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刘云虹：文学译介视野中的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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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2年10月，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给莫言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声誉，有力提升了莫言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但也引发了各界的诸多质疑与争论。本文从莫言作品的异域生命空间、阐释参照与莫言作品的经典化以及原作生命丰富性的拓展三个方面，揭示文学译介视野下莫言作品在异域的新生命之旅及其中呈现出的鲜明特点。本文作者刘云虹指出，通过译介及其所拓展的阅读空间，莫言作品的国际传播早在20世纪80、90年代便已形成并持续推进。而在跨文化的多元阐释中，莫言作品逐步实现其经典化，在世界文学大花园中展现出更为蓬勃而丰富的生命活力。同时，莫言作品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遭遇了多重困难，有文学接受中受到的冷遇、误解、质疑甚至批判，更有中外语言文化隔阂给文学翻译本身带来的无法完全逾越的障碍，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历程。

本文原刊于《文学跨学科研究》2021年第2期，本公号推送略微调整了一处字词，完全不影响原文内容。感谢作者刘云虹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刘云虹

文学译介视野中的莫言

文/刘云虹

2012年10月，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在国内外引发了普遍关注。有学者将莫言获诺奖的国外反响归纳为“新闻事件、政治事件、文学事件”三方面：首先，世界各大主流媒体对莫言获奖进行了及时、广泛的报道；其次，国外媒体对莫言获奖的报道很快由新闻事件转向了政治事件，“莫言作为体制内作家的身份、莫言的政治姿态甚至中国的自由民主”等成为媒体热议的话题；再者，从文学角度来看，国外媒体和学界的评论可谓毁誉参半，有汉学家认为莫言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其获奖是“实至名归”，也有观点认为“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是典型的不顾文学品质的做法”。[1]诺贝尔文学奖似乎总是伴随着争议，国外如此，国内也不例外。莫言获奖令国人多年难圆的诺奖梦终于得以实现，整个中国文化界不禁为之欢呼、为之振奋。然而，赞誉中却也不乏批评的声音。政治层面，有莫言的批评者“或指责其与体制的亲近，或紧盯其道德‘瑕疵’不放，或怀疑获奖背后有不可告人的政治交易”[2]。文学层面，有评论者直言：“莫言的创作并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创造的最高点。他的作品缺乏伟大的伦理精神，缺乏足以照亮人心的思想光芒，缺乏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所说的‘理想倾向’。”[3]另有学者对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提出质疑，认为“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不具备某种权威性，是一种社会体制、文化团体的存在。它与文学性没有关系，与优秀作品更没有必然关系，只有或然意义，只有统计学意义。”[4]此外，媒体和学界普遍认为，莫言获奖离不开翻译的助力，甚至“可以说莫言获奖，也可以说翻译获奖”[5]。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让我们听到了各种不同的声音，也看到了诸多观点的交锋，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时代语境中，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经由文学译介构建的中国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从来没有今天这般紧密。

莫言

莫言在获奖后曾说：“将近一个月来，我经历了一场人生的洗礼，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诸多的争论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我自己。”[6]今天，莫言获诺奖已过去将近十年，当作家携“十年蕴积，人事全新”的作品以期“带给我们陌生惊喜的阅读体验”时，我们不妨借助“他者之镜”，从文学的伦理价值、审美价值以及文学的经典化等维度，再看一看文学译介视野中的莫言，探寻其作品在异域的新生命之旅。

一、莫言作品的异域生命空间

莫言作品的译介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1988年，英文版《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刊登了莫言的短篇小说《民间音乐》。同年，另一篇短篇小说《枯河》分别被译为法语和日语，并由法国的《重见天日：中国短篇小说集（1978-1988）》（La Remontée vers le jour, nouvelles de Chine (1978-1988)）、日本的《中国现代小说》季刊收录发表。莫言作品的海外译介之旅由此开启，并不断延续和发展。

《民间音乐》，莫言著，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公众号，莫言作品目前已被翻译成五十余种语言，共计两百多个外文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其中不仅有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西方主要语种，有日语、韩语等东方主要语种，还有塞尔维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泰语等我们不太熟悉的东西方语种，乃至更为冷僻的非洲曼丁果语及主要流通于印度和巴基斯坦部分地区的旁遮普语等。随着这些语种的译本出现，莫言作品逐步走向世界，其海外传播的疆域不断拓展。

