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第八届唐弢奖专辑 | 黄德海：在虚构中重建生活世界——从这个角度看《世界》《盗锅黑》和《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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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为弘扬唐弢学术精神，鼓励青年学者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自2003年至2018年，已举办八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八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有20篇优秀论文入围终评，最终有5篇获奖。这些优秀论文本公号已经推送过若干，比如获奖论文季剑青：《“声”之探求：鲁迅白话写作的起源》。本公号联系了2018年度获奖的论文作者，将获奖作品组成“第八届唐弢奖专辑”连续推送，以飨读者。

第八届唐弢奖专辑

2、黄德海：《在虚构中重建生活世界——从这个角度看<世界><盗锅黑>和<傩面>》

4、项静：《中间状态：知青精神空间的流变与文化姿态—以韩少功的<归去来>与<日夜书>为例》

5、刘奎：《有经有权：郭沫若与毛泽东文艺体系的传播与建立》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在虚构中重建生活世界

——从这个角度看《世界》《盗锅黑》和《傩面》

黄德海

编者按

现今世界，我们不停游荡居停于不同空间，似乎已失去了明确的故土之感，社会逐渐变成自我至上者组成的废墟，生活细节平面化，生活情趣化为乌有——而人们仍然需要安顿自己身心的“地之灵”。在这个零碎的、由诸多死文字堆积出来的时代，一个小说写作者是不是有必要意识到自己的“地之灵”，用现有的文字来重新洗濯出一种可供栖居的“国家语言”，并在虚构中重建已经并继续在毁弃之中的生活世界呢？作者认为，《世界》用意志和细心、《盗锅黑》用自在和裕如、《傩面》用习俗和丰厚重建的生活世界，就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必要的精神呵护，并由此标示出了小说作者对此世的认真和郑重。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2期，感谢作者黄德海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公众号授权转载！

 一 

薇拉·凯瑟《我的安东妮亚》里，克莱里克先生讲解维吉尔《农事诗》中的“Primus ego in patria mmeetm……deducam Musas”（“因为如果我活着，我要成为第一个把诗神缪斯带进我的故土的人”），这里的“patria”（故土）指的“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也不是一个省，而是明乔河边诗人诞生的乡村一小块地方。这不是夸夸其谈，而是一个既大胆而又诚心、谦虚的希望，希望他能把诗神缪斯带到……他自己小小的‘故土’，带到他父亲‘下坡延伸到小河边，到那些树冠零落的老山毛榉树边’的田地里”。现今世界，我们恐怕很难再有如此明确的故土之感了吧，不停在不同空间之间游荡居停，差不多才是生活的真实境遇。小说中安东妮亚的感慨，在目前的时代差不多是奢侈的了：“我在城市里总是感到痛苦。我会寂寞得死去。我喜欢住在每一堆谷物、每一棵树我都熟悉，每一寸土地都是亲切友好的地方。我要生活在这里，死在这里。” [1]

薇拉·凯瑟《我的安东妮亚》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07）

或者不只是在城市，不停切换的空间，会让人产生或重大或轻微的不适之感，“每个民族的历史、身份感和语言方式，都包含外人难以洞悉的深层逻辑，也可以称为‘共享的精神能量’。它缓缓流淌，犹如弯曲的长河；浑浊、幽深；从潜潜暗流中，时而溅出血色的浪花。从一个比较熟悉的水面上，很难揣测清楚另一条陌生河水的颜色和形状” [2]。如果把这里的“每个民族”换成“每个地域”，这是否可能是前面提到的不适的原因？现在的人们，是不是很多都经历过从一条（地域的）暗流转向另一条暗流的生活？我们在一块土地上习与性成的言行举止，要在另一个世界经受考验，即便最终学会了所有的社交性交往，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种恰恰好好的感觉？而是当这些走入另外暗流的人们回到故土，因为没有伴随着这一条河流的变化而变化，也难免会与一切事物都有了或许不算轻微的不协调之感？

写上面那段话的王昭阳看来，这身心无法安顿的原因，源于社会已经变成了自我至上者组成的废墟。废墟几乎平面化了所有生活细节，夺走了全部生活情趣，废墟里的人们汇集成强大的磁场，“不停地要求变换，又强烈渴望皈依；每个人极其孤独，又习惯性地排斥一切细腻的、长远的、涉及感情的联系，因为缺乏真实内心付出的能力。这个强大集体磁场不断更换偶像、排斥过去，又不断自我伸张，寻求对一张没有真实表情的面孔作无限度的复制。任何一个正常人，总待在这么一个磁场、这么一群人中间，也是要得抑郁症的” [3]。或者如D.H.劳伦斯所言，是因为人们失去了“有生命力的祖国”：“人们自由的时候是当他们生活在有生命力的祖国之时，而不是他们四处漂泊之时。人在服从于某种出自内心深处的声音时才是自由的。服从要出于内心。人从属于一个充满生机的、有机的、有信仰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为某种未完成或未实现的目标而努力，只有这样他才是自由的。” [4]这里的自由，也不妨换成前面所言的“安顿”，也即人安顿自己身心所需的“地之灵”：

每一个大陆都有它自己伟大的地之灵。每一个民族都被某一个特定的地域所吸引，这就是家乡和祖国。地球表面不同的地点放射出不同的生命力、不同的振幅、不同的化学气体，与不同的恒星结成特殊的关系……但是地之灵确是一个伟大的现实。尼罗河流域不仅出产谷物，还造就了埃及国土上各种了不起的宗教。中国造就了一切中国人，将来也还是这样。但旧金山的中国人迟早会不成其为中国人，因为美国是一个大熔炉，会熔化他们。[5]

