理性原则[53]；而许广平在与《晨报副镌》的投书中却以为，在爱情婚姻上设置理性定则，完全是精英男性的一厢情愿，并坚持一种“不屈于一切的”理想主义爱情观[54]。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差异，显示了五四知识精英与后五四知识青年之间的代际冲突。前者试图建立新的家庭伦理秩序，而后者则要求继续冲决一切罗网，甚至包括前者建立的新婚恋意识形态。

后来的事实说明，恰恰就是许广平炽热的情感攻势，将鲁迅从自我压抑的苦闷中拯救出来。极端点说，许广平就是一个潘多拉，打开了“鲁迅”这只魔盒，在释放出解放、希望的同时，也带来绝望与复仇的种子，“归来的被压抑者的鲁迅”，将满腔愤怒化作语言的子弹，射向所有假想敌。鲁迅多疑、偏执的人格特质一以贯之，但1925年之后的鲁迅的攻击性，又上了一个层次，特别体现在他对杨荫榆、章士钊和现代评论派的辛辣批判中。这导致了一种令人费解的状况，一方面是与许广平的恋爱渐入佳境；另一方面则是对杨荫榆的近乎疯狂的攻击。用鲁迅向来的彻底批判精神，并不能解释这种近乎歇斯底里的人身攻击。或者只能说，经由许广平释放出的历史压抑，化作话语暴力，尽意投射到杨荫榆身上。然而，这同时又暴露了鲁迅自己的个体无意识。意即当鲁迅试图揭露杨荫榆权威之下的脆弱而阴郁的内在世界时，亦将自己作为被压抑者的历史状况披露了出来。故此他会在自己给许广平信中，以杨荫榆为玩笑对象，来揶揄自己的醉态：“我的言行，毫无错处，殊不亚于杨荫榆姊姊也。”[55]

鲁迅《呐喊》

“压抑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使本能有效地屈从于压抑性控制的，不是自然而是人”[56]。压抑在导致反抗的同时，也通过反抗的失落将压抑内化，主体最终通过抑制欲望，而接受现实原则的支配。个体承受的历史压抑首先来自于宏观层面，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再现的三重现代霸权，即是建构现代中国身份认同的压抑性力量，个体时刻面临着无物之阵般的现代体制的询唤，并在抵抗与臣服中形成新的主体认同。不过，更为极端的压抑却并非来自现行体制，而恰恰是来自于反体制的革命。来自革命的压抑体验令鲁迅刻骨铭心。日本留学期间，因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蹈海自杀，部分中国留学生提议集体回国以抗议，鲁迅等人表示反对，在陈天华的追悼会上，秋瑾宣布判处鲁迅等人死刑[57]。又据增田涉回忆，鲁迅说过光复会曾让他去刺杀某要人，自己同意后又以母孝为名拒绝[58]。其实，在鲁迅笔下的范爱农身上，未必没有他自己之压抑意识的投射，因为激进的“我”以为，这冷眼旁观革命的范爱农，实在比满人还坏，“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59]。追求自由、正义的革命在其伊始，即已显示出构成压抑的专制倾向。

遭遇革命的强制与压抑，是现代中国的普遍状况，个体必须将革命内化为自我意识，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人。而在个人微观历史层面上，成长过程中的创伤体验，则造成个体的自我抑制。就鲁迅来说，这主要体现在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作为长子的鲁迅，被早早地推上代父的位置，他不得不克制一己欲望，以家庭作为生命活动的中心。因此，他必须接受母亲安排的婚姻，完成成长为父（夫）的仪式，也必须维持不得已的婚姻，以表示尊重家族秩序。同时，鲁迅始终为重建一个核心家庭而努力，因为只有在家族秩序的重构中，他才能证明自己是合法的代父，并具有历史性的权力。这或者就是为什么鲁迅致力于经营一个大家庭的原因：家庭是鲁迅作为一个代父的终极价值的体现，他将在其中补偿自己被压抑的欲望。然而结果却令人沮丧，在一场不明所以的“兄弟失和”的戏码之后，鲁迅逃离八道湾寓所，作为代父的他，在一场家庭造反中被罢黜。这是一个难堪的局面，鲁迅的自我抑制非但没有得到补偿，而且成为大家族重建后的牺牲，他于是只能沉陷于更为黑暗虚无的压抑中去。