从地域上看，莫言作品的翻译和传播在东西方世界基本呈现出齐头并进的态势，西方以法国、美国、西班牙、意大利为主，东方则集中于日本、越南、韩国。法国是目前翻译出版莫言作品最多的国家，自短篇小说《枯河》之后，持续译介了莫言的30余部作品，其中包括被公认的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1993），以及莫言的多部重要代表作，如《红高粱家族》（1990）、《天堂蒜薹之歌》（1990）、《酒国》（2000）、《檀香刑》（2001）、《丰乳肥臀》（2004）、《师傅越来越幽默》（2005）、《四十一炮》（2008）、《生死疲劳》（2009）、《蛙》（2011）等。正如学者所观察到的，尽管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为其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注入了新的动力”，但法国“对莫言的兴趣由来已久”（张寅德 47），莫言作品法译本中的绝大部分都在2012年之前就译介出版。这应该与法国自身深厚的文学传统及对世界多元文化相对开放的接受心态分不开。美国是英语世界中译介莫言作品最多的国家，从1980年代后期主要经由英文版《中国文学》的零散译介，到1993年翻译出版《红高粱》，再到新世纪以来《酒国》（2000）、《丰乳肥臀》（2004）、《生死疲劳》（2008）、《四十一炮》（2012）、《蛙》（2014）等多部长篇小说的翻译，莫言作品在美国得到了持续关注。无论从译介开始的时间，还是从近30部的译本数量来看，日本都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对莫言作品关注最多、接受最深入的国家之一，莫言的大部分作品在其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便已有日译本。除长篇小说外，日本对莫言的中短篇小说也十分重视，翻译出版了《来自中国农村——莫言短篇小说集》（1991）、《怀抱鲜花的女人》（1992）、《师傅越来越幽默——莫言自选中短篇集》（2002）、《白狗秋千架——莫言自选短篇集》（2003）等多部小说集。

《蛙》的英语、法语、德语和瑞典语译本

从社会学角度看，翻译场域中的象征资本对文学译介与传播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点在莫言作品的外译中有明显体现。若考察上述莫言作品的主要译介国，可以发现，其译者群体较为稳定，包括法国的杜特莱（Noël Dutrait）和尚德兰（Chantal Chen-Andro）、瑞典的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美国的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日本的藤井省三和吉田富夫、越南的陈廷宪和陈忠喜等等。他们不仅是翻译家，也是热爱中国文学、多年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汉学家。如杜特莱长期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特征与发展进程有深刻了解和全面把握，是公认的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法译者之一；葛浩文的文学翻译与文学研究并驾齐驱、相辅相成，被夏志清先生誉为“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因在中国文学译介上的显著成就而获得“美国文学翻译家协会年度翻译奖”“古根海姆基金”等多项荣誉；藤井省三是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文学批评家、日本汉学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鲁迅研究在国际具有广泛影响。此外，莫言作品的出版方同样表现出权威和相对稳定两大特征，在英语世界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等知名大学出版社及企鹅出版集团等大型商业出版机构；在法国，出版“巨头”瑟伊出版社几乎包揽了莫言作品的所有法译本。再者，文学奖项也是翻译场域中不容忽视的象征资本。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莫言在域外获得了多个文学奖项：2001年《酒国》获法国洛尔·巴塔庸外国文学奖，2003年《檀香刑》获越南作家协会的“翻译文学奖”；2004年获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2005年获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获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2008年《生死疲劳》获第一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2011年获韩国万海文学奖。上述奖项多为其所在国中享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在这些象征资本的推动下，莫言逐步赢得了更多的国际关注与认可。值得注意的是，莫言所获国际奖项正好分布在作为莫言作品译介重镇的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越南和韩国，这并非简单的巧合，而是颇为有力地说明了象征资本在文学传播与接受中的重要意义。同时，译介与获奖之间的很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也揭示出，翻译活动对作家与作品在异域新生命的构建具有深刻影响。

左：葛浩文，右：藤井省三

二、阐释参照与莫言作品的经典化

经由译介，莫言作品得以进入世界多元文化空间，这既意味着莫言获得国际认可的可能性，也意味着其作品将不断遭遇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他者目光。在世界文学场域内，无论文本的传播与接受，还是作品“来世的生命”的构建，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不是普通读者的阅读，而首先是文学、翻译和批评等各界的阐释与评论。