《与故土一拍两散》

作者:  王昭阳

出版社:  中信

出版时间:  2013-06

劳伦斯的这段话，极富意味地将“地之灵”的空间意义和精神含义融而为一，就如《诗经》中的一国之风，既是这一地域的物质存在，也是其精神显现，最终形成了这一区域总体的惯性文化系统，也即一整个的生活世界。现代社会发展的加速度所要脱离的惯性系，恰恰是这现实和精神“地之灵”的约束，身体的自由迁徙和精神的强力解缚结合在一起，最终让人处于双重的悬浮状态，身心流浪遂成为无解的常态。这是一个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悖论，一边挣扎着从生长于斯的“地之灵”中解脱出来，一边又不得不因为这解脱而陷入惶惑甚至痛苦之中：“他们全都被一种变化的意愿——改变他们自身和他们所处世界的意愿——和一种对迷失方向与分崩离析的恐惧、对生活崩溃的恐惧所驱动。他们全都了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世界的颤动与可怕。” [6]

不只是回不去，后来者甚至变本加厉，变成了这一不断加速的游荡过程的助推者，“早就把生活中无数卑微的细碎一一混进他们切身所处的文化经验里，使那些破碎的生活片段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基本材料，成为后现代经验不可分割的部分”。于是，人们一方面“无法为那些遍布眼前的零碎的物件重新缔造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从前曾经让它们活过、滋育过它们的生活境况”，与此同时，语言和精神失去了它的肉身，“昔日为人所乐道的国家语言，在现今世界里也已经尽丧其功能，成为无用的死文字了”。 [7]

远兜远转，不过我应该没有忘记，西塞罗曾对预言了罗马必将衰亡的尤提卡的伽图（Marcus Cato of Utica）提出过批评：“伽图用心良苦，但有时却危害了国家，因为他讲起话来仿佛在柏拉图的理想国，而不是在罗穆卢斯（Romulus）（罗马城的建立者——引者注）的遗产上。” [8]希望不会有误会，前面的论述并非混淆了不同的时空背景，也不是建立于脱空理论和虚拟前景，而是试图勾勒一个总体的精神图景，并最终可以在这一整体中看清楚我们置身的这一具体时空，把文章建立在这方土地的遗产之上。在这个零碎的、由诸多死文字堆积出来的时代，一个小说写作者是不是有必要意识到自己的“地之灵”，用现有的文字来重新洗濯出一种可供栖居的“国家语言”，并在虚构中重建已经并继续在毁弃之中的生活世界呢？

 二 

鉴于容易出现的误解，开始讨论具体作品之前，或许有必要先说几句关于“虚构”的话。虚构不只是简单的“What if”设定——What if 老鼠会说话，What if 狗狗能驾驶飞机，What if 小鸭可以自由飞翔……如此设定只是起步，实质性的虚构要复杂也艰难得多，是一个更为高级的、受制于自洽（self-consistent）性要求的完整世界，它必须合理，精确，完备。[9]甚至可以说得更坚决一些，虚构就是对偶然性的排除，用必然构成一个自洽的完备世界，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说：“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任何东西在其发生的地方都是必然的。在对话之外任何可能是偶然的东西，在对话里都是有其意义的。在所有现实的交谈中，偶然拥有相当重的分量：柏拉图的所有对话［因此］都是彻底虚构的。柏拉图的对话都是以一种基本的虚假、一种美丽的或者魅惑的虚假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建基于对偶然性的否定。”[10]

袁凌的中篇《世界》，恰恰起自一次偶然，刘树立因矿难失去了双眼，“没有一丝亮光，一丝也没有，他的眼睛被扣在两个锅底了，锅底那样完整，像是造酒的天锅和地锅，找不到接口缝隙”[11]。此后紧接着的，当然是无数更可能的偶然，比如受难者最容易想到的轻生，“刘树立……只剩下一个想法，是等她走以后就跳窗。他知道病房在六层，头冲着地面跳，一定会死”（7页）；比如开始适应黑暗世界遇到的各种问题，“脚碰到了门槛，和刚才碰到脚盆一样闷痛”（7页），“睡眠也和以往不一样，有点把握不住长短，醒来之后时常有些惶恐，担心不到或者是超出了夜晚的界限”（18页）；比如需要应对别人有意的试探或无意的关心，“有一次在路上提水遇见姜老二，姜老二也不避，对直过来，两个人差点碰到一起了，桶里水都洒了出来。现在晓得是试他”（26页），“他愿意一直呆在这里，要穿过黑暗的灶房，没有人突然前来，问你好些没？在家里习惯了，行走撞不着东西啵？他们在亮处问他，他不能在黑里藏起来，他却是在黑的里面”（12页）。

是的，我们无法避免这无数的偶然，甚至，在现实的所有偶然中，一个不小心，刘树立可能会烫残自己的双脚，栽进猪圈或摔下山坡一去不回。只是，在虚构的世界中，这一切偶然都是他重新建立自己生活世界的必然。他需要弟弟的话来建立自己重新生活下去的支柱：“你这么一死也容易，可是你还没见着普儿，两个女儿你也一个没见到。将来孙娃子出世，你想见也见不到，想抱也抱不成。你的手还在，你还能抱孙儿。”（7页）劝解本身并无多大说服力，其作用是唤起，唤起刘树立此前植根于这个世界形成的牢固人生观，唤起他早就明白的那些道理：“哪个想歪（方言，意似为拼命——引者注），是奔的命，奔得动就在地里奔呢，实在奔不动了还不是没得法。奔不动了就是儿女的事了呢。”（39页）用尽全力去“歪”，人也或许会偶然获得了自己的报偿：“刘树立把孩子接到手里的时候，想到了弟弟在山西的那句话。两条手臂被孩子压得实实在在的，确实自己一直有这么一双手臂，割漆烧窑中炼得更壮实，正好环抱外孙。”（21页）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人间片刻的温暖，却切切实实，是辛劳人世里一点点足以让人开心的安慰。