作为家国两个层面的被放逐者，屈辱性经验带来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鲁迅不得不进行一场个人与社会的双轮革命来拯救自己，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冲决现实原则的抑制，让个人欲望得到补偿。对于鲁迅来说，与许广平的恋爱就是一场迟到的个人革命，只有在被他一手建立的大家庭放逐之后，这场恋爱才有可能发生。因为他在此刻急需证明自己作为一个父/夫主体之存在的意义，而许广平恰恰带来了重构身份认同的可能性。不过，从历史压抑中挣脱出来的鲁迅，被力比多驱力推动着参与到社会革命中，他在感受重新成为人群中心的快感的同时，也恢复了前历史和潜意识中的毁灭性力量，以及造成这种毁灭性力量的精神创伤。实际上，对于杨荫榆的刻薄嘲弄，即隐含着强烈的厌女症情结，这令人联想到给他带来创伤的几个女性：母亲、朱安、秋瑾、羽太信子。也就是说，突如其来的爱欲的释放导致了强烈的爱与恨，爱让鲁迅体会到作为一个主体的空前完整性，恨则需要通过革命的驱魔来转移精神创伤。

恋爱激情与革命洪流在最初时刻的交织，令一种浪漫主义的积极想象，遮蔽了“归来的被压抑者”之永远不能抚平的精神创伤。鲁迅和许广平的离开北京南下，就其恋爱本身来说，其实具有在他乡建构二人恋爱乌托邦的意图，而许广平去往的广州又恰恰是革命圣地，二者最后辗转相逢于广州，因此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个人恋爱的小革命与国族统一的大革命，最终在这里二位一体。奇怪的是，在这交织恋爱与革命的热闹广州，鲁迅却显露出某种不安，他非常诡异地谈到恋爱、革命与死亡的关系：“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欢欣鼓舞。唯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的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60]这当然不是恋爱与革命的冲突带来的苦闷，而是在恋爱和革命成功之后，恋爱和革命再向何处去的苦闷。无论是恋爱还是革命，它们都起始于被压抑者的激情回归，而终结于重构现实秩序的压抑性暴力。南下一路引动学潮、鼓吹革命的鲁迅，是在广州“四一五”事件之后，才意识到了革命本身具有的自反性力量。与革命一样，恋爱也是一场罪行。

1929年4月，在与韦素园的信中，鲁迅谈及正在兴起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他以为其不过是挂着革命家招牌的商业消遣文学，并断然否认恋爱与革命之间的联系。“我以为所谓恋爱，是只有不革命的恋爱的。”[61]当恋爱的高潮过后，爱情对于鲁迅来说，不再是革命的，而是不革命的，甚至在1932年编辑出版的《两地书》序言中，他居然声称自己这书“其中并无革命气息”[62]。鲁迅自然不是在否定新崛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在告别那个让他辗转飘零的国民革命时代。

四

时势转移：走向革命的五四精英

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与恋爱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话语。恋爱自由涉及私领域的个人解放，社会革命牵扯公领域的大众福祉。两种话语间的纠结互动，显示的是私与公、个人与社会，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对立同一。与许广平的恋爱，是鲁迅走向革命的个人契机，而一个革命氛围的成形，则是更具决定性的公共因素。在此一时代，五四知识者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后五四运动的中国向何处去？公共问题和社会脉动连带着个人抉择，无论个人如何举动，总是密切相关于一个大时代的时势转移。