“经典的确认不仅体现了多数人对文学价值的判断和他们对文学流传的良好愿望，也体现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多数人的审美价值观念与评价文学的道德意志。”[7]因此，文学的经典化过程取决于历史性的集体观念和意志。若考察世界范围内对莫言作品的译介及相关评论，便不难发现，世界文学经典视域下凸显某种集体认同的参照式解读是莫言作品国际阐释中的一条重要路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际，诺奖评委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8]除了提及福克纳和马尔克斯，诺奖的授奖词还在概括莫言的文学特质时，将他比作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和18世纪英国著名讽刺作家斯威夫特。实际上，早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甚至莫言作品的海外译介之旅刚刚开启时，通过参照阐释的方式对莫言作品进行的解读和评价就已经出现。如学者所观察到的，正是在最早译介莫言作品的日本，评论者首先将莫言与世界文学经典作家联系在一起加以阐释。1989年，藤井省三在日本杂志发表《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莫言》一文，并就《红高粱家族》评价道：“高密平原的男女老幼的体内奔腾着如红高粱果实一般鲜红的热血，这腔热血不时喷涌而出。莫言描绘了他们不屈服、果敢的生活方式。这个异想天开、拍案惊奇的世界比起马尔克斯的杰作《百年孤独》中描写的马孔多小镇和布恩迪亚一族的兴亡故事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9]今天回顾来看，藤井省三通过类比马尔克斯来解读莫言的作品，并明确指出莫言的写作具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无疑是很有见地的。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对“经典”进行定义时指出：对于一部经典作品，人们“一下子就认出它在众多经典作品的系谱中的位置”[10]。可以说，将莫言作品置于世界经典文学谱系中加以定位和解读，不仅在参照中准确把握莫言文学创作的特点，也通过世界文学的视域拓展了莫言作品的阐释空间，对其经典化进程同样是一种有力的推动。

《为什么读经典》，卡尔维诺著，黄灿然、李桂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对莫言作品的参照式解读中，各国大都倾向于寻找莫言作品与本国民族文学传统的共通之处。在法国，“出版商会毫不犹豫地将‘莫言：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丰乳肥臀》：中国版《百年孤独》’字眼印上封面”[11]，但同时，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法国读者看来，莫言作品还具有着某些法国文学的特质，他们在莫言对历史的思考和描述方式中还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的影子。在法国，拉伯雷被认为是民间诙谐文化和荒诞讽刺文学的代表，而在《丰乳肥臀》这幅令人目眩的中国历史画卷中，莫言富于创造性的、气势磅礴、激情澎湃的语言，讽刺夸张的描写，民间故事的风格，对荒谬现象的有力批判都不禁令法国评论者联想到拉伯雷的《巨人传》。”[12]在意大利，《生死疲劳》中“对在地狱里被牛头马面拷打的西门闹这位主要人物的描写，让意大利读者联想起了但丁在《神曲·地狱》篇里描写的恶魔”[13]。在俄罗斯，评论界则关注到莫言小说与20世纪中期苏联乡村小说的相似之处。文学评论家邦达连科认为：“《酒国》无论‘从名称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更多地指向‘俄罗斯’，而非‘中国’。作为一名乡土文学作家，莫言的作品与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和阿·伊万诺夫颇有相似之处，他的《丰乳肥臀》很容易让俄罗斯读者联想起伊万诺夫的《永恒的呼唤》。”[14]不论是思想内容共通，还是文学特质相近，这种将外国文学和本土文学联系在一起的比较阐释一方面表明莫言作品在各国读者中引起了普遍共鸣，另一方面也经由比较阐释更激发出文学接受中的某种亲近感，因而有效促进了莫言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化。在泰戈尔看来，“寻求个别的人性与人类普遍人性之间的联系”正是“人类灵魂的本性”，在《世界文学》一文中他写道：“当人性的光辉穿越重重障碍得到充分展示时，我们就倍感欢欣，我们所发现的东西就是不断延伸的自我”[15]。“不断延伸的自我”不仅是读者心灵与作品所构建的文学世界之间的交融，深层次而言也是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在相互碰撞中生成的新的意义，一部经典作品的价值或许正在于此。

