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旭东：雨果的《巴黎圣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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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根据2013年10月11日张旭东教授的重庆大学博雅讲座“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录音整理而成，未经演讲人审阅。张老师这次演讲主要是面对博雅学院的本科生，展示我们今天在本科教学的层面应该怎样来阅读世界文学经典。他的演讲主要围绕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卡西莫多；第二是巴黎圣母院，这两者是严格意义上的主角；第三要讲一个小说形式的问题，即时间和叙事性的问题。

在演讲中，张老师对《巴黎圣母院》有这样一段解读：“某种意义上，这个小说的大循环就是从巴黎圣母院开始，经历故事，一切归于死灭，或者是以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方式归于沉寂。这个沉寂的过程包括革命、暴动、爱情、死亡等，但最后又回到巴黎圣母院。我们知道，在第二个回来的时候，城市的内部留下了许多的伤疤，产生了很多新的东西、新的记录。这里文字已经进来了，意识、理性、民主、个性也进来了，所以新一轮的变化又在巴黎的街道里开始酝酿，就像蚂蚁在自然的环境中不知道下一刻会出现什么那样地处在变化中。”2019年4月15日晚（法国时间），巴黎圣母院起火，损失严重。全世界人民心痛之余，再读雨果的伟大著作《巴黎圣母院》也将别有一番感喟。

本次讲座录音整理者为重大高研院研究生张宗艺、温思晨、毛虹、秦淑娟，以及高研院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金浪老师，感谢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张旭东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

谢谢主持人。昨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了博雅学院的成立大会、开学典礼。今天我第一次给大家做博雅讲座，很高兴。没想到来的人这么多，我先解释一下，虽然这是一个公开讲座，但我假定是给博雅学院学生讲的，因此是一个面向本科生的讨论班。而我在这里主要想以这样一个形式来提醒大家，我们在本科教学的层面应该怎样来阅读经典。

很高兴听到主持人说她中学时就读过《巴黎圣母院》，但也很遗憾只是“匆匆浏览”，所以我今天假定大家都读过或是“匆匆浏览”过这本书。其实，很多人尽管没有仔细读过，也知道这个故事的情节，说不定还看过电影或其他改编版，知道雨果这个人是个大作家、浪漫派、法国诗人，写过《悲惨世界》，也许还看过音乐剧。所以，基本知识是有的，了解也是有的，但是怎样读一个经典文本，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尝试。今天有点像是个教学示范，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演讲。假定今天演讲的对象不是我的同行，不是在文学领域里其他的学者，而是面向本科生的阅读，这是我今天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今年我在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开“大都会与比较文学”这门课。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学生，大概是三年级吧，必选这门课，而这门课主要用世界文学里对大都会——如巴黎、伦敦、纽约、东京、上海这几个大城市的描绘，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串联起来。大概是两三个礼拜前，我刚讲过这个课，但是用英文讲的，用的也是英文版。中文版我也是中学时候读的，到现在也没有重新仔细阅读一下中文的翻译，虽然这次来之前收到了电子版。所以我就不一段段去引中文版的文字，只是去讲一下我的读法，大家回去以后有兴趣的话，可以重读一下文本，如果手头有书或者电子版的话，可以随时作为参考。手里有纸质版书的请举手，我可能会请你们到时候帮我念一两段。文学就是这样，你再讲得高深，再讲得天花乱坠，最终还是要回归文本，文学的魅力其实在于它的文本本身。就像任何艺术品，你如果不去直面艺术本身，而是总去谈论一些其他问题的话，多多少少地都会有一些遗憾。今天我先讲一个钟头多一点，然后就开放讨论。讨论我希望主要是给博雅学院的本科生，因为今天我们这里有博士生、研究生、教授。如果大家都提问的话，本科生可能会不好意思，如果本科生没有提问的话，也欢迎大家提问。在我的讲座和提问之间，会请博雅的学生念几段文本段落，都是些很重要的段落。这就是我对今天讲座形式的一点解释。下面我就开始今天的讲座。我坐着讲，这可能更像是在讲课的感觉。

《巴黎圣母院》

《巴黎圣母院》1831年第一版出版，到今天多少年了？180多年，180多年的东西算是很老的东西了。我们今天解读的是一个清代的、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进入近代之前的一个文本。可在欧洲文学史的脉络上，这不是一个很老的文本，而是一个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文本，一个十九世纪的文本，一个浪漫派的文本，所以在“新”与“旧”的问题上，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昨天甘阳老师讲中西之间的关系，大家印象可能还很深，所以大家在阅读这样一个文本的时候，要注意有好几种时间表、好几种时间性：一种是中国的时间，一种是世界的时间，一种是文学的时间，一种是思想的时间。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文学、媒介、媒质、艺术类型、历史中是不一样的，有的时间走得快，比如科学的时间，有的时间走得慢，比如艺术的时间、情感的时间，所以任何一个这样的文本带给我们的冲击首先是它时空上的多重性。在时空多重性的意义上，这个文本就像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一样一层一层地打开，这个小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此。凡是说到这个小说，都会想到有美丽的吉卜赛女郎，你看英文版的封面就是美丽的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带着她的小山羊。她用今天的话来说，显得有点刺耳，是个花痴。从她第一眼看到年轻英俊的军官弗比斯，便对他单相思。她一直相信这个人会去救她，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死在了他的手里。因而，我们有美丽的吉卜赛女郎，有外表英俊而内心空洞的年轻军官，还有阴沉的教士克洛德·弗洛。弗洛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很阴沉、很虚伪，一方面又很矛盾。但是我们的男主人公既不是教士，也不是军官，而是文学史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几个人物之一，长相丑陋吓人的卡西莫多。我们对这个故事做一个简单的情节分析，可以说是三角恋或是四角恋，当然人物还有游吟诗人、流浪汉，但其实真正的主人公只有一个，就是巴黎圣母院本身。它才是这个小说的主角，才是这个小说的主人公。

