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藤井省三、林敏洁：鲁迅与莫言之间的归乡故事系谱 ——以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为辅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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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莫言所受到古今中外作家的影响之中，鲁迅的影响可能是最深刻的。鲁迅发表《故乡》以来，现当代中国作家络绎不绝地成为或完善着归乡故事的系谱。莫言的一些作品可以看出鲁迅的《故乡》《祝福》《在酒楼上》等关于归乡省察的主题和小说模式的影响。但是在归乡系谱里，莫言的写作除了运用他自己的深刻农村经验以外，还大胆地采纳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等要素。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教授认为，这使莫言的写作达到了很高水平，且与鲁迅有所不同。莫言让农村妇女对叙事者的男人讲她自己的经历和心理来揭露中国农民的苦难史。在本文中，藤井教授以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为辅助线对比了鲁迅和莫言的归乡故事。

本文发表于《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5期和2014年第6期，收录于刘云虹、何宁、吴俊主编《南京大学“文学跨学科国际合作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收录时有所删节，本文推送的是删节版，特此感谢！

藤井省三

林敏洁

鲁迅与莫言之间的归乡故事系谱

——以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为辅助线

一、莫言与鲁迅

莫言自少年时代开始就酷爱阅读鲁迅的作品，他本人也常谈及自己从鲁迅那里所受到的影响。相关资料中，2006年12月19日莫言访问鲁迅博物馆时与孙郁馆长的谈话整理而成的《莫言孙郁对话录》（登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0期）尤为值得关注。孙郁不仅是一名著名的鲁迅文学研究者，还是位聚焦于莫言作品的出色的文学评论家。面对如此合适的谈话对象，莫言畅谈了自己的鲁迅观，这段对话的文字记录足有14页之多。

     莫言                        鲁迅

二、莫言与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莫言的小说中经常有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子，《辫子》[1]这部短篇小说便是如此。

2006年莫言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发表，其中一部分也直接引用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文字。可以说这些文字强有力地证明了莫言的创作深受《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响。

不仅如此，在被称为莫言归乡小说系列中最令人费解的《怀抱鲜花的女人》中，穿着红色皮靴的女性作为女主人公登场了。这种靴子正是“托尔斯泰笔下那些贵族女人所穿过的”[2]，也就是《安娜•卡列尼娜》中在俄罗斯贵族女子之间风靡一时的靴子。

《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也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进行解读。1861年皇帝亚历山大二世颁布了解放农奴的法令，俄罗斯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小说描写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一种是以大都市莫斯科、圣彼得堡为舞台，以贵族高官之妻安娜的不伦之恋为代表；另一种则是以农村地主家庭为舞台，聚焦于18岁的公爵之女吉提的婚姻生活。安娜有一个8岁的爱子，可以推断她当时的年龄大致为二十七八岁。

《安娜•卡列尼娜》

作者:（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20-09

鲁迅在青年时代就对托尔斯泰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创作的论文《破恶声论》（1908年12月发表）中表示，与当时席卷中国文化界的“恶声”相比，托尔斯泰的“忏悔”更符合自己的心声。此后，《藤野先生》（1926年10月执笔）等作品 也提到过托尔斯泰。1928年，鲁迅在由自己主编的文艺刊物《奔流》的第1卷第7期（1928年12月出版）上，推出了托尔斯泰诞生100周年特集。特集主要通过对日译本的重新翻译，介绍了当时俄罗斯、欧美各地对托尔斯泰的最新阐释，还附上了篇幅很长的《编校后记》[3]。这篇《编校后记》主要参考了友人赵景深的信件，介绍了法国戏剧版《安娜•卡列尼娜》的演出内容以及1885 年小说法语版的发行。《编校后记》还提到了世界各地纪念托尔斯泰100周年诞辰的情况。