《世界》袁凌 著 / 中信出版社 / 2018-07

对一个失去双眼的人来说，要重新跟那个曾经熟悉的世界慢慢地建立起联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袁凌的小说里，这个重新建立联系的过程，虽然磕磕碰碰，麻烦不断，刘树立都凭着自己顽韧的意志走了过来。仿佛是给予意志的报偿，在重建的每一个进步的节点上，包括过程本身，都始终伴随着某种奇特的安顿性鼓励：“脚底接触到石拱桥，一种坚硬却带着湿润的细致感觉传来，像是一缕线进入了心里，心思开始搜索是什么，忽然知道是青苔。青苔还好好地生在没经多少车辗过的石条桥面上。一时间，青苔绵绵匀净的样子出现在眼前，回到了眼睛干净的年轻时候。”（4页）就这样一线一线，心里成片的黑暗透进丝丝的亮光，失去坐标的空间有了参照物，手脚也开始听使唤，新世界开始有了秩序，从家开始——“他一直在摸到和想起很多东西，他就把这个房子一点点地想起来了”（13页），“家变得熟悉了，恢复了从前的样子，他感觉得到那些房间和门，连门槛也可以自如地过去，他并没有什么不熟悉的地方”（15页）。渐渐地，刘树立可以剁菜，挑水，收拾庄稼，跟普通的日常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人们也跟他设想的一样，逐渐习惯了面对这个人，“习惯了在他看不见的情况下和他对面说话。提水的时候，两条狗也不再吼他”（36页）。

“一年回头了，没有一件东西会呆在原来的地方”（44页），何况是一个人经历了如此一桩不幸。除了跟生活紧密关联的那些，他肯定少了或者多了某种东西，而不会待在原来的地方。自然，有些事是目盲的刘树立做不好的，比如到湾口挑水吃力，点苞谷无法成行，“掌握不了间隔，动不动就挖跑了，踩着套种的刚出土的洋芋苗”（44页）。要说幸运的话，是刘树立因为这个灾难，回忆起一些过去或许不会记起的东西，“像是才触到一个世界的入口”，那童稚心中的神仙桥，小时候家里深的湿润的院子，母亲素朴而严苛的教诲，自己经过了时光之后的温和忏悔，都细细在心里流淌了一遍，省察过的人生便有了更为清澈的样子。当然，还有妻子的劳碌和美好，“刘树立似乎看见妻子的手，捏住切刀把的地方发白，手里上有细致的皴口。应该在火屋里来剁，可是妻子习惯了对着大门，光线好”（8页），“妻子又一下子把光柱披在身上，从肩膀到下襟斜披着，像她嫁过来的那天，穿着绣花的红绸棉袄，从肩膀到领口再到下摆有两条斜的金线”（9页）。若有天意，不只是医生说的，“视力失去之后，器官会进行补偿，听力会变得更灵敏”（5页），而且在身体的眼睛关上之后，一个人心里的眼却开了，“人家说你眼睛还看得到，我晓得不是那个原因。你心里看得到”（62页）。

或许还不只是回忆，心里的眼打开之后，另外一些此前不会意识到的东西也涌入进来，即便是平常如听评书，“跟着那个世界走得很远了，似乎一样的有山水，过了城河，和好汉们在校场，闹了花灯。一场阑珊过后，归于寂静，一百年的时间过了，依旧在板凳上，声音来自小小的匣子，凭空曲折地到这山里面来，土屋外面密密的落雪的世界”（14页）。这是艺术给予人的想象，一个人可以凭此神游八方，“见过许多种族的城国，领略了他们的见识”[12]，将原先因为日常按压下的内心野气，用某种特殊的方式释放出来。再接下去，自然的生灵也传递出更丰富的信息，“听出来了，这是一种相思鸟，总在夜里啼叫，开始的一声婉转细致，像思念刚起头，还包含着隐秘的欣喜，渴望着应答。因为没有回应，逐渐变得急迫，尖细，直到最后无法忍耐，把到了顶点的相思投掷出去，归于平息，一会儿却又开始了下一次过程，让人担心它会耗尽了自己的生……人说树木百草春天发芽生长，晚上却睡着了，相思鸟唤着它们晚上趁人睡着了继续生长，竹子拔节，树芽鼓出树皮，苔藓渐渐活泛，白天人出门的时候，一切都一夜间变过来了，叫人不敢信自己的眼睛”（19页）。自然的造化之功与人对世界的领受之间有了紧密的关联，看起来不过是乡野一点儿难得的闲暇，却由此显现出富足的生机，给人在劳作中继续时日的力量。

袁凌

不必一一罗列下去，在袁凌笔下，因为意外导致失明的刘树立，就这样一点一点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自然氤氲出的生机（小说中在在可见），有技艺对人的宽解（比如评书和歌郎的歌），有对生灵的理解和安顿（比如对待蟒和狐狸），有凋败的乡村还留存的鸡鸣狗吠，有素朴的世界观继续起作用的人生选择，有地理先生对生者和死者的安慰，有算命先生对人生的劝谕……这个在失明人心里重建的世界，边关之地的环境、方言、习俗，恶人的凶心和傲慢、善人的素朴与坚持，慢慢融为一体，“地之灵”缓缓浮现，一个完整的世界升起，人可以在其间稍微从容地起居坐卧。或许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小说才不必是真实发生的，却因为作者无比坚韧的心力，变成一种实实在在的祈祷，给危殆的人生某种独特的支撑：“艺术就像祈祷一样，是一只伸向黑暗的手，它要把握住慈爱的东西，从而变成一只馈赠的手。祈祷就是跃入消逝与生产之间的改变一切的弧光中，完全溶进弧光中，把它无法估量的光包容到自己的生存这张极易破碎的小摇篮里。”[13]