《新青年》杂志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发生，乃是源于“民国初年政教反动的空气”[63]。现实政治反动是指1915年的“袁世凯称帝”和1917年的“张勋复辟”，而意识形态反动，则是指士绅阶层的提倡尊孔的“国教请愿运动”。1916年，康有为发表“致北京政府书”，要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64]。从民初国家建构来说，提倡尊孔、建立国教的运动，是为应对民国建立后的宪政共和危机，意在以儒教为机轴来统摄家国政治。不过，接受现代思想的新知识阶层，已经不可能认同儒教为现代国家的政教机轴，他们在用科学、民主等新思想反传统的同时，也要通过建构新意识形态来夺取文化领导权。志在社会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即是一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运动，其试图重构一种新的统摄家国天下的普遍价值体系。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就建构一体化政教意识形态这个基本目的来看，新文化运动与“国教请愿运动”其实具有内在一致性。

在五四知识者看来，由文学革命而及思想革命，最后走向社会政治革命，乃是大势所趋[65]。周作人认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66]。至于鲁迅，早年便强调立人是立国的基础，后来谈及民元以来的国家危机时，同样认为最初的排满建国容易，“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67]。五四运动试图“籍思想文化以解决社会根本问题”[68]，但是新思想的形成并不能自动改变社会体制，因此势必由思想革命走向社会革命。新文化运动最终以五四学生运动的高潮结束，也许就是这个内在逻辑的应然结果。到192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的精神才力，似乎已改变了方向，已再从文化的转入到政治的了”[69]。1927年，鲁迅谈到五四运动时以为，“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酝酿成战斗……”[70]。

关于五四运动的始与终，或者众说纷纭。但大体上来说，五四运动是从一个从文化运动导向政治运动，从新知识精英主体过渡到青年学生主体的运动，走向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和社会革命，是五四运动的最后归宿。鲁迅在五四之后的人生轨迹，就是一个从家庭到社会，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从文化革命到社会革命的历程，正契合于五四运动的政治化转向。从1925年到1926年，鲁迅主动介入学生运动，除却个人方面的因缘际会之外，也因为青年学生已是这个时代的政治运动主体，只有与学生运动相结合，才能把自己的社会影响最大化。而伴随国民革命的发生，鲁迅表示需搁置文学革命主张，要提倡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甚至夸张地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71]。至于鲁迅晚年倾向左翼革命，依然是内在于政治化解决中国问题的历史脉络。

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解体，知识者分裂成不同的政治集团，但是此后的中国社会却形成了另外一种“未来同一性”：即不同政治集团皆以大同世界为许诺进行社会整合，并建立列宁主义政党进行组织建设、群众动员与政治革命。1925年4月，鲁迅在与许广平的一封信中谈到，中国若要走进大同世界，便须改革，而改革最快的就是革命，而要革命成功，则必须要有“党军”[72]。鲁迅非常明了现实中国政治的走向：首先就是大同愿景的意识形态询唤，然后是党政军一体的组织建设，最后就是“火与剑”的暴力革命，而“充实党人实力”则是此后的第一要图[73]。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的大量加入，让国共两党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1925年5月，许广平在信中向鲁迅询问是否加入国民党[74]，虽然鲁迅婉转表示不党为好[75]，不过许广平还是加入了国民党。鲁迅本人一直采取不党策略，但是他在女师大风潮中所处的阵营，多由浙籍国民党人构成[76]，而他一路南下广州的言论立场，也一直站在民党一方。胡适认为，1923年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分界点，第一阶段是“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第二阶段是“集团主义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77]。鲁迅虽然坚持“无治的个人主义”，但此一时期倾向民党的立场，其实也较为明确。

胡适

胡适日后曾感慨，“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78]。其根本原因倒不是因为五四精英完全认同于国民党，而是在于渴望结束军阀割据、再造国家统一。在1925年初发表的《忽然想到》中，鲁迅认为“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79]。而周作人则在1925年第一天感慨，“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80]。“五代式的民国”应是五四知识者对于北洋民国的共同观感，而结束内乱外辱的国族乱象，“向往统一应是社会各阶层与各政治流派都能认同的时代愿望”[81]，至于在政治立场上的具体分歧，都一时为这民族主义共识所遮蔽，从而使五四知识者能够弥合彼此之间的立场差异，一致认同于国民革命。人人倒向革命未必是投机，而是国家能力崩溃的现实危机，让人们不得不暂时顺应国民革命运动，以期结束北洋乱象，再造民族国家。