从这本编校后记可以看出，在日本刊行的《托尔斯泰全集》六十一卷（托尔斯泰全集刊行会，1924年初版）中，鲁迅购买了六卷，据鲁迅藏书目录可知，这六卷分别是第二十八、三十、三 十九、四十一、五十、五十三卷[4]，恰好该全集二十五至三十卷中收录了《安娜•卡列尼娜》。因此，鲁迅应该断断续续地读过 1924年日译版《托尔斯泰全集》中《安娜•卡列尼娜》的三分之一篇幅。在日本，这部全集刊行之前，濑沼夏叶和尾崎红叶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于1902年9月至1903年2月在《文薮》杂志上连载。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很多全译本、节译本和摘译[5]，鲁迅或许也阅读过其中的部分内容。

事实上，鲁迅晚年的两封信件都曾提及《安娜•卡列尼娜》。其中一封是1934年10月31日写给翻译家孟十还的信。

上次的信，我好像忘记回答了一件事。托翁的《安那• 卡列尼那》，中国已有人译过了，虽然并不好，但中国出版界是没有人肯再印的。所以还不如译A. T.的《彼得第一》，此书也有名，我可没有见过。不知长短怎样？一长，出版也就无法想。[6]

根据《鲁迅全集》的注释，翻译得“并不好”的《安娜•卡列尼娜》中译本指的是1917年8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由陈家麟、陈大镫译的《婀娜小史》，A. T.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83—1945)的缩写。另外一封是1936年5月4日写给青年版画家曹白的信。

《死魂灵图》，你买的太性急了，还有一种白纸的，印的较好，正在装订，我要送你一本。至于其中的三张，原是密线，用橡皮版一做，就加粗，中国又无印刷好手，于是弄到这地步。至于刻法，现在却只能做做参考，学不来了。此书 已卖去五百本，倘全数售出，收回本钱，要印托尔斯泰的《安那•卡莱尼娜》的插画[7]也说不定，不过那并非木刻。[8]

鲁迅晚年翻译了俄罗斯作家果戈里的代表作《死魂灵》，当时他参考了日译本，将德译本转译成中文。这项翻译工作始于1935 年2月，于同月5月出版了第一部，而鲁迅在翻译第二部的过程中即翌年10月去世。这部小说的版画插画集《死魂灵图》在俄罗斯早已发行，1936年7月，鲁迅自费出版了此书。从他给曹白的信中可以看出，鲁迅自费出版果戈里的《死魂灵》插画集后，又考虑自费出版1914年在俄国发行的《安娜•卡列尼娜》插画集。从鲁迅1934年给翻译家的信中可知，17年前中译本《婀娜小史》 “并不好”，既然如此，鲁迅应该不仅看过《婀娜小史》，而且很有可能读过日译本或者德译本的《安娜•卡列尼娜》。而既然提到打算影印俄罗斯刊行的《安娜•卡列尼娜》插画，说明他对小说本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顺便提一下，日本《妇人之友》于1918年1月至1918年12月连载了《安娜•卡列尼娜》的绘本。

虽说鲁迅对《安娜•卡列尼娜》如此感兴趣，但他的小说却几乎看不到受该作品影响的痕迹。从这一点来看，莫言与鲁迅大不相同。但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两者皆创作了一些归乡题材的短篇小说。下面，我们将对鲁迅和莫言的归乡故事进行比较。

三、鲁迅归乡故事中的女性们——《故乡》中的“豆腐西施”与《在酒楼上》中的“阿顺”

在鲁迅的归乡故事系列中，叙述者经常在故乡与令其记忆深刻的女性重逢。

在动笔写作《故乡》三年后的1924年2月，鲁迅用九天时间 连续创作了归乡故事的第二篇《祝福》及第三篇《在酒楼上》。《在酒楼上》中的叙述者在归乡之时，顺路到“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的S城——大约十年前他在此城做了一年的教员——去了昔日常去的酒楼，在二楼偶然和学生时代的友人，也是教员时代的同事吕纬甫时隔十年再次相遇，听了吕在S城的归乡经历。[9]由此，围绕着归乡主题，第二叙述者登场，展开了剧中剧。吕纬甫的归乡目的，是遵从母亲的嘱咐，迁移夭折弟弟之墓并且给昔日东邻船户家的长女阿顺送剪绒花。但是在弟弟的墓中未见一块骨骸，船户家的阿顺也因肺结核去世了。