这祈祷的效果不必远征，除了自己重建生活世界，刘树立还来得及见到这效果更广远的一部分。在煤矿的窝棚里，刘树立收工的时候就教当班工人念自己编的《十劝》和《煤窑十二月》，类似于过去的所谓“劝人方”，教工人们不要赌博，要坚强，要记得家乡的好山好水，看起来卑之无甚高论，经过时间和世事的发酵，居然就有了那么一点效果。害刘树立盲了双眼的耿长学，后来也因事故失去双腿，只能坐在轮胎上做事。他跟刘树立说：“你给我们的那些教育，我都记得。叫人要自立，坚强。我没得文化，也不懂得。这一段装了轮胎以后，就琢磨了坚强是啥子意思，我一想到你眼睛看不到了还在地里做活路垒坎子，我就晓得我也能多坚强一股子。”（61页）小说临到结尾，刘树立的妻子堪堪就要离开人世，却又活转过来，对刘树立说起话：“昨晚上又是这两只眼睛在追她，她就使劲地跑，跑着跑着到了一个很安静的地方，豹子眼睛不见了，她感觉自己是闭着眼睛在跑，却在眼皮里面感到了光，心里的怕和绝望就一丝丝消了，她试着睁开眼睛，天已经亮了。”（69页）妻子眼皮里面的光，不正是刘树立心里的光？在如此艰难的尘世，有这样难得的光，不就是一个写作者能够给出的最好的东西之一？

 三 

跟袁凌小说的渊渟岳峙相比，舒飞廉的作品看起来衣袂飘飘，叙述中明显带有轻微的狂欢感，调子也从容舒展，文字顶针续芒般一个赶着一个，流利得 像春日里的轻雷。小说里出现的各样物什，舒飞廉都写得足够耐心，举凡村庄的节气时令，草木虫鱼，手艺匠作，玩物吃食，家长里短，都能品咂出一番味道。人，便在这时序变化和俗世烟火里存身，村庄里的种种，也就与荒蛮中的飞潜动植不同，有着人的气息温度，算得上草木有思，因人赋形。即便人悄悄 来到前景，因为早知道万物有其情实，人便不是置身在布景里，急匆匆在情节里起伏，而必然是在万事万物里行住坐卧，一行一动，便也带动着叶摇犬吠， 水起涟漪，有着不疾不徐的内在节奏。小说的情节呢，进进退退，曲曲折折，似乎并没有要奔向固定的目标，遇到什么人间景致、俗世奇观，就牵丝攀藤地写出去，看着随时要停下来，却又不断绵延过去，“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它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它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14] 。

《盗锅黑》刊发于《上海文学》2018年第8期

你看，这是《盗锅黑》里的金安想到自己的死，看不到明确的悲伤，只见一路流水一路歌，脱轨列车样迤逦歪斜下去，却有一种古怪的妥帖：“将棺材盖支楞着，弄一个像老鼠夹子一样的机关？有一天，动不得了，不要活了，心 灰意冷，带十几个杨二嫂的包子馒头，趁天黑，一个人，将新油漆味与沙树板子松香混合着的棺材，背到小澴河堤边提前挖好的墓地里，六尺深，三尺宽， 六尺长，头朝东，脚朝西，仰面躺进棺材里，枕着新荞麦枕头，盖着新棉被， 一边吃包子，一边由支起来的板缝里看一线蓝天里早晚光线变换，日月星辰隐 现，听堤上草木间蛐蛐叫，吱吱嘘嘘，稀里稀里，它们的二泉映月，听小澴河 隔着堤在泥岸下石头上流淌，水牛蹭背似的，听村里传来的哗哗的麻将声。妈说馒头要慢慢嚼才好吃，才甜，他将这句话也告诉过儿子。吃完馒头，最后下决心，将引绳一拉，啪的一声，棺材盖带着泥土盖下来，堆在四围的泥沙也瀑布般倒入，将他盖进黑暗里，最后的黑，没有一丝光，也不要魏家河的八个男 将黑衣黑裤抬棺，也不要汪梁冈的三个和尚念经，也不要黑龙潭的两个道士作法，也不要匡埠的五人乐队打锣吹唢呐，也不要凤英领着三个女子哭，也不要儿子顶着白麻布，腰里捆着草绳子，在小强旁边抽烟，也不要公安干警儿媳妇在儿子身侧玩手机，也不要小宝向培优班告假说爷爷死了，老师点头同意，又布置作业说回来要写一篇作文《我的爷爷》。”[15]

舒飞廉笔下，那个特殊的“地之灵”似乎一直都在，天地人安安稳稳地生长在一起，天干地支，子丑寅卯，日月星辰，阴阳昏晓，都跟人无隔，就是眼前的事事物物，“金安早上五点就醒了。窗外一团漆黑，繁星在银河里，白霜在田野上，微光荧荧，大概都奈何不了冬月寅时的黑”。世界不经意间豁朗朗打开，却仍然不离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出村口，上小澴河堤的时候，晨色初萌，天也就是蒙蒙亮。他自己种的三亩稻田、菜地一条一条，伸展在澴河堤下面”。父母的坟地在这里，还没有在岁月的催逼下湮没于荒草，“清明节，金安给娘老子的坟拔草、砍去拇指粗细的构树棵，又每人的坟头上培了唐僧帽一般的新土块”，“过年过节，还给他们烧纸，酌酒，跟他们喃喃自语地讲话”。偶尔有时候，还不知怎么就进入了如幻如梦的情境：“可惜这十个字刚刚沉到桥下面，被桥洞里的喜头鱼跟鳜鱼吃了，被缠着桥墩的荇菜吃了。这些鱼跟水草，马上又迎来了涂丽丽说出来的字：‘金神庙的好菩萨，你保佑我将哥哥的孩子平安生下来！’比起宝渝的洋腔洋调，鱼跟水草会喜欢逐吃涂丽丽的话，又温和又婉转，像放了糖，放了桂花碎的糊米酒。”