从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到不同接受语境对莫言作品的解读与评论，参照式的阐释让我们看到莫言因其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学创作而被纳入世界文学经典谱系中，但世界文学“不会导向一种超然的普遍性”[16]，文化间的差异、民族文学的特质以及作家的独特风格都是无法被忽视或被遮蔽的现实存在。可以说，“一个作家在异域能否真正产生影响，特别是产生持久的影响，最重要的是要树立起自己的形象”。就文学层面而言，世界文学视域中的文学审美需求应被理解为作品普遍价值与文学特质的融合。就译介层面而言，“翻译具有内在的伦理属性和伦理目标，而尊重他者、尊重差异正是实现翻译伦理目标的基础与核心”[17]，这就意味着文学译介应尽可能保留和传达原作的语言文化异质性。莫言作品通过译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与接受，其异域的新生命构建中必然带有属于莫言的独特文学印记。美国学者托马斯·英奇（M. Thomas Inge）指出：“莫言不仅继承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艺术视野和手法，还用莫言自己独特的方式发扬了下去”[18]。俄罗斯评论界普遍关注到“莫言文学创作所表现出的那种独立性”，认为莫言尽管受到多位经典作家的影响，但他“不仅没有丧失自我，还成功地将自己确立为一位具有高度独立性、强大有力却又绝不与人雷同的作家，他创造了令人称奇的独特艺术世界，塑造了众多多姿多彩、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19]。汉学家叶果夫特别强调：“他既非卡夫卡，亦非福克纳，也非马尔克斯，他就是——莫言”。这样的评价在莫言作品的国际接受中可以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让我们认识到，正是在既寻求共鸣又凸显个性的阐释参照中，莫言作品打开了属于自己的文学经典化之旅。文学经典之所以不朽，并非仅仅出于权威和敬意，实际上更因为一代又一代读者真挚的喜爱，而那种熟悉又陌生的阅读体验或许最能激发心灵的愉悦。

《什么是世界文学》，大卫·丹穆若什著，査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三、原作生命丰富性的拓展

经由译介，文学作品获得超越时空的新的存在形式，进入新的生命历程。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读者的阅读过程中，文本意义理解与阐释的可能性不断拓展，文学作品从“可能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从而拥有持续生成的鲜活生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在《法国文学经典译丛》的“致中国读者”中写下这样一句话：“这一部部伟大的作品超越时间与空间，向你们敞开，期盼你们阅读，而通过阅读，你们参与了再创造，有助于这些经典之作在你们伟大的国家获得新的生命。”[20]文学经典之所以能抵抗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而焕发出持久的生命力，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通过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作品在无数个独特的对话关系中得到新的理解与共鸣，其内涵、价值与影响也因此始终处于生成与拓展之中。从中外文学交流史来看，无论外国文学进入中国，还是中国文学走向国外，唯有与读者相遇，与多元文化相互碰撞，作品的生命才会在延续和拓展中有力地绽放。莫言作品的域外传播也同样如此。在五十余种语言、两百多个外文译本构成的阅读空间里，各国读者带着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审美期待和个体经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莫言的文学世界，有理解与阐释，有认同与赞赏，也不免有误解与批判。如学者所言，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21]，且必然与“主体文化的价值取向和需求相关”[22]，那么不管理解还是误解，认同还是批判，译介所促成的更为多元的阅读在根本上为莫言作品异域新生命的不断丰富创造了条件。

《红高粱》的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日语译本

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存在显著差异，西方读者对莫言作品乃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中存在某种刻意突出作品意识形态内涵或从政治角度进行解读的倾向。虽然这一事实不可否认也不应忽略，但就总体而言，各国评论界并没有过多纠缠于莫言的所谓“体制内作家”或“官方作家”身份，而是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文学本身来阅读、阐释与评价莫言的作品，尤其彰显出莫言作品的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同时，多元视角也为理解莫言拓展了新的可能。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两方面值得特别关注。