据吕纬甫所说，阿顺虽然“长得并不好看，不过是平常的瘦瘦的瓜子脸”，但“独有眼睛非常大，睫毛也很长，眼白又青得如夜的晴天，而且是北方的无风的晴天，这里的就没有那么明净了”。在鲁迅的作品中，阿顺被形容为眼睛最美的女性。而且因为她能干，想要娶她的男人也应该很多。听附近柴火店店主的母亲说，和阿顺订婚的对象“实在是一个好人”，这个男人用“撑了半世小船，苦熬苦省积起来的钱”支付了大笔的聘金给阿顺的父亲。这个婚约是按照当时的习俗考虑门第而决定的，在支付大笔聘金这一点上，和《祝福》中贺老六与祥林嫂的买卖婚姻具有同样的 性质。而且按照当时的伦理纲常，丈夫与阿顺直至成婚当日才能相见。

实际上，吕为了从故乡“搬得很干净”而于前年返乡接母亲走的时候，被船户请到家里做客，吃了阿顺做的烫荞面糕。但此事是发生在阿顺订婚前还是订婚后，吕并无任何交代。放下这一点姑且不论，吕是第一次吃荞麦点心，加了很多白糖的烫荞面糕不但甜，而且量还大。吕虽想顾着情面吃了两三口就罢了，但因 “无意中，忽然间看见阿顺远远的站在屋角里”，于是“决心放开 喉咙灌下去了” ——而且和阿顺的父亲“几乎一样快”。虽然据吕所说，他是因为看见“她的神情，是害怕而且希望，大约怕自己 调得不好，愿我们吃得有味”，但阿顺那样的神情，真的是他“无意中……看见”的吗？在当时连定亲者本人都不能相见的中国[10]，当男女相互凝视对方的视线交错，且男方将这女子视为出类拔萃的明眸美人时，要说当时没有滋生出爱情的话倒显得读者稍欠想象力了。吕吃荞麦粉的速度和阿顺的父亲“几乎一样快”这点，是否出于想将自己在阿顺心中的地位摆得和她父亲“几乎一样” 高这样“无意”的愿望呢？但《在酒楼上》的第一叙述者并没对这一切抱以疑问，而是专心地听着吕的讲述。或许，《在酒楼上》的作者只是停留在对二人之间恋情做出暗示的层面，并未打算真的在作品中使二人坠入爱河吧。

   叙述者与吕纬甫木刻画           阿顺木刻画

虽已没落但也是地主家庭出身的读书人，接受过近现代教育、做过洋学堂教师的吕，同虽是富裕船户却出生在劳动阶级家庭的女儿——阿顺之间还是有着巨大的身份差异。例如吕在失业后，虽厌弃地方权贵子弟，但即使是教授他们传统教育的家庭教师这样“无聊的”职业，他到手的“每月二十元的收入”，还是相当于后述《祝福》中作为女长工的主人公祥林嫂所得月工钱“五百文” 的四十倍。

除了这样的身份差距，年龄差距也是存在的。“十多岁没了母 亲”的阿顺即使两年前应该也才十多岁吧。与此相对，由于吕纬甫与让人联想到鲁迅的叙述者是同龄人，大概已年过四十岁了吧。如果阿顺做了吕纬甫的妻子，在年龄上也是不合适的。鲁迅的妻子朱安(1879—1947)比鲁迅还要年长三四岁[11]，在当时重视传统的中国地主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中，妻子比丈夫年长的情况颇多。

在船户家做客吃了阿顺做的烫荞面糕的当晚，吕纬甫“饱胀得睡不稳，又做了一大串噩梦”，不仅是因为吃不惯烫荞面糕，也可能是因为对阿顺的相思和爱恋吧。即便如此，吕或许是考虑到了身份和年龄的差距，更是因为知道阿顺已经订了亲，他“还是祝她一生幸福，愿世界为她变好”。在对身为第一叙述者的“旧友”告白之后，接着吕又做出“然而这些意思也不过是我的那些旧日的梦的痕迹，即刻就自笑，接着也就忘却了”如此遮丑般的解释，可以认为是中年男性的一种掩饰吧。《在酒楼上》的作者鲁迅，在委婉暗示吕纬甫和阿顺之间可能产生恋情的同时，又在故事设定上避免产生《安娜•卡列尼娜》式的不伦。