这个“地之灵”所在的地域，作者清楚地知道，或许写作本身就是有意的选择：“在玫瑰红的黎明里，可以远眺东边大别山的列列青山，在光芒如箭的夕阳里，也可以西望云梦泽故地上蒸腾起来的烟水，我身边的这些村落，就在 群山与平原的交界上。”这“地之灵”的确富有当地特殊的神采，高远的天和切近的地、季节的轮换和岁月的更替、生人和逝者的世界，细密地绾合起来，带给人特殊的力量：“四季轮转，日月星辰交替，犯霜惊露地向前跑，朝晖夕阴里，惊起一群群喜鹊与斑鸠，空荡荡的原野，遇到人不多，踢到鬼没有，经过我们村的坟，别人村的坟，墓碑高高地立成林，新坟上花圈环绕，我也不怕了，汗由头顶往下流，辣眼睛，与身体上的汗水汇合，滴到水泥路与堤面上， 好像自己的感官、情绪、漫无边际的思考也在与乡土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好像你是在星星的凝视下，亡灵的凝视下，童年穿开裆裤的我的凝视下跑步，大地回馈我一些珍贵的领悟。”[16] 

不只是“地球表面不同的地点放射出不同的生命力、不同的振幅、不同的化学气体，与不同的恒星结成特殊的关系”，“地之灵”还需要“人从属于一个充满生机的、有机的、有信仰的共同体”。在舒飞廉写的这块土地上，精神上的共同体并非某种信仰，也跟法律和制度规范的那些并不相同，而是民间弹性十足的道德和伦理，茅茨不剪，藏污纳垢，却也谑而不虐，富有生机： “（瞎子）树堂没娶到媳妇，手也没闲着，这附近村子里的小寡妇老娘们，谁的奶子屁股没被他摸过？……树堂摸她们的时候，她们笑他打他骂他，像被洋辣子蜇到屁股，等旁边没人，又会心虚地悄悄问树堂：‘瞎子我的奶子是不是显小了……’春上早谷发蘖，春雨潇潇，细密如同牛毛，一群人前前后后田间薅苗，树堂点着竹竿在路上走，多少次被她们一拥而上，将他的裤子扯得精光，将泥巴塞了一裤裆，他又打又笑又骂又哭，捂着下身蹦得像个猴子。‘树堂长的是驴子鸡巴’，她们都晓得的。这也是性骚扰？”一老一少两个人，在这样的乡间，那身体上的安慰，竟似也不涉肮脏，“涂丽丽腾出右手，曲到背后解开胸衣的背扣，回来撩起毛衣，让两只饱满的乳房跳脱出来，一边将上身俯到金安头上”。便是两个老人，也在混沌里把日子过成了小阳春：“晚上他们两个在一楼客房里早早洗睡，外面是滴水成冰的雪夜，房内却是打阳春的花朝……杨二嫂有时候叫得像杀猪似的，金安想去捂她的嘴，她不让……这辈子，恐怕就这一回了，所以听到鸡叫起床前，杨二嫂摸到金安不屈不挠的‘烧火棍’，又缠着他要了一回。”

有时候你会奇怪，想象中愚昧落后、保守禁锢的乡村，居然不管不顾地容纳了很多现代人心目中的荡检逾闲和色胆包天，还用不到鼓起余勇喊什么 “礼法岂为我辈所设”。不管是严格的法律还是严苛的道德，其“适用范围不包括俗世，因此俗世得以有宽松变通的余地，常保生机”，这或许就是“礼不下庶人”的那点儿意思，庶人“不必有礼的‘堂堂正正’，俗世间本来是有自己的风光的”[17]，这才是乡野间“无观的自在”，你“以为它要完了，它又元气回复，以为它万般景象，它又恹恹的，令人忧喜参半，哭笑不得”[18]。不只是伦理，就是面对鬼神，乡村人除了敬畏谦让，也把多年的神灵活成了邻人： “成精就成精，我这个年纪了，怕个什么，兵来将挡，妖精来了吃一棒。它活过来，只怕比小宝还乖些。”或许这就是王瞎子道家一样哲理：“曲成万物而不遗。人是曲的，事是曲的，路是曲的，理是曲的。直？直是最小曲嘛。”或 许这就是王瞎子徒弟魏瞎子的曲：“他坐在那里拉二泉映月，黑暗里好像有千千万万条曲线由弓弦上发出来，都是女人的屁股线与奶子线，又让人悲伤，又让人欢喜，又有神，又有鬼，又有观音菩萨，又有婊子妓女，又高又低，又 粗又细，又左又右，又丑又美，又善又恶，又冷又热，又干又湿，又麻又痒，冷暖循环，四季轮换，在天上地下绕，在阴间阳间绕，在黑与亮中绕，有时候比娘纺的线还要齐整，有时候比沤在一起的苎麻堆还要缠绕。”

舒飞廉

王昭阳

然而，无论怎样欢喜自如的存在，都不可能完全封闭，半主动半被动的交流，是人们要面对的必然——这未必是什么坏事：“中国文化的最深部分，在上层统治阶级和下层民间文化中有一个循环。上层没有了，却转移到最低层，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从最低层返回最高层，有一个圈子。”[19]现今形势下，这个循环恐怕在被迫中断之后，要再一次循环起来。这一次，乡村里的人们已经“不得不”跟城市，甚至是各种世界因素一起循环，即使一个小小的稻草人，也能见出这土洋间的不断的交融：“明节的上午，金安放下镰刀与锹，在坟头与地头之间扎了一个稻草人。俄罗斯娃娃万卡是现成的，将破碎的背带裤用稻草密密麻麻地裹起来，戴上他的新草帽，将它绑在十字形的柳架上，两只手合在一起，一上一下，交错握着一条剥皮白柳木棍子，棍子前面，系着一条小宝用旧的红领巾，风一吹，就呼呼啦啦响，好像有一束火苗在绿萌萌的秧苗上飘。”与此相应，城市也无法自我封闭，“不得不”纳入各种乡村的元素： “（流觞曲水）就在沙湖公园的旁边，装修得像宫殿似的，有假山，绕着假山有假的瀑布，由自来水管子里放出来的假河水，河水也九弯八绕，在房间外面哗哗流，河水里有假的荷叶，假的竹子，假的芦苇，假的石头，插的假花，有一些石头里放了音箱，播着他们由农村录来的青蛙叫、蛐蛐叫、黄莺叫。”