不过，基于民族主义的政治联合是不稳定的，国共两党在革命终极目标上的对立，让二者间的合作最后只能以破裂告终。当国民革命接近胜利的时候，就必须明确下一步革命的方向，国民党以国家重建为目的，共产党要继续进行阶级革命。在1927年10月发表的《怎么写》一文中，鲁迅曾谈及有关郁达夫文章《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的争论，郁达夫主张国民革命是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践，反对者则主张是民族革命理论的实现，这其实就是两党之间关于革命根本目的之分歧所在。国民党集团的权益能够实现于胜利的当下，而共产党则寄托于继续革命的未来，前者对于后者的清党势在必然，否则就会变成被革命对象。国共分裂也是五四精英在达成短暂的民族主义共识之后，又迅速再分裂成不同的政治、思想集团的标志。对于鲁迅来说，他或者偏于共产左翼，但是却并不明了，而且终其一生，也一直处于这种不明了的状态。就像鲁迅说的，为什么他到广州之后，左右翼两份刊物《做什么》、《这样做》，都以他为名“先后创办”呢？——“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为我新来而且灰色”[82]。

中国问题趋向政治解决、国民革命的民族主义共识、五四精英的思想分野、党治国家的确立、革命的自我悖反等历史因素，都在鲁迅1927年的生命漂流中留下痕迹。他一方面为大时代的权势转移所左右，不得不经受“火与剑”的考验，另一方面则更为明了历史的诡计，终不愿削足适履于革命，而牺牲“抒写的自由”[83]。鲁迅最后选择定居的上海，也是一个灰色暧昧的权力场域，从而让他可以稍有自由的可能。

五

道成肉身：鲁迅与漫长的中国革命

一生之中，鲁迅身历三场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左翼革命。辛亥革命后，鲁迅先是作为地方精英，介入绍兴的权力重构，继而进入国家中枢，成为教育部佥士。国民革命后，鲁迅从权力中心走向边缘，放弃公职，成为一名自由文人。左翼革命政党则在他身后，将鲁迅奉为民族魂，其声名也在新中国达到顶峰。与孔子是儒教的道成肉身一样，左翼革命场域中的鲁迅，俨然也是革命的道成肉身。在前两场革命中，导致鲁迅因应策略改变的主因或者在于：与辛亥革命相比较，国民革命已经是形式、内容、后果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革命，并与之后崛起的左翼革命关联甚深。

1930年之前，鲁迅几乎没有用过辛亥革命一词。其实，辛亥革命在1919年前出现次数极少，报刊文章多称之为“武昌兴师”，直到1920年代，国民党为论证其合法性，辛亥革命才被发明为一个常用词[84]。现代革命观念自1900年左右即在中国兴起，但是并没有压倒改良、立宪，成为主导性社会思潮。辛亥革命不是现代革命观念影响下的革命，“乃是由绅士空间扩张而颠覆王权造成，它是立宪改革必然导致的结果。故从绅士公共空间的形成、扩张到以共和为目的的政治实践，均可视为改革的延续”[85]。故此，鲁迅笔下绍兴光复的戏剧，俨然新瓶旧酒：“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86]。简而言之，辛亥革命建立起一个新国家、旧社会和新政治的中国，新国家是指共和国体，新政治则指宪政民主，旧社会意味着中国中下层组织依然是士绅阶层主导的传统秩序。小说《阿Q正传》正反映了建立于旧社会之上的新国家、新政治的悖论：阿Q革命是要求改变个体命运和社会结构的造反革命，绅士阶层革命则是维系既有利益格局的共和革命，并试图通过压抑阿Q们造反，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故此，“未庄”世界虽然为共和革命冲击，却依旧保持着旧秩序与旧伦理。