四、城市知识人的归乡与农妇的婚外恋故事——莫言《白狗秋千架》[12]

在鲁迅归乡小说的系谱中，如果说莫言的《金发婴儿》因其小说结构处于旁系位置的话，《白狗秋千架》则由于男主人公归乡以及等待他的女性这样的情节设置，可以认为与鲁迅作品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白狗秋千架》（以下简称《白狗》）刊载于1985年8月11日发行的文学双月刊《中国作家》的第四期上。小说梗概如下：

主人公是位荣升北京艺术专科学校讲师并已有婚约在身的年轻人，因离开家乡的父亲的恳求，时隔十年之后重新回到了故乡高密县的东北乡。在村口那座被长着高大茂密的高粱植株的田地所簇拥着的石桥下，与一位独眼农妇相遇。妇人前面走着一只驮着捆沉甸甸的高粱枝叶的白色老狗。青年曾在高中时期于寒食节那一天跟青梅竹马、一同担任学生宣传队干部的少女暖在村里的广场上荡秋千。秋千的绳子断了，抱着他家白色小狗的少女失明了。他此刻所遇到的农妇正是暖。暖嫁与邻村的哑巴，生了三个孩子，而这三个孩子又都是哑巴。几天后，青年带着北京特产的高级糖果去暖的家，遇到了粗暴但是心地善良的暖的丈夫以及她年幼的三个孩子，青年的心得到了抚慰。暖因有事带着老狗先出门上街，青年也告辞离开，却意外发现白狗正在桥下等着他。当 他在老狗的带领下穿过高粱地时……

《白狗秋千架》

作者:莫言
出版社: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17-10

小说在男性的回想中追述了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影响下农村社会的贫穷景象以及在80年代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时期农村迅速富裕起来的历程，同时描写了由青春期长大成人的男女两性的心理纠葛。

围绕《白狗》，在中国一时涌现了许多文学评论，笔者认为程光炜发表于2012年的《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 是其中的扛鼎之作。这位1956年出生的北京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在文章中提到自己“文革”时代被迫“下放”农村，经历了生不如死的岁月，所以能够理解农村出身的作家对故乡的负疚和忏悔 之情。他首先这样论述道：

“负疚"与"忏悔"是这篇小说的基本旋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以来几乎所有农村题材小说的基本旋律。因为从这乡村中走出去的作家如鲁迅、台静农、王鲁彦、柔石、沈从文、萧红、师陀、孙犁、赵树理、李准、马烽、浩然、路遥、贾平凹、莫言、张炜等一干作家，都进城当了老爷、小姐，换上教授、官员、记者、作家和军人等高等社会身阶。而曾经 与他们一起泥水里摸爬滚打的一班儿时伙伴，却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卑贱小农，他们自己的父亲母亲兄弟姊妹还在操持艰辛的农活，过着像暖所咒骂的“高梁地里像他妈X的蒸笼一样”的焦枯人生。人性之悲悯原是人类最根本的伦理取 向，更何况这些成功人士每天待在书房要面对那些如蚂蚁般在广阔田野里无端操劳却摆脱不了一生贫困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许一生都会被这种乡村记忆所折磨？一生都要含着眼泪去写那些叫他们痛苦辗转的小说？他们怎么不时刻在那里纠结和辗转？这是中国农村题材小说自鲁迅发端而历经百年始终连绵不断，在各类文学题材中作家阵容最大成就最为显赫的深刻历史原因[13] 。

当然，程光炜同时指出鲁迅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尽管他的家庭在他少年时代就已经没落了，但其祖父作为地主阶级的一员曾经通过科举考试一跃而成为进士。

《白狗》还写到了10年前解放军某师团驻扎东北乡时，担任宣传部队军乐队领队的“年轻而威武的校官”蔡队长爱上了暖，而她也下定决心嫁给蔡的故事。关于这件轶事，程光炜指出：