首先，注重莫言作品对普遍人性的探求与展现。当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时，他意欲彰显的是一种超越民族的文化情怀。在莫言作品的国际传播中，这样的文化情怀对于发现并把握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作品能否获得“文学的‘国际化’特质与世界性意义”，其决定性因素之一正是“作品中所包含的超越民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性’共同价值的含量”[23]。梳理莫言作品外译的相关讨论，可以发现，无论在法国、日本等最早开始译介莫言作品的国家，还是俄罗斯等在莫言作品的接受中相对滞后的国家，莫言小说所探求并展现的普遍人性是评论界理解莫言、构建莫言作品文学价值的一个重点。这并不难理解，从文学伦理批评来看，文学经典具有伦理特性。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原因不完全在于“陌生性”、“原创性”或“神性与人性的爱恨纠葛”[24]，而更因为其中所蕴含的伦理价值，也就是说，“文学是否成为经典是由其伦理价值所决定的”[25]。法国汉学家、莫言作品的主要法译者杜特莱长期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并有相当精深的研究，他认为，“莫言的作品内容丰富，中国当下社会中的诸多主题——例如社会关系、腐败、传统的印记等等，他都给予关注，表现出了人类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莫言“总是从人性的角度来思考和写作这些问题”[26]。正是由于这种“探测人类的灵魂”[27]的勇气与追求，莫言作品引发读者对人的存在以及人在特定境遇中的伦理选择进行深刻思索并从中受到教益。文学翻译是文学接受的一个特别而极为重要的方面，作为译介活动中具有伦理身份意识的主体，译者对其所译作家作品的深入理解与阐释往往具有导向性作用，积极推动着原作新生命在目的语语境中的丰富与拓展。在日本，莫言作品的两位主要译者井口晃和吉田富夫同样十分关注莫言作品中对芸芸众生的存在、对人类本性的不懈探索与深刻揭示。井口晃在评论《枯河》时指出：这部短篇小说“既不是对文革时期的凄惨和权力的残酷进行告发，也不是揭露中国农村残存的‘黑暗面’”，而是“通过一名最终离世的少年的所看所想，描写了人生中无可避免的阴郁和无法估量、难以理解的黑暗”[28]。吉田富夫则借《丰乳肥臀》的译后记表达了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在他看来，不应对作品进行过多的政治性解读，因为“‘丰乳肥臀’所象征的‘母性’才是这个长篇故事的核心内在”[29]。俄罗斯评论界认为《丰乳肥臀》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具有多方面的相似性，《丰乳肥臀》的译者、俄罗斯汉学家叶果夫特别指出，两位作家在创作中“都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战争带给普通人的痛苦与牺牲，而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则是十分罕见的”[30]。

其次，注重莫言作品在叙事技巧上的革新。莫言自称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认为“文学最重要的、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一点，就是它是语言的艺术”，因此他十分注重通过文学叙事技巧“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讲得韵味无穷”[31]。仅以《酒国》的国际接受为例，便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莫言作品的海外传播中引发了深刻共鸣。《酒国》是莫言小说中极具文本实验意义和文体价值的一部，在国内出版后并不被看好，没有引起评论界和研究界的关注。然而，《酒国》的异域新生命却是另一番景象，它不仅受到多国读者的青睐，并且获得了法国洛尔·巴塔庸外国文学奖。为什么《酒国》在国内外的反响有如此差异？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国尤其是具有深厚文学传统的欧美国家对作品的文学特质与艺术创新更为敏感，普遍注重和欣赏莫言在叙事技巧上的革新。这一点，从法国洛尔·巴塔庸外国文学奖对《酒国》的授奖词即可窥见一斑：“由中国杰出小说家莫言原创、优秀汉学家杜特莱翻译成法文的《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32]我们看到，法国评论界充分肯定《酒国》在文体上的实验性，并强调这样的实验性文体可以令小说焕发出不竭的生命力。法国主流媒体也持相同观点，对莫言在《酒国》中展现出的精湛艺术技巧大加赞赏，《世界报》的评论特别指出莫言“没有使用刻板的语言”来揭露社会问题，相反，“他将寓言、虚幻故事、道家思想和荒诞离奇融为一炉；他游刃有余地使用镜像效果，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界限”[33]。美国读者和媒体对《酒国》的评价中也不吝褒奖之词，对其中展现出的叙事革新与魅力尤为关注。莫言作品的主要英译者、汉学家葛浩文高度评价《酒国》中丰富而极具想象力的创作手法，认为“之前没有任何小说可以让读者惊喜地发现如此聚集的喜剧性、创新性与技巧的灵活性”[34]。《纽约时报》有书评“赞赏这部小说‘从功夫小说、侦探小说、中国神话、美国西部小说和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借鉴多种叙述元素而形成的一个迷人的后现代的大杂烩’”[35]。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在读了《酒国》之后，直言“它是非常丰富的一部作品”，并高度评价了小说的结构和艺术创作方式[36]。值得一提的是，《酒国》的国际评价深深地影响了国内文学批评界对这部小说的认知，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葛浩文、杜特莱、叶果夫等重要的汉学家都称赞《酒国》是莫言最好的小说或“小说中的小说”之后，国内的一些文学批评家，即便此前并不这么看，也大多认同了这个看法[37]。