1938年《巴黎圣母院》英文海报

如果我们从文本最核心的意象、人物、character和巴黎圣母院的关系来看，当然就要数卡西莫多，因为卡西莫多就住在里面。这里面有一个很感人的段落，就是这个人太丑了，所有人见了他都害怕，所以他也不怎么和其他人交流。他是个聋子，又不能说话，只能看，只能有视觉，所以小说里多处都存在着一种irony（反讽）：卡西莫多是一个撞钟人，而巴黎圣母院不仅是一个建筑，它还通过钟声向四面传播，所以在象征空间上是巴黎这个城市多重意义上的一个核心。但是这个撞钟人自己是听不见的，他是住在这个巴黎圣母院里，他被教士弗洛收养，所以对教士感激不尽，有着一种儿子对父亲般的忠诚、感激、崇敬，直到最后卡西莫多把他从城墙上推下去。所以在这个瞬间，卡西莫多同时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两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只爱这两个人。他和这个世界在人的关系上，也只是与这两个人的关系：一个是父亲一般的教士弗洛，而另一个则是他的最爱，作为美之象征的爱斯梅拉达。可在这一瞬间，两人几乎同时死去，一个是他眼睁睁地看着被绞死，一个是他亲手从巴黎圣母院上推下去。回到卡西莫多和巴黎圣母院的关系上，只有在巴黎圣母院里面他才会觉得安全，他和巴黎圣母院的关系很像婴儿和母体的关系。外面的世界是他不能理解的，当然也不能理解他。外面人所看到的他只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丑陋，他因为生理上的丑陋，断绝了外界一切的联系。只有在大教堂的封闭空间里，他才找到了家。在一个与世俗毫无关系的封闭空间里，他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情感的空间。

小说里有一个段落写得特别好，是说卡西莫多在教堂里面看着雕像，看着那些神与魔鬼的雕像，感觉特别亲切。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黑格尔在《美学》里讲，古希腊的雕塑有一种庄严和肃穆，它们触向未来的眼光对当下的人有一种无限的宽容。比如我们今天看佛像也有这种感觉，它看着芸芸众生，生、死、疲、劳，就像莫言写的那样，对当下有一种宽容。所以，对神也好，魔也好，不去评判，不苛刻。所以在这个非人的世界，不是道德评价意义上的人的世界，而是一个神的世界，或者妖魔鬼怪的世界。只有在教堂这种物质的空间、艺术的空间里，卡西莫多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人，并在这里感觉到愉快和温暖。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卡西莫多长相丑陋，智力不发达，肯定不可能是成功人士。他处于和这个世界若即若离的边缘的位置。可偏偏是这样一个人，和大教堂的亲密关系带来了浪漫派以来近代文学所特有的个人的内在与外在的关系。大教堂是一个内部的空间，卡西莫多个人内在的孤独感和他与神的关系，加强了他自身的内在性。他的内在世界是和教堂以外的外在世界对立的。在这个对立中，读者会自然地站在卡西莫多一边，自然地会认为我们和卡西莫多是一样的，而和这个世界是疏离的。哪个远，哪个近，哪个亲，哪个疏，哪一种是内心的自由和尊严，哪一种是单纯的物质性的冷漠，对比是很明确的。所以，我想强调卡西莫多虽然是一个丑八怪，但他却是浪漫派文学的一个经典形象。他不但有所谓的内在性，有道德自由，有道德自律性（moral autonomy）。他虽然是今天意义上的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人，但有着一种道德和情感上的自律性，有一种自由，在这样的意义上便有一种内在性。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浪漫派文学与它所处历史时代的关系，便在卡西莫多身上从多重意义上被确立起来了。

1982年英美合拍版《巴黎圣母院》

今天我的演讲主要围绕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卡西莫多；第二是巴黎圣母院，这两者是严格意义上的主角；第三要讲一个小说形式的问题，即时间和叙事性的问题。这本小说写的是十五世纪，出版是1831年，现在是2013年，而这里面所有的法国史，艺术的历程，是如何通过故事、形象、情节，甚至雨果自己跳出来告诉读者的。比如巴黎鸟瞰这一节就非常有名，这是雨果直接和读者说话，这是很犯忌的。今天哪有小说家写着写着，自己跳出来了，对读者说，你们都停一停，我们不讲故事了，我们谈谈对重庆是什么看法，对中国是什么看法，对艺术品是什么看法，这在小说创作上是一个比较反常的现象，但是这里面有大段大段的描述，譬如对圣母院的描述，对巴黎的描述，有对宗教史的描述，对建筑史的描述，对建筑和印刷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大段议论，都是通过一种多重的、混杂的文体来推动时间的发展，形成具有高度丰富多样性的时间的整体。就像渔网一样，撒在海里，把鱼啊，虾啊，海藻啊，全都一网打尽，并收束在一个形式的整体里。我要和大家讲一讲这里面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1982年版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