阿Q形象

即便民初中国被称为共和幻象，但辛亥革命依然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因为其实现了缔结自由宪法、建立共和国的初衷。然而，宪法政治的危机、国家能力的丧失、价值体系的瓦解等状况的出现，让新生的共和国危机四伏。而解决这些危机的诸多举措，都接连以失败告终，从而导致国家趋于解体。这就让以五四运动为思想前奏，而以大众动员、军事暴力为解决手段的国民革命登上舞台。国民革命首先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其不为缔造民主共和政体，而是要建构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其拥有作为不可分割之核心权力象征的国家主权。此外，国民革命也是一次动员底层工农、重组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因此又被称为工农大革命。国民革命的结果是创造出新国家、新社会和新政治：新国家即党治国家；新社会瓦解了地方自治。大致上，国民革命以列宁主义政党为基本组织方式，通过推动新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传播，对中国基层社会大众进行政治动员，进而将党政官僚系统深入到社会各层面，重新建构起一个意识形态主导的一体化社会，其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方式几乎一脉相承[87]。从颠覆辛亥革命的视角考量，国民革命是不同于洪宪复辟、张勋复辟的另一种“复辟”。当然，自由倒退、专制复辟在1920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反民主的、专制主义的半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运动横扫欧洲”[88]，以至“由于威权主义的复辟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到1942年止，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数量降到了约12个”[89]。

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过渡，现代中国完成了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转换。这也是一个在西方冲击之下形成的新意识形态完成其中国化、并用之来进一步整合中国社会的过程，国民革命即是用新意识形态重构国家的历史实践。而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内容虽然发生变化，但是整合社会的形式机制却是本土传统的，因此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都内在着一个中国化也即儒家化的倾向[90]。这种意识形态机制致力于将天道公理落实到个人身上，一方面从天理推出人伦，强调个人对天理的绝对服从；另一方面从人伦推出天理，要在个人身上全面体现天理。因此，有必要发明一个圣王般的革命典范，作为天道公理社会的开端。

在传统中国，孔子是儒家意识形态的道成肉身，而现代中国的圣王崇拜则始于对孙中山的造神运动。国父崇拜在国民政府建立后，被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国父中山”是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道成肉身[91]。鲁迅也曾在文章中谈及孙文革命精神的无远弗届，但鲁迅恐怕未料到的是，他在身后亦被塑造为现代中国圣人[92]。一言以蔽之，作为现代中国圣人的左翼鲁迅想象，就是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道成肉身之一。首先是一些现实因素造成了这个状况，譬如鲁迅是1930年代左翼作家的领袖，鲁迅和毛泽东之间的精神关联等等。但最关键的不是鲁迅，而是鲁迅占据的位置，即那个被认为可以表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之名。如果不是鲁迅，也会是其他人，来占据其位。国民革命与左翼革命建构意识形态主导的一体化社会的逻辑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权威意识形态的内容，其总是以“天（道）人（伦）合一”的形式，在某个先驱者那里道成肉身。