《酒国》的英语、西班牙语和俄语译本

在中外不同思想文化的相遇、碰撞与融合中，莫言作品以其深刻的思想与伦理价值以及独特的文学魅力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崭新生命。随着新的理解与阐释不断出现，新的视域不断生成，原作新生命也处于日益丰富的历史进程中。当然，各国读者对莫言作品的阅读和接受不可能采取单一的文学视角，加之莫言小说强烈的现实性和社会批判性，探查中国的历史与社会现实自然也构成莫言的国际解读中一条不容忽视的路径。一方面，异域读者期待通过莫言作品对中国近现代及当代历史的书写走进中国的历史与社会，另一方面，这种深入了解中国的意愿又激发着读者对莫言小说的阅读与理解，而就阅读参与文本生命创造的根本意义而言，这无疑也推动了莫言作品新生命的不断丰富与拓展。

《葛浩文翻译研究》，刘云虹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结语

不可否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带来巨大的国际声誉，也有力提升了莫言作品的国际影响力。但从以上的梳理和分析中可以看出，通过译介及其所拓展的阅读空间，莫言作品的国际传播早在20世纪80、90年代便已形成并持续推进。而在跨文化的多元阐释中，莫言作品逐步实现其经典化，在世界文学大花园中展现出更为蓬勃而丰富的生命活力。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莫言作品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遭遇了多重困难，有文学接受中受到的冷遇、误解、质疑甚至批判，更有中外语言文化隔阂给文学翻译本身带来的无法完全逾越的障碍，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历程。莫言作品的主要韩语译者朴明爱曾说：“中国文学若要占据世界文学的中心，要走的路尚有多远，这完全取决于以莫言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文人手中的笔”（朴明爱 4）。究竟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或许无法准确预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不仅取决于作家们手中的创作之笔，也同样取决于为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多元交流而不懈努力的翻译者们手中的译笔，取决于多方合力下作品在异域从“生”到“成”的生命历程。

本文原刊于《文学跨学科研究》2021年第2期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更多）

【1】姜智芹：《莫言作品海外传播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2】吴子林：“‘重回叙拉古？’——论文学‘超轶政治’之可能”，《莫言：全球视野与本土经验》，张志忠、贺立华主编。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

【3】李建军：“直议莫言与诺奖”，《文学报》，2013年1月10日。

【4】【5】高旭东等：“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从鲁迅到莫言”，《山东社会科学》2（2013）：43-53。

【6】莫言：“在‘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上的发言”，《艺术评论》11（2012）：4-5。

【7】【24】【25】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8】“诺奖评委会：莫言令人联想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融合”，中国新闻网。2012年10月11日。

【9】【28】林敏洁：“莫言文学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兼论其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文学评论》6（2015）：98-109。

【10】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

【11】张寅德：“莫言在法国：翻译、传播与接受”，刘海清译，《文艺争鸣》10（2016）：47-55。

【12】杭零：“莫言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东方翻译》6（2012）：9-13。

【13】芭芭拉：“在意大利看莫言”，《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2014）：29-31。

【14】【19】【30】杨明明：“‘不语者’：莫言的俄罗斯式解读”，《小说评论》6（2013）：37-43。

【15】泰戈尔：“世界文学”，《世界文学理论读本》，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16】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査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17】刘云虹、许钧：“异的考验——关于翻译伦理的对谈”，《外国语》2（2016）：70-77。

【18】王汝蕙、张富贵：“莫言小说获奖后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文艺争鸣》1（2018）：163-170。

【20】勒克莱齐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致中国读者》，许钧译。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刘云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21】【22】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査明建、宋明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3】张清华：“关于文学性与中国经验的问题——从德国汉学教授顾彬的讲话说开去”，《文艺争鸣》10（2007）：1-3。

【26】崔悦：“法国热评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人民网。2012年10月13日。2020年10月19日

【27】刘云虹、杜特莱：“关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对话”，《小说评论》5（2016）：37-43。

学评论》6（2015）：98-109。

【29】朱芬：“莫言在日本的译介”，《中国比较文学》4（2014）：120-132。

【31】莫言、刘琛：“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莫言先生文学访谈录”，《东岳论丛》10（2012）：5-10。

【32】崔悦：“法国热评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人民网。2012年10月13日。2020年10月19日

【33】Douin, Jean-Luc. “Mo Yan et les ogres du Parti.” Le Monde, March 31st, 2000.

【34】葛浩文：“作者与译者：一种不安、互惠互利，且偶尔脆弱的关系”，王敬慧译，《葛浩文翻译研究》，刘云虹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35】张晶：“框架理论视野下美国主流报刊对莫言小说的传播与接受”，《当代作家评论》 3（2015）：166-179。

【37】魏格林：“沟通和对话——德国作家马丁·瓦尔泽与莫言在慕尼黑的一次面谈”，《上海文学》3（2010）：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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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编辑：life扣肉