前面我已经说了一些卡西莫多的问题，大家进入这个文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和丑的问题。一般人进入文本都会发现年轻英俊的军官表面英俊，但其实是个草包，是个内心空洞的空心人，而实际丑陋的卡西莫多却是一个至真至善的人，这种道德上的美与丑的对立是一个很好的入口，但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刚才讲到了卡西莫多是一个浪漫派的经典形象，是一个有内在性的人。在此之前有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在艺术史上、文学史上出现，其最基本意义上的含义是什么？大家知道雨果是一个浪漫派作家，在浪漫派之前的古典主义，比如安格尔的作品，讲究人体的匀称性，这和室外的光线是没有关系的，光线都是人工的，是在一种人工空间里的一种理想的人物形象。室内装置也好，人物比例也好，都很协调，很完美。这个“美”是美的一种特殊定义，大家进入大学，开始学习文学和艺术，这个美就不再是日常意义上的好看不好看，漂亮不漂亮，比例是否协调，而是说美是一种哲学概念。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作品中含义在不断地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丑的进入是对美的激烈的重新定义。卡西莫多的形象对于古典主义美学是一个例外，是被美的概念排斥的，但把丑带入到美的概念的核心。通过丑的形象来理解美，美的概念内容也就有新的丰富性。我们前面讲那种自由，那种善良，那种对人的问题的挣扎也好，矛盾也好，痛苦也好，在巴黎圣母院和卡西莫多这个特殊的形态下面带来了什么呢？其实也就是带来了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过渡，或者转变。浪漫派的美的概念是把在内涵这种所谓的丑，而现代主义的《恶之花》则走到另一个更极端的丰富性。所以我们看卡西莫多这个形象，首先要看到他在艺术史的意义上、审美的历史的意义上，带来了浪漫主义时代的到来。美的概念被打开了，它的内部有了一种丰富性。那么，我们下面要问的是，既然这种新的美建立在外表的、直观的丑的基础上，那么丑在故事虚构空间的现实中给卡西莫多带来哪些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呢？我们前面讲过，一般的女孩子不可能爱他，一般的人不可能接受他，一般人把他定义在丑，这样的特殊位置使得他的存在，在世俗意义上、现实意义上被定位为一个钟楼的敲钟人，不仅是一个废物，而且还是一个怪物，是一个不能被主流社会接受的东西。但是另一个方面，恰恰是这样的边缘的、残废的、残障的、丑恶的、无法跟人交流的这样一种存在，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新的可能性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内在性。关于内在性，我们刚刚讲的是美和丑的问题。还有一个进入的角度也很自然，即爱与恨的问题。卡西莫多虽然说不出来，也听不见，没办法跟人表达，不能进入这个正常的人类社会和亲情关系当中，但是他有爱有恨。他的爱和恨都非常的明确。他爱教士弗洛，爱这个吉普赛女郎，最后恨这个教士，并把他推下了圣母院。他的爱与恨的关系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他的情感的激烈程度和明确性带来非常直观的启示，即在这样的行动当中，我们重新理解了一种叫作“道德行动”（moral action）或者“道德自律”（moral autonomy）的概念，即一个人是在他的情感和行动的构成当中来明确自己内心的自由和内心作为人的尊严。当他敢于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这个人才作为“人”出现了。由这样的选择所确立的价值和自由，与外在的形象形成了一种新的紧张关系，一种新的张力。这样的一个包含了内在和外表之关系的整体，是我们谈论美的问题，或者形式问题的一个新的基准线，而不是简单只是说我们来读文学、看艺术作品就是我们期待的“好看”这样一种美。所以，一旦进入文学，一旦进入美术，一旦进入美学这样的问题，美的问题反而是一个不能想当然的、直接的去谈论的问题，他只能以分析的方式从内部把它打开、把它化解成一系列其他问题来研究。这种问题的特殊的、多种多样的组合方式给我们带来了关于美的问题的不同解答、不同的讨论可能性。所以从卡西莫多这个形象开始，他在对爱与恨，忠于谁——他是忠于传教士呢？还是忠于他所心爱的人？——的问题时，最后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选择：把一个人置于死地，而另一个人虽然他救不了，但他却愿意跟随她去死。所以这样一个选择就是在浪漫派时代，或者启蒙之后的时代个人内心对外在权威的拒斥，这是启蒙时代最简单的定位——不要让外在的权威指引你内心的行动，和对自己作为人之自律性与对尊严的理解。卡西莫多实际上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以他的行动证明自己不但是人，而且还高于其他的人。卡西莫多因为他的丑陋，他的残障，被作为一个小孩、一个怪胎。社会在最仁慈的意义上把他作为一个小怪胎，一直把他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这是他和社会的关系。但是这样的一个人，最后却从一个像是低于人的的范畴中挣脱出来，通过艺术的情节，通过艺术的叙事意义上的行动，确立了自己内心的明确性。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典型的浪漫派文学的形象。所以《巴黎圣母院》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浪漫派文学的几部最伟大的经典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卡西莫多这样的一个人，最后达到自由、尊严和内心的确定性。