我从来没有想过，暖舍弃“我”爱上青年将校蔡队长动机的卑劣，等等，反倒认为这是对70年代农村年轻女性的爱情观与恋爱心最为准确的描写。如果说不是这样写的话也就 不能清晰看出当时农村的现实，也无法看出在农业集团化运 动中被舍弃而受伤的农村青年们深渊一般的苦境[14]。

程光炜试图阐述的大概是这样一种观点：为了逃离人民公社体制下闭塞的、让人疲弊不堪的农村，暖不放过这样难得的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机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叙述者对这一点也颇为认可。程进而对10年后叙述者归乡时对暖家的造访进行了犀利的分析，指出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暖的命运都是黯淡无光的。程论述道：

暖的哑巴丈夫模型来自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三十余年来写残疾人在许多作家笔下不绝如缕……残疾叙述显然也是莫言的80年代小说的主要催化剂。

但我认定这个俗套故事正在指向作者一个更大的野心，即对五六十年代大陆强迫农民参加农村合作化运动之恶举的全面否定。……她与哑巴是无爱的婚姻，经常被后者暴打， 连三个儿子都是哑巴。这个情节设计尽管有点矫揉造作，但作者仍然顽强地在向读者宣示：暖的现世和未来都一片糟糕。暖的命运并非山东高密西北乡的偶然个例。中国70年代乡村生活的凋敝、闭塞和贫困，无数像暖这样穷苦的妇人徒然挣扎的现状，在当时非常普遍。 由此知道暖命运之落入深渊并非缘于秋千架的偶然断绳，它的真正症结乃是充满乌托邦幻想的合作化运动给中国农村造成的巨大危机。70年代的农村像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所有中国人的命运像荡在半空中的秋千架一般，随时都会万劫不复。[15]

而且程光炜作为旁证引用了莫言在接受访谈时对其处女作《透明的红萝卜》的阐释：“我如果将‘文化大革命’时期农村是多么的黑暗，从正面这样描写的话，难度将变得非常高。”[16]“文革”结束后来到城市进入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母校成为讲师的叙述者回到家乡，来到暖的婆家，这使得暖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动摇。对此，程是这样分析的：

看到来访的男友已是“成功人士"，暖心都碎了。虽然这种心理有点儿无耻，因为她早有家室。她乔装打扮，穷其家中所有只为讨男友欢心，但这种矫揉做作的装扮在我眼里， 反而衬托出异常美丽的光辉。一对悲苦年代的可怜恋人默然相视却不能深情拥抱，耳鬓厮磨，这种情景足以触发遗憾以至于伤感。……在悲痛欲绝的气氛中，作者莫言竟让男主人公注意到恋人“胸部的丰硕"和“别有风韵"，这种描写显然超出了色情意味，而变成一种明显的调侃冷嘲。他这种叙述 来自个人风格，不过也可看出对那个悲苦年代的不屑疏远， 总之那是一种爱恨交织的乡村作家的阴暗心理。[17]

程光炜道出了以在悲惨年代中成长起来的悲哀的恋人们为表现对象的莫言所特有的心态，但这或许也是在农村度过青年时代的程自身的想法吧。程光炜之后移入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对暖的心理继续分析道：

但暖无意理会我的挖苦和心理优越感，她坚决要索回自 己失去的十年，她想借通奸还给命运一个公平，而非农村简单粗陋的男女私情。农村合作化运动在1979年失败夭折，一场历史风暴已在这里落幕，暖要绕过这荒废的十年重寻如花似玉的自己。这时小说已经串连起散乱的线索，带着读者直接走进作品的中心：高粱地。我读到这里，心已开始在微微颤抖。这个极其绝望又极其温馨的结尾，终于使我们对残疾少妇刮目相看。依然是他们爱情见证的白狗在前面引路，暖到乡镇给孩子裁衣服纯粹是个阴谋，她要与男友交媾，并怀上他的孩子。但你感觉我的心情也在飞翔，就像莫言当兵离家希望卡车开得越快、开得越远越好的心境一样，此时躺在高粱地的暖正是他这篇小说的目的地。作为研究者，这是我距离莫言和小说主人公最近的地方。我几乎听到了他们不均匀的呼吸。当年美丽姣好的暖，此刻已落魄到这种地步，她诱引我到高粱地与她交媾并非只为错失的爱情，并非为满足性欲，也并非仅仅为生下一个健康孩子，这是一个贫困的年轻少妇对无常命运的“绝望的反抗”。是作家莫言借这可怜妇人对农村合作化运动滑稽败局饱含眼泪的最尖刻的嘲弄。[18]