如此剧烈的变化，当然无法期望在其中迁徙流转的人不受影响，那个让王昭阳身心无法安顿的东西，也在暗暗操弄着此地的人们。比如涂丽丽刚进流觞曲水做事，就“天天晚上做噩梦”；比如她口中的哥哥，“是有抑郁症的，没 有人知道”；比如那个替人消灾解难的瞎子树堂，“咚的一声，跳到铺满流霞的小澴河里去”；比如负气归乡的金安，也难免“成天摆个二胡杀鸡阵，脸皱得像一碟凉拌苦瓜”。只是，他们得学着让自己不停留在这些折磨人的地方， 慢慢宽解自己，安慰逝者，把这剧烈变化带来的一切，一点一点地化解在自己的日常里——比如涂丽丽发现，“人就是这样，好中有坏，坏中有好，洗完澡，干干净净，一出门，又会变脏，人人其实都是不干不净的”。比如树堂，就得了人最真挚的怀念，“这么好的瞎子，武汉的宝通寺门口，有吗？归元寺门口，有吗？古德寺门口，有吗？”比如对那个患抑郁症的哥哥，老金安就有话要说：“活着谁没几条伤口，要么在身上，要么在骨头里，要么在心上，有了伤，就有了黑，又有几个爬得出来？你可以推开书房的门，走到花花绿绿的世界上去，去找一点热，一点火。”就连金安自己，也会在杨二嫂半嗔半责的话里，听到些什么吧：“老强徒，做人要开心唉！”

没错，我不否认，如此几乎称得上是完满的结局，如此堪堪要落在开心快意的尾声，很难在现实中寻觅出来用为典型。但在舒飞廉的虚构里，这个自在的生活世界就那么活灵活现地存在着了，给看到这一幕的人带来了切实的安慰不是吗？在精神的日常里有了这么一个世界，人是不是会稍微减轻一点对变幻和不幸的执着，试着在思想的流动中走出精神的某些困境呢？如果真的可以这样，这不正是虚构能对世界起到的作用之一？也正是在这里，虚构的生活世界参与了现实生活世界的循环，成为社会自净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祛除了其中的不祥，就像这方土地上的澴河，“你们一条条脏水流进澴河里，它还不是清亮清亮的？它在流，能自己干净自己”。

 四 

似乎有意避免太过具体的起始，肖江虹《傩面》的开头，像一个绵延不绝的隐喻，一下子把时空拉到了遥远荒僻之地：“蛊镇往西二十里是条古驿道，明朝奢香夫人所建，是由黔入渝的必经之道。只是岁月更迭，驿道早已废 弃，只有扒开那些密密麻麻的蒿草，透过布满苔藓的青石，才能窥见些依稀的过往。”[20]驿道穿过半山，再往山里走一阵，便能看到傩村周围的环境，“既无绕山岨流的清溪，也无繁茂翠绿的密林。黄土裸露，怪石嶙峋，低矮的山尖上稀稀拉拉蹲伏着一些灌木，仿佛患上癣疾的枯脸。傩村有半年在雾中。浓稠的雾气，从一月弥漫到五月，只有夏秋之交为数不多的日子，阳光才会朗照” （89页）。是这样没错，不管一个人准备走得多远，总归要有一块栖居之地， 无论繁华还是冷落，丰厚还是贫薄。 

在这遥远荒僻之地，傩村人建立了属于这块土地的、来路正大的安稳，过着自己畅心舒怀的日子，仿佛无怀葛天之民：“午饭在院子里吃，拉一条长桌，上头都是常见货，腊肉、豆花、凉拌鱼腥草。饭食的香味在空气中流淌。 一直卧在墙角打盹的黄狗也抖掉困乏，循着香味在饭桌下穿来穿去。”这样一群无忧无虑的人，一路走来，“贫穷、疾病、天灾人祸、生离死别似乎都抹不去他们没心没肺的烂德行。多少有点好事，就乐得忘乎所以”（127页），光是“爬过百岁这坎儿的就有六七个”（89页）。对了，还有傩，那个几乎承载着他们生荣死哀以及所有人世牵系的精神寄托：“阳光温暖，很快倦意就上来了，七八颗花白的脑袋低垂着，口水牵着线长淌。孙子曾孙子们摸出手帕慌乱地擦。口水擦净，儿孙们掏出傩戏面具，龙王、虾匠、判官、土地、灵童，如此种种，往老癫东们面壳上一套，天地立时澄明。”他们“老眼猛地一睁，刚才还混沌的眼神瞬间清澈透亮”（90～91页）。

肖江虹《傩面》

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03)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说，傩村的人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地之灵”，完满到足以构成一个“伟大的现实”？不等有结论，怀疑已经先来了——如此安宁平顺的日子，是不是一个臆想的桃花源，作者只虚张声势地把幻想的美好强加上去，不管不顾地挡住了时代的风雷？显然，肖江虹没有如此草率地把行动缓慢却气力壮大的“现代”排斥在乡村之外，那个看起来本该属于远方的怪兽，跟随着一个年轻女人的步伐回到了傩村：“高跟鞋在傩村铺满枫叶的石板路上，敲打出压抑的闷响。一袭红裙在傩村漫无边际的黄色里像一朵妖艳的蘑菇”（100页）。这个 从城里来的女人，在回到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时，显然有些衰败，有点仓皇，她 “走得很慢，虽然化了妆，还是没能掩盖住脸上的颓败。旅行包上上下下，在肩和手之间慌张地转换。脚步也显得格外凌乱，到底是昂首大步，还是俯身慢走，女人还没有拿定主意”（100页）。