巴黎圣母院

卡西莫多在小说里流过两次眼泪。第一次是在刑场，吉普赛女郎喂她喝水，他感动于人有这样的善，这是一种基本的感动。第二次不是感动的眼泪静静地从眼里流出，而是号啕大哭，眼泪像是汪洋大海一样。这是因为他看到两人都死了，一个是看到爱斯梅拉达被绞死，一个是他忽然决定把教士推下圣母院去，就是父亲和爱的对象同时都没有了。这是他的两次非常戏剧性的升华，一次我们看到他的内心世界，第二次看到他的道德或者精神——moral这个词有时并不能翻译成道德，而是他的精神世界的完成。流泪是内与外的打通，里面的东西形诸于外，变成眼泪让我们看到。文学把被丑这个概念所封闭的人们没有办法去看到、没有办法去听到、没有办法去感触到的东西，通过这样的行动，通过巴黎圣母院，通过巴黎，通过起义，通过救人，通过爱，通过死这一系列高度戏剧性的行动把内在性提了出来，这是卡西莫多文学形象上的一个基本设置。最后，这样的形象反而使雨果把人的内在性，比如反思能力、自省能力、自由、精神决断力，把这些东西和一种没有思想性的外在性对立起来。卡西莫多反而是浪漫派意义上内心的代表，而那些聪明人，从国王到贵族、到游吟诗人、到军官，那些语言的世界反而是一种外在性。卡西莫多内在情感是一个面，卡西莫多的内心这个情感又被大教堂进一步明确化，这个大教堂规定了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浪漫派的文学是站在内在性的这一面上，在这个意义上，在我们谈卡西莫多时可以看得非常明确。所以中文的避护所（sanctuary）就是指这个大教堂。大教堂把这个女孩救进来，严格来说，世俗的力量不能进来，贵族不能进来，一般的人更不能进来，而罪犯也好，病人也好，在其中是受到保护的。这是被神的世界保护起来的地方。所以卡西莫多把爱斯梅拉达救出来，一边救她一边大喊 “sanctuary! sanctuary!”避护所是套在这个情节里来讲的，在喊出来时它实际上是在说明，这是内在，那是外在，这是内心，是逃向内部的世界。

卡西莫多就先讲到这里，下面我想讲一下巴黎圣母院，这个小说真正的主人公。我们刚刚讲巴黎圣母院是个建筑，怎么理解这个建筑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呢？它不说话，它就站在那，它是一堆石头，它怎样变成主角了呢？很简单，就是雨果在替它说话。雨果这个浪漫派作家变成了大教堂的影子。具体的写法虽然是一种浪漫派的、激情澎湃的发议论、发牢骚，有的时候有点滥情，有时候有点主观，等等。但是，他的基本文学技巧反而非常现代，或者说非常当代，这就叫allegory（寓言式的）写作。把人的意识套在物的视角、物的情境，把人的世界投射到物的世界，赋予物以人的语言。这样就带来一种新的叙事经验和记忆的可能性。中国有一句谚语叫做“肺腑而能语，医师面如土”。病灶若自己能说话的话，比如肚子会说话，说它这疼那疼，有什么问题，那医生就不要干了，因为医生要么误诊，要么只看了七八分。问题是我们看不到“里面”，问题本身不能说话，我们只能通过各种各样外部的表征去分析、去判断，根据知识、程序，这里面就会产生很多误差和失误。问题难就难在这个东西本身，这个对象本身的语言。语言是意识和主观性的表现，而对象世界本身没有办法将自己直接作为寓言。寓言式的写作方式就成为了最基本的一个文学设置。

今天我最喜欢举的例子是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比如说，这个世界最有力量的因素是市场，是经济，是物质生产，是流通，是资本，是商品，但是一般人不太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简单地说，如果商品会说话，它会说什么？这是马克思《资本论》里的一个文学设置。资本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我们的生活都被这个东西所左右，但是你说资本在哪？什么是资本？如果要进行分析的话，这是政治学，那是经济学，这是意识形态。你怎么说？你是从剥削关系进入呢，是从异化这个问题进入呢，还是从剩余价值去进入？所有的东西都带来一种叙事上、分析上，或者被一种语言所结构的界定。但是如果商品自己能说话，这不是科学分析上的表述，但是文学可以做到这一点，比方说最简单的一个商品，今天我穿的这个衬衣。如果它能说话，这个纽扣说“我是在香港做的”，布料会说“我的前身是棉花，是在埃及种的”。这个衬衣说它的设计者在米兰，说“某一天我在泰国，或是斯里兰卡的血汗工厂里被拼在一起了，然后又运到新加坡、上海，进了一个精品店，身价从10美元忽然变成了100美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值钱了。后来有一个人过来把我买走了”，诸如此类。“然后我的同伴给我发微信说‘你在哪呢？’‘我被中国白领穿上了。’‘我在纽约呢！’‘原来我们都混得不错！’”这个衬衣的故事就告诉你整个资本的流程，国际生产分工的内部运作，从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到不平等，到过度消费，到时尚。让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来讲这个故事不一定能讲得这么完整，比如说用报告文学讲今天的世界，讲劳工问题、全球化问题，不妨找到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可能是个商品，也可能是一个打工的小伙子，从农村来到城市。欧洲所谓的成长小说，狄更斯、巴尔扎克、福楼拜写的很多年轻人进城，到巴黎或者到伦敦，他的发迹史，或者失败史，或者异化史，或者自我迷失史，或者个人奋斗史等等，带出来整个时代的秘密。整个世界内部的关系通过一个人的历险、冒险而被揭示出来。这个巴黎圣母院，和刚刚我们讲到的商品的历史，和《红与黑》里面于连的个人奋斗史的不一样之处在哪里呢？它不动，它就站在那，它没有时间性，像是拍电影，外面的世界风云、季节、时代都在变，而它是站在那里纹丝不动，以不变应万变。恰恰是这个以不变应万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叙事角度，这个“人物”之所以能帮我们打开时间和经验的丰富性，恰恰是在于这个以不变应万变上面。但如果我们细看下去，这个不变的内部还是有很多变化的。