鲁迅

鲁迅身后被推崇为现代中国圣人，最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文学政治的巨大力量。五四之后的两场革命，都具有托克维尔谓之文学政治的特点，它们都非常重视文学化地唤醒大众的宣传，其是对于五四运动之文学/文化政治传统的接续：“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文人控制了舆论的导向，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中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93]。而在古典中国，文人本来就肩负维系道统的责任。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礼教真理对于统治者来说不过是操弄权力的工具，而对于文人嵇康之流来说，“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做宝贝”[94]。这里的一个核心关系就是，现实礼教政治是虚伪的，只有嵇康等文人才能够认识礼教真理，并建立一个真实的礼教世界。对鲁迅而言，文学者不是要建立一个虚构世界，而是试图通过语言表征出一个真理世界，文学者的革命性不体现于行动，而在于他的真理世界想象对立于现实世界，这个想象的真理世界，则是现实的应然本质。故此，“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指示另外一个，毋宁说二者都认同一个关于代表/表现的权力的理想，即把想象的世界变为现实，这个关于‘代表的权力’的一致性让二者走到了一起，以确保两个领域之间一系列的永恒相遇和相互介入”[95]。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中国开始了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暴力革命进程，一种作为历史必然性表征的文学结构的现代性规划，贯穿了国民革命之后的所有革命历史。在这个堪称惨烈的革命历史进程中，文人气质的政治家举足轻重。他们为实践提供思想，为大众提供教育，为革命塑造个性，为历史指明方向，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其实，革命天理的道成肉身也是一种文学政治表述，无论是国父孙文，还是民族魂鲁迅，都是在文学话语的编织中居于其位，他们的降临不是一个偶然性事件，而是某种至高历史必然性的显现。不过，一旦鲁迅被塑造成神，对其他知识者来说则是一个灾难，因为绝对性神位的奠定，必将带来压抑。从此只有两条出路，要么通过自我改造抵达鲁迅，要么臣服于作为人之神的鲁迅，前者根本无法做到，于是只剩下臣服。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矛盾的状况，本来是要用鲁迅来照亮通往自由的革命道路，而还未走上这条革命道路之前，个体需要首先拜倒在“鲁迅”的神位前。鲁迅神话的塑造成形，表征的即是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必然性论述：自由只能实现于对历史必然性神话的臣服。然而在臣服之下，自由如何可能？

由于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权威的趋于崩溃，因此不得不进行一次革命的复辟，以拯救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虽然国民革命达到了这个目的，却是以牺牲公民自由为代价，大众以臣服于革命必然性及其偶像神话而自然存在，而不是作为公共领域的主权者而自由存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后果延宕不已，已然形成一个“漫长的革命”状况，置身其中的人们，或者必须有所选择：“要么选择持续不断的革命，它不会走向终结，也产生不出自己的结果，即以自由立国；要么就是这样一种选择，在那儿，革命动荡的后果是，某种新的‘立宪’政府最终形成，绝大多数公民的自由得到保障”[96]。

余论

鲁迅说，真正的文学家，在什么时候，都是站不住脚。革命之前站不住，革命之后也站不住[97]。他自己亦不例外，在反革命的北京，站不住脚，在革命的广州，也站不住脚，只好跑到上海租界边上住下来，一直横站到死。奇怪的是，活鲁迅不甚待见革命，革命却青睐死鲁迅，让他身后备极哀荣。鲁迅不但站住脚，而且一直站到现在，还是屹立不倒。当然，这也不算什么，孔子站了几千年，于今还是至圣先师。不过，李零读《论语》，却读出来一只“丧家狗”[98]。其实，鲁迅笔下的知识者，也以丧家狗居多，个个孤独流离，无地彷徨，自知是坟前过客，却痴想有歧路可选。鲁迅曾追随革命，也为革命目的论所蛊惑，但就其个人本位的思想主体来说，他并不愿意为任何革命牺牲自由，故而在革命后第二天，毅然疏离革命。然而，鲁迅死后却不得自由，成为历史的人质，鲁迅之名被建构成神，作为意识形态锁链之一种，压抑众生，放逐自由。其实，革命的初衷，便有丧家的自由，而复辟之发生，一定要以家国为神位。故此，那个漂流于革命大波中的鲁迅，因为更像一条自由的丧家狗，故而可堪称屹立至今的民族魂。1929年，鲁迅为柔石小说集《二月》做短引，其中关于“萧君”的一些感慨，或者正可以为他本人的国民革命之旅立此存照：

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99]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8期，发表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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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在厦门、鲁迅在广州、鲁迅与国民革命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在资料整理、人事考证和文化诠释等方面皆有杰出成就。具体可参见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邱焕星：《鲁迅1927年的“国民革命文学”否定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邱焕星：《国民革命大潮中的“火老鸦”——鲁迅与厦大学潮重探》，《西南民族大学》2013年11期；朱崇科：《广州鲁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6月；胡梅仙：《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的鲁迅(1927—193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11月；……。