这个叫颜素容的女子，怀抱的应该是乡村年轻男女共同的梦想，“把钱挣足后，就在那个能吹海风的城市过完一生”（101页）。她／他们大部分跟老傩师秦安顺的孩子们一样，“一天麦子没扬过，扛着行李进城去了”（136页）， 于是乡村里只剩下了老病的。没办法推测，那些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人，是不是有着跟颜素容同样的心事，用尽力气也换不来一夜安眠：“早先一闭眼，能见到无数斑斓的光圈，大小不一的彩色圈儿在一个硕大的空间里飘来荡去。天光泛白时，连眼都不敢闭上了，合了眼只有一个黑洞，见不到底，身体呼啦啦往下落，落啊落啊，落了好久都不见底。”（107页）能知道的只是，他们早已不喜欢老一辈心爱的傩戏，因为“从书本上晓得了这个世界是物质构成的，才发现这玩意儿的无聊。一个人穿身袍服，戴个面具煞有介事地跳来跳去，好好笑”（114页）。何止是年轻人，即便是傩师秦安顺，在这个传统里几乎快要过完一生，问他城里好还是乡下好，也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城里好了，要不你们咋个脚跟脚的往城里跑咯”（171页）？

可能跟沈从文相似，肖江虹把自己的作品安放在这样一个乡村，要表达的不只是城乡的“对比”和“对立”，“要说的是城和乡之间的紧密关联”，是傩村这个荒僻遥远之地和“大都市和整个中国的紧密关联”。他对现代的关注，也“并不与对地方性、乡土性问题的倾心关注相对立，相反，他企望能够在矛盾纠结中清理出内在的一致性”[21]。这个一致性，或许就结结实实地生长在颜素容走进城市之后的记忆里：“傩村总是人来人往。树木、花草、石头、远处的枯山和近处的瘦溪，是最近几年才成了记忆的主体。刚进城那些年，闲暇时想起傩村，全是熟悉的脸。爹妈的脸，姐妹的脸，姑爹姑妈的脸，甚至平素那些老旧皱皮的脸。甚至还在睡梦中见过傩神的脸：山王、判官、灵童、度关王母、减灾和尚。这些面孔，只在睡梦里才会活过来，在山间跳，坝子里跳，堂屋里跳。最玄乎一次，她看见好多傩面在她的额头上跳。剧目是‘延寿傩’，黑白无常和一群小鬼，踩得她眼皮生疼”（101页）。

虽然颜素容对此有些不屑，“傩村人算啥？我吃过，穿过，玩过，横比竖比也比你们窝在这里一辈子强”（101页），但不可否认，她记忆中的一切，正是傩村拥有自为生机的原因，把任何意外或外来的东西，都在一个深厚的系 统里化解。不止如此，记忆里的这一切，也恰恰是傩村复杂的精神构成。说精神构成大概并不准确，显得太过抽象，傩村人用来抵挡尘世艰辛的那种东西，在《史记》称为“谣俗”：“就是风俗，跟古希腊的nomos相近。Nomos可以解释为长久以来的民俗，又可以解释为法律，又可以解释为歌谣……老百姓一代代这样过来，谣俗就是风土人情……关系到那里土地的出产，关系到那里人的性情，关系到那里人的自然想法。”[22]在《傩面》里，那些山石溪流、花草树木、劣质烟草、糟辣椒炒腊肉，那些慢悠悠立在斜坡的黄牛……那些黑下来的脸、上了霜的脸、咬牙切齿的脸、衰朽老迈的脸，那些以责骂表达的疼爱…… 都有着谣俗老成持重的样子，落地生根，勤力生长，与时荣枯，即使在怎样的艰辛忙迫里，也有着人世间的自在裕如。

肖江虹

这谣俗或谣俗中难得的自在裕如，起码在肖江虹这篇小说里，来自那个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的傩。因为傩，人懂得敬，“动刀之前有个仪式，得念上一段怕惧咒……毁了面具是小事，神灵散去了就是大不敬了。所以下刀之前得有个说明，傩面师管这个叫礼多神不怪”（94～95页）。因为傩，人变得谨慎， “现在好了，师傅早就去了，就算耳鼻颠倒也不会挨打了。不过秦安顺反而变 得谨慎了，每次刻面，到了紧要处总要彷徨一阵，次次都想改，最后成型的还是老式样”（122～123页）。因为傩，人能事事节制，“药锄一番起落，就从泥地里翻出了一大堆（何首乌——引者注）。把那些瘦弱的重新埋回去，秦安顺顺着山脊梭回了地面”（130页）。因为傩，人可以从容面对逝者，“寨人都安慰秦安顺，秦安顺却拍着老太婆棺材笑呵呵说：走得干干净净，啥苦没受， 不晓得她前世修了啥子大德，我羡妒她啊”。因为傩，人也能够安然面对自己的生死，“晃晃脑袋，秦安顺说不管还剩多少日子，我都好好等着”（145 页）。