比如央视前段时间拍过大型纪录片《故宫》，还拍过徽商、山西的民居等等假如我们想象这个故宫以一种央视播音员非常造作的、低沉的男音叙说故宫高于时间。一方面，你会认这个故宫物质上的存在相对于“城头变幻大王旗”，近几十年来的起起落落，它是一个不变的、稳定的东西，但是你再仔细看下去，就会发现它的变化极大，不知道是哪时候、哪个大殿被烧毁过，哪次又被农民起义给攻下来了，被英法联军给杀进来了，或者一部分破败了、倒塌了，又有一部分大修了，有一天游客很多了，其中有一部分星巴克又进去了，或是哪个地方又变成私人会所了……所以，你会发现在不变的前提下，不变的内部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变化，变与不变这个独特的辩证法、矛盾的统一体就变成了很好的叙事角度。巴黎圣母院作为小说的一个人物，它与具体的时间、历史、经历、矛盾性的关系并不比我们想象中的于连怎样从外省到巴黎，怎样跟贵夫人睡觉，怎样想成功等等经历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寓言式写作是最基本的叙事装置。

下面分几点讲讲这个大教堂。首先是bird’s eye view（鸟瞰）。圣母院是巴黎的最高点，十五世纪的巴黎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巴黎是非常不一样的，巴黎在十九世纪时候经过了很大的城市改造。在此之前，雨果告诉我们还有种种时尚也对中世纪的巴黎进行了无情的摧毁，就像中国现在的拆迁，到处在拆，到处在挖。《巴黎圣母院》中有大段大段的描写，这块石头非常好，是很老的一块石头，被弄成一种建筑的新时尚，变成一种新风格，用文艺复兴式的东西代替中世纪的东西，用巴洛克的东西代替文艺复兴的东西，又以古典主义的东西代替巴洛克的东西。对所有的这些变化，雨果非常的不以为然。在这个意义上，雨果是绝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认为新的东西就是滥俗，是时尚，是没有品位，人们就是这么不懂得珍惜老的东西。老的东西才真的好，中世纪的巴黎才真正是最美的巴黎，而现在的巴黎是非常丑陋、非常杂乱的，让人觉得非常可惜。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在今天的中国并不难理解雨果的态度，对老北京有感觉、有留恋的人都觉得再现代化的东西都是一堆破烂。哪儿都可以盖这样的楼，但是如果当时的城墙还留着，那才叫好。这虽然是反动言论、反进步、反发展，但是我们都理解。这样一种非常执着的眼光所看到的是一个老的东西，老的眼光所代表的是一种审美、一种稳定、一种和谐，是与一般简单的、进步的观点形成的鲜明对比。这是巴黎圣母院自身作为一个存在的意义。它既是一个时间的见证，也是它的受害者，但又超越了时间的这种变化。所以说这样一个矛盾意义上的综合体，它在自身的劫难或是自身幸存的之中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物质的记忆，是一个实体性的、物质的、记忆的载体。这非常好理解，没有任何复杂的问题。

第二，因为它最高，站在巴黎钟塔上可以看到巴黎城。雨果最美的描述往往就集中在这些段落，好几页，脱离了故事，脱离了文学性的描写，变得像论文一样的建筑史、城市史、政治史。他和你讲这个老城叫大学，叫city，就是塞纳河中间的一个核心岛，像长沙的橘子洲头式的一个东西。巴黎最核心的东西是在这个小岛上面，一点点扩展，向这个方面变成什么，向那个方面变成什么，塞纳河的左岸是什么，右岸是什么。城市格局的改变让我们就看到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就像今天的高速摄影（time lapse）。我们一个钟头拍一张照片，把它连成一个电影。电影一般是一秒钟二十四张，老电影速度慢，但是如果我们很慢很慢，一天一张，或者一个礼拜一张，把一千年拍成一个二三十分钟的一个纪录片也许就看到变化。这个变化在巴黎圣母院的顶上鸟瞰是一幅画面。这样时间就空间化了，而空间又时间化了，由此产生的对意识的冲击就自然而然地带来一种“浪漫”。什么叫romantic？Romantic并不是我们一般翻译的罗曼蒂克，谈谈吉他，唱唱小夜曲，给爱人献花，不是这个意思。浪漫的意思是一切都打开了，它有巨大的丰富性、巨大的多样性。内心的冲突冲垮了一切条条框框，但是人这个概念在里边敢去感觉到他能把这个一切承受下来，而承受一切的这个人的内心和意识是一个浪漫的个人。他没有外在的权威，他唯一的内在的权威来自于一种内在的高度的不稳定性、可塑性、可变性、矛盾、黑暗、阴郁、保守。所以浪漫派的文学往往是对那些很阴沉的东西、很变态的东西、很出格的东西的审美迷恋。我们日常语言中的浪漫派就有一点点这样的意思，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波西米亚人、嬉皮士，这个人是很不合常规的，确实有一点。但是首先浪漫派的最大特点是大，是内在的丰富性，雨果刚好是浪漫派的很好的诗人。雨果在法国浪漫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个诗人的地位一点也不亚于他作为小说家的地位，他作为戏剧家的地位也非常高。另外在政治上，他也非常有影响。他是一个流亡者，反对专制，是一个进步的中产阶级，布尔乔亚阶级在道义上的形象。他将近十几年流亡在英国的泽西岛上。如果说第一点强调的是巴黎鸟瞰这个叙事角度带来的形式，空间和时间的关系，那么第二点则是我刚刚讲到的一系列变化，多样性在这一大堆石头上留下的印记，也就是所谓的沉淀。