虽然感情因素太过明显，但程光炜从暖对婚外恋的憧憬中解读出了中国现代史上被凌辱的农民们那“绝望的反抗”，可以说正显示出了他农村经验的深刻性以及感官认识的敏锐性。程对评论进行了如下的总结：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读小说了，我会冷静观察小说的历史来路，它的细密纹理，它在一个单纯故事中所呈现开来的多层结构。这个结构里，有我和暖的十年，有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三十年，也有中国农民史的两千年。这个结构就是一个多层次的仓库货架。它好像是秋千架造成的，也好像是合作化造成的，还好像是农民史造成的。暖的经验认识使她看不到这些因素。其实连我们这些研究者的视野也是十分窄仄的。我们不过是这多层次历史货架的另一拨造访者。暖的恳求可能来自20世纪的1985年，也可能来自明朝，她在小说里说：“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19]

对程光炜的这一段总结，尽管我很想表示完全赞同，但是将之前所提到的“借通奸还给命运一个公平”的暖的不伦行为诠释成“而非农村简单粗陋的男女私情”，对此我有所保留。莫言毋宁说正是有意将农村中对于城市知识人来说“简单粗陋”的通奸行为赋予真实的情感与反伦理色彩的吧。

程光炜在评论的开头部分指出：“但鲁迅写不好农村生活的具体细节，他揣摩乡下人的心理来自新锐的知识者，是明显的外来人，莫言在这方面要胜过鲁迅一筹。”[20]

又在结论部分对暖所提出的与叙述者发生关系的恳求阐述道: “我不知道读到这里外国学者会有什么反应，海外学人会有什么反应，反正我这个生活在社会主义年代的中国人现在无话可说了。” 可以说《白狗》令潜藏在鲁迅归乡小说深处的不伦主题浮出水面, 莫言使鲁迅文学得以进一步发展，基于这样的解释，笔者将试图 从“国外研究者”的视角出发对莫言与鲁迅进行比较。

离开村庄在城市中谋生的男性知识分子，在外长期生活，待到双亲移居他处后，或是在奉母迁居的过程中回到故乡，与少年时期熟知的女性相遇，惊讶于她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受到心理上的纠葛——《白狗》与鲁迅的归乡小说，情节基本一致。《白狗》的叙述者由于“搬到居住在他省的兄长处”的父亲那“想让你来看看故乡的样子”的恳求而返乡这一点，与《在酒楼上》的吕纬甫相同。另外在故乡相遇的男女是同辈这样的细节安排也构成了《白狗》与鲁迅《祝福》之间的共同之处。但《白狗》的叙述者是暖同村的农民之子，作为同龄人和暖一样经历了从人民公社这样一种经济体制以及“文革”时期的闭塞状况，到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的转变。作为对暖失明难辞其咎的青梅竹马的叙述者, 对暖的共鸣与同情从一开始就被明确点出。这是与鲁迅《故乡》和《祝福》的叙述者们对杨二嫂和祥林嫂那冷眼旁观的态度以及《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在阿顺面前的客气表现完全不同。

即使如此，《白狗》的叙述者对暖的理解仍是浅薄的。他在哑巴丈夫和三个哑孩子的目送下离开暖家时，简单地想着：我虽然比暖大两岁，但在族谱中属于下一代，所以应该叫她“暖姑”。

他虽然哑，但仍不失为一条有性格的男子汉，暖姑嫁给他, 想必也不会有太多的苦吃，不能说话，日久天长习惯之后，凭借手势和眼神，也可以拆除生理缺陷造成的交流障碍。我种种软弱的想法，也许是犯着杞人忧天的毛病了。走到桥头间，已不去想她那儿的事，只想跳进河里洗个澡。……桥下水声泼剌，白狗蹲在桥头。