敬、谨慎、节制、从容、安然……这不几乎是从经典中一路传承下来的美 德？也果然就跟经典密切相关，你看那谷神傩的唱词——

一镇东方甲乙木，麒麟献寿； 

二镇南方丙丁火，双凤朝阳； 

三镇东方庚辛金，魁星占斗； 

四镇北方壬癸水，挂印封侯； 

五镇中央戊己土，紫微高照； 

老的勤来少的勤，种片庄稼好喜人； 

懒人田地生青草，勤人田地草不生； 

懒人收成三五担，勤人仓满笑吟吟； 

到春来，肯起早，绫罗绸缎穿上身；

 数九寒天不受冷，不受饥来不受贫。（125～126页）

方位、干支、节令、五行、瑞兽，正是传统中的经典搭配，接下来责懒赞勤，也不正是自古相传的“无逸”传统？在这个傩的世界里，传承下来的美 德没有在现代失去其活生生的扎根能力，而是在一个叫做傩村的地方好端端长养着，从而在此地形成了完整的生活形态。这完整的形态，甚至跟鬼神的世界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傩村人以为，人死了会去另一个地方，可毕竟路径不熟，需要个引路的，这样傩戏里头就有了引路灵童，灵童唯一的活计就是带故 去的人找到那个新的地方”（109页）。人呢，却也早就消去了鬼神携带的巫魇，用人世清明的理性洗濯一过，因而另一个世界也就得以加入日常。如《盗锅黑》中一样，傩村的鬼神也邻人一般，判官“抬抬手，示意秦安顺起身，前几次，秦安顺死活不动，想着来者不善，哪能说走就走”（96页）；鬼神对人不够尊重，人也会使性子：“不说个子丑寅卯我就不走了，我也是七老八十的人了，饶你鬼神我也不怕”（98页）。不只是鬼神，戴上傩面，秦安顺甚至看 到了自己父母年轻的时候，把自己已有或没有的记忆，重新在傩的世界里走过一遍，确认此世的可堪留恋。

这个虚构的傩的世界，传统与现在，鬼神与活人，想象与现实，奉生和送死，完完整整结合在一起，扩大了由单向的现代和活人构成的越来越趋于单薄的社会，重建起一个更为完整的生活世界：“生活的完整性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建立起来的，保持和维护生活的完整性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意识和行为，就是在因此而生的一些仪式、礼俗、风尚当中，也自有一份与久远历史相联、与现实生活相关的庄严。”[23]那些看起来是迷信或是幻想的一切，并非毫无价值，一旦这丰厚的生活世界被删削，“他们生活的完整性就必然遭到严重破坏，他们的情感、信仰和生命状态就会变得‘枯燥’，从而引发种种问题”[24]。好在，从城市回来的颜素容还能体味到这丰厚的荒凉残照，或许不久于人世的她终归会明白，她刻意对父母做出的恶言恶语，并不能消除父母的念想，“娃啊！你想错了，你不念着别人，也不要别人念着你，也是一种念着”（155页），从而有可能在离去之前获得一缕人世难得的温情。或许，终于挣扎着透出的这缕温情，也是一篇在虚构中重建复杂生活世界的小说，所能传达的最大善意。

 五 

有一回，我在一个法国人写的随笔里看到一段话：“‘脱去自然（sauvagerie），远离禽兽，回归自然（nature）！’这句乍看自相矛盾的话出现在松尾芭蕉一部诗集的卷首。在日本人眼里，这样的表述再正常不过，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自然’不是荒郊乱石，不是一团乱麻，而是一片精心营造的空间，其间亦可生活，亦可沉思。”[25]如果是这样，人从事的所有精神活动，就不只是一种标示优越的思维练习，而是通过对人类卓越技艺（art）的认知，与喜怒无常的自然（nature）保持审慎的距离。这或许可以澄清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误解，即经典中称述的自然，应该合理地看成人鬼斧神工的造物，并非真正狰狞的原始状态。回到我们面对的三个作品，是不是可以说，即便是荒凉破败的地方，一旦人用自己的虚构重建了生活世界，“地之灵”就会在其中冉冉升起，那个几乎要失去栖居可能的土地，也就此变得丰盈起来？

《简单的思想》

【法】热拉尔•马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年9月

或者，再把话说得清楚一点，即便时代是由破败的废墟构成的，一个有志的写作者，仍然可以试着在这片废墟上重建一个相对健全的生活世界，人可以稍微自如地安放自己的身心，抵挡第一部分所说的各种各样精神灾害的袭来？就像《我的安东妮亚》中，女主角一直记得凯利长老的话：“每个人来到世间都有所为，我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个“应该做些什么”，或许就是要记住：“德国人用‘Dichtung’指‘诗’，诗人是 ‘Dichter’，而作诗就是‘dichten’。这个动词除了具有古希腊的‘制作’、 ‘技艺’的意义之外，在日耳曼语系里还保留了更古朴的形象意义，即‘笼 罩’、‘覆盖’。这意味着：诗人的使命是用言辞编织一张网，来呵护世人不受自然风雨的吹打。”[26]那么，《世界》用意志和细心、《盗锅黑》用自在和裕如、《傩面》用习俗和丰厚重建的生活世界，是不是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必要的精神呵护，并由此标示出了小说作者对此世的认真和郑重？

本文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年第12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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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薇拉·凯瑟：《啊，拓荒者！》《我的安东妮亚》，资中筠、周微林译，外国 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5、371页。 

2 3 王昭阳：《与故土一拍两散》，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52页。 

4 5 ［美］D.H.劳伦斯：《论经典美国文学》，纽约维京出版社1961年版，转引自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0、249页。 

6 ［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 辑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2～13页。 

7［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严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47～348、359、371页。 

8 ［英］培根：《论古人的智慧》，李春长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10页。 

9 参看万维钢《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131页。

10 Leo Strauss, C i t y a n d M a n , Chicago, 1959, p.60.转引自林国华《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11 收入袁凌《世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6页。以下凡出此书的引文，不另注，随文标页码。

12 《伊利亚特·奥德赛》，陈中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页。 

13 ［捷］雅诺施记录：《卡夫卡口述》，赵登荣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页。 

14 周作人：《〈莫须有先生传〉序》，见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6），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5 载《上海文学》2018年第8期。此下引文出于本篇者，均自此，不另注。 

16 舒飞廉：《云梦出草记》后记，黄山书社，即出。 

17 18 阿城：《闲话闲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68、77页。 

19 张文江记述《潘雨廷先生谈话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3页。 

20 收入肖江虹《傩面》，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89页。以下凡出此书的引文，不另注，随文标页码。 

21 23 24 张新颖：《沈从文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124、124页。 

22 张文江：《古典学术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62页。 

25 ［法］热拉尔·马瑟：《简单的思想》，黄蓓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 201页。 

26 林国华：《诗歌与历史：政治哲学的古典风格》，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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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打破晚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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