巴黎圣母院美丽的花窗

第三，雨果既承认变的不可逆转的力量，又对不可抗拒的历史变化抱有强烈的抗拒心理。这是作家和他的时代的一种基本关系，既是对变的注册，另一方面又要抵抗、抗拒这个变。所以大教堂就变成内心的冲突、纠结的情感和精神状态的外在化。这是大教堂存在的一个文学理由。关于变有一点我想讲的是，小说提到巴黎圣母院是一个中世纪建筑，而所有的中世纪建筑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地下的部分和地面的部分一样伟大。你看到的只是地面上的那个巴黎圣母院，却忘了任何一个像巴黎圣母院这样的中世纪建筑，在地下同样的大。中世纪的建筑都是齐腰被埋在土里，它底下的地下室，地下宫殿往往都是用来关押犯人的，很阴森，没有光，这也让雨果心醉神迷。他这种对地下世界的迷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浪漫派对时间的理解。那么变这个问题从大教堂的建筑史意义上，读出来的是什么味道呢？它首先是decay（腐朽），任何事情都在逐渐腐烂，而石头是最能抵抗这个腐蚀过程的，但它对一种东西同样防不胜防。它可能比木头，比有机物更强硬一些，但它却难以防御人带来的损害。所以有一句话是说人则愚不可及，建筑时时刻刻在提醒人是有多愚蠢，这一代又一代人对巴黎圣母院的改建叫“老鼠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越弄越差，越弄越烂。老的东西多好，这个大教堂，它能站在这里，它就在提醒我们人自身是多么的愚蠢。愚蠢的包括文艺复兴，包括启蒙，包括所谓的资产阶级文明，这一切相对于中世纪的天主教大教堂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琐碎的、肤浅的、庸俗的，给人带来的只是一种摇头叹气，表示人真是不懂得珍惜好东西。但这个让雨果觉得愚不可及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建筑师？他把建筑师骂得狗血淋头，但实际上我们会逐渐看到，这里头带来变化的中介、变化的代理人和执行者，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大众。从大教堂可以看到整个巴黎，我们前面讲到大教堂带来的是内部的多样性、矛盾性。从大教堂看到的巴黎作为一个城市的矛盾性又体现在哪儿呢？一方面是它的伟大，它的感人，它的美。因为我们看到，巴黎鸟瞰到的事物诸如很多的炊烟早晨从这边升起来，那边市场上熙熙攘攘的人开始推着车卖东西，那个地方大学生在念书，这个点是所教会，这是流浪汉的地盘儿，那个点是贵族的城堡，那个地方是市民阶级的据点，等等。

巴黎圣母院

这种多样性看上去有一点sublime，这个概念中文译成“崇高”，这是让人觉得无可奈何的一个误译。Sublime不是崇不崇高的意思，因为崇高带着一种道德评判，而sublime就是让你觉得多、大，让你受不了，让你觉得震撼。什么叫sublime？就像自然界的雷霆万钧，吓得原始人认为这上边肯定是有个神，让人膜拜它。自然的力量就是sublime,一场暴风雨、一场海啸、地震。Sublime带有一种恐怖的东西，而这种恐怖一方面让你觉得压垮了、陷于崩溃了，另一方面又让你觉得这是一种形式、启示、美。这个美不是像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美，比如回到家里，壁炉升起来，坐在沙发上，拖鞋都烤暖和了，喝着酒，看着壁画，然后觉得自己生活很不错。还有法律保护，私有产权，就是觉得这个日子真是自得其乐的享受型的美。相对于这种美，sublime更像是巴黎圣母院书中写到的流民起义、暴动、一帮乞丐攻打巴黎圣母院，那种场面，然后一个丑陋的钟楼敲钟人拼命要把乞丐击退，但这又是基于一种误解，乞丐是要来救爱斯梅拉达的，可是敲钟人以为他们是来抢她的。所以他一个人拼命死打，死伤无数。而国王的军队真是来抓吉普赛女郎，要把她绞死的，但卡西莫多却以为援军到了，于是“啊……”地欢呼，特别高兴。整个的混乱、误解、反讽、错误，加上各方力量的盲目行动，彼此之间乱七八糟、一片混乱，在这里边看任何一个局部都会发现是混乱的。但是整个看像是什么呢？这其实是小说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所有的电影版——如果你们去看所有关于巴黎圣母院的电影，都把后半部分的乞丐攻打圣母院的画面大拍特拍，这在电影史的视觉效果上就是一个奇观。

1650年的巴黎圣母院

这种场面就叫sublime，它根本不是美，不是像威尼斯、佛罗伦萨这类很美的城市，它是一片混乱，但是它的多样性，这种恐怖、混乱、能量被写成了一种狂欢节。狂欢节就是你表面看它没有任何的秩序，但整体来说它又是有条不紊的。所以狂欢节是混乱和秩序的一个矛盾体，而从巴黎圣母院看下来的巴黎也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这背后的因素，第一个是大众，是芸芸众生。它既是一种肯定的力量，因为是这样的大众攻打巴黎圣母院，而国王在巴士底狱决定要不要镇压（当然是毫不犹豫地要镇压）。十五世纪时国王在巴士底狱说：我们要镇压民众，不许这些老百姓造反，我们要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王朝的权威。“朕即法律”，这是路易十四的一句名言。而读的人却是在1831年读，法国大革命中攻打巴士底狱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所有的读者在读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解释就知道雨果在写什么。那个时候的国王以为民众是可以打下去的，可是今天国王已经被砍头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很简单地讲，巴黎圣母院的时间性是说，站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去写法国大革命以前的事。在十五世纪时，面对的那种sublime thing, 那种崇高的、混乱的、不可预料的未来，在读者阅读的是过去，是一个已经经历过的过去。雨果并没有凭一种很简单的角度，比如站在自由主义这边，站在中产阶级这边，站在市民社会这边去做一个评判，那样的评判就很没有意思。他是把大众的近代化革命所带来的过程理解为一场狂欢节意义上的呈现。这既是一种英雄的、史诗般的人，包括像卡西莫多这样的人，他是被侮辱的受害者，出于底层边缘。这个人要获得自己的生命，要自己尊严和自由，而另一方面这又是一场让人非常遗憾的庸俗化、负面意义上的大众化、趣味的堕落和价值的混乱，所以是一个矛盾体。因此，浪漫派的作家在这里不是做政治意义上的判断，而是带有一种诗意的，戏剧性的艺术意义，把所有一切包括进来，尽收眼底，并给它赋予一个完美的故事，一个爱情故事。爱与死、爱与恨、美与丑，变与不变，这一切的问题有一个所谓的“coherence”，即它是一个井井有条的故事，但故事下面的质料、内容却是高度混杂的东西。人的意识，面对这样的现实，并不是要把它梳理成一些简单的教条，比如要知识进步，反对复辟，或者说支持发展，反对贫困等等，而是说这一切都带有一种怜悯性。