“已不去想她那儿的事，只想跳进河里洗个澡。”他的满不在乎让我们想起《祝福》的叙述者在县城饭店里喝鱼翅汤时的反应。但是《祝福》的叙述者在祥林嫂死后感到有些薄情的安心：“然而在现世，则无聊者不生，即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而与“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 一片”不同，《白狗》的叙述者是从暖自己的独白中将她半生事迹的断片联成一片的。这是因为少年时代秋千出事时还是幼犬的白狗，正如数日前归乡时一样，今天又出现在想要走过桥去的“我” 的面前，将“我”领到暖所在的地方。

在高粱地里坐着的她边铺黄布，边命令白狗“狗呀，狗，你要是懂我的心，就去桥头上给我领来他”，以此开始了自白。丈夫出于嫉妒心对其施加暴力，全家都是哑巴的寂寞，事故之前虽然驻扎在村里的解放军蔡队长爱着她，但暖因为自尊心没有到部队找他，在道出“你上学后给我写信，我故意不回信。我想，我已经破了相，配不上你了”之后，暖将自己岀轨的决心向他袒露道：“我正在期上……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了,你不答应就是害死我了。有一千条理由，有一万个借口，你都不要对我说。”

叙述者被暖以出轨相逼时才第一次理解秋千出事后她不幸的青春，感悟到她经历了这一不幸体验后，赌上性命也要自己主动开创未来的决心。但如果要回应她的决心，对于他来说就意味着背叛自己在北京的未婚妻，背叛结为把兄弟的暖的丈夫。《白狗》中面对故乡女性的出轨叙述者自身也是当事人这一点，与叙述者只是旁观者的鲁迅的《祝福》相比要深刻得多。《白狗》作为一部关于农村女性的小说，通过展现叙述者深刻的苦恼，生动地反映了程光炜所谓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农村的苦难史。

仔细想来，鲁迅《祝福》的叙述者和《故乡》《在酒楼上》这两篇作品的叙述者们一样，在他们身上看不见妻儿的影子。《故乡》的母亲并不询问叙述者媳妇和孙子的情况，《在酒楼上》的叙述者和吕纬甫即使谈到母亲的事也闭口不谈自己的妻子。从祥林嫂第一次找叙述者承认自己失贞之罪的1916年到1919年的这三年间，祥林嫂的年龄也从32岁变成了 35岁。在当时，由于贫困和瘟疫，人们的平均寿命很低，三十来岁，人到中年，进入了生命的鼎盛时期。将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村不识字的祥林嫂与毛泽东时代末期农村社会的精英、担任过高中学生干部的暖相比较着实不太恰当。《祝福》的叙述者与祥林嫂之间的阶级差别，与大家都是人民公社社员的农村中平等的男女关系是截然不同的。即使这样，莫言仍旧想象了从城市归乡的叙述者与农村女性之间的恋爱，似乎只有二人出了轨，对中国农村才有话可说，现代中国文学中归乡小说的谱系便就此全面展开了。

在上述归乡小说的情节变化中，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鲁迅的地主家庭出身，莫言是农民的儿子，二者之间存在着归属感的差异。此外，对于《安娜•卡列尼娜》，鲁迅通过插画复刻予以间接的接受，而莫言则对作品中的大小题材一并积极引入。面对《安 娜•卡列尼娜》，两者想象力的巨大差异不容忽视。

    五、“讲故事的人”的方法[21]

莫言所受到古今中外作家的影响之中，鲁迅的影响可能是最深刻的。幼年莫言所看过、所读过的《故乡》《祝福》《在酒楼上》之归乡三篇会把省察老故乡的方法和精神传给青年莫言了吧。鲁迅发表《故乡》以来，现当代中国作家络绎不绝地成为或完善着归乡故事的系谱。在这系谱里，莫言文学，除了他自己的深刻农村经验以外，由于大胆地采纳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等要素，使其达到了极高水平。让农村妇女对叙事者的男人讲她自己的经历和心理来揭露中国农民的苦难史——在这一点，莫言可能超过鲁迅了吧。这就是本稿以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为辅助线对比鲁迅莫言归乡故事的结论。