[1]、[29]鲁迅：《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465页。

[2]鲁迅：《<尘影>题辞》，《鲁迅全集》第3卷，第571页。

[3]、[79]鲁迅：《忽然想到》，《鲁迅全集》第3卷，第16、 17页。

[4]、[9]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25、229页。

[5]、[56]、[31]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119、123、162页。

68101112131415182040556772737475鲁迅、景宋（许广平）：《两地书（原信）》，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1-3、278、257、273-274、271、277、272、136、179、112-177、75-76、19、26-27、33、58-59、60页。

[7]鲁迅：《朝花夕拾 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第235页。

[16]、[45]、[50]鲁迅：《270919致翟永坤》，《鲁迅全集》第12卷，第68、67、68页。

[17]鲁迅：《260617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1卷，第528页。

[19]鲁迅：《270426致孙伏园》，《鲁迅全集》第12卷，第31页。

[21]、[70]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5、13页。

[22]、[60]鲁迅：《黄花节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428页。

[23]、[26]、[71]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37、439-440、442页。

[24]鲁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全集》第7卷，第305-306页。

[25]鲁迅：《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194页。

[27]鲁迅：《扣丝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07页。

[28]鲁迅：《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73页。

[30]鲁迅：《日记十六》，《鲁迅全集》第16卷，第3-19页

[31]鲁迅：《略谈香港》，《鲁迅全集》第3卷，第448页。

[32]、[82]、[83]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第21、21、23页。

[33]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4页。

[34]鲁迅：《在钟楼上——夜记之二》，《鲁迅全集》第4卷，第33页。

[35]鲁迅：《马上日记之二》《鲁迅全集》第3卷，第362页

[36]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文集5》，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页。

[37]、[38]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陈谦平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7页。

[39]、[42]、[44]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版，第242、319、414页。

[41]《今日之学风》，《晨报》社论，1928年4月9日。

[43]鲁迅：《270515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32-33页。

[46]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6页。

[47]许广平：《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许广平文集》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111页。

[48]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河北教育出版2000年版，第255页。

[49]鲁迅：《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鲁迅全集》第8卷，第422页。

[51]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第1卷第4号。

[52]吕芳上：《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关恋爱问题的抉择与讨论》，吕芳上主编《无声之声（I）：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73页。

[53]鲁迅：《230602致孙伏园》，《鲁迅全集》第11卷，第434-435页。

[54]维心（许广平）：《爱情定则的讨论（十）》，《晨报副镌》，1923年5月25日。

[56]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57]永田圭介：《竞雄女侠传：秋瑾》，闻立鼎译，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页。

[58]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钟敬文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

[59]、[86]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22、324页。

[61]鲁迅：《290407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2卷，第160页。

[62]鲁迅：《两地书 序言》，《鲁迅全集》第11卷，第5页。

[63]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周作人文类编10》，钟叔河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75页。

[64]康有为：《康南海致北京政府书》，《时报》1916年9月20日。

[66]周作人：《思想革命》，《周作人文类编1》，第172-173页。

[68]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穆善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93页。

[69]常乃悳:《中国民族与中国新文化之创造》，《东方杂志》第24卷第24号。

[76]吕云章：《吕云章回忆录》，龙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379-380页。

[77]胡适：日记（1933年12月22日），《胡适日记全编6（1931-1937）》，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第256-257页

[78]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胡适文集5》，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1-382页。

[80]周作人：《元旦试笔》，《周作人文类编9》，第41页。

[84]、[85]金观涛 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84页。

[87]、[90]金观涛 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279-339页。

[88]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03页。

[89]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91]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264页。

[93]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8页。

[94]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第535页。

[95]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等译，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78页。

[96]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97]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21页。

[98]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99]鲁迅：《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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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喵酱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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