国内一般说雨果是人道主义作家，这不错，但是人道主义被单纯地讲成人道主义立场就过于简单化了。我觉得这还是要用文学，用艺术，用诗，用悲剧，用史诗这样的文学范畴去理解，文学怎样把这样的矛盾体变得统一，这是我们第三部分要讲的。我前面讲的一点是说，变的后面是有它具体的历史因素的，这个变化有真正的具体的代理人，而这个代理人在历史上的含义是高度含混的、不明确的，它既是最好的东西又是最坏的东西，既是最美的东西又是最丑的东西，既给人带来希望，又让人感到绝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也是这样讲资本主义社会的，说资本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东西，发达的生产力，科学、技术、产品、商品的丰富性，在短短的一二百年里面带来了人类过去几千年做梦都想不到的财富，有自由、有个性、有创造力等等。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最坏的东西，人类从来没有这么堕落过，这么见钱眼开、恬不知耻，这么为了利润不顾一切，对环境、对人、对家庭所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损害，所以说它既是最好的东西又是最坏的东西。雨果当然不是马克思，他对政治经济学不感兴趣，但他从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的角度，同样把握了这种正面与反面的关系。而我们前面讲到大讲堂是一堆石头，其中既是变化的记录又是对变化的拒斥，拒斥带来的是一个不变的概念。没有不变的东西，但不变是一个概念，人是希望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变能带来新的东西、带来意想不到的东西，带来未来，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对变是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这是对的。但另一方面，如果问到底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希望任何东西都在变，有些东西我们希望是不变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事。那么，不变在大教堂里的具体含义也很明白，它是根基，一半在下面，一半在上面。上面是大家看到的，而下面的东西是不知道的，是黑暗的、阴暗的，是地下的，是根和基础，是集体性。中世纪的建筑，它的根基在下面很深，多半在地下，上面的只是肤浅的一个表层而已。所以巴黎圣母院的变与不变，就像一棵大树，我们看到的文明只是上面的枝枝叶叶，而下面的才是树干。

维克多·雨果

文学史上对雨果的研究有很多人指出，雨果对大教堂的爱十分深厚。没有这么深厚的爱，他不可能这样去骂巴黎；没有对大教堂的这种爱和迷恋，他不可能花好这么多笔墨去表达任何想把它变得现代的企图都是非常可耻的。但雨果在讲这个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呈现出了作者的政治无意识，他以为自己写的大教堂是美、是形式、是表，但是他无形当中流露出的是对法国文明、对天主教的宗教仪式、精神世界、价值体系的迷恋，他希望这些东西是不变的。大家知道，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雨果他是写了一封非常严肃的控诉信的。他说欧洲人是野蛮人，竟然能把如此文明的一个皇家园林付之一炬。在这个意义上，雨果确实是有一种良知的，他敢于批评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明。但另一方面，他在批评的时候怀有的恰恰是对自己文明的一种自豪感和认同。这种感伤主义的浪漫的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也体现在巴黎圣母院和巴黎城中。这就是法国，就是天主教，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文化、艺术，这些东西是不变的。所以一方面我们欣赏他的艺术的力量，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想象，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瑞士人读的时候，也会觉得雨果骨子里是一个法国文化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家园、集体性、传统是如此的迷恋和坚信。总之是有基础、根基、集体性和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就是说巴黎圣母院有一种纪念碑性的意义，有超越时空的多样性、多元性。 可以看到，巴黎圣母院中群体写得很多，主角个体写得不多，例如吉普赛女郎、卡西莫多，但是群体写了很多，像流浪汉、乞丐、国王、贵族、教士、学生、游吟诗人、商人等等各个阶层。他像城市社会学一样对城市集体性和阶层有一种不自觉的考察。而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多元性的集合带来了巴黎超越时间、超越变化，超越此时此地、一时一地的灾难和灾变，因为他是一个太多元、太混杂的东西。我们说，为什么中国历尽劫难还在这里存在，西方人经常不能理解，觉得凭任何一种经济学原理、社会学原理还有政治学原理来说，中国早就该完蛋了，怎么还在这存在着。最简单的文学式回答是，就凭我们内部的乱七八糟。没有任何一个系统可以把这个整体变成单纯单一的东西，借用生物学的说法就叫做“生物基因多样性”。因为内部的大杂交，这个被消灭，另一个又起来，所以一种毒不能单独克杀它。精英层衰落了，民众可以有一种彪悍的民气，把老百姓压下去了，可能知识分子又起来了，或者城市不行了，农村还在，等等。雨果眼里的巴黎、法国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乞丐攻打圣母院的混乱场景。我小时候看《巴黎圣母院》电影的时候就很纳闷，觉得这个作家怎么对这么混乱的东西有这样的胃口，如此乐此不疲、津津乐道。想想看，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卡西莫多因为误解和乞丐发生冲突，起义者被一个丑陋的敲钟人殴打，死伤惨重，又是烧化的沥青、砸石头，还有火。但是雨果写这个却像写一个狂欢节一样，原因就是多样性、多元性，这样的一种混乱的能量本身就是巴黎。不把这个东西写出来，而只是说巴黎圣母院是美的、是文明的，那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种能量也是大众。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大众是巴黎圣母院背后所记录的庸俗化的、一代不如一代的审美口味的堕落，后面是有一个大众的手在指挥的。但另一方面革命也是大众的。把他们混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说成是masses——群众。巴黎的日常生活是永远在继续着的。当卡西莫多第二次流泪，看到吉普赛女郎死了，然后自己又把父亲一般的教士推下去。这个时候一切都完蛋了。他自己也是生不如死，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死了，虽然他还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所以小说尾声里说找到了骨灰，两个人抱在一起，一旦被分开就立刻变为灰尘。这是浪漫派文学式的一个结尾。