本文发表于《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5期和2014年第6期，收录于刘云虹、何宁、吴俊主编《南京大学“文学跨学科国际合作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 刘云虹、何宁、吴俊：《南京大学“文学跨学科国际合作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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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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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辫子》第一次在台湾文艺杂志《联合文学》1992年3月"莫言短篇小说特集号"发表，然后被短篇集《神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收录。

[2]莫言：《怀抱鲜花的女人》（莫言诺贝尔奖典藏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第87页。

[3]收录于《鲁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4]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第3集，1959年7月，日文部分第39 页.

[5]有柴田流星译《安娜•卡列尼娜》（上田屋1906年版）、相马御风《安娜•卡列尼娜》（早稻田 大学出版部1913年版）、生田长江译编《安娜•卡列尼娜》（新潮社1914年版）、原白光译 《安娜•卡列尼娜》全三卷（新潮社、文库形1920—1921年版）。川户道昭、榊原贵教编著：《图说翻译文学综合事典 第三卷》，东京，大空社、ナグ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796— 799 页.

[6]《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7]据《鲁迅全集》及日本国会图书馆目录记载，这封信上所提及的《安娜•卡列尼娜》是1914 年俄罗斯莫斯科出版社T-vaL D. Sytina出版的《安娜•卡列尼娜》全二卷插图本，三个画家 的名字用英文表示分别是M. Shcheglov、A. Moravov、A. Korina.

[8]《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

[9]《祝福》中鲁镇和县城以及餐馆福兴楼，与《在酒楼上》中“我"的故乡和s城以及酒楼一石居大致对应。且《祝福》和《在酒楼上》中的两位叙述者也很相似，在祥林嫂死后来到县城的 《祝福》中的叙述者，似乎知道吕纬甫的弟弟和少女阿顺这两人的死讯。《故乡》中接回搬离故乡旧宅的老母亲的叙述者同样也是《祝福》的叙述者，或许他正是吕纬甫，若未深读，是无法作如此联想的吧。

[10]例如民国时期的大知识分子胡适(1891-1962),于1904 年因求学离开上海之际，奉母之命和邻县江家的女儿江冬秀定亲，他和江冬秀见面，已是从美国回国后举行结婚仪式的1917年12 月，即婚约订立13年后的事情。不仅是胡适，清末民初正逢婚龄的中国知识分子鲁迅及郭沬 若(1892—1978)曾为这样的旧式婚姻所困扰。见藤井省三《与纽约达达派艺术家恋爱的胡适——中国人的美国留学体验和中国现代论的形成》、沼野充义编《多分野交流演习论文集 禁止的力量与超越的流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斯拉夫文学研究室2000年3月发行， 第 107—144 页。

[11] 关于朱安的生年，有1877年、1878年、1880年等说法。见乔丽华，《我也是鲁迅的遗物—— 朱安传》，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19—20页。

[12] 这一部分系原刊论文的第七部分，此处略去原第四、五、六部分（四、《祝福》中祥林嫂的 "不贞"问题；五、叙述者与祥林嫂的关系；六、青年军官单身赴任、农妇陷入不伦之恋导致婴儿被害的故事一莫言《金发婴儿》

[13]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第4页。该编又收录于杨扬主编：《莫言作品解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

[14]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第16页。

[15]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第16—17页。

[16]程光炜：《小说的读法一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第17页。程所引用的莫言谈话收录于徐怀中、莫言、金辉、李本深、施放：《有追求才有特色——关于 〈透明的红萝卜〉的对话》（《中国作家》1985年第2期）。

[17]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第18页。

[18] 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第18页。

[19]程光炜：《小说的读法——莫言的《白狗秋千架〉》，《文艺争鸣》2012年第8期，第18页。

[20]同上，第12页。

[21] 这一部分系原刊论文的第九部分。略去第八部分："将海军将校带回昔日村庄的女人——莫言 《怀抱鲜花的女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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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素静

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