巴黎圣母院

但在小说悲剧式的结尾中，小说的画面就像电影中摄像镜头忽然升高，又去拍巴黎的炊烟起来了，太阳升起来了，展现巴黎混乱多样的场景。送奶的人来了，买东西的人来了，人声鼎沸，一会儿钟声又要响起来了。这个巴黎和前面的城市史的论文式的刻画又交融在一起。就是说巴黎永远向前、永远存在，永远以这样一个方式存在，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或者征服这样的大众、日常生活、生命、人群自身的能量和它的必然性。大家知道小说里面有个古希腊文∏επρωμένο，中文译为命运。正是看到墙上刻着的古希腊文，让小说家想写这个故事。把它译成“命运”是有点问题的，古希腊文事实是有点“必然”的意思，当然也有点命运、宿命的味道，就是说有些事情你想让它发生它也发生，不想让它发生它也早晚会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点宿命的味道，但其含义实际上是“不可避免”。人的愚蠢和贪婪是不能避免的，人被欲望指示去做那些盲目的事也是不可避免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另一方面生命往前走也是不可避免的，自由、尊严、革命都是不可避免的。所有这些不可避免的因素在巴黎圣母院这个空间里撞击，而小说《巴黎圣母院》给叙事提供了承载物。所有的东西不管怎样都在这个故事的空间中呈现出来。

下面我们就过渡到最后一点，有关时间和叙事性的关系。这里面一个关键的过渡和文化史有关系。大家知道有一章的小标题就叫做：“this will kill that”,中文翻译是“这个会杀死那个”。什么会杀死什么？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一个是石头的书写，一个是文字的书写。弗洛一手指着巴黎圣母院，一手指着一本书——可能是《圣经》，他跟国王说：这个会杀死那个。什么意思呢？雨果自己的观点就是说，人类历史一直到中世纪为止，书写是以石头做文字的。每个石头就是一个字母，然后垒起来就变成了一个句子，句子加句子就是一篇文章、一本书，这就是巴黎圣母院，就是巴黎。物质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是一块一块石头累积起来的，人是用石头来书写的，是用建筑来书写的。建筑是人的经验和思维的记录。可是到印刷文化起来以后，人开始看书了，看书了人就变聪敏了，或者变得抽象了、颓废了，人就会一点一点把用石头书写的文字抹掉。那个东西太愚昧了、太陈旧了、太沉重了，这个更快，这个更有变化、更复杂、更抽象、更理性。所以“这个会杀死那个”，近代文明会杀死中世纪文明、古典文明，这说的是一个古代和现代的变化问题，是一个抽象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不只是一种从石头的书写到印刷书写的一个变化，这个背后的变化在读了《巴黎圣母院》后我们会很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还有一层意思是从神学、从宗教上来说，宗教领袖也是部族领袖，最高的上帝权威是一个宗教性的东西、神学的东西。但在权威向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印刷文化带来的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知识的传播、观念的传播、信息的传播。每个人，他只要能够进入印刷的世界，他马上就能够进入到观念的世界，他就是一个理论上的自由平等的、有能力的、可以参与意见的、可以投票的、有政治含义的一个社会的人，而不是以前在芸芸众生意义上的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或者是一个奴隶、暴民。现在人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个体，这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

巴黎圣母院16世纪画像

所以这个小说在时间和叙事的关系上有这么几层意义。第一是不可避免性，第二是循环性，它是一种不断地反复出现、一种循环的东西。某种意义上，这个小说的大循环就是从巴黎圣母院开始，经历故事，一切归于死灭，或者是以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方式归于沉寂。这个沉寂的过程包括革命、暴动、爱情、死亡等，但最后又回到巴黎圣母院。我们知道，在第二个回来的时候，城市的内部留下了许多的伤疤，产生了很多新的东西、新的记录。这里文字已经进来了，意识、理性、民主、个性也进来了，所以新一轮的变化又在巴黎的街道里开始酝酿，就像蚂蚁在自然的环境中不知道下一刻会出现什么那样地处在变化中。但这样的过程又是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循环的东西。统摄这种不变与变节奏的就是命运，或者说是必然性。

本文根据2013年10月11日张旭东教授在重庆大学博雅讲座演讲的录音整理而成，未经演讲人审阅，问答